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稚子之见(鉴)——或,日常生活的“隐微阅读”(吴冠军)

吴冠军

引言

在澳大利亚这些年,在各种学术性交流场合我陆续做过一些讲座。最初的几次演讲之后,我开始意识到,在英语学术界的这些交流场合,当别人提问发言或会后聊天时对你说——“it’s really interesting”(讲座很有意思),它其实仅仅是一个“礼貌”。“interesting”的“实际意思”乃是——“boring”(无聊)。而只有理解了这层“礼貌”之后,你才算是真正“融入”了英语学术界的氛围。在日常生活中,一个小孩子学会了语言,却仍并未成为共同体的一员;而只有当他看到“皇帝的新衣”不会再叫出“那个老头其实什么也没穿阿”时,他才真正变成共同体一员。

后来我渐渐知道,在学术场合如果有人直接说你的讲演“boring”,那么,这便不仅仅是“boring”了:直接对你说“boring”,那实际上就是来者不善,是在对你进行个人性的“人身攻击”。①换句话说,你面前的这个人,是学术界里专程来砸你场子的“踢馆先生”。道理很简单,因为如果真的只是“boring”,那他就会对你说“interesting”了。

如果平时足够留心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日常生活中的表述,总是在它表面所宣称的“字面内容”下面,隐秘地承载了更多的东西,即使在日常生活最私密的两性关系领域,情况也同样如此。

“亲爱的,请不要告诉我”

还是从我所居留的墨尔本来讲。两性关系与家庭暴力,是这里报纸、电视上比较活跃的一个话题。当地对性的相当“开明”的文化视野与诠释,使得这个城市里“正式”的两性关系(包括婚姻关系、长期的同居伴侣关系、男女朋友关系等),伴随着相当高比例的“cheating”(即出轨),有时甚至是双方“各自出轨”。

态度尽管“开明”,但根据我这些年来的观察,墨尔本人还是同大多数的中国人一样,对自己伴侣出轨实际上还是相当恼火的(换言之,“开明”只是对己不对人),并因此整个社会范围内出现数量居高不下的家庭暴力。当地电视台更是从美国引入一种极具人气的综艺节目形式,实际上就是专门给日常生活中那形形色色带有“cheating”的性关系,在节目舞台上公开地进行几方“对质”,然后让激动状态中的男女当着摄像机和现场观众的面彼此吵架乃至打架。在这里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的实用主义精神:弥散性的家庭暴力既已成为解决不了的现实状况,不如让它们同时给人们制造大量综艺娱乐,为社会稳定发挥一些积极力量——要打可以到电视上来打,还有钱拿。孙柔嘉要是在墨尔本,扔象牙梳前说不定会想一想,是否把方鸿渐一起拉到中文台《〈围城〉面对面》节目上扔,还可解决家里紧张的开销问题。在这样的当地文化下,谈论到一个家庭的出轨情况,就如同是在谈论家常。我下面要说的,是发生在我认识的一对夫妇身上的事情。

这对夫妻结婚五年了,但从第三年起,妻子就开始知道丈夫有“cheating”,而三个月后,丈夫也开始知道了妻子知道自己的“cheating”。之后,彼此都继续装作不知道。丈夫还是每天回家、也还是很照顾妻子和孩子等,日子也就这样过着(妻子也就接受了这种状况,反正“cheating”在这边也没什么“大不了”,很多家庭都有)……然而有一天丈夫回家,却对妻子坦白承认自己在外面有了外遇。

在这“承认”的一刻,妻子瞬间所感到的,不是因丈夫“坦诚”所产生的忻然,而恰恰是一种绝望性的深度恐慌(尽管这一刻她只是“知道”了自己早已知道的东西)。在她的脑海里立即出现的问题是:“他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此处关键实质上就在于:那永远不只是一个“承认”,而总是包含着溢出性的“更多”,比如,他现在完全爱上了外面那个女人、要准备和妻子提出离婚……尽管我到现在也并不知道该“承认”背后的“更多”到底是什么(由于这直接涉及他们的隐私,我特别跳过去而没有去探听),但那对夫妻不久就分居了,镜破不再能圆。

为什么“承认”背后一定有隐秘性的“更多”?那是因为:如果不含有这层隐秘的、溢出性的“更多”,那么就根本不会出现这一“坦白”的“承认”(日子就这样地过着……)。“坦白承认”本身,永远不只是坦白承认。

“纯真年代”的“风月宝鉴”

正是具有如此之变态结构,“现代”的两性关系才会结构性地远离“纯真”;也正是在如此的“现代社会”中,《绝望的主妇》才会登上美剧热播之首。在家庭主妇之“绝望”这方面,伊迪丝•华顿那部曾被改编为好莱坞大片的小说《纯真年代》(The Age of Innocence),是本不可不读的书。一直到全书之末,读者才获悉,男主人公的那位妻子——全书中唯一仍保持纯真的角色——也并不“纯真”:她实际上从头到底知道自己丈夫的感情出轨(日常生活下面的溢出性的“更多”),但她正是以那表面的“纯真”方式(即以深藏不露的方式装作一无所知),使得她丈夫最后在她本人去世之后,都未能下决心走向那另一个女子……换言之,丈夫因感情出轨而对太太假情应付,却因为太太的纯真而选择假情到底,而更令人难堪的状况就是那份“纯真”本身,读者到书末才发现它的“真相”……假如我认识的那对夫妇能一直彼此伪装“不知道”下去,那么,他们或许也能成为占墨尔本总体统计之绝对少数的一对能白头偕老的“纯真夫妇”。然而,这份“纯真”,竟然是被一方的“坦诚”所破坏(假情到底反而不会破坏)。

大人们教导小孩子,“真”只能被“假”来破坏;而实际上在大人们的日常世界里,“真”可以是被“真”来破坏。我们现实生活中最痛苦的问题,还不是“真”被破坏、破镜难圆,而是——镜不破时的那个“圆”。被伤的“心”、遭破的“镜”本身就是“假”的,那么伤人者破镜者固可恨,但那假心假镜不更是变态?从两性领域的现实状况,我们就可以看到日常世界的那结构性的变态。是故“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的“悼红轩”主人,索性贾宝玉甄宝玉一起登场,索性“真事隐”、“假语存”,索性日常现实套着太虚幻境。一镜“风月宝鉴”,照尽人间假假真真。这部用“一把辛酸泪”写出来的巨著,篇首即“立意”分明——“用‘梦’用‘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此书立意本旨。”②今天一众“红学家”们把“红学”搞成“曹学”,实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的这批人读不懂雪芹书,只能转而去搞雪芹人,捕风捉影地去“索隐考证”作书人的七舅舅八姑妈。做做学术狗仔队,今天亦能成“家”。《红楼梦》首回云:“假作真时真亦假”,此之谓也。③“风月宝鉴”早把今天“红学家们”都照好了,只是这些“贾府”的“红学家们”沉于风月而不自知耳。

由是可见(鉴):在大人们的日常世界里,“表述的字面内容”其实是“幻”(“interesting”);“真理”其实是意识形态;“坦白承认”永远不只是坦白承认;“纯真夫妇”因“真”而分因“假”而存……当你对这一切都“见怪不怪”了,你就长成大人了。

是以,“教育”内在的结构性悖论永远是:大人们有什么资格来“教育”自己的小孩?荀子跑出来说教化就是“起伪”、“习伪”,并认为这是必须的;孟子的继承者们当然会视荀子为儒学的“歧出”——抛却“赤子之心”而去“起伪”,搞到伪作真来真亦伪,人们就正是在这样的文明教化中丧失本心的。④对于《孟子》而言,“学问之道无他”,就是去求得所丧失的“赤子之心”而已。而真正的大人,《孟子》告诉我们,就正是永远不丧失童真的人们——“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⑤

美国政治的“先进性”

“大人们”日常世界里的这种结构性变态,不只在私密的两性领域能洞察到,在公共的政治领域一样显著,只要你平时留心(赤子之心)观之。下面就以“后9•11时代”公共领域最热门的议题“torture”(严刑拷打),来作为考察的对象。

我们被不少政治学者们告知,对“torture”的公开讨论,恰恰体现了美国政治的“先进性”,因为在其他国家同样存在着大量的、甚至更远无“人道”的“torture”,但政客们却永远不会公开承认、更不会允许公共讨论。是以,美国的政治最不虚伪。

而我的分析则恰好相反:即使是这样,从结构角度来分析,它仍正是十足虚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坦白承认”本身,永远不只是坦白承认,恰恰下面总是隐藏着一个隐秘的“更多”。我们需追问的正是:“他们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些?”如果只是那“每个国家或多或少都在进行”的“torture”,那何不继续毫无声息地、以“confidential”(高度机密)、“national security”(国家安全)的“既有方式”悄悄进行下去呢?

这一分析性视野为我们开启了这样一个思考角度:公开地说出“torture”,实际上标示出的,乃是一个更隐秘的实质性变化,即他们正在进行的,已远远超越了“torture”的范围。换言之,这个“torture”,并不仅仅是它的“字面内容”——严刑拷打——而已,它总是包含着隐秘的“更多”,那是因为,如果他们进行的仅仅是“torture”,那么“torture”本身根本就不会被提到,被公共讨论的可能就只是“是否限制伊斯兰移民入境”、“是否允许在公共场合大范围地检查私人携带之物品”等更“低”一级的内容(正如“interesting”是“boring”,“boring”则是人身攻击)。

是以,这个事实——即“torture”被公开地讨论——本身,在我看来,传达了这样两个隐在的信息:(1)它标示该社会文化的一个实质性的无形转变:在这个以“自由人权”为核心价值的国家,可否“torture”在今天竟成为了值得“公共讨论”的正当论题;并被社会公众普遍接受(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那是一个需要进行“公共讨论”的论题。难怪有人哀叹,下一步美国该讨论可否“rape”(强奸)了。(2)它非但不像第一眼看上去的那样,有力说明了美国政治的“先进性”;而是恰恰相反,它正是标示着该政治结构的虚伪性:因为问题之关键,不在于他们告诉了我们什么,而是在于,他们为什么要告诉我们。当感情出轨的丈夫某日回家,坦白说出自己外遇的事情,妻子之所以完全有理由感到深度恐慌,不是对方告诉她了什么,而是——对方为什么要告诉她这些?

当然,按照荀子的“起伪”论,虚伪性正是“先进性”;而去伪存真,于是则系开“文明”的倒车也。所谓“教化”,就是要接受“先进性”教育,保持“文明”前进的正方向。荀学诚系先进之学说也,而孟子学则是落后的,如果不是“反动”(开文明之倒车)的话。今儒蒋庆先生晚近大张旗鼓号召复兴儒学,然特别作出声明:自己要复兴的是荀学这一支(荀子-董仲舒-何休)的“政治儒学”(又曰“制度儒学”),旨在重建所谓“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政治礼法制度”。⑥先进与落后,从来一点疏忽不得。《荀子》不入儒家“四书”,又怎能归咎于朱熹老夫子的偏心呢?

当真就好?还是要糟?

电影《风月》以“当真就好”(张国荣、陈淑桦演绎)作为主题曲,然而,这四个字本身,才是当不了真的:在“大人们”的日常世界里,当真,非但不是就好,往往却是要糟。

宋朝时禅宗高僧们经常喜欢说这样一句偈语:“竿木随身,逢场作戏。”连朱熹老夫子也喜欢这句话,《朱子语类》中经常有引用。⑦然则出家人不打诳语,毕竟不知世俗世界的奥妙——逢场作戏实际上并不需要道具在身。朱老夫子喜孟子而轻荀子,日常修身实践所严谨遵循的,自是《孟子》所说的“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对于搞“起伪”那一套,朱晦翁不在行也,否则也不至于被韩侂胄以“朱熹迂阔,不识时务,不宜再用”为名而定之为“伪学”严加禁绝(是谓“庆元党禁”)。⑧换言之,朱子如果真的善于搞“伪学”,“伪学”标签就反而不会轮到他的头上了,正如今天如果保持假情,夫妻反而能白头偕老。

中国历代儒臣清流,就是因为逢场作戏的水平比小孩子高不了多少,所以国史上才会有那么多诤谏受戮、或朝堂上一头撞死的“爆头门”事件(是谓“文死谏”)。儒士的顶真,在世人眼里实是迂阔:何必把自己搞得那么糟那么惨,为什么不肯学习一下《增广贤文》的智慧——“近来学得乌龟法,得缩头时且缩头”?近人邓拓先生尝诗云:“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邓先生自己,又何尝肯去习那乌龟法、搞那“逢场作戏”?每每深夜读史至此,总是清泪纵横:中国知识清流矢志严循大人之行、恪守君子之道,何也?难道他们不知,这般迂阔顶真在现实中,下场往往糟透了;而“逢场作戏”者们,则常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至少邓拓显然是知道“血斑斑”的后果,然而却终因“夜话”说得太多而书生掷首。

好在,有人天真就有人聪敏:迂阔到掉脑袋的书生在这个大群体中毕竟还是占绝对少数,自是有大量不迂阔的读书人是暗地深习乌龟法的:四书五经是用来考试做官揽权发财的,而非当真去修身以立命的(想当年陈白沙赴京而众人惊呼“真儒复出”,实是因为京师中“伪士”太多太多)。太虚幻境的入口处挂有“世事洞明皆学问, 人情练达即文章”⑨一联,有人(如宝玉黛玉)闻之立生厌恶,却正是道出贾政贾敬(假正经)们尊奉的“儒家”金科玉律。倘若真的个个言称孔孟者都是存心而不致丧失、尽心而养浩然之气的弘毅之士,想必后人读史,真会有人一口气透不上来而活活哭死的。

满清末季,常有文化人拿儒士比英伦的绅士。确实,直到今天,《泰坦尼克号》上的那几位手拿乐器演奏到最后一刻的先生们,仍令我双目润湿,不能自已。不过话说回来,君不见彼国贵族绅士被皇帝架出去砍头的,实在比我们这边少得多?个中原因,实一如皇帝新装故事,“大人们”彼此已达成默识:彬彬有礼的“绅士风度”只是一个随身之“竿木”、一个文明的道具。我的一位好朋友在墨尔本一家银行工作了六年,终于今年有了一个升职的机会,而最后领导却把职位直接给了一个刚进公司的本地人同事。在公布的会议上,这个同事很有风度地对所有在座者说,实际上他认为全公司只有我朋友才是最适合该位置的人。而我朋友也显然是“竿木随身”,立即拒绝对方提议,并站起身向他握手表示祝贺,尽管内心痛骂“鬼佬”种族主义……如果我朋友那天把该同事的话当了真,“不识相”地竟然接受对方的“礼让”,那才会把局面彻底搞糟。墨尔本人把那极有风度的英格兰“绅士”文化继承了十足,然而若真的把彬彬有礼者们都当绅士,那最好你焚香祷告日常现实的故事同电影一样来演。

很多去过日本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在那里工作,每个正式的雇工职员,都被法律保障有每年四十天的带薪假日。然而大和文明毕竟是当代先进文明之一,“torture”不只是“torture”那一套在他们那里也有变体:我的友人告诉我,每个当地人——自是懂事的“大人们”——心里都清楚,你至多只能使用其中的二十天。换言之,倘若某人真的把这项“明文规定”当了真、而理所当然地用足所有的“法定假日”,那么这位仁兄的日子恐怕就要不妙了(如被以其他理由而炒鱿鱼等)。因此,那“四十天的带薪假日”实际上仅仅是一个伪善性的“礼貌”。这项规范本身的“内在律令”便是,“不能把我当真!”也即是说,和前述那位同事的“让位”提议一般,此“明文规定”实际上乃是一个内在便要求自身被拒绝的“表述”。它的隐在要求也同样正是——对它的彻底无视。

当心甘情愿让自己的赤子之心被狗吞了、学乌龟演“无头”戏,这样的“大人们”,除了发“育”得比小孩们高大,又实在有什么资格,来教“育”自己的孩子?读完《红楼梦》,肯定有人会像我一样多此一问:贾政有什么资格来教育宝玉?《大话西游》影片末尾,城楼上转世的至尊宝指着“悟空”的背影——“他好像条狗啊!”显然由于刚刚转世,涉世未深的城楼少男还没长大:在“大人们”的世界里,头戴“金箍”、手持“竿木”的悟空们,原是比人多很多。而儒士清流们想来由于爆头太多,转世速度太快,以致总是涉世不深:他们竟真的把孔孟之言——“君子不忧不惧”,“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守死善道”,“死而后已”,“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舍生而取义者也”,“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⑩——统统当了真并身体力行、以此立命。在他们看来,不能修身而侈谈孔孟者,“伪”士“犬”儒也!

