O张教授,在我的印象当中,您多次在自己的著述和文章里提及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 究一脉相承的学统对您一生学术之路的奠定有着重要影响。作为学生,我对这一点非常感兴趣。 我们是否就从这一点开始今天的访谈? .好的。你刚刚提到南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统,我想,这的确是我们得天独厚的资源。 具体来说,主要是由孙伯续先生在上世纪70年代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论中重要的方法论学统 和文本研究为基础。其中,又尤以其独创的历史的深层逻辑解读法为上。谈到这里,不得不说到孙 伯睽先生。我想1977年前后在南大文史哲专业学习过的人都不会忘记这个名字。孙先生是学历 史出身,有着极深厚的国学功底,重视典籍和史学的原野式求证,其整个治学思路中随处可见明显 的史学逻辑。他在学界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进行精心、深人的解读而著称。上个世纪70 年代,孙先生在其代表作《探索者道路的探索》中,独树一帜地提出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两次转 变和《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的两种理论逻辑相互消长”的观点。具体而言,他十分注重对 两条线索的挖掘:一是黑格尔哲学,另一是古典经济学,并在研究方法上成就了一个相当独特的历 史逻辑格局。其中表现出来的历史的深层逻辑解读方法对我影响极大,后来被我命名为文本学的 研究模式。实际上,先生对我的影响不光是在治学研究而且是在执教育人、立身处世上,甚至直到 先生弥留之际,他在病榻上表现出来的面死而生的精神与气度都是令我震撼的。 中*年专家网页 这种深远的影响还不止来自孙老师。南大哲学系的老师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整体,他们中的许 多人都曾经给了我十分重要的指导。我的硕士生导师李华钮教授以对文本的精细研究见长,当年 讲授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时,李老师的文本考据功夫和对文本历史语境的分析令我 过目难忘。还应该提到我非常尊敬的胡福明教授。胡先生具有新闻专业背景,他的思想因而呈现 出一种敏锐、开放并且面向现实的特点。他讲授列宁的《哲学笔记》相当引人人胜,既处处洋滋思想 解放的精神,又显现出扎实的文本基础以及联系现实的原创性研究能力。正是从列宁的《哲学笔 记》开始,.我对黑格尔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那以后,我开始着迷于研读黑格尔的众多大部头 著作,比如后来烂熟于胸的《逻辑学》、《小逻辑》、《精神现象学》、《哲学史讲演录》。浸透在黑格尔哲 学体系中的严密的逻辑分析方法,对我来说是一种十分受用的哲学话语训练。 今天想起这些师长,我心里非常感激,因为我的学术研究深深受益于这份学术资源。比如我常 说,作为学生,在思想上我与已经逝去的孙伯睽先生是一脉相承的,他的血液在我们的血管里流淌。 无论在治学的思路还是在方法论上,他对我的影响如何形容都不为过。但恰恰又是孙先生,20多 年前就开始在我身上着力鼓励和培养着一种独立的“背叛”的意识。当然这是一种在传承的基础上 站立起来的“恭敬”的“背叛”。先生们始终在帮助我们睁开自己的眼睛,在他们开拓出来的道路上 不懈地走,越走越有滋味,越走看到的东西也就越多。 这也是现在我为什么在博士生大课上经常跟学生说“我说了,你们不要信以为真”的缘故。我 希望他们跟20年前的我一样,真正秉承南大的优良学统,学习、吸收、“背叛”,然后创新! O张老师,我们这一代人没有经历过“文革”那样的社会动荡,我们的成长环境一直是平稳而 优越的,每当面对从坎坷中闯荡过来而又成就斐然的你们,我们常常是既钦佩又好奇。我特别想了 解一下您和您的同学在那个时代的学习状态。 .我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的研究生。我们那一届同学相对比较年轻,思想活跃,同学之 间相处融拾。当时的研究生是由导师们共同指导的,师生之间经常进行平等的研讨。比如专题研 究,由老师开出书单,拟出思考提纲,然后先由某一个同学做主题发言,而后师生们便畅所欲言。尤 其突出的是,那一代大学生对知识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热情,大家对学习极为投人,所有的时间几乎 都用来阅读和思考,这种氛围和研讨对我启发非常大,老师们民主的授课方式今天看来真是结出了 累累硕果。正是那时候打下的扎实基础使大家今天能够在各自的领域中有一番作为。 我的硕士论文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否定之否定”学说。在当时这是大多数同学不愿 意去碰的题目,我是花了大功夫的。我当时从肯定、否定、一直写到否定之否定,感觉构造了一个挺 漂亮的庞大辩证法体系。但其实这个体系更像黑格尔的逻辑学,把黑格尔哲学搬人论文当中,无意 识地犯了一种隐性唯心主义的错误。