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佛指舍利来港的二十件国宝级珍贵佛教文物，均曾与舍利同埋地宫千载。那一件件布满岁月沧桑的宝盒银杖、迦瓶芙蕖，荡浮着古唐盛世丰姿，古朴雅重，彰显佛仪庄严。本版由今日起陆续介绍这些文物，第一辑，是大唐天子为佛指舍利雕镂穷奇的金棺银椁——八重宝函。
一九八七年五月五日，考古人员走进法门寺地宫的后室，进行我国佛教史上最重要的探古工作。皇天不负有心人，一套八件以不同质料铸造、流金溢彩的古盒，层层相套地摆放在室的正中央，盒盖为一尊鎏金菩萨像，两侧各立一名石雕护法天王，另有四个银瓶分立后室四角，各类朝廷供奉器物以佛教密宗的格局围绕着古盒而布放，古盒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果然，里面载着的就是佛教世界千百年来奉为传世稀宝的释迦牟尼指骨舍利。
虽然后来考古人员在后室的秘龛内找到真身的佛指舍利（灵骨），证实八重宝函内的是影骨，但八重宝函的珍贵性毋庸置疑。
这枚佛指舍利被发现时，正是农历四月初八佛诞日的凌晨一时，如斯巧合，不禁令人啧啧称奇。
据古籍记载，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迎奉佛骨盛典，是在唐高宗显庆四年，唐高宗为使佛教更符中国的传统习俗及臻于中国化，为舍利铸造金棺银椁（即宝函），并按中国儒家的最高礼仪埋葬于黄土之下（即地宫）。李氏皇朝迎奉佛骨，队仪庄严浩大，沿途顶礼膜拜者由长安延至凤翔三百余里，成为一时盛况。佛指舍利及八重宝函在湮没千年后出土，重新唤起人们对史籍上这段佛教韵事的记忆，勾起人们对大唐盛世的追思。
最外重檀香宝函已朽腐
八重宝函的最外一重，是一个三十厘米立方的银棱盝顶檀香木宝函，由于是檀香木所造，难抵年月侵蚀，发现时已朽腐残破，仅余下的盒壁四周，有释迦牟尼说法图、阿弥陀佛净土图及礼佛图等描金加彩浮雕。
第七重宝函以银铸成，四壁以平雕刀法刻有“护世四大天王”像，顶面有行龙两条，为流云所围。四天王形相栩栩如生，持弓执箭，各有神将、夜叉多人侍立，极其威严，使人肃然而敬。凝目而视，彷佛诱人追随函壁的画像驰骋三界，遨游九重天。
第六重宝函为素面盝顶银宝函，是八个宝函中最特别的一个，宝函通体素净，不加丝毫雕刻绘描而浑然生辉，出土时有绛黄色绫带封系。
第五重名为鎏金如来说法盝顶银宝函，第四重宝函则为六臂观音盝顶纯金宝函，外型均与第七重宝函相近。外壁凿有如来及观音画像，或饰以双凤翔，配以蔓草纹，或刻上金刚沙弥合什礼佛的图景，造型逼真而细腻。两个宝函的场景丰富生动，人物众多，工艺精湛。
第三重宝函为金筐宝钿珍珠装纯金宝函，第二重宝函是金筐宝钿珍珠装武夫石宝函。两函外形近似，通体以珍珠、宝石嵌饰，并雕上花瓣图案，极其华丽精美。不同之处，是前者以金铸成，后者则以武夫石磨制而成。
第一重宝函即佛指舍利所藏立之所———宝珠顶单檐四门纯金塔，塔顶为宝珠型，四面檐角翘起，阁额及檐下均饰菱纹。塔四面开门，门周布鱼子纹，门下部有象征性飞梯至塔座，小巧玲珑，金碧辉煌。塔座中立一小银柱，用以套置佛指舍利。
八重宝函精雕细琢，美不胜收，但它的价值，不仅在平雕刀法、宝钿珍珠装及盝顶这些古代工艺，还在于刻凿在四周壁面上的文殊、如来造型，正是佛教密宗内蕴的深刻表现，是密宗文化艺术史的一幅剪影。
在八重宝函中，第四重宝函及第七重宝函，特别被视为研究密宗流派的“立体文献”。第四重“六臂观音盝顶纯金宝函”，函盖雕有双凤，盖侧有瑞鸟四只绕着中心追逐。函的左侧为药师如来、右侧为阿弥陀佛、背为大日如来、正面为六臂如意轮观音。据密宗典籍记载，如意轮观音有二臂、四臂、六臂、十臂、十二臂等多种形象，较常见为六臂相，分别为右方的思惟手、持如意宝手、持念珠手，以及左方的按光明山手、持莲手及掣轮手，能满足众生一切胜愿，施布众生，与第四重宝函所凿的六臂观音的形相不谋而合。
展示唐代密宗文化源流
第七重“鎏金四天王盝顶银函”，函体四面分凿“护世四大天王”：东方持国天王、南方增长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闻天王，宝函上的天王图像，与香港人熟悉的“风调雨顺”的形象略有差异，例如手持琵琶的广目天王，在宝函上为持剑状；掌管混元珍珠伞以“职雨”的多闻天王，在宝函上是“右扼吴钩，左持宝塔，其旨将于摧群魔、护佛事”。当然，不论现代版的四大金刚，还是古唐宝函上的天竺四大天王，都是身披甲冑，脚踏恶鬼，四周围绕着天人供养，气概威武。
第五重“鎏金如来说法盝顶银宝函”的造像，也有可能属于密教内容，但佛教学者少有详细说及，相信还有待后人发掘。可能日后佛法机缘下，第五重宝函的“玄机”可被破解。
两岸三地的学术界常以禅宗为佛教中国化的标志，但从八重宝函可知，密宗也是佛教中国化的内容之一，至少佛骨收藏以中国传统棺椁埋土这一点，已可管窥一二。可以说，禅宗的影响，散布于文化人之中，但对于下层或普罗百姓来说，密宗神佛的降魔伏妖、手印法咒，对他们反而更有吸引力。
我国佛学大师如宿白对法门寺地宫的文物作过深入研究，他说：“这批文物中，密教的东西很多。佛教史上说，会昌以后，密教衰落了，但这次发现至少可以说明，当时在社会上层还是很盛行的。这批密教文物还可以和其它几个问题联系起来，一是宋太宗请印度僧人翻译了那么多密教的经法，那么在此之前，密教是如何发展下来的呢？二是敦煌的密画很多，但在中原却见不到，文献记载也很少。这批东西提供了解答这些问题的重要线索。”如宿白先生的这番话，正好对八重宝函作了画龙点睛的评述。
香港《大公报》2004年5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