成为大人的儒家之教

儒家“四书”中的另一经典文本《大学》,要求君子“治国”、“平天下”之前,先要“修身”、“齐家”,此中寓意不可谓不深。修身而不丧赤子之心,此儒家性命之道,重要性不言而喻。即使到了21世纪、人类文明先进到了又一个新时代,这个问题仍没有过时:家无法使之齐的人,国与天下有可能在他们手中得到治平么?

妻子(“绝望”的主妇)在家里能因真话而受到深度恐慌,老百姓就不会遭遇到同样的深度恐慌,成为“绝望”的民众?

当普遍弥散的家庭暴力堂皇走上电视综艺节目时,严刑拷打进入公共话语舞台的那一天又怎么会远?

当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因为“拉链门”(小说《纯真年代》的故事在白宫的“第一家庭”上演)而在法庭宣誓下做伪证时,当领导人的“cheating”(既作伪又出轨,该词两重意思占全)被普遍认为不妨碍他们治国时,这么先进的带头国家(引领全球化的老大哥),某一日开始公开讨论可否“rape”,看来也真的不是耸人听闻的空穴来风。

小孩子或许会喊出现代社会“皇帝‘新衣’”的变态,但大人们则埋头努力与时俱进,好赶紧让自己赶上社会的“先进性”程度。是以,那些整天接受“再教育”的大人们(即,儒家视野中“长戚戚”的“小人”们),怎么有资格去“教育”童真的孩子(儒家视野中“坦荡荡”的大人)?《大学》以修、齐作为治、平之根本,正是旨在凸显儒家的成为大人之道——使年齿上的大人们成为坦荡荡的真正的大人。修、齐谈何容易也!修身成为不失童真的大人固难矣;而齐家更是不但要以赤子之心对待自己的心上人,使“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并且要用率性之真沟通孩子,令其葆住赤子的天然童真——这才是儒家之“教”、《中庸》开篇所说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11}

孔子曾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结果被女权主义者骂了个狗血喷头。这话其实也未必就真的遭透了,就看你在今天怎么去阐释,使之在当下被重新激活,产生出思想性的意义。如果我们把小人与大人不在道德上而首先在年齿上对立的话,那么这句话在我看来就生出思想意义了。在日常现实中,老婆和小孩不正是最难的一环?君子在实践中一旦处理不好,就会搞成“近之则不孙(逊),远之则怨”的困顿。{12}前者难在,你对自己老婆坦诚相见,可能也会搞出变态,假作真时真亦假;后者难在,做大人的,你自己是否有足够的坦诚纯真,来跟小孩作沟通(先不说“教育”)?“四十而不惑”、“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孔夫子可谓大人矣,但看来也没能养好老婆和孩子(不只是给他们饭吃衣服穿就好了),是故曾自叹“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13}修、齐岂是容易之事?每日向此方向努力而不感厌烦、并促使身边的人齐进而不觉倦怠,孔夫子表示这点自己还是做到了。

是以,儒家的学问之道,修身是百行之本,而齐家亦正是“大学”也,其后才可言治国平天下。试问:今天芸芸众生里,有多少人自信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能够通过修、齐这两层?哪怕只是在朝此方向始终努力?墨尔本看来是找不出几个,读者诸君如果在身边能遇上,娶之嫁之友之师之,总之务必要亲近之。只有同真正的率性之人纯真之子沟通时,坦诚才不会是变态。我们或许无力改变整个世界(治平),先改变我们自己最直接的这个日常生命吧(修齐)。当然,前提是如果你也厌恶那种“亲爱的,请不要告诉我”的现实生活、痛憎家庭暴力(不一定是拳头上的暴力)普遍弥散的日常世界、深恨“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蝇营狗苟。

{1} 尤其感谢齐泽克,特别向我指出了这一点。

{2} 见《红楼梦》第一回。

{3} 同上。

{4} 《荀子•性恶》。朱熹尝言:“不须理会荀卿,且理会孟子性善。”(见朱熹:《朱子语类》卷八)当然,朱熹本人思想是否真的靠近孟子而远离荀卿,这是另外一回事。

{5} 《孟子•告子上》、《孟子•离娄下》。

{6} 参见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北京:三联书店,2003。

{7} 普济:《五灯会元》卷三、卷十二、卷十七;朱熹:《朱子语类》卷四十七。

{8} 《孟子•离娄下》;《宋史•韩侂胄传》。

{9} 《红楼梦》第五回。

{10} 《论语•颜渊》、《论语•卫灵公》、《论语•泰伯》;《孟子•滕文公下》、《孟子•告子上》、《孟子•尽心上》。

{11} 《论语•述而》;《大学》;《中庸》第一章。

{12} 《论语•阳货》。

{13} 《论语•为政》、《论语•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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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谱系学论要(蒋原伦)

蒋原伦

开卷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很有阅读快感,其文字酣畅淋漓,遒劲有力,一路读来,作者饱满的情绪力透纸背,笔触所及,如苏轼所言,常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但是,另有一种怪怪的错愕的感觉挥之不去,这感觉来自他的编排体例。

该体例除了绪论和编首,正文分上下两编:上编为古文学,下编为新文学。在古文学编中又分“文”和“诗”两部分。文的部分,有魏晋文、骈文、散文;诗的部分则有中晚唐诗、宋诗、词、曲;下编新文学则分新民体、逻辑文、白话文三大部分。

说实话,最初翻检此书时,我略有眩晕:以为作者的现代文学史,就是指全书第二编的新文学,但是既然现代文学是指新文学,古文学怎么占了几近全书的三分之二的篇幅?这于全书宗旨不符呀。另外,古文学怎么会只从王闿运和章炳麟开始?骈文怎么只写刘师培等人?

定下神来琢磨,才弄明白,作者的现代文学史是从晚清,而不是从五四新文学开始的,所以像我们列在近代史课本上的一干文人如王闿运、陈三立、张之洞、王国维等就进入现代文学史的视野之中。当然更主要的是钱基博的文学史范畴是以文体作分野的,他将王闿运、廖平、吴虞、章炳麟、黄侃和苏曼殊等的文体作为魏晋文章的余脉来看待,将刘师培、李详等视作骈体文的传人,所以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史竟然以“魏晋文”、“骈文”等古代文体为其开场锣鼓。接下来可以想见,作者是怎样来安排其章节和文学人物,并将他们对应起来。如“中晚唐诗”一节对应樊增祥、易顺鼎等人;“宋诗”一节对应陈三立、张之洞、郑孝胥等人。当然对这种编排体例,作者给出了充分的理由,如对王闿运的评价:“故其为文悉本之《诗》、《礼》、《春秋》,而溯庄、列,探贾、董,旁涉释乘;发为文章,乃萧散似魏晋间人;大抵组比工夫,隐而不现,浮枝既削,古艳自生。”①

同样,该文学史将刘师培列在“骈文”的名目之下,也是文体上的原因:“师培与章炳麟并以古学名家,而文章不同。章氏淡雅有度而枵于响。师培雄丽可诵而浮于艳。章氏云追魏晋,与闿运文为同调。师培步武齐、梁,实阮元文言之嗣乳。”又说“师培于学无所不窥;而论文则考型六代,探源两京……”②

这样就很好理解,他因为樊增祥、易顺鼎等诗风相近,“颇究心于中、晚唐”而将他们归在一处,其实按樊增祥的自述,他自己是转益多师。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写法,虽然体例独特,倒不是没有来由,在下文中我会详细论述。这里还是先回到我所说的错愕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对自己已有的知识结构的一种撞击,因为我以前所了解的现代文学史,中国文学史,甚至国人写的西方文学史,如欧洲文学史等都不是这样的写法。我所了解的文学史一般的写法,是将时段分开,在每一时段开始前有一个关于该时代的概说、概观或导言等,先要把这一时段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介绍一番,然后才轮得上文学,最后才落实到具体时代的具体作家。即以影响比较大的几种文学史为例,无论是刘大杰1948年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还是游国恩等1963年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以及较晚一些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文学史》、章培恒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都在每一社会阶段的开端,对社会形态和政治、经济状况先作简要介绍,似乎形成一种套路,不先谈社会大背景,经济和政治状况,不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所了然,就不能直接进入文学层面的内容(刘大杰在其1962年版的文学史修订版中,主要是添加了这方面的内容)。

即我原先所熟悉的文学史体例结构中不包含钱基博的这种以文体特点为分野的写法,我以前读过的文学史是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陆续出版的,特别是以北京大学55级学生集体名义编撰的《中国文学史》,开一代风气。③这种写法受到两种西方思想的影响,一是本质论和反映论思想,另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思想。虽然在文革结束后,人们会以“左”、“受极左思潮影响”、“受政治运动冲击”等评价来论及那时的一些学术思潮和著述,但是基本的路数和意识形态是从上述方面而来,有其学术思想方面的深刻原因,只不过有的极端,有的相对中肯一些。

钱基博有没有受以上西方思想的影响?很难判定。钱基博年轻时一心向往学习西学,而且在1920年代初在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当过教授,处于时代潮流之中,不可能不受西方思想影响。但是从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写法上看,显然没什么影响(尽管从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写成的年份看,各种西方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都已经进入中国),当然如果钱基博写的是古代文学史而不是现代文学史,体例的独特性就不会那么明显,他在若干年后写的《中国文学史》,其体例和其他同时代的文学史大致相同。但是,上世纪20年代,他在将那么一群文化人写进文学史时,没有将他们以年代划分,比如以同治、光绪、清末、民初和北洋时期来划分,而是以文体流别来分,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因为朝代的更替是相对外在的,文脉的延续和流传则是更加直接的,更何况这一时段中的文化人,有的是作者识面的前辈,有的是同辈人,处于大致相同的文化氛围中,遭受同样的时代变迁,在同样的社会历史大背景下,各自创作风貌的差异显然不能简单用时代来解释。

这里就不能不说到中国文学研究传统。

中国的文学研究传统是关注文章流别的传统和系谱研究传统。这一传统可谓源远流长。近人刘师培在其《搜集文章志材料方法》一文中特别强调了这一方法:

文学史者,所以考历代文学之变迁也。古代之书,莫备于晋之挚虞。虞之所作,一曰《文章志》,一曰《文章流别》。志者,以人为纲者也;流别者,以文体为纲者也。今挚氏之书久亡,而文学史又无完善课本,似宜仿挚氏之例,编纂《文章志》、《文章流别》二书,以为全国文学史课本,兼为通史文学传之资。④

应该说,这一见解不是为刘师培所独家秉持,也为当时北京大学一干文学教授的共识,当年的《北京大学日刊》于1918年5月2日登载的国文教授会议的“文学教授案”似可为此佐证,其关于文学史课程的开设有如下说法:

教授文学史所注重者,在述明文章各体之起源及各家之流别,至其变迁。递演因于时地才性政教风俗诸端者,尤当推迹周尽使原委明了。

教授文学所注重者,则在各体技术之研究,只须就各代文学家著作之中取其技能最高,足以代表一时或虽不代表一时而有一二特长者,选择研究之。⑤

可见,“文章各体之起源”和“各家之流别”是20世纪初文学史研究的主要对象,没有什么大的争议。大家之所以对此见解比较一致,缘由是古文论中早有这一传统。刘师培将之追溯到了晋代的挚虞。挚虞的《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虽然亡佚,但是还有《文章流别论》存世,所谓流别是既强调“流”又区分“别”的,但后人更看重的是“别”,如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认为《文章流别论》“之所以值得重视”,重要理由之一就是“因为它把文章的体裁区分得更细”。经由挚虞,难怪刘勰的《文心雕龙》中搜集和囊括了那么多文体,从《明诗》到《谐隐》,由《史传》至《书记》,林林总总不下二十种。而在此之前,关于文体这方面的分辨有“文学”与“文章”之别,还有“文”与“笔”之分野,有奏议、书论、铭诔、诗赋之归类,所以梁元帝在其《金楼子•立言》中有“古之学者有二,今之学者有四”的说法。

如果说文章流别论,注重的是“别”,那么钟嵘的《诗品》因其鉴定和把握诗歌的流品,其要义在溯“流”,考镜源流,揭橥递演。

钟嵘的《诗品》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是文学(诗歌)系谱学研究的开山之作,一般文学研究者关注他的《诗品序》,认为这是诗歌“缘情说”的代表作。这么说当然没有问题。除了强调情感,对于诗歌创作的演进,从四言到五言的发展,对于五言的推崇,关于比、赋、兴三义怎样“酌而用之”等,钟嵘在此序中均有所言及,也都为《诗品》研究者所恒久关注。然而,他的诗品不仅仅是强调情感,讨论诗体的演进,更是确立了一种评价标准,即诗歌的品第或格调,否则不成其为诗品。

钟嵘认为:“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宾实,诚多未值”,⑥而自己的判断是有文本作依据的,因此要比九品论人可靠得多。他将汉以来的一百二十二位诗人分上、中、下三品:上品计有李陵、班婕妤、曹植、刘桢、王粲、阮籍、陆机等十一人;中品计有曹丕、嵇康、陶渊明、鲍照等三十九人;下品有班固、曹操、王彪、徐干等七十二人。

钟嵘划分的标准,如按其诗品序开首“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之说,应该是以情感的真伪,情调的雅俗论优劣,但是只要稍微关注一下诗品的正文,我们就能发现,其对诗歌的品评不是依据其内涵的情感真挚和强烈的程度而定,而是依据它们的源流血脉来判别的。上品诗往往血统高贵,它们来自诗经、楚辞这样古老而久远的传统,有“文温以丽,意悲而远”这样委婉而高远的意境。如李陵“其源出于楚辞,文多悽怆”;曹植“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刘桢“其源出于古诗,真骨凌霜,高风跨俗”;阮籍则“其源出于小雅……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

至于中品诗,离源头已远,似没有一个诗人有资格直接承传国风、小雅的。中品诗人的源流至多来自上品,如曹丕“其源出于李陵”,颜延之“其源出于陆机”,这还算有些来历,而陶渊明则比较惨,其源出于同为中品的应璩,应璩则“祖袭魏文”,还是在中品内打转转。中品还有许多诗人没有标出源流。是钟嵘无暇顾及还是不想再细细分辨?