孙先生让我重写,他指出唯物辩证法的本质是面对现实的实 践哲学而不是思辨哲学。硕士论文初稿22万字,后来压缩到5万8千字。即便如此,现在看来,由 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史形成过程把握不足,那篇文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史”和“论”的结 合方面并不是很成功。 我曾经对学生说过,硕士阶段的学习最关键的是方法论的习得,包括听课的方法、做专题笔记 的方法、思考的方法、提问的方法、积累资料的方法、搜索研究文献的方法以及撰写研究论文的方法 等。毕业以后,我在构建学术研究平台方面也始终十分努力,读书习惯由从前没有选择地乱读书, 转变为系统地、根据读书和研究规划来阅读。在南大的6年学生生活中我打下了坚实的原著阅读 基础,有关的哲学、经济学文本都读了不止一遍,并且都是在孙先生的带领下从头到尾认真推敲读 完的。所以,我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和一些二手研究资料都相当熟悉。后来为了拓宽自己的思 想史背景,还对西方哲学、心理学、自然辩证法、科学认识论和人本主义等方面做了专题性研究。那 101 学术月刊2005.1. 时候每次全国的学科研究会议我都去参加,并且每做一个专题研究都会积累大量的笔记。像研究 “人学第5代”时,就做了17万字左右的笔记。 今天的同学们除了物质生活上的优越,学习条件上也是相当好。你们自小可能就有比较系统、 全面的知识储备,能比较便利地接触当年我们看不到的文本资料,接触到各种各样前沿的思潮,这 些东西对学习都是很重要的。与此同时,如果能加上我们当年那样的求知热情,并且能够注意培养 起正确的阅读和研究的方法,那你们将会受益无穷。 O谢谢张教授的提醒。可以说您是一个相当特别的学者,之所以特别,首先是您从不讳言说 “我错了”,或者说“我们错了”。多年来您好像不停地在进行理论反省和检讨,我们约略也能看出这 种反省由模糊到清晰的几个阶段。譬如您很早就已经意识到,传统解释框架中马克思思想“已经在 手”的现成性状态,必须转变为我们“重新上手”的历史生成状态。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您的西 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虽然已经拉开了序幕,但您自己后来却说当时您其实尚处于一种理论不安之中? .是的。这场反思持续了很多年。毕业之后的几年里,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做了一个比 较踏实的专题研读,从时间上看应该是在1985年到1989年间,算是我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 第一个阶段。那个时期的研读成果是一篇近七万字的提纲式的东西,先是收在孙伯睽先生主编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与现状》第三卷中,有一编的篇幅。后来我又把这个提纲扩写成了一本十 七万字的小册子,即《折断的理性翅膀—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一书。在这个过程中,自己感 觉研究还是踏实的,积累下数百万字的学术资料,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刚刚提到的这本《折断的理性翅膀—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的小册子,却是我更为浓重 的理论不安的起点。因为在写作过程中,我再一次深刻体会到自己在研读过程中感觉到的理论基 础上的力不从心。自己对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理解,远远比不上当时正在被我批判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因而这是一场不同层次之间的对话,或者根本称不上对话。说严重点,当时 的我以及所有进行类似“批判”的人们根本就是在进行某种自说自话的自欺。我十分清楚地看到, 如果我们愿意坦白地直面事实,这种理论水平上不平等的“批判”是无法再进行下去的。该书中,我 以一副站在马克思正确立场之上的面貌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论说他们的种种不是。可是我已 深深感到,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派别,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当一部分论者的理论逻辑是将马克 思与现当代西方形形色色的哲学文化思潮嫁接起来,建构出种种在现代资产阶级学术主流之外的 激进主义的反抗话语,而这一切却又真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精心解读之上的。