论及下品诗人,钟嵘干脆就不标源流了。既然列为下品,显然其源流来自何处已经不十分重要了。因为它们离主流已远,流品芜杂,所以就三五个一拨,轻松打发。其中最为简略的是仅用十六字就将七位诗人一起了断,真是惜墨如金。我们可以说这样的评判,未免草率,但是要对一百多诗人个个都作出精当的评断,本来就不是容易的事情,对排行榜的最后几名,人们不能有太高的期望。

钟嵘的判断是否公允、切中肯綮,另当别论,后人关注诗品序而少言诗品中具体的评价,表明钟嵘所确立的诗歌判断标准没有普适性,他对陶渊明的误判,或者说将这样一位著名的被历史证明有久远影响的诗人列为中品,其趣味和鉴赏力引起了后人的批评和质疑。但是就现有文献看,钟嵘是第一个对诗歌创作的谱系作出描述并下判断的,他的评价和划分代表了那时的一种风尚,即崇尚古风。亦即钟嵘制作的这份诗歌“排行榜”不是以今天我们熟悉的市场法则或销售量来定夺的,而是以它们与诗歌的源头国风或楚骚“血统”的亲疏远近来定高下的,因此《诗品》开首就有“古诗”赫然在目,“古诗”不知何人所作,只是“其体源出于国风”,故名列榜首。当然,正因为不知具体作者,也不知准确年代,有些许神秘色彩缭绕,使之平添三分魅力。

钟嵘所谓的“古诗”,是指由无名氏创作,并经由无名氏编选的汉五言诗歌集,其中除了陆机所拟十四首,被他称为“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其外还有四十五首,“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⑦这样,钟嵘所见的古诗集,当不少于五十九首。据说《昭明文选》中的“古诗十九首”,也是萧统从《古诗》集中精挑细选出来的。鉴于钟嵘的时代稍早于萧统,大致可以推断,萧统能见到的前人的选本,钟嵘应该也能见到。或许他们见到的是相同的本子。

这里不是想考证《诗品》所推崇的“古诗”是否包含“古诗十九首”,或者它们均出于同一个更古老的选本。只是想指出,钟嵘所推崇的“古诗”既是汉代五言诗最早源头,也是五言诗中的翘楚和标竿,此外它们还有另一重价值,那就是它们源出于国风,源出于诗经和楚辞,承续了一个伟大的传统,即怨而不怒、言近旨远的传统。由此钟嵘为后人考订了一个大致的诗歌演进系谱。除了源出于国风、小雅、楚辞等,钟嵘还沿波逐流,细加甄别,将自己熟悉和认可的诗人归入这样的源流之中,不管他们是其源出于李陵、出于陈思、出于公干者,还是出于仲宣、出于陆机者……其中出于陈思和仲宣者最众,似表明钟嵘更加“偏袒”建安七子,特别是欣赏他们“情兼雅怨”、“高风跨俗”的诗风,并认为是建安一干诗人得五言古诗之真传,上承风骚之精髓,下启魏晋之风韵。而对于时人推崇的鲍照、谢朓等略有讥刺。称这些人为轻薄之徒,因为他们竟然“笑曹刘为古拙,谓鲍照羲皇上人,谢朓今古独步”。⑧

钟嵘之前,刘勰已经有“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⑩等说法,但是钟嵘从维护诗歌系谱的立场出发,既然认“古诗”为五言诗最高标竿,“建安风骨”是其嫡传,那么必然对时人的其他趣味大加质疑。他批评那些学习鲍照、谢朓的人“师鲍照终不及‘日中市朝满’,学谢朓劣得‘黄鸟度青枝’。徒自弃于高明,无涉于文流矣”。⑩所谓“无涉于文流”,就是不入流,不入诗歌之主流。不入诗歌之主流,当然就难入诗歌之堂奥。至此,钟嵘有关诗歌品第的评判立场和明源流溯谱系的考察方法昭然于文坛,并影响了其后一代又一代的诗家和文学(诗歌)研究思路。

说到系谱研究的传统,中国诗学的学术理路和现代西方的系谱学并不相同。中国的谱系学讲学统讲承传,西方现代人文学科的谱系学,例如尼采的系谱学思想,就是建立在对已有的旧说怀疑和质询的基础之上的,即通过词源学等方法来挖掘历史的碎片,并不是想维护某种统一的历史观,并为此寻找某一个确定的起点,恰恰相反,尼采“是要驻足于细枝末节,驻足于开端的偶然性”,来打破这种统一性。

按福柯的说法,“谱系学家需要历史来祛除起源幻象”,因为谱系学“并不打算回溯历史,不打算在被忘却的散落之外重建连续性;它的任务并不是给整个发展进程强加一个从一开始就已注定的形式,然后揭示:过去仍在,仍活生生地在现在中间,并在冥冥中唤醒它”。相反,谱系学“应该追寻来源的复杂序列,就要坚持那些在自身散落中发生的东西……揭示在我们所知和我们所示的东西的基底根本没有真理和存在,有的只是偶然事件的外在性”。{11}

其实,尼采的所谓道德谱系研究,并不是要在世界的背后寻找善与恶的起源,而是想追问:“人在什么条件下为自身构造了善与恶的价值判断?这些价值判断本身又有什么价值?迄今为止它们是阻碍还是促进了人的发展?它们是不是生活困惑、贫困、退化的标志?或者与之相反,它们自身就显现了生活的充实、力量和意志,或者显现了生活的勇气、信心和未来?”{12}

尼采从词源学出发,认为“善”这个词并非像那些道德谱系学家想象的那样,从一开始就必然与“无私的”行为相联系。相反它产生于贵族的价值判断走向衰亡的时期。尼采认为,最早从古希腊时候起,“真诚”、“高贵”、“好”这些正面的词是贵族用来表达自身的,所以“善=高贵=权势=美丽=幸福=神圣”,而“平凡”、“俗气”、“低级”等词汇演变成“坏”的概念,是用来形容下等人的。后来,在漫长的话语争夺战中,在僧侣们最阴险狡诈的复仇行动中,加之道德上的奴隶起义,情势逆转,那些价值正面的词和概念被底层人们所篡夺、改变和拥有,故“唯有苦难者才是善人;唯有穷人、无能的人、下等人才是善人;唯有受苦受难的人、贫困的人、病人、丑陋的人,才是唯一虔诚的人,唯一笃信上帝的人,唯有他们才配享天堂的至乐”。而那些“高贵者和当权者,永远是恶人、残酷的人、淫荡的人、贪婪的人、不信上帝的人,你们将永远遭受不幸,受到诅咒,并将罚入地狱!”{13}由此,尼采得出道德诞生于奴隶们的“怨恨精神”,而不是出于善,这样一种结论。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十分重要的一环,就是对现有道德和善恶起源说的颠覆。

福柯重提尼采的谱系学,不是肯定尼采的价值立场,而是发扬其词源学的方法,重现“实际的历史”,以颠覆禁锢人们头脑的本质主义的历史观。在福柯看来,尼采的谱系研究开辟了一种历史研究的新途径,即“使实际的历史与传统历史相对立”的途径,“实际的历史打乱了通常在事件的突现与连续的必然性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总有一种历史传统(神学的或理性主义的),倾向于将特殊事件纳入理想的连续性——目的论的进程或自然因果序列。而‘实际’历史要使事件带着它的独特性和剧烈性重现”。{14}

至于系谱学对于福柯,则是自己着手的《知识考古学》的理论向度的新拓展。知识考古学探讨的是某些知识和观念的生产和流变,其深层则展示历史演进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解构历史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当然,福柯将历史分解为多种话语和层面,知识考古学就是分门别类地来揭示这些话语的演化过程,而系谱学,按他自己的理解,是带有实践品格的。由知识考古学走向谱系学,就是由知识分析走向知识—权力的分析,故在福柯那里,系谱学家就是致力于现代社会中权力、知识以及肉体之间关系的诊断学家。

中国的谱系研究,走的是另一条路径,中国的谱系研究和发掘是经验性的和考据性的,是为了确立或维护一种道统或学统,是为了加固某些随着时代的流变而可能失落和被丢弃的传统礼教和价值观。就如韩愈在其《原道》中弘扬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是试图以文化保守主义的方法强调文化的一致性和连续性,或者说为了某种理想,建构了文化的一致性和连续性。文学(或诗歌)的谱系研究还有另一重意义,就是给文学鉴赏和批评确立一种趣味标准和审美标准。

在中国的学术传统和思想传统中,由于没有本质论和反映论的根基(当然不排除个别学人、思想家在这方面有所建树),所以也不会产生类似西方现代意义上的谱系学。尼采、福柯等谱系学与本质论认识论呈反向关系,正是在现代西方语境中,谱系学有其振聋发聩的开拓性意义。

西方学者在追溯认识论的现代源头时,往往追溯到笛卡尔的基础理论。海德格尔曾认为,从莱布尼兹以来,德国思想界所达到的高度,丝毫没能超越这个理论,而恰恰是在这基础之上展开了它形而上学的广度,并为19世纪的思想繁荣创造了前提。

与笛卡尔几乎同时代的中国学者黄宗羲,则走了一条以今天西方的眼光看来更为“现代”的路子,在其《明儒学案》中,他对有明一代的学术思想的递演、嬗变和各个流派的传承作了缜密而结实的梳理,其对十七个学派的二百一十个学者的思想学说的考辨,可谓其功厥伟。

诚然,钱穆在其《读刘蕺山集》中有言:“余少年读黄梨洲《明儒学案》,爱其网罗详备,条理明晰,认为有明一代之学术史,无过此矣。中年以后,颇亦涉猎各家原集,乃时憾黄氏取舍之未当,并于每一家之学术渊源,及其独特精神之所在,指点未臻确切。乃复时参以门户之见,意气之争……故其晚年所为学案,已仅可为治明代儒学者之一必要参考书而止。”{15}

这里“指点未臻确切”,今人可以作两种理解,一是《明儒学案》乃黄宗羲一人之力所完成,十七个学案,二百多学人,在材料的搜集、归纳和概述上,未免有疏漏和不当之处;二是见仁见智的问题,确切和未臻确切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话题。说到“门户之见”,也是在所难免,人总有其局限性,黄宗羲浸淫王门心学日久,自然倾心于王门,在全书六十二卷中,王门各派就占了二十卷。应该看到钱穆的批评是就《明儒学案》的内容而言,从方法和形式上讲,《明儒学案》远远领先于时代。黄宗羲所确立的学术研究框架,不仅为日后其弟子的《宋元学案》所遵循,也对两百多年后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一框架几乎不必作大改动就可搬到当下中国思想史学术史的讲义中,搬到今天的大学课堂上。

从文学谱系学研究的角度来审视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在他的现代文学人物中为什么可以有樊增祥、易顺鼎等只在较小的文学圈内有影响的人物,而没有李伯元、吴趼人、刘鹗、曾朴等在普通民众中影响很大的近代小说家,就比较容易理解,因为这些近代小说家在传统文学的谱系上没法安排。当然,新文学中也没有他们的地位,新文学是以新民体或白话体为发端的,新民体有康有为、梁启超等,白话体有胡适和鲁迅等。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是从20世纪初肇始的,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被学界公认是最早的著述。这部草创的文学史,按林传甲自己的说法是“仿日本 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焉”。{16}有多种著述均提及了中国早期的文学史对日本人所写的中国文学史的借鉴,由于手头没有川种郎的文本,不知道这一仿意或借鉴是指文学观念上,还是大的框架上。我更相信是指文学观念上的仿照。因为从目录看川种郎的体例是按“春秋以前的文学”、“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学”、“两汉文学”逐次编排的,即在大量历史遗留的文本中将文学的部分,从非文学的部分区分出来。

林传甲的文学史就大的框架上而言,无论是上半部分论述文字和音韵的演变,还是下半部分探讨文体流变,应该是出自中国古老的传统,不像从日本学者那里借鉴。特别是谈论文体的部分,更是有来历可寻,所以林传甲的文学史在这方面有更大的包容度和宽尺度的分野。他所列的文体有群经文体、周秦传记杂史文体、周秦诸子文体、史汉三国四史文体、诸史文体、汉魏文体、南北朝至隋文体、唐宋至今文体、骈散古合今分之渐、骈文又分汉魏六朝唐宋四体之别。显然这里其实不是在说挚虞或刘勰意义上的文体,而是以历史和时代演进为主轴,作大跨度的概述。

在林传甲的文学史中为什么没有诗歌、小说、戏曲?今人认为最重要的文学样式都不在其列,特别是没有诗歌?如果说在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属于稗官野史,“托体稍卑”,那么诗歌历来是中国文学的正宗,为什么也没有?

这或许要到追问林传甲的文学观。这是比较笼统的文学观,按他自己的说法:“夫籀篆音义之变迁,经史子集之文体,汉魏唐宋之家法”{19}几乎无所不包,既包括文字之学,文章之学或文笔之学,也有骈散之体的区分,但就是诗歌阙如,虽然在其《文学史》第七篇中,有若干小节论及“诗三百”,也只是将其作为“群经文体”之一种来讨论而已,绝不是诗歌文体本身独立的价值所至。这估计是受桐城派文学观念的影响,文学和诗学分隔在两个领域,其时,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是桐城派传人吴汝纶。

这是没有经过现代思维辨析、分化的文学观,虽然以经史子集为依据,但是集部小说、戏曲自然不在其列,即便是在集部的诗歌。

中国的文学研究是谱系性的经验性的研究,是地地道道的“内部研究”,这是没有经过外部研究洗礼的内部研究,所以后来者在文学研究上往往沿袭前人的思路和框架,只是在材料的取舍和处理上力求别开生面,并在历史的纵向描述中,力求全面、清晰和到位。所以我们能看到的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如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1917年)朱希祖的《中国文学史要略》(1916—1920年之间)、吴梅的《中国文学史(自唐迄清)》(1917—1922年之间),虽然各有千秋,但是在思路上无大的突破。刘师培在其《中古文学史讲义》中强调骈体文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对桐城古文的一种反拨,上承阮元的文学思想而来,阮元推崇汉学,褒扬骈体文,认为只有像孔子那样“以用韵比偶之法,错综其言”才配得上称“文”,并将孔子的《文言》奉为文章之楷模。因此刘师培文学史的宗旨虽然逆时(相对于桐城派在晚清的兴盛而言),却并非独树一帜。当然这与即将到来的五四新文学运动所批判的“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出发点完全不同。

这里须提到黄摩西,有论者认为他所撰写的《中国文学史》虽然正式出版稍晚于林传甲的1910年,但是在1904年就已经编撰为教材,并用于东吴大学的教学,“应属国人所著第一部本国文学史”。{18}其实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的所用的讲义也印行于1904年。另外有说法:“中国文学史一书非摩西一人所作,属于古代者,出摩西手,汉以后则他人所续也。”{19}故黄摩西文学史的独特之处不在于时间上的第一,而在于进入具体史料前,有洋洋洒洒之论述,有总论、略论、分论诸篇,对“文学之目的”、“文学史之效用”、“文学之起源”、“文学之种类”、“文学定义”等等一通辨析。他的文学“特质论”在20世纪初是脱出中国传统研究思路的,明显受西方思想影响,即不以体制定文学,而以内容特质来界定文学。所谓文学之特质者如下:

(一)文学者虽亦因乎垂教,而以娱人为目的。

(二)文学者当使读者能解。

(三)文学者当为表现之技巧。

(四)文学者摹写感情。

(五)文学者有关于历史科学之事实。

(六)文学以发挥不朽之美为职分。{20}

他的文学史分期也与其特质论相关联,以专制制度与个体情感和自由精神的对决所造成的势态而划分,由此形成文学全盛期(上世)、文学华离期(中世)、文学暧昧期(明代)、第二暧昧期(清代)等四个大的阶段。

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或许受启于黄摩西,开篇就专门设立“文学之定义”一章,其中就“中国古来文学之定义”、“外国学者论文学之定义”、“文学研究法”、“文学之分类”等问题作了理论的梳理和探讨,然后才由历史的源头往下叙说。该书出版于1918年,在体例和内容上不仅比黄摩西的规整,也比与他几近同时期的刘师培、朱希祖、吴梅的文学史讲义齐备、周详。

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拓展了中国文学史的基本规模。另外,也是最有体例意义的,是在各个历史时期之下,以文学家为主线,为人物立了专章专节。在此之前,林传甲是依据时代和文体为线索,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1914年)也是以时代和戏剧体裁作为线索,不以戏剧家为章节的中心,朱希祖《中国文学史要略》亦如此,均可谓“目中无人”,即在体例的纲目中,没有具体的作家。刘师培的稍好,在两晋文学中设有嵇、阮,潘、陆等名目,但是说到南朝,简约了许多。谢无量于历代的著名诗人、文学家等均设有专节,从这一点看,倒是有川种郎的影响,明显是将目光聚焦在具体的文学家身上。

但是其中所设“五帝文学”和“夏商文学”章节,既无材料上的依据,也和其中古文学史、近古文学史等内容无理论上的前后一贯性。

20世纪的文学史研究到了胡适有一个大的转变。胡适的文学研究,从根本的立场上改变了在他之前因袭的传统。开创了中国文学研究的本质主义的路径。这体现在他写的《白话文学史》中。该书虽然于1928年才正式出版,但是于1921年在给教育部办的国语讲习所讲授国语文学史时,就有了基本的大纲和讲义。胡适的新思想与他年纪轻轻留学国外有很大关系。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观是本质主义加进化论的,虽然他的白话文学史通篇没有提及“本质”这个概念,但是他认为与口语相联系的“活”的语言,是文学的根本,文言则是“半死的语言”。由此写白话文学史,要一切推倒重来。先秦的他不敢碰,因为缺乏材料上的依据,无法在《诗经》等典籍中明确区分“死文言”和“活语体”。汉代的有乐府在,可以对照汉赋中的文人创作,区分白话和文言,所以白话文学史从汉代写起,这也是一种写作上的策略。

关于胡适《白话文学史》在方法论上对文学史研究所产生的影响,将另文展开。

  

{1}{2}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38页、115页,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3}例如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其说明中就直言其影响。

{4}见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第11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5}转引自陈平原《不该被遗忘的“文学史”》,见《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第62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6}{7}{8}{10}见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第2—24页。中华书局,1981年。

{9}见刘勰《文心雕龙•时序》

{11}见《福柯集》第150-151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12月。

{12}尼采《论道德的谱系》第3页,谢地坤译,漓江出版社,2000年1月。

{13}参见《论道德的谱系》第11-18页。

{14}《福柯集》,第157页。

{15}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7册)第261页,安微教育出版社,2004年。

{16}{17}转引自陈平原《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第29页。

{18}见徐斯年《黄摩西的〈中国文学史〉》,《鲁迅研究月刊》第24页,2005年第12期。

{19}{20}《黄人》,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6月,第8页,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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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写是一种读(陆兴华)

临摹德里达

陆兴华

开头:那第一个头当初是怎么开的?

开头是虚构,只是写作。而那开头也只不过是一个关于写作的寓言。另一个人读了这寓言,转而去写出他的读,照他自己的读来写,才被后人追认的。这是照他写的去读,写他的读,使他自己到了别处。回到开头,追溯本源时,总只是这样的重读。对于开头的铭写,总是无法了断,最后总求助于种种增补,于是总是演玩了语戏。当我说本源时,我指的是关于它的那些话语、文本,我想说的其实是:字(德里达,《心灵-创造他者》,伽利略,2003年,105页)。本源在字里。

讨论不知从何开始。写作也不知从何开始。但我们总是一下子卷入了它们。我们总是发现自己已在它们之中了。我是怎么掉进这种写作里的呢?这个问题还有另一个意思:我是怎么掉进这个世界里的?

而我们往往是之前就先掉进理论里去了。写着写着,不知就怎么掉进理论里了。读理论和写理论之间,也无了断。一旦与人说不清,我们就求助于理论,越说不清,就越想去用理论说服别人。理论是一系列救生圈:我们想用一种新理论来将我们从另外一种老理论里救出来。一串串的理论。

我是哲学教师,只是要帮别人裁剪和拼制理论,在这个理论车间里。

画真理

不表现真理的画,可不可以算画?写作不以真理为保证金,行不行?

塞尚说,我欠你们绘画的真理。这话在德里达看来有这样几层意思:我说要给你,但还未给,先欠债了。我欠你什么?关于绘画的真理?用绘画来表现和再现真理?把真理绘进画里?

为什么要给你带来真理这事儿总只是嘴上说说的,从来没有兑现过?为什么这事儿总成了对许诺的许诺,成为关于真理的真理,用绘画来表现如何绘画?迁延着,增补着……最后总只不过是对再现的表现,对表现的表现,对再现的再再现……

用理论去讨论画,和用画来讨论和写作理论,两者是互通的么?

画是用画来写字?

写作出的文本背后没有真理藏着,为什么画背后就一定藏着的?

写作和绘画和写理论到底是要对我们做什么?我们要用它们去做什么?

阿尔托回答:让我们去面对令我们不安的陌生生性,启世的陌生之情感……

要用绘画写作和理论去寻找或显示真理?那是要做启示式、象形式、幻觉式或病理式的绘画、写作或理论(《画真理》,弗拉明哥,1980年,436页)。

那在那里的东西到底是什么?那个da,和那个la,到底是什么?到底在哪里?

写作时,做理论时,做绘画时,我们可不可以先不去预设它?而为什么我们天生就是要先去预设它们的呢?

想要不这样做,我们仍得从写作,理论和绘画开始,来开始不这样做?

读得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我遭遇了德里达全部著作的全盗版。第一次,一个人的全部著作以如此惨烈和听话的电子格式,被押进我的文本框。原来,在翻译状态下,也就是左手捧着书,右手击键的情况下,文本还保持着它的远距离的威严感。现在,成为电子文本后,它融化到了我的当前的半阅读-半写作状态中。

阅读也是写作,这是结构主义给我们的启示;现在,德里达电子化后,翻译也更成了一个大场面:在读德里达时,我更感到阅读就是翻译,写作也是翻译了!告诉我翻译是怎么一回事,我就知道你是怎样的一个人,海德格尔说。世界政治怎么样,也决定于我们将翻译看成是什么,德里达说。翻译理论,还有解构实践,应该是新文科里的主课题。

怎么在翻译中来读他和写他呢?

如读任何的理论著作一样,衡量我们阅读德里达时的恳切度的标准,仍应是:“像读侦探小说一样”;写他,这事儿就复杂:创造性地译他,进一步用汉语撬开他,让来自他那里的暴风雨对我们来得更猛烈些吧。

写读

在2004年10月13日发表于《解放报》的《德里达的在场》中,哈贝马斯这样评价德里达的阅读:德里达不是象福柯那样的教条制造者,也不是新词汇的生产者;他是阅读者。他的阅读是目的本身。阅读是为了阅读,是要沉浸到那种对文本的微观剖读中,将文本中的那种抵抗住时代的踪迹发动起来,让它们进入游戏。象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德里达的解构是一种[阅读]的实践。读就是去做。读是一种文学或哲学行动。

哈贝马斯说,德里达的读者遭遇了这样一个作者:他自己就是将文本读得个里外朝天的,直到引出一种具有颠覆性的意义来。所有的上下文都被他认为是自我冒犯和疯狂于细节之中的。在跟着他读的过程中,我们原以为稳定的大地,动摇了;我们原以为充满的东西,却露出了两个底部。那些我们习惯的等级、代理和对立,逆转了我们本来所熟悉的意义。我们相信在我们身上的那一个世界,变得无法居住。我们不再是属于这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中是异乡人中间的异乡人了。阅读将我们带进了这样的自我离异的境遇。阅读将我们带到了别处。

哈贝马斯还说,德里达属于这样一类作者:他们亲自到场来使读者惊喜。但他们也不是读者以为是的样子。德里达有很不寻常之礼数、雄辩,肯定很易受伤和敏感,但一旦自在了,就会信任你,移情地开放他自己。这是一个亲切的人,生性友爱。肖勒姆一直都是对阿多诺的挑战,而列维纳一直是对德里达的挑战。有个列维纳可以来律治德里达,而他自己也是个对读者极亲切的人,也就是说,是善于跟每一个独特的读者周旋,也是等着我们去挑战他的。写作中的他,是算计和部署的,但一面对每一个独特的读者,他马上就根据上下文来演出了。从写到读的过渡,是德里达的这种变脸的实质。他善于阅读自己,伙同读者来攻打自己,想要使自己沦陷。

巴尔特说得好:写是读;作者应该是对自己文本的很好的读者;德里达是他自己文本的极好的读者:他替他的读者读他自己。他成为自己的最大读者,来篡夺读者的位置,这是读他之困难所在。

读德里达时,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个作者:一个破坏一切写作的读者;他的写是一种读,他对自己的读,使我们对他的写的读很难办。他写了,但没有一种可靠教义端给我们;他在不停地撕裂自己。我们是在读他对自己的读。他帮我们读他对自己的读的读。这是德里达最要我们的命的地方。

1972年,巴尔特曾这样评价德里达这个后辈:他是让我们最后撒手于绳的末端的那个人。意思是,我们再也不会去捧住那个在场形而上学的大腿了。他要我们撒手神学本体论,宁愿自己从此惶惶如丧家之狗;他磕开了符号,他使结构失衡;我们跟着他这么一撒手,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将等着我们好受。由于他,我们再也不去拉住那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而这一不拉,后果将会是让我们吃不了也要兜着走的,但这又有什么关系!由于德里达的这样对我们使坏,我们终于会读了。在读者面前,世界本就应该是一滩大混沌,否则,还要我们的读有什么用?读就是伤害我们自己。读就是要使我们次次都不得安生。德里达给我们造成了这一滩大混沌。

这就是说,读了德里达,我们的世界就被撬翻,于是,我们也就只能继续读着去承载世界;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将是一种阅读关系。撒手于那个在场形而上学,我们就掉进一种对读的读的读的危险关系里了。这一阅读关系,被卢曼描述为那个自我建构着的主体与大众传媒(也就是所有我们过去以为摆脱掉的社会关系和生活形式的总和)之间的阅读关系:这个建构的主体是一个沉浮在信息的海洋中的浮标了,时时在澄清信息,时时在刷新它对“社会”的观察,历史和形而上学都也是浮在水面上的泡沫塑料片了。

跟着德里达读他对自己对自己的读的读和对别人的读的读时,我们不得不说,我们必须先假定这世界、这社会是抵挡不住我们的阅读的;阅读先破坏世界,又重新串起我们的世界。这是一种相当矛盾的行为。阅读时,我们身上的那个他者活跃起来。他要来颠覆我们的阅读和阅读后已得到的那个世界。他的读使书、上下文和世界变得“失去编辑(inedit)”:使它未被编辑,使它失去、摆脱编辑,使它抵抗住我们对它的重新编辑。

德里达是一个故意不照常理出牌的读者(lecteur irregulier),一个透过文学来思考,透过哲学来思考的读者。文学式思想,在德里达看来,比如说在他的《写作与差异》中看,是一种最突前的思想,是突围,是破门而入。而哲学家往往是跟不住这种文学行动的。阿尔托、巴塔耶和布朗肖就是这样的文学思想家。他们是法国的土特产。德里达得天独厚。他读了他们的读,他们是对他的读的考验。

美国哲学家罗蒂这样说:你不要来给我秀你的深刻和崇高,你之内除了你自己放进去、塞到那儿的那点东西之外,是没别的了(There is nothing deep down inside us except what we have put there ourselves)!读也是这样自我生产着地来进一步翻耕我自己放入我身内的东西。最大限度地自我反思着,这是严格的读所要做的。传统也是这样,除你放进去的那点东西,它也不再有别的了。这种消解态度是谦虚的,也很解放。研究、写作、思想等等,不管你怎么说,在那深处,你设想的你的思想的深处,其实没有任何东西,除你塞到那儿去的那一点东西,那就是你的读。你的写,是对这种读的进一步的读。写是一种写读。

王者的主权和诗性的主权

它是它者。它虽然没有面容,但它的到来,给我带来尊荣。抛弃自己的受过教育的眼光后,我发现它是一个流亡的国王。

从缝里钻出,它来我院子里的水槽喝水。它抬头看我,象牛群喝水时那样,并伸出叉子一样的舌头,一边舔,一边盯着我。这时,一种受过教育的声音对我说:必须杀它。但在西西里,黑蛇是被当作金子的。作为男人,我应该将蛇打死,但越看,它越对我显得像一个流亡的国王。我看到了它的尊严,这又使我感到了自己的尊严,本来我都要快要将它忘了。

蛇是一个无名的它者,与它的关系里,我好象处在主权位置,但是,正是这无名的它者,才对比、激发和启蒙了我的主权意识。

王者的主权和诗性的主权之间的对比,德里达认为,这是诗人策兰启发给我们的。诗人将我们的个体存在中的主体主权意识给启发了出来。每一个现代个人都这样被启发,就像是:每一个现代人都曾与蛇有过这样一次邂逅。总有这样的一种与无名它者的相遇里,我们从王者的主权折返到了诗的主权里。

主权意识,也就是我们看见蛇而理直气壮要去打它时的那种所恃。实际上,在那样的与无名它者遭遇的时刻,我们既恐惧又自失。蛇一转身,某种恐怖就向我扑来。它一走开,我又感到失掉了一点什么,为这而惊惧终日。我本可以有一场伟大的邂逅的,但我就这样失掉了它……

伪文学、文学和更好的文学

这是德勒兹在《一千层平原》里的一个转推。小资产阶级生产-消费社会里,文学是伪的,是装的,是秀的,是卖的。或者说,文学还只是我们在理论上假设的东西,是大学里那还没有找到、却已在那里“教”的东西。文学史最多只是作品史,却被我们的大学当作是文学这个充满曲线的身体的一次次高潮史了。

更好的文学,照我从德勒兹这里推下去,就是融合了哲学、理论和政治的文学,就是统合了人身上的强大的建立和颠覆的力量之中的各种积极的冲突的文学。更好的文学,也就是不断汲入异质力量到自己身上的那种叫做文学的力量所达到的最新高度,是这种力量的不断的结集和加强?

瓦莱里说,发傻不是我的强项。文学是一种将人类的傻正面地用出来的一种办法。福楼拜说,蠢就在于总是想来做总结。但发傻是动员人身上的动物性,将我们身上的暗物质用进我们的思想的努力中(德里达《畜性与主权者》,2008年,212-222页)。文学是发傻和犯傻。

更好的文学,就是将这种更高程度的发傻综合进去的文学力量。

先服从民族语言之天才,再来发展自己的语言之天才

伟大的天才会顺从其语言的天才,到尽量深的程度,由此而为他自己引路,而顺从了他自己身上的那种语言的天才(德里达,《吹毛求疵之考古》,伽利略,1987年,58页)。他分叉,于是成为天才。德里达在评述哲学家孔迪拉克的这一看法时,强调了语言之作用高于个人天才与民族性格力量这一点。他认为,每一民族都是照着他们自己认为恰当的那种天才方式,来组合观念的。就不同的观念而言,不同的民族会对它们发生不同的情感,进入其中,会对于一个民族易,而对于另一个民族难。某一个民族的组合观念的特殊方式,一旦长期被使用,就会具有权威性,久而久之,就构成一个民族的语言天才。连牛顿也是先服从了这一语言之天才,再来发展自己的语言之天才,然后来与它分道扬镳,这才有他的伟大成就。但就算牛顿也只有在他那时代里看来有如此天才,在我们时代好象就显得平庸了。这是因为,语言是有历史的。

这几个世纪以来,语言进步了,也就是说,牛顿用来组合其观念的语言方式,不同于我们今天的组合方式了。我们今天另有新的方式了。我们需要自己时代的那些既能利用我们的民族语言的天才,又能结合进来他自己身上的语言天才的人。他们通过这种先顺从后出离,来将个人天才带入民族奋斗之长途,为其余的人指出通路。正是这样的人在引导和带领我们,在很多方面。

什么是继承?

继承是从一种独特性传到另一种独特性之上的。继承是要从另外一种独特性出发,来教给我们一种专属于我们自己的独特性。继承是:那个我们所要的东西,回头凝视着我们。

技术威胁着遗产,但没有技术,我们就得不到遗产。所以,遗产和继承总是那么地成问题的两件事儿。继承,这是要忠于一种对象,引入一种责任。面对过去,我们需要一种大技术,需要一种不排除人的动物性的那种技术,那种不再将人的某些部分关进动物园的技术(德里达/斯蒂格勒,《回声学》,1980年,99-100页)。

文本里的东西,全部由文本外蔓延进来

我这本来是不一定要写成书的。它是完全可以被组合得不一样的。为什么我仍叫它“书”?书的形式千百年来我们见过它变化了无数次。为什么我们仍在叫那些完全是全新的东西为“书”?为什么形式变化那么大了,我们还要保留那些老名?书里到底有什么?画里到底有什么?