如青 年卢卡奇在撰写《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前,对马克思《资本论》、优政治经济学批判》等书的理解;弗 洛姆在撰写《马克思人的概念》一书时,对青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的解读;施密特 创作《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时,对马克思《1857一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认知;而阿尔都塞的《读<资 本论)》本身就是一种文本学的重要成果。撇开他们可能被证伪的深层解读构架,如果我们自己没 有认认真真研读过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已认真研读过的马克思文本,仅着眼于他们显性的结论,是 很难准确判定其是非对错的。《折断的理性翅膀—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这本小册子反映了 我在传统哲学解释构架中批判和证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化态度。现在看来,在这个研究阶段 我的学术研究平台显然是不科学的,因为我既没有深人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文本,也对现当代西方哲 学了解甚浅,当我评价他们的理论是非时,可信度是可想而知的。更重要的是,我手中并没有真正 握有科学的研究方法。所以当我怀疑自己这种“批判”的合法性时,我发现,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批 判性视域及其新的深度和广度的有意义的拓展,我们必须加强自己的内功。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 非常有必要回到马克思。 O后来您也的确一直在致力于“回到马克思”。但是积您十年心血完成的那部《回到马克思 102 中青年专家网页 —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在1999年出版后,立即在学术界激起了激烈的反响。先哲笛卡儿 曾经说过:“要想在科学上建立一些牢固的、永久的东西作为我的信念,我就必须在我的一生中有一 次严肃地把我从前接受到的心中所有意见一齐去掉,重新开始从根本做起。”那么对“从根本做起” 的这部书所激起的千层浪,您自己怎么看呢? .老实说,这本书出版之后引发的一些反应是我始料不及的。该书问世以后的一年里,学界 评点的声音十分热闹,有些批评和误读事先能够想到,可后来出现的某些言说倒真是出乎意料。我 原先意料之中的无非是理论前辈们可能愤怒地声讨我的轻狂:“回到马克思?人家都没有读懂?!” 其次,会是那些作为全球胜利者的布尔乔亚自由主义者们的嘲笑声:“现在还在折腾马克思?”而意 料之外的是,一些青年马克思主义学者却从“回到马克思”中嗅出了历史的“霉腐”味道,然后,“马克 思是我们的同时代人”被升腾为一种口号,以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旨趣来拒斥据说是面向过去的 “原教旨”情结。对于这一类反应,我原来倒真没有思想准备。其实,对拙著能够激起如此大的反响 甚至引导一场学术争论的开展,我实感欣慰。可是在某些学者的笔下,我俨然成为无视现实、拒绝 探新的本本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代言人,“回到马克思”成了训话学式地要求人们回到故纸堆的文本 中,这种莫名的误读实在与我的初衷相去甚远。 在经过了对研究方法论的自觉检讨之后,我认识到,在此前的研究中,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整体把握还是不深人和不全面的,要能够和“当代”对话,能够把马克思推向当代,能够以一种正 确的立场回答和解决新问题,需要完成的一个历史性任务,就是对马克思理论基本地平的廓清。这 正是胡塞尔现象学所说的“回到事情本身”。所以,我提出“回到马克思”中的“回到”,决不是简单的 历史重述或者“原教旨”情结,而是一种重新“上手”。我自以为这是以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马克思 主义哲学工作者的历史性文本解读开启全新的历史地平,这也是我在该书封面设计上执意要求黄 底黑字的缘故。 况且,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重释仍是一个远没有完结的历史,究其客观历史原因,是与马 克思的大量笔记和手稿直到20世纪20年代一8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二版(简称 MEGA2)出版,才逐步公开问世有关。就中文版的文献来看,还有相当数量的文献没有翻译过来, 这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学者的
鄂公网安备 4201070200018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