德里达回答:里面只有text,而text只是outtext, extratext:文本只是文本外,文本在文本外。文本里是一片不毛之地。文本里的全部东西,都由文本外蔓延进来(《播散》,1993年,门槛,43页)。文本里本来是没有东西的。

文本是被放进一本书里之后,才对我们说话,但说话时,它只诉说它自己。对于马拉美来说,书大,文学小。文学是想要到书里去言说的一种冲动。作家和艺术家是要找到一个文本,是想到书里去言说;文本只诉说它自己,不要作者的声音,就是不想让作者进来说。

刷新海德格尔的艺术作品本源论

1. 本源是成双的。它不是我们一直追溯到底而到达的地方。我们到达了某一个本源,还得与另一个本源对应上,这才成。也许到头来我们还会发现另外一个本源,或许很多个本源,是一个本源的星空。谁知道呢?

那时,本源它最终将如何重构呢?或者说,我们将如何重建、重述、重构它的呢?本源实际上是有许多次重构、重勘(restitutions)组成的?是一串本源?是本源的星河?

2. 我们是穿着两只都只是左脚穿的鞋,迈着不对称和不和谐的脚步,到达本源的。但是,梵高的这两只左脚鞋之间产生了音乐。这种音乐给我们带来一种令我们不安的陌生性(l’inquiétante étrangeté),使我们感到了一种神谕式的陌生性。这种在两脚渐行中产生的音乐里,才有本源。

所以,我们应该听画。在这种音乐里,东西不再是它原来的样子。在这种音乐里,我们开始冒险。在这种音乐里,我们不再看见幻影,不再看见戏剧,不再看见主题和主体。我们只面对那个裸露的和纯切割出来的自然。我们不再将绘画当作启示录式、象形式、幻影式或病理式表达了。面对着梵高的画,我们认定,画里面就有本源。本源不在画外。

只有在作品中,我们才找得到本源。海德格尔所提供的大地、寒冷、饥饿、疲倦、丰收和欢庆,并不保证那一本源;画,画里的鞋,鞋里的鞋,鞋的系带的穿行中,才有那本源。梵高用鞋画出鞋,用鞋画出鞋里的鞋的鞋——艺术家能做的就只有这么多。鞋带的穿行中才有本源,而海德格尔只是说,鞋踩的大地和泥土里有本源。这是德里达的推进。

海德格尔说,那片黑森林上的天空的清澈,是死于枪下的他的学生斯莱格特的清澈的心和坚强的意志的来源;梵高的鞋的本源,是那折磨人的体力、但带给人面包的安慰和恰切疲倦的,大地的本源。但德里达说,这种本源不在画后的那片大地里,而只在画中。德里达这是发展了海德格尔的看法:神撤离后,艺术品是人类走向自己的神性、回到本源的唯一入口了。本源不在画框外,而只是在画框内了。画里才有本源。艺术只有在这一点上讲,还是神圣的。后来的阿甘本也取了这一立场。

3. 本源是成双的。而且,它还是系列的。而且,它还是套在一个又一个的例子中的。本源只是例子中的例子,是关于例子的例子。他的这一立场,对于我们在作品前的解释学努力,是致命的。本源成双,成系列、埋于例子的例子之中;逻辑在其中消失,我们只见到一团巨大的陌生的冒出。梵高的这幅鞋,是要让那种本源处的令我们不安的陌生性重新冒出来。如果有真理,这就是真理了。梵高的画让这一令我们惴惴不安的陌生性不带主题、主体、对象和物地到达我们面前。这种成双、成系列、成例子中的来自例子的致命之处:我们由于梵高的画,而掉进了当前的黑洞里,在当前之中,本源被无限推远;本源掉进当前之中了;本源就是当前!!

一双鞋总凑不成一对,它们对立、对称、和谐、互补、辩证,并且进入同一和差异调节下的游戏,来向前行进,最后才终于成为一双的。就算梵高的鞋是他的自画像好了。那么,他是在暗示他自己正在这样向本源返回,我们也应该这样反回本源?

梵高画自己,画的却是他自己的那一双城里人穿的鞋。但那不是一双。是他的两只不属于一双的鞋,是由两只左脚鞋凑成了一双。它们有待成为一双。只有回到本源,它们才是同一双,才有那种辩证与和谐。从本源处出来,它们就是一双了:只有回到本源,艺术家才成为艺术家,作品才成为艺术品。这些鞋里还没有脚。梵高画它们,是要告诉我们:这是我的自画像,但我没有画面容,没有画主体,没有画主题,而是一直往下画,画到脚上,画鞋,画大地,画出那一通向本源的路途(《画真理》,同上,418-436页)。

4. 在作品中开启那个本源,使其冒出,这是使事物回到本源前的泰然任之状态。在这种本源处的万物泰然自若里,再没有任何象征契约,没有任何的生产和使用。我们泰然自若,这就是说,我们处于本源中了。制品的本质状态的完整性,是那种Verl?覿sslichkeit,自在,泰然自处,只有这时,本源才出现。这时,制品也才成为艺术品。本源就这样出现在画面中,要知道,我们再没有其他的担保了。

5. 当我们讨论一幅画的“艺术”时,我们是要将它放到另一幅画里,并进一步将另一幅画放到更远古的一幅画中。为了说说这个艺术品,我们总是会回到更著名的段落,更著名的文本,更著名的作品中,来说它;我们通过回到更著名的那幅画里,来定位和评价眼前这幅还不大有名的画的。我们随时都在通向本源的路上,但,要回到本源,再从远古以考古学的方式回到当前,这实在是很难,而这就是“艺术”之路。艺术之路就是回到这个本源之路。

所画里我们仍须找画。我们在画里找画里的更远的那一幅画。巴尔扎克在《大师之作》中让他手中的大师说,你在我的画面前了,在你面前的这幅画,其实还只是一个女人,你有待在这个女人身上去发现你想要看的画。

6. 我们是穿着不成双的鞋子走向本源的。在路途中,我们只在画里画画。我们不知自己是如何在奔向本源的。那本源是多重地到来,直接落入当前的。它不在农妇脚下的大地上。它只在画里。这是德里达对于海德格尔的艺术作品本源论的刷新。

德里达:原初是什么?本源在哪里?

本源是走样的;本源处就发生了篡夺;本源本身不是生产者,不是发电机;本源不从范式出来,范式也没有本源;本源后撤、流亡和退休了;本源处只有一个个无名的抽屉的堆垒;本源总是被移置(德里达,《画真理》,同上223-224)。

注意了,本源不是海德格尔写作时向我们担保说一定会有的那片大地、那个世界和天地人神的四大(Geviert, la quadriparti)、圆环(Ring)、巡回(Gering,tour),而是其他(同上,402页)。我们只能通过从一个例子回推到另一个例子地以为正在回到本源。

作品使大地成为大地。在世界与大地的斗争中,才形成各种特征的系统(405页)。因为制品的坚硬和泰然任之,世界和大地才如此同一:呈现在制品中。制品的泰然任之给这世界如此简单的一种稳当,不再与大地的永久纷繁与穿梭相对立(406页)。

本源位于作品之中,位于作品中的物的坚硬和泰然任之这样的品性中。

临摹德里达

陆兴华

开头:那第一个头当初是怎么开的?

开头是虚构,只是写作。而那开头也只不过是一个关于写作的寓言。另一个人读了这寓言,转而去写出他的读,照他自己的读来写,才被后人追认的。这是照他写的去读,写他的读,使他自己到了别处。回到开头,追溯本源时,总只是这样的重读。对于开头的铭写,总是无法了断,最后总求助于种种增补,于是总是演玩了语戏。当我说本源时,我指的是关于它的那些话语、文本,我想说的其实是:字(德里达,《心灵-创造他者》,伽利略,2003年,105页)。本源在字里。

讨论不知从何开始。写作也不知从何开始。但我们总是一下子卷入了它们。我们总是发现自己已在它们之中了。我是怎么掉进这种写作里的呢?这个问题还有另一个意思:我是怎么掉进这个世界里的?

而我们往往是之前就先掉进理论里去了。写着写着,不知就怎么掉进理论里了。读理论和写理论之间,也无了断。一旦与人说不清,我们就求助于理论,越说不清,就越想去用理论说服别人。理论是一系列救生圈:我们想用一种新理论来将我们从另外一种老理论里救出来。一串串的理论。

我是哲学教师,只是要帮别人裁剪和拼制理论,在这个理论车间里。

画真理

不表现真理的画,可不可以算画?写作不以真理为保证金,行不行?

塞尚说,我欠你们绘画的真理。这话在德里达看来有这样几层意思:我说要给你,但还未给,先欠债了。我欠你什么?关于绘画的真理?用绘画来表现和再现真理?把真理绘进画里?

为什么要给你带来真理这事儿总只是嘴上说说的,从来没有兑现过?为什么这事儿总成了对许诺的许诺,成为关于真理的真理,用绘画来表现如何绘画?迁延着,增补着……最后总只不过是对再现的表现,对表现的表现,对再现的再再现……

用理论去讨论画,和用画来讨论和写作理论,两者是互通的么?

画是用画来写字?

写作出的文本背后没有真理藏着,为什么画背后就一定藏着的?

写作和绘画和写理论到底是要对我们做什么?我们要用它们去做什么?

阿尔托回答:让我们去面对令我们不安的陌生生性,启世的陌生之情感……

要用绘画写作和理论去寻找或显示真理?那是要做启示式、象形式、幻觉式或病理式的绘画、写作或理论(《画真理》,弗拉明哥,1980年,436页)。

那在那里的东西到底是什么?那个da,和那个la,到底是什么?到底在哪里?

写作时,做理论时,做绘画时,我们可不可以先不去预设它?而为什么我们天生就是要先去预设它们的呢?

想要不这样做,我们仍得从写作,理论和绘画开始,来开始不这样做?

读得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我遭遇了德里达全部著作的全盗版。第一次,一个人的全部著作以如此惨烈和听话的电子格式,被押进我的文本框。原来,在翻译状态下,也就是左手捧着书,右手击键的情况下,文本还保持着它的远距离的威严感。现在,成为电子文本后,它融化到了我的当前的半阅读-半写作状态中。

阅读也是写作,这是结构主义给我们的启示;现在,德里达电子化后,翻译也更成了一个大场面:在读德里达时,我更感到阅读就是翻译,写作也是翻译了!告诉我翻译是怎么一回事,我就知道你是怎样的一个人,海德格尔说。世界政治怎么样,也决定于我们将翻译看成是什么,德里达说。翻译理论,还有解构实践,应该是新文科里的主课题。

怎么在翻译中来读他和写他呢?

如读任何的理论著作一样,衡量我们阅读德里达时的恳切度的标准,仍应是:“像读侦探小说一样”;写他,这事儿就复杂:创造性地译他,进一步用汉语撬开他,让来自他那里的暴风雨对我们来得更猛烈些吧。

写读

在2004年10月13日发表于《解放报》的《德里达的在场》中,哈贝马斯这样评价德里达的阅读:德里达不是象福柯那样的教条制造者,也不是新词汇的生产者;他是阅读者。他的阅读是目的本身。阅读是为了阅读,是要沉浸到那种对文本的微观剖读中,将文本中的那种抵抗住时代的踪迹发动起来,让它们进入游戏。象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德里达的解构是一种[阅读]的实践。读就是去做。读是一种文学或哲学行动。

哈贝马斯说,德里达的读者遭遇了这样一个作者:他自己就是将文本读得个里外朝天的,直到引出一种具有颠覆性的意义来。所有的上下文都被他认为是自我冒犯和疯狂于细节之中的。在跟着他读的过程中,我们原以为稳定的大地,动摇了;我们原以为充满的东西,却露出了两个底部。那些我们习惯的等级、代理和对立,逆转了我们本来所熟悉的意义。我们相信在我们身上的那一个世界,变得无法居住。我们不再是属于这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中是异乡人中间的异乡人了。阅读将我们带进了这样的自我离异的境遇。阅读将我们带到了别处。

哈贝马斯还说,德里达属于这样一类作者:他们亲自到场来使读者惊喜。但他们也不是读者以为是的样子。德里达有很不寻常之礼数、雄辩,肯定很易受伤和敏感,但一旦自在了,就会信任你,移情地开放他自己。这是一个亲切的人,生性友爱。肖勒姆一直都是对阿多诺的挑战,而列维纳一直是对德里达的挑战。有个列维纳可以来律治德里达,而他自己也是个对读者极亲切的人,也就是说,是善于跟每一个独特的读者周旋,也是等着我们去挑战他的。写作中的他,是算计和部署的,但一面对每一个独特的读者,他马上就根据上下文来演出了。从写到读的过渡,是德里达的这种变脸的实质。他善于阅读自己,伙同读者来攻打自己,想要使自己沦陷。

巴尔特说得好:写是读;作者应该是对自己文本的很好的读者;德里达是他自己文本的极好的读者:他替他的读者读他自己。他成为自己的最大读者,来篡夺读者的位置,这是读他之困难所在。

读德里达时,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个作者:一个破坏一切写作的读者;他的写是一种读,他对自己的读,使我们对他的写的读很难办。他写了,但没有一种可靠教义端给我们;他在不停地撕裂自己。我们是在读他对自己的读。他帮我们读他对自己的读的读。这是德里达最要我们的命的地方。

1972年,巴尔特曾这样评价德里达这个后辈:他是让我们最后撒手于绳的末端的那个人。意思是,我们再也不会去捧住那个在场形而上学的大腿了。他要我们撒手神学本体论,宁愿自己从此惶惶如丧家之狗;他磕开了符号,他使结构失衡;我们跟着他这么一撒手,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将等着我们好受。由于他,我们再也不去拉住那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而这一不拉,后果将会是让我们吃不了也要兜着走的,但这又有什么关系!由于德里达的这样对我们使坏,我们终于会读了。在读者面前,世界本就应该是一滩大混沌,否则,还要我们的读有什么用?读就是伤害我们自己。读就是要使我们次次都不得安生。德里达给我们造成了这一滩大混沌。

这就是说,读了德里达,我们的世界就被撬翻,于是,我们也就只能继续读着去承载世界;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将是一种阅读关系。撒手于那个在场形而上学,我们就掉进一种对读的读的读的危险关系里了。这一阅读关系,被卢曼描述为那个自我建构着的主体与大众传媒(也就是所有我们过去以为摆脱掉的社会关系和生活形式的总和)之间的阅读关系:这个建构的主体是一个沉浮在信息的海洋中的浮标了,时时在澄清信息,时时在刷新它对“社会”的观察,历史和形而上学都也是浮在水面上的泡沫塑料片了。

跟着德里达读他对自己对自己的读的读和对别人的读的读时,我们不得不说,我们必须先假定这世界、这社会是抵挡不住我们的阅读的;阅读先破坏世界,又重新串起我们的世界。这是一种相当矛盾的行为。阅读时,我们身上的那个他者活跃起来。他要来颠覆我们的阅读和阅读后已得到的那个世界。他的读使书、上下文和世界变得“失去编辑(inedit)”:使它未被编辑,使它失去、摆脱编辑,使它抵抗住我们对它的重新编辑。

德里达是一个故意不照常理出牌的读者(lecteur irregulier),一个透过文学来思考,透过哲学来思考的读者。文学式思想,在德里达看来,比如说在他的《写作与差异》中看,是一种最突前的思想,是突围,是破门而入。而哲学家往往是跟不住这种文学行动的。阿尔托、巴塔耶和布朗肖就是这样的文学思想家。他们是法国的土特产。德里达得天独厚。他读了他们的读,他们是对他的读的考验。

美国哲学家罗蒂这样说:你不要来给我秀你的深刻和崇高,你之内除了你自己放进去、塞到那儿的那点东西之外,是没别的了(There is nothing deep down inside us except what we have put there ourselves)!读也是这样自我生产着地来进一步翻耕我自己放入我身内的东西。最大限度地自我反思着,这是严格的读所要做的。传统也是这样,除你放进去的那点东西,它也不再有别的了。这种消解态度是谦虚的,也很解放。研究、写作、思想等等,不管你怎么说,在那深处,你设想的你的思想的深处,其实没有任何东西,除你塞到那儿去的那一点东西,那就是你的读。你的写,是对这种读的进一步的读。写是一种写读。

王者的主权和诗性的主权

它是它者。它虽然没有面容,但它的到来,给我带来尊荣。抛弃自己的受过教育的眼光后,我发现它是一个流亡的国王。

从缝里钻出,它来我院子里的水槽喝水。它抬头看我,象牛群喝水时那样,并伸出叉子一样的舌头,一边舔,一边盯着我。这时,一种受过教育的声音对我说:必须杀它。但在西西里,黑蛇是被当作金子的。作为男人,我应该将蛇打死,但越看,它越对我显得像一个流亡的国王。我看到了它的尊严,这又使我感到了自己的尊严,本来我都要快要将它忘了。

蛇是一个无名的它者,与它的关系里,我好象处在主权位置,但是,正是这无名的它者,才对比、激发和启蒙了我的主权意识。

王者的主权和诗性的主权之间的对比,德里达认为,这是诗人策兰启发给我们的。诗人将我们的个体存在中的主体主权意识给启发了出来。每一个现代个人都这样被启发,就像是:每一个现代人都曾与蛇有过这样一次邂逅。总有这样的一种与无名它者的相遇里,我们从王者的主权折返到了诗的主权里。

主权意识,也就是我们看见蛇而理直气壮要去打它时的那种所恃。实际上,在那样的与无名它者遭遇的时刻,我们既恐惧又自失。蛇一转身,某种恐怖就向我扑来。它一走开,我又感到失掉了一点什么,为这而惊惧终日。我本可以有一场伟大的邂逅的,但我就这样失掉了它……

伪文学、文学和更好的文学

这是德勒兹在《一千层平原》里的一个转推。小资产阶级生产-消费社会里,文学是伪的,是装的,是秀的,是卖的。或者说,文学还只是我们在理论上假设的东西,是大学里那还没有找到、却已在那里“教”的东西。文学史最多只是作品史,却被我们的大学当作是文学这个充满曲线的身体的一次次高潮史了。

更好的文学,照我从德勒兹这里推下去,就是融合了哲学、理论和政治的文学,就是统合了人身上的强大的建立和颠覆的力量之中的各种积极的冲突的文学。更好的文学,也就是不断汲入异质力量到自己身上的那种叫做文学的力量所达到的最新高度,是这种力量的不断的结集和加强?

瓦莱里说,发傻不是我的强项。文学是一种将人类的傻正面地用出来的一种办法。福楼拜说,蠢就在于总是想来做总结。但发傻是动员人身上的动物性,将我们身上的暗物质用进我们的思想的努力中(德里达《畜性与主权者》,2008年,212-222页)。文学是发傻和犯傻。

更好的文学,就是将这种更高程度的发傻综合进去的文学力量。

先服从民族语言之天才,再来发展自己的语言之天才

伟大的天才会顺从其语言的天才,到尽量深的程度,由此而为他自己引路,而顺从了他自己身上的那种语言的天才(德里达,《吹毛求疵之考古》,伽利略,1987年,58页)。他分叉,于是成为天才。德里达在评述哲学家孔迪拉克的这一看法时,强调了语言之作用高于个人天才与民族性格力量这一点。他认为,每一民族都是照着他们自己认为恰当的那种天才方式,来组合观念的。就不同的观念而言,不同的民族会对它们发生不同的情感,进入其中,会对于一个民族易,而对于另一个民族难。某一个民族的组合观念的特殊方式,一旦长期被使用,就会具有权威性,久而久之,就构成一个民族的语言天才。连牛顿也是先服从了这一语言之天才,再来发展自己的语言之天才,然后来与它分道扬镳,这才有他的伟大成就。但就算牛顿也只有在他那时代里看来有如此天才,在我们时代好象就显得平庸了。这是因为,语言是有历史的。

这几个世纪以来,语言进步了,也就是说,牛顿用来组合其观念的语言方式,不同于我们今天的组合方式了。我们今天另有新的方式了。我们需要自己时代的那些既能利用我们的民族语言的天才,又能结合进来他自己身上的语言天才的人。他们通过这种先顺从后出离,来将个人天才带入民族奋斗之长途,为其余的人指出通路。正是这样的人在引导和带领我们,在很多方面。

什么是继承?

继承是从一种独特性传到另一种独特性之上的。继承是要从另外一种独特性出发,来教给我们一种专属于我们自己的独特性。继承是:那个我们所要的东西,回头凝视着我们。

技术威胁着遗产,但没有技术,我们就得不到遗产。所以,遗产和继承总是那么地成问题的两件事儿。继承,这是要忠于一种对象,引入一种责任。面对过去,我们需要一种大技术,需要一种不排除人的动物性的那种技术,那种不再将人的某些部分关进动物园的技术(德里达/斯蒂格勒,《回声学》,1980年,99-100页)。

文本里的东西,全部由文本外蔓延进来

我这本来是不一定要写成书的。它是完全可以被组合得不一样的。为什么我仍叫它“书”?书的形式千百年来我们见过它变化了无数次。为什么我们仍在叫那些完全是全新的东西为“书”?为什么形式变化那么大了,我们还要保留那些老名?书里到底有什么?画里到底有什么?

德里达回答:里面只有text,而text只是outtext, extratext:文本只是文本外,文本在文本外。文本里是一片不毛之地。文本里的全部东西,都由文本外蔓延进来(《播散》,1993年,门槛,43页)。文本里本来是没有东西的。

文本是被放进一本书里之后,才对我们说话,但说话时,它只诉说它自己。对于马拉美来说,书大,文学小。文学是想要到书里去言说的一种冲动。作家和艺术家是要找到一个文本,是想到书里去言说;文本只诉说它自己,不要作者的声音,就是不想让作者进来说。

刷新海德格尔的艺术作品本源论

1. 本源是成双的。它不是我们一直追溯到底而到达的地方。我们到达了某一个本源,还得与另一个本源对应上,这才成。也许到头来我们还会发现另外一个本源,或许很多个本源,是一个本源的星空。谁知道呢?

那时,本源它最终将如何重构呢?或者说,我们将如何重建、重述、重构它的呢?本源实际上是有许多次重构、重勘(restitutions)组成的?是一串本源?是本源的星河?

2. 我们是穿着两只都只是左脚穿的鞋,迈着不对称和不和谐的脚步,到达本源的。但是,梵高的这两只左脚鞋之间产生了音乐。这种音乐给我们带来一种令我们不安的陌生性(l’inquiétante étrangeté),使我们感到了一种神谕式的陌生性。这种在两脚渐行中产生的音乐里,才有本源。

所以,我们应该听画。在这种音乐里,东西不再是它原来的样子。在这种音乐里,我们开始冒险。在这种音乐里,我们不再看见幻影,不再看见戏剧,不再看见主题和主体。我们只面对那个裸露的和纯切割出来的自然。我们不再将绘画当作启示录式、象形式、幻影式或病理式表达了。面对着梵高的画,我们认定,画里面就有本源。本源不在画外。

只有在作品中,我们才找得到本源。海德格尔所提供的大地、寒冷、饥饿、疲倦、丰收和欢庆,并不保证那一本源;画,画里的鞋,鞋里的鞋,鞋的系带的穿行中,才有那本源。梵高用鞋画出鞋,用鞋画出鞋里的鞋的鞋——艺术家能做的就只有这么多。鞋带的穿行中才有本源,而海德格尔只是说,鞋踩的大地和泥土里有本源。这是德里达的推进。

海德格尔说,那片黑森林上的天空的清澈,是死于枪下的他的学生斯莱格特的清澈的心和坚强的意志的来源;梵高的鞋的本源,是那折磨人的体力、但带给人面包的安慰和恰切疲倦的,大地的本源。但德里达说,这种本源不在画后的那片大地里,而只在画中。德里达这是发展了海德格尔的看法:神撤离后,艺术品是人类走向自己的神性、回到本源的唯一入口了。本源不在画框外,而只是在画框内了。画里才有本源。艺术只有在这一点上讲,还是神圣的。后来的阿甘本也取了这一立场。

3. 本源是成双的。而且,它还是系列的。而且,它还是套在一个又一个的例子中的。本源只是例子中的例子,是关于例子的例子。他的这一立场,对于我们在作品前的解释学努力,是致命的。本源成双,成系列、埋于例子的例子之中;逻辑在其中消失,我们只见到一团巨大的陌生的冒出。梵高的这幅鞋,是要让那种本源处的令我们不安的陌生性重新冒出来。如果有真理,这就是真理了。梵高的画让这一令我们惴惴不安的陌生性不带主题、主体、对象和物地到达我们面前。这种成双、成系列、成例子中的来自例子的致命之处:我们由于梵高的画,而掉进了当前的黑洞里,在当前之中,本源被无限推远;本源掉进当前之中了;本源就是当前!!

一双鞋总凑不成一对,它们对立、对称、和谐、互补、辩证,并且进入同一和差异调节下的游戏,来向前行进,最后才终于成为一双的。就算梵高的鞋是他的自画像好了。那么,他是在暗示他自己正在这样向本源返回,我们也应该这样反回本源?

梵高画自己,画的却是他自己的那一双城里人穿的鞋。但那不是一双。是他的两只不属于一双的鞋,是由两只左脚鞋凑成了一双。它们有待成为一双。只有回到本源,它们才是同一双,才有那种辩证与和谐。从本源处出来,它们就是一双了:只有回到本源,艺术家才成为艺术家,作品才成为艺术品。这些鞋里还没有脚。梵高画它们,是要告诉我们:这是我的自画像,但我没有画面容,没有画主体,没有画主题,而是一直往下画,画到脚上,画鞋,画大地,画出那一通向本源的路途(《画真理》,同上,418-436页)。

4. 在作品中开启那个本源,使其冒出,这是使事物回到本源前的泰然任之状态。在这种本源处的万物泰然自若里,再没有任何象征契约,没有任何的生产和使用。我们泰然自若,这就是说,我们处于本源中了。制品的本质状态的完整性,是那种Verl?覿sslichkeit,自在,泰然自处,只有这时,本源才出现。这时,制品也才成为艺术品。本源就这样出现在画面中,要知道,我们再没有其他的担保了。

5. 当我们讨论一幅画的“艺术”时,我们是要将它放到另一幅画里,并进一步将另一幅画放到更远古的一幅画中。为了说说这个艺术品,我们总是会回到更著名的段落,更著名的文本,更著名的作品中,来说它;我们通过回到更著名的那幅画里,来定位和评价眼前这幅还不大有名的画的。我们随时都在通向本源的路上,但,要回到本源,再从远古以考古学的方式回到当前,这实在是很难,而这就是“艺术”之路。艺术之路就是回到这个本源之路。

所画里我们仍须找画。我们在画里找画里的更远的那一幅画。巴尔扎克在《大师之作》中让他手中的大师说,你在我的画面前了,在你面前的这幅画,其实还只是一个女人,你有待在这个女人身上去发现你想要看的画。

6. 我们是穿着不成双的鞋子走向本源的。在路途中,我们只在画里画画。我们不知自己是如何在奔向本源的。那本源是多重地到来,直接落入当前的。它不在农妇脚下的大地上。它只在画里。这是德里达对于海德格尔的艺术作品本源论的刷新。

德里达:原初是什么?本源在哪里?

本源是走样的;本源处就发生了篡夺;本源本身不是生产者,不是发电机;本源不从范式出来,范式也没有本源;本源后撤、流亡和退休了;本源处只有一个个无名的抽屉的堆垒;本源总是被移置(德里达,《画真理》,同上223-224)。

注意了,本源不是海德格尔写作时向我们担保说一定会有的那片大地、那个世界和天地人神的四大(Geviert, la quadriparti)、圆环(Ring)、巡回(Gering,tour),而是其他(同上,402页)。我们只能通过从一个例子回推到另一个例子地以为正在回到本源。

作品使大地成为大地。在世界与大地的斗争中,才形成各种特征的系统(405页)。因为制品的坚硬和泰然任之,世界和大地才如此同一:呈现在制品中。制品的泰然任之给这世界如此简单的一种稳当,不再与大地的永久纷繁与穿梭相对立(406页)。

本源位于作品之中,位于作品中的物的坚硬和泰然任之这样的品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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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马可·波罗同行(薛忆沩)

读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续二)

薛忆沩

最圣洁的交易:第十九座城市

在到达与“目光”相关的城市之前,“目光”已经在扮演重要的角色:它提前一站出场,出现在第二座与“交易”相关的城市里。这座城市的区别性特征是:在它的街道上行走着的人们都互不相识,而且永远都互不相识。这座城市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永恒的“陌生人”。是与众不同的“目光”塑造了克洛依(Chloe)这种冷漠的特征。

视觉上的陌生也许是“陌生”最基本的形态。出现在克洛依的人们尽管对未来的每一次“相遇”都有细节丰富的想象(比如他们会想到交谈、惊喜、拥抱和亲吻等),而在相遇的时候,他们想象的细节却总是没有出现。事实上,那些想象的细节也永远不会出现,因为这些陌生人在“相遇”的时候连最基本的视觉上的问候都没有:他们的“目光”从来没有足够的纠缠。每当有了目光的接触,这些陌生人就会迅速将自己的目光移开,将它投向其他的目光。紧接着,又迅速从那其他的目光移开,投向另外的目光……克洛依的目光就这样永远不停地变换着自己的方向。

在这样一座从不“专注”的城市里,人们能够从事什么样的交易呢?马可·波罗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用叙述慢条斯理地再现应接不暇的“街景”:一个扭动着臀部的女子,一个颤动着嘴唇的老妇,一个纹身的巨人,一个头发花白的青年……永不专注的“目光”在这些陌生的景点之间迅速地流动。它们用无数生命期极为短促的线段拼构出无数简单的三角形和复杂的多边形。正是这无数的几何图形构成了“看不见”的克洛依。

不难看出,不断流动着的“目光”就是这座与“交易”相关的城市里最具有特色的商品。人们正是为了交换这种特殊的商品才来到了克洛依。在这座城市的街道上,这些永恒的陌生人目“不断”转睛,分享着流动的利润。这种目光与目光之间闪电似的交易显然是“交易之最”,是最圣洁的交易,因为它不依赖于丧心病狂的算计又不会造成隐藏着社会危机的得失。而且这种交易还是纯天然的,它不会对未来施加环境的压力。更重要的,这种交易还是不断持续的,它不允许生活以任何冠冕堂皇的名义和借口停顿下来。它要让克洛依通过目光不断的流动保持住自己的圣洁。

有时候,这座城市里的匆匆过客也会停止脚步,因为突然的暴雨,因为市场的拥挤或者因为广场上响起的迷人的音乐。即使在这种时候,生活也没有停顿。事实上,这种“停留”通常会给生活更冲动的形式:这些陌生人往往会利用这种停留让自己饱经风霜的身体接受“陌生”的引诱,重温交媾的快乐。但是,即使在这种极端的形式之中,他们也拒绝扩大交易的范围。他们的交媾是最简洁或者最经济的交媾,不需要包括声音的呼应或者手指的缠绕在内的任何其他形式的辅助。在整个过程中,他们甚至不会抬起自己的眼睛。他们不会用“专注”去铭记对方的表情和激情。他们不需要为这种即兴的“停留”保存任何感官上的记忆。或者说,任何形式的停留都不会改变这些在克洛依相遇的陌生人之间萍水相逢的关系以及他们彼此永远陌生的处境。

这种没有记忆参与的交易当然是最圣洁的交易。克洛依因此被马可·波罗称为最圣洁的城市。对关系的污染无疑是随着“占有”而来的。而占有又来自权力,权力又来自欲望,欲望又来自恐惧,恐惧又来自记忆。记忆显然是污染人际关系的最深的原因。记忆导致“停留”,而停留是占有的胚胎形式,没完没了的苛求和无休无止的计较都发源于此。

不幸的是,克洛依并没有终生的免疫力。欲望的震颤一直都是困扰着这座城市的症状。这座“最圣洁”的城市随时都有可能失去自己的贞洁。一旦人们的目光开始他们功利的“专注”,美丽自由的灵魂就会进化成唯利是图的贪婪。生活就会在这个被熏黑的“地点”停留下来。通过追逐、狡辩、误解、冲突和压制等等的劣迹,无数被熏黑的“地点”构成了我们每天都在面对着的现实。在这现实之中,总是有人获利,有人蚀本;有人成功,有人失败。这现实会将克洛依带往何处?

“幻觉的旋转木马终将会要停止下来。”马可·波罗平静地告诉他高贵的听者。尽管从停不下来的“目光”到停下来的“幻觉”,克洛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疲惫的旅行者却已经看到了这座最圣洁的城市不可避免的发展方向:它一定会在令人悲哀的现实中堕落下去。

镜子的魔法:第二十座城市

第一座与“目光”相关的城市瓦尔德拉达(Valdrada)建立在湖的岸边。它的房屋和街道的特殊结构都是为了方便“注视”而设计的。注视的目标是湖水中的瓦尔德拉达的倒影。这倒影与我们习以为常的倒影不同,它不仅仅呈现出岸边的瓦尔德拉达的轮廓和外观,还呈现出它全部的结构上的细节。也就是说,进入瓦尔德拉达的那位旅行者同时看到的这两座城市在细节上是一一对应的。他只能用目光进入的城市没有放过他能够用身体进入的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他能够在清澈的湖底看见瓦尔德拉达的建筑物的内部。他能够从那里感觉到那些建筑物大厅的深度,甚至衣柜上的穿衣镜的光洁。

湖水中的倒影能够呈现的还不仅仅是这结构上的全部细节,它还会呈现出瓦尔德拉达生活中的全部细节。这座城市的居民清楚地知道他们的每一个行动都必然在湖水中留下了一个影像。他们不可能保存任何生活的秘密。无声的影像公开了这座城市的全部生活,甚至最隐蔽的作案和做爱都可以一览无余。瓦尔德拉达是一座没有私生活的城市。在任何行动之前,居民们都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他们不敢心存侥幸。他们凡事必须三思:三思而后行或者三思而不行。在这座没有私生活的城市里,只有思想不会在清冷的湖水中留下痕迹。

那个旅行者当然很快也会意识到这一点。他能够用目光在湖水中博览瓦尔德拉达的生活。特别地,他看到了那些由没有被思想和顾虑遏制住的欲望构成的生活。他看到了皮肤紧贴着皮肤的恋人们在调整姿势,以便给自己和对方带来最大的快乐;他看到了刺进肌腱的匕首在溅涌的血块中继续强悍地推进。但是,他的发现并没有停留在这里。他发现,这存留在清冷和透明的湖水中的交媾和凶杀的影像虽然丢失了激情的生活中的温度(皮肤和鲜血的温度)以及激情的生活中的喘息(凶手和恋人的喘息),却比交媾和凶杀的行动本身更有意义。也许是因为这些影像将通过旁观者的“目光”进入记忆,进入语言,最后进入时间?也许是因为这些影像将通过旁观者的“目光”引起进一步的行动(比如苦闷,恐惧和惩罚),将生活推向未来?

那个旅行者发现了这一点。他发现在两座瓦尔德拉达之中,水中(影像)的城市比岸边(实际)的城市更为重要,因为它公开了实际的城市里看不见的生活。湖面就像一面镜子,通过这面镜子形成的影像被物理学当成是“虚像”,而这影像对旅行者的心理却发生了最实际的影响。旅行者发现,尽管城市与它的“虚像”之间存在着全部细节上的一一对应,也就是说,它们的尺寸完全相等,可是在价值上,它们却并不全等,并不对称。镜子有时候会增加事物的价值,有时候又会折损事物的价值。这是几乎所有面对过镜子的人都有的经验:有时候我们会在镜子里看到令自己陶醉的自己,有时候我们又会在镜子里看到令自己沮丧的自己。这是镜子的魔法。这魔法的宗旨是提醒我们“影像”的价值和存在,并且引导我们去崇拜“目光”的价值和存在,进而敦促我们去怀疑“实际”的价值和存在。

影像的瓦尔德拉达当然来自实际的瓦尔德拉达,但是,这只是一种可“以至无穷”的衍生关系的第一步。那个旅行者知道,影像的瓦尔德拉达同样也会导致对实际的瓦尔德拉达的扩建或者改造。“实际”的城市与它的“影像”将在这无限的相互影响之中互相依存。与克洛依的那些陌生人不同,这两座城市永远存在于也只是存在于对方的“注视”之中。用马可·波罗的话说,也就是这两座城市的“目光”将永远缠绕在一起。看上去,这两座城市就像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夫妻,他们的关系应该非常亲密。可是,马可·波罗却绝望地看到了这亲密关系之中的破绽。

他无情地指出,这两座城市之间没有“爱”。也就是说,实际的城市与它的影像之间没有心理上的亲密。这不是一个特例。这是事物与它的影像之间的通例。这也许就是“镜子”的“原罪”:它让这两座城市的对应过于严格,它让这两座城市在这种过于严格的对应之中同时失去了各自的自由,也就是失去了爱的天空和土壤。镜子增减“价值”的魔法没有能够消化它的“原罪”带来的恶果。

在“看不见”的城市总是能够被看见的地方,“看不见”的城市失去了它特有的诱惑。

符号的诚实:第二十一座城市

在关于奥利维亚(Olivia)的叙述里,马可·波罗采用了一些新的“策略”。首先,他拉近了他与他的听者之间的距离。“英明的忽必烈”一开始就以第二人称的身份进入了这最后一座与“符号”相关的城市。也就是说,他不再是一个被动的听者,而是成为了叙述之中的一个角色。马可·波罗恭维这位伟大的君主说:“没有人比你更清楚……”他的整个叙述都是在他的听者的积极参与之下完成的。

其次,马可·波罗将他的整个叙述建立在不断的假设之上。他反复用“如果”来呈现他正在描述的奥利维亚,词语中的奥利维亚。而紧接着每一个“如果”,他又借用他的听者的智慧呈现出另外一座城市,一座对立的城市。词语中的奥利维亚美观、和谐并且富足。而借助这些词语(马可·波罗的描述),“你立刻意识到的”奥利维亚则充斥着暴力、丑陋以及贫穷。

通过这些新的“策略”,马可·波罗似乎故意颠倒了“看不见”的城市与“看得见”的城市的位置。词语中的奥利维亚本来应该是“看不见”的城市,却首先被假定出来,成为了“看得见”的城市。而“英明的忽必烈”从这些词语中意识到的城市本来应该是“看得见”的城市,却因为语言(这些词语)的障隔,成为了一般人“看不见”的城市。这显然意味着奥利维亚包含着一个谬误。这谬误到底出在什么地方:是出在描述奥利维亚的过程中(也就是“词语”之中),还是出现在奥利维亚本身(也就是“事物”之中)?

整个关于奥利维亚的叙述就是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在马可·波罗看来,没有人比忽必烈更清楚,描述一座城市的词语与这座城市本身之间虽然有一定的联系,却永远都不应该互相混淆。为了突出这“更清楚”,他故意将自己的词语与忽必烈的洞察对立起来:从他描述出的清洁,忽必烈会洞察到城市的肮脏;从他描述出的恬静,忽必烈会洞察到城市的嘈杂;从他描述出的祥和,忽必烈会洞察到城市的浮躁。忽必烈的心中似乎装着一部“魔鬼字典”,它首先将马可·波罗选用的词语用它们的反义词来进行解释,然后,再通过这种解释来确定关于奥利维亚本身的印象。

难道被拉近的叙述者与他的听者所理解的城市真的就相距如此遥远吗?

事实上,将被描述的城市与城市本身对立起来并不是马可·波罗的真实目的。他用整个较长的第一自然段来确立忽必烈的权威。在那里,“没有人”比这睿智的君主“更清楚”词语与它们所描述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在那里,他总是能够通过激进的理解从词语中找到事物的真相。而在第二自然段的一开始,忽必烈的权威就遇到了怀疑。第二人称最后在这里出现了一次。这次出现与它的第一次出现形成强烈的对比:“你也许不清楚这一点……”这是一次不太尊重的出现。

接下去,叙述者的声音越来越生硬。他开始与他的听者拉开了距离。他这样做,似乎是想让他的声音被更多的人听到,而不再局限于一个固定的听者。他说忽必烈“也许并不清楚”在描述奥利维亚的时候,他不可能使用其他(不同)的词语。他并不是想用词语来美化奥利维亚,他也不是想用美化来蒙蔽英明的君主。对他来说,词语只是关于事物的一种隐喻。与君主之间交流的通畅是他的幸运。他知道这位英明的君主有能力从他描述的城市(词语)里看见他自己看见的那同一座城市。也就是说,他能够正确地还原他自己用隐喻的方式将事物抽象到符号的过程,正确地完成对他的编码的解码。忽必烈的智慧以及马可·波罗对忽必烈的信任使语言(词语)获得了尊严和特权。

回到关于谬误的问题。马可·波罗的结论是:谬误不在词语之中,而在事物之中。这结论既像是在宣扬唯物主义,又像是在宣扬唯心主义。

带着对语言(符号)的绝对信任,马可·波罗永远穿过了与“符号”相关的城市。

不断的革命:第二十二座城市

第四座“脆弱的”城市索菲罗妮亚(Soph?蛳ronia)被分裂成了对比强烈的两半:其中的一半由巨型的环滑车道和旋转木马等其他各种规模较小的娱乐设施构成,它是一座设施齐全的游乐场;而另外的一半则由大理石和水泥构成,它集中了银行、工厂、宫殿、屠宰场和学校等实际的机构。索菲罗妮亚就是这样一个虚幻(和娱乐)的世界与实际(和职业)的世界的结合体。

索菲罗妮亚的这两个世界不仅在内容和形式上如此对立,而且它们的寿命也相去甚远。根据马可·波罗的叙述,他的听者很快知道了其中的一个世界是“永久的”,而另一个世界则永远都只是“短暂的”。但是,马可·波罗的叙述很稳健又很策略。他没有急于给出具体的答案:究竟是这座城市的哪一半将永久地存在下去呢,是那看上去很脆弱的那一半(虚幻的一半)还是那看上去很牢固的那一半(实际的一半)?他首先给出的是“短暂的”原因。那短暂的一半之所以不能够长久是因为那里不断发生着的“革命”:每当一段平和的使用期结束之后,居民们总是要与旧的世界彻底决裂。他们不仅要拆除那一半城市里的所有建筑,还要铲除那些建筑的整个根基,最后还要清除出由此而堆积起来的全部瓦砾,将它们转移到另一半城市的空地上去。

这“短暂的”一半因此当然就是“看不见”的索菲罗妮亚。它的每一段温和的存在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了,而它激烈的消亡却总是引人注目,总是构成历史的事件。这“激烈的消亡”不仅侵占了人们的记忆,也塑造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在这里,以建设为目的的革命被不断的革命代替:革命从手段变成了目的。

每年总有一天,工人们会来将“短暂的”索菲罗妮亚的瓦砾装车运走。这引人注目的一天浓缩了这座城市的历史。从这些瓦砾中,马可·波罗的听者终于知道了那被拆除的是索菲罗妮亚实际的一半:教堂、医院、纪念碑、炼油厂等等设施往往一夜之间就都变成了废墟。也就是说,索菲罗妮亚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往往一夜之间就都变成了废墟。这是一场触目惊心的革命。这是一场革命与另一场革命之间的革命。它打断的不仅仅是一代人的生活,而是整个的历史。它从索菲罗妮亚的文化中革除了建设的理性、智慧、诚意以及耐心。

而虚幻的世界显然就是索菲罗妮亚“永久的”一半,是“看得见”的索菲罗妮亚。马可·波罗试图用这“永久的”一半向他的听者揭示人类生活的另一个秘密:人类生活对娱乐的依赖。娱乐是人类生活本质的需要,如果它不能算成是直接的生理需要,至少是最贴近生理的需要。索菲罗妮亚“永久的”虚幻世界是这种需要的象征。

有意思的是,娱乐与革命之间有极为复杂的关系。娱乐既是革命的宿敌又是革命的挚友。用一个粗俗的比喻,娱乐与革命也许可以视为一对朝夕相处又同床异梦的配偶。娱乐经常是革命最早的受害者,而革命又总是在发明自己的娱乐,并且通过这种发明传播的理念,扩大革命的影响。娱乐是对革命的腐蚀和嘲讽,而革命也许可以看成娱乐的最高形式。与革命不同,娱乐不去区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旗帜鲜明的首要问题。娱乐的首要问题也是如何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如何化敌为友。而这恰好又是革命的重要策略。革命和娱乐的成功同样依赖于坚实的群众基础。

让革命与娱乐将一座城市分裂成两个相邻又对立的世界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安排。但是,革命与娱乐的关系实在是一个太大的题目,让“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英雄的孙辈来思考这样大的题目显然有点不合时宜。这样大的题目应该留给今朝的“风流人物”来推敲。

由钢管和绳索等材料建成的看上去相当“脆弱的”一半却比用大理石和水泥建成的理应“牢固的”一半还要牢固,这是索菲罗妮亚带给马可·波罗的见识。然而,马可·波罗的思绪并没有停留在这里。虽然娱乐是生活的必要条件,却并不是它的充分必要条件。仅有娱乐的生活还是不够的。生活还需要现实中的争斗和拚搏。在时间里“牢固”的那“脆弱的”一半其实还是非常脆弱,因为它不可能独立存在下去。它在盼望着下一位与它朝夕相处又同床异梦的配偶。它苦闷地计数着日子流逝。它焦急地等待着从沙漠里走来的商队。那支商队会带来足够的建筑材料,让它可以在旧世界荡然无存的空地上重建自己现实的一半。

但是它非常清楚,那建成的不过是下一次革命的对象。在一段平静的日子之后,整个城市又会燃烧起革命的热情,新的革命又会如约而至。索菲罗妮亚的历史就在这种革命的死循环之中继续。它那“短暂的”一半决定了城市居民们永久的生活方式。

不变的万变:第二十三座城市

欧特若毗亚(Eutropia)的居民们总是想获得新的工作和新的配偶。他们还想在推开窗户的时候看见新的风景。还有,他们还总是想与新的朋友们在一起,用新的消遣和新的传言来打发多余的时间。他们所在的这座城市正好能够满足他们的心愿。在这里,他们似乎尝到了“存在决定意识”的甜头。

欧特若毗亚是建筑在高原上的一组规模相当又风格类似的城市的总称。它们就像有机化学中的那些“同形异构体”。有意思的是,在一段时间之内,居民们只是集中居住在其中的一座城市里面。这座有居民的城市是这一段时间之内的“看得见”的欧特若毗亚,而高原上其他那些闲置的城市则相应地暂时成为了“看不见”的城市。

在这种“存在”之中,“看得见”与“看不见”变成了一种相对的属性。因为有一天,欧特若毗亚的居民们突然会对“看得见”的城市产生一阵强烈的厌倦:他们不再能够忍受他们的工作和他们的亲戚,他们不再能够忍受他们的住宅和他们的债务,他们不再能够忍受他们需要去致意以及总是向他们致意的路人。在这种情况下,全体居民就会迁往高原上的另一座城市,一座“看不见”的城市去。他们在那里另起炉灶。欧特若毗亚的居民们的生活就这样在高原上的这些城市之间流转。居民们的每一次迁徙都在形式上更新了他们的生活。通过这种更新,一座原来“看不见”的城市变成了新的“看得见”的城市,而刚刚被遗弃的“看得见”的城市则变成了这种流转之中的新的终点。

因为他们的社会中没有悬殊的财产分配和森严的社会等级,在新的城市里重新“优化组合”他们的生活,欧特若毗亚的居民们并不会感到激烈的社会震荡。又因为职业的多样性,这种不断的迁徙几乎杜绝了就业上的重复:很少有人一生之中会在不同的城市里从事相同的工作。

也就是说,欧特若毗亚的居民们总是能够品味新的配偶,总是能够尝试新的工作。在这第三座与“交易”相关的城市里,居民们用“看得见”的城市与“看不见”的城市交换,用他们已经厌倦的现在与他们向往着的未来交换。这种壮观的交换显然就是欧特若毗亚的命脉。这座城市的居民们只能够通过不断地出卖自己的生活才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

对每一个居民来说,每一次迁徙都带来了一座新的“看得见”的城市。然而从整体上看,欧特若毗亚却并没有因为“流转”而发生任何根本的变化。高原上的每一座城市就像是一个舞台。在新的舞台上,生活的场景和情节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也就是说,所有舞台上上演的其实是同一部作品。不同的只是那些演员们互相交换了自己扮演的角色。马可·波罗悲观地发现了这一点。他发现,在新的城市里,甚至一段无关紧要的讲话和一个毫无特色的哈欠都被保留下来,变化的只是讲话者的口音和打哈欠的那一张嘴。天啊,欧特若毗亚哪里只是一座孤零零的城市啊!它分明更是一个象征。它象征着万变不离其宗的政治,它象征着万变不离其宗的生活,它象征着万变不离其宗的历史。

与万变一样,不变也是一种奇迹。而不变的万变更是一种奇迹。这种奇迹显示了对立的统一,否定之否定,还显示了量的万变与质的不变。

变化之神用精心构造的欧特若毗亚来见证这悖论似的奇迹。这是它的炫耀还是它的坦白?而欧特若毗亚的居民们将自己的城市奉献给这位变化之神,尽管他没有能够用万变来掩盖住不变。这是对他的赞美还是对他的嘲讽?

无情的注视:第二十四座城市

在泽姆茹德(Zemrude),注视者是“上帝”,因为是注视者的“情绪”决定了这座城市的“形式”。马可·波罗又一次用第二人称将“注视者”拉近到自己的跟前。同时,他也用这第二人称故意混淆了他的听者与注视者的界限:他将他的听者带进了自己的视野,带进了“现场”。这第二座与“目光”相关的城市就是这样一座“情绪化”的城市:如果注视者情绪轻松,他的目光就会朝向上层,朝向光明,朝向“天空”。在这种目光之中,泽姆茹德就是一座由精致的窗台,翕动的窗帘以及华丽的喷泉构成的城市;而如果注视者情绪紧张,他的目光就一定着落于“下层”,着落于黑暗,着落于地面。在这种目光之中,泽姆茹德就是一座由阴沟、井盖、鱼鳞以及废纸构成的城市。“看得见”与“看不见”不仅仅成为一个相对的区分,而且还成为一个“主观的”区分。在泽姆茹德,是注视者的情绪决定了“看得见”的城市的风貌。那里事实上并存着两座对立的“看得见”的城市。

从泽姆茹德的特殊经历,马可·波罗的听者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任何一座城市(就像对于任何一个人或者任何一段历史),都存在着两种极端的“注视”方式:在有些人看到和谐的地方,另外一些人却看到了冲突;在有些人看到繁荣的地方,另外一些人却看到了泡沫;在有些人看到富裕的地方,另外一些人却看到了贫穷。决定不同的注视方式的原因可能非常复杂,但是它最终反映的却是注视者的“情绪”。见多识广的马可·波罗确信真理的“相对性”。他知道,在泽姆茹德,人们无法决定哪一座“看得见”的城市更加“真实”。这一次,是注视者的“目光”决定了“真实”的内容,是感知决定了存在。

这时候,一个有趣的现象引起了马可·波罗的注意。他注意到关于泽姆茹德上层的生活事实上都来自那些失去了那种生活的居民们的回忆。他们沉沦到了城市下层的生活之中,每天面对着同样的街道,遭遇到同样的“贱民”。但是,上层的往事却并没有像烟尘一样飘落。或者说,上层的生活仍然能够被他们“看得见”。记忆将他们已经失去的“看得见”的城市固定在他们的生命里。而他们“看不见”的却是他们眼前的城市。

这个有趣的现象让马可·波罗得出了一个非常阴暗的推论。他要顾及他的听者的尊严,不能够在这个推论中继续使用第二人称。他将自己与他的听者捆绑在一起,在下面的叙述中,用“我们”来代替前面一直用得很顺口的第二人称。他声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都会出现这样的一天,当我们的目光沿着下水管道不断下降的时候,突然,我们不再能够将这些管道(以及我们的目光)与铺路的鹅卵石分开。这是生活中的转折点:“注视”与“生活”终于通过这个瞬间结合在一起了。“我们”完全变成了现实的人。在马可·波罗看来,相反的过程当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非常罕见。水总是往低处流的,而人的精神状况也很难往高处走。生活总是让“我们”越来越现实。

生活的这种阴暗的逻辑最后一定会使注视摆脱“情绪”的干扰。当继续在泽姆茹德行走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朝向“天空”的目光。我们的目光首先集中在地面之上。然后,我们还用目光往地面之下挖掘。我们想找到生活中最可靠的资源。我们将没有任何诗意的目光伸进了地窖、房基和水井。注视者终于不再是“上帝”了,因为他不再能够决定泽姆茹德的“形式”。相反,他的生活开始被固定的形式所决定。他不再是一个随心所欲的注视者了,他成了一个处心积虑的寻找者。他的目光之中开始晃动着功利的浮躁,晃动着对现实的不安和对未来的贪婪。他的目光之中已经没有情绪的激荡和情感的光彩。

名义的专制:第二十五座城市

在第一座与“名义”相关的城市里,“重复”是一个关键词。一开始,马可·波罗就告诉他的听者,关于阿格拉乌娜(Aglaura),除了当地的居民们不断重复的那些话题之外,他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当地的居民们总是在重复那些已经变成了成语的美德和过错,重复那些已经变成了典故的异类和奇人以及重复对生活中的那些成规僵化和刻板的态度。所有这些话题都可以说是一种文化遗产,因为它们是由古代的思想家们归纳总结出来的。这些思想的成果最后变成了这座城市固定不变的“属性”,被未来反复引用。渐渐地,阿格拉乌娜变成了两座互不相关的城市:一座是人们用这些代代相传的属性描述的城市,典故中的城市,“名义”上的城市,“看不见”的城市;另一座则是人们生活于其中的城市,体验着的城市,实际上的城市,“看得见”的城市。

因为名义(名)与实际(实)的分离,这两座城市在历史的进程中似乎都一直没有什么重大的变化。比如关于美德和过错的成语还在日常的生活中留用,关于正常和怪异的对比仍然被人在意。但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正在进行:从前那些被看成“怪异的”,现在却被看成“正常的”了,就好像在一个曾经崇尚“三从四德”的地方,同居渐渐变得“老少咸宜”,离婚慢慢变成“家常便饭”;而美德也失去了它原来的价值,过错也甩掉了它固有的污垢,它们甚至可能交叉换位:却不为现时所敬重;而“标新立异”是过去的微词,却成了今天的创意。

因为这场静悄悄的“观念”上的革命,任何人都能够发现,关于这座城市的所有说法其实既悖逆了原来的名义,也背离了当前的现实。它们完全是不真实的。这座城市的“成语词典”(如果有的话)里和这座城市的报纸(如果有的话)上充斥着这些不真实的说法。然而,正是这些不真实的说法固定了这座城市的“形象”,为这座城市提供了可以供所有时代和所有集团“共享”的成见,而那些建立在生活和阅历基础之上的个人的真知灼见反而显得空洞无物。这些不真实的说法使阿格拉乌娜变成了一座“名义”上的城市。“看不见”的城市喧宾夺主,它用语言的乌烟瘴气掩盖了“实际”上的阿格拉乌娜。

在观念的干预下,本来已经分离的“名”与“实”又开始了错综复杂的联系。这种新的动向使马可·波罗有必要进一步反省“名”与“实”的关系。旅行者根据自己的见闻得出的关于城市的结论会有任何客观的内容吗?马可·波罗自认为比当地的居民们高出一筹。他看到了自己的“客观”描述的相对性。当他根据自己的见闻,将阿格拉乌娜描述为没有颜色、没有性格以及没有理由的城市时,他清楚地知道,这种与实际相联系的描述同样是不真实的。因为一个另外的旅行者可能会看到另外的景象,比如一道奇异的闪光从城市的机体上掠过。不同的时间和角度,不同的境界和性格,可能会让不同的观察者对“同样的”被观察对象得出不同甚至对立的结论,比如一个观察者看到的“救星”可能是另一个观察者看到的“暴君”。

说出来的东西“不可能”真实,这将一个叙述者推到了难堪的境地。但是,马可·波罗对此并没有去想太多。真正让马可·波罗苦恼的是,关于阿格拉乌娜,一个有所发现的旅行者“不可能”说出任何东西,因为他的思想完全被从前那些关于阿格拉乌娜的固定说法禁锢了。当旅行者想将他个人的发现说出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除了重复那些教条的说法以外,不可能再说出任何特别的东西。尽管他自认为比当地的居民们高出一筹,他与他们的地位其实完全一样:在阿格拉乌娜,所有人都是专制的“名义”的奴隶。

“名”与“实”的分离使阿格拉乌娜的居民们相信自己仅仅生活在“名义”上的城市里。他们满足于这种生活。他们不去在意实际上的阿格拉乌娜所发生的任何变化。最后,他们彻底忘记了那座“看得见”的城市。而作为旁观者,马可·波罗虽然愿意将两座城市都珍藏在自己的记忆里,他却绝望地意识到了自己能够拥有的也只是其中的一座,与“名义”相关的那一座,遭受成见奴役的那一座,因为无法用词语保存的“看得见”的阿格拉乌娜注定要在时间的河流中丢失。

在阿格拉乌娜,任何人都只可能是一个陈词滥调的重复者,任何重复都不真实。

云中的生活:第二十六座城市

这座城市不是建立在地上,而是建立在空中。因为或者因此,它没有“地”基。它的根基与整个城市一起悬在空中:这是一座立足于空气的城市。它当然极度的“脆弱”。这是最后一座“脆弱”的城市,同时也是最“脆弱”的城市。

奥克塔维亚(Octavia)“脆弱”的程度令人难以置信。这肯定是马可·波罗选择以“相信”为条件来启动他的叙述的原因。“如果你相信我,那就好了。”只有在“相信”的条件之下,他才可以用语言来再现这座难以置信的城市。

这是一座“蜘蛛网”似的城市。如果嫌“蜘蛛网”这种意象过于传统,过于腐朽,不妨改用信息时代的措辞,将这座城市看成一座典型的“网络”城市。它建立在两座陡峭的山峰之间。绳索和天桥将这两座山峰连接起来。这些绳索和天桥当然还兼任这座城市里的街道,摇摇晃晃的街道。当“你”在这些街道上行走的时候,“你”必须小心翼翼。“你”的手必须紧紧地抓住由绳索做成的护栏,同时“你”的脚也绝对不能在天桥上踩空。因为这些街道的下面只有稀薄的浮云,而浮云的下面是冷漠的深渊。

在这样一座城市,忽必烈的骏马和激情不仅毫无用处,而且是致命的弱点。在这里,“网络”带来的不是“高速”,而是对“速度”的阻碍、抵制甚至悖逆。毫无疑问,“速度”是奥克塔维亚的敌人。面对马可·波罗难以置信的叙述,忽必烈不再能够憧憬势不可挡的推进和扩张,他“必须小心翼翼”。这种想象中的“小心翼翼”会在这位壮心不已的君主的心中留下什么样的阴影?

由绳索和天桥构成的网络既是这座城市的街道又是这座城市的根基。这座城市的其他部分都“建筑”在这“脆弱”的根基之“下”。也就是说,奥克塔维亚是一座悬挂着的城市。它的房屋就像是巨大的口袋,它的阳台就像是这位“威尼斯商人”故乡的“贡多拉”。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吊车、吊床、吊灯、吊兰等等,这些在其他城市里看上去有点异样或者有点奢华的物品在这座悬挂着的城市里变成了日常的用品。

稀薄的浮云掠过奥克塔维亚的生活。这过眼的云烟就好像是对这座城市未来的一种预言或者对这座城市居民的一种提醒。奥克塔维亚的居民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城市的根基是多么“脆弱”:那悬在空中的“地”基不可能支持很长的时间。与其他城市的居民相比,奥克塔维亚的居民们对生活的前景有更明确和更清醒的认识。地心引力决定了奥克塔维亚的未来。这座城市每天都谨小慎微的居民们清楚地知道,不管他们如何“小心翼翼”,他们漂浮在云中的生活终将被与他们朝夕相处的万丈深渊吞没。

可是,“看不见”的城市在哪里?马可·波罗似乎是忽略了这个问题。他没有用任何一个字来呈现“看不见”的城市,这可以说是关于奥克塔维亚的叙述的一个重要特征(另一个重要特征是他没有去触及这座城市的“哲学”含义)。但是,奥克塔维亚的居民们对这座城市命运的清醒认识事实上却给出了这个问题可能的答案。肤浅一点,马可·波罗的听者也许会从这种清醒中认识到,“看不见”的城市就坐落在那万丈深渊的底部。深刻一点,他也许会从这种清醒中认识到,悬挂在空中的“看得见”的奥克塔维亚本身就是一座“看不见”的城市:它很快就会消失,它已经在开始消失,它从一开始就在消失,或者说,它的兴建本身“兴建”的就是它的消失。

现在,忽必烈也许会理解为什么马可·波罗不去触及这座城市的“哲学”含义了:制约奥克塔维亚的“对立统一”炫耀的,是自然的力量,而不是哲学的深奥。

透明的代价:第二十七座城市

在艾尔西丽亚(Ersilia),“网络”仍然是一个关键的概念。不过,与奥克塔维亚不同,在这第四座与“交易”相关的城市里,“网络”变成了一个象形的符号:它不仅有明确的所指,而且还非常具象。

这个符号指向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结构。简单地说,就是指向“关系网”。这座城市的居民们在每两座房子之间拉起了一条“纽带”来显示这两座房子的“社会关系”。这些“纽带”一共有四种颜色(黑、白、灰以及黑白相间),它们分别代表(贸易)伙伴关系、血缘关系、行政关系以及代理关系这四种几乎所有社会都存在的典型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这座城市里基本的“社会关系”都可以直接用一条明显的“纽带”呈现出来。这无疑是一座完全透明的城市。这些纽带是这座城市生活的指南。

有时候,同样的两座房子之间可能会出现几种不同颜色的“纽带”,这当然就意味着这两座房子之间有更加复杂的社会关系。比如,市长的房子与市长儿女们的房子之间至少会有白色和灰色的“纽带”,以显示它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和“行政(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而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市长任期的流逝,这两座房子之间很可能还会有必要加入黑色或者黑白相间的“纽带”,以显示它们之间正在联手赚取特殊的利益。

 这些纵横交错的“纽带”将这座城市的“关系网”公之于众。与奥克塔维亚的情况一样,艾尔西丽亚象征性的“网络”也极大地降低了这座城市的生活节奏。因为住宅之间“纽带”的数量随着城市居民们之间社会关系复杂程度的提高而增加。最后,这条正比例函数的曲线越过了这座城市承受力的边界:居民们已经完全不可能在街道上行走了。这是透明度带来的低效率。面对城市交通的瘫痪,艾尔西丽亚的居民们既不愿意简化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又不愿意隐瞒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于是,他们只剩下了唯一的选择(对他们来说,这当然并不是奢侈的“上计”):他们选择了离开。

艾尔西丽亚的房屋全被拆除了。城市的遗址上只留下了仍然在断壁残垣之间绷紧的“纽带”。艾尔西丽亚的居民们将这些“纽带”留下来是因为它们是这座城市历史的见证。在环绕城市的山坡上露营的时候,这些准备开始逃难的居民们迷惘地打量着这座“纽带”的迷宫,因为追求绝对的透明而形成的迷宫。那是他们昨天的家园和昨天的生活。而他们这些在这座迷宫中生活过的人只能离去。他们在这座迷宫中失去了自己。他们因为绝对的透明而失去了自己。毫无秘密的社会生活令个人丢失了“身份”。

这些丢失了身份的居民们在另外的地方重建了他们的城市。他们发现他们并没有离开那一座迷宫。他们发现他们永远也离不开那一座迷宫。昨天的生活已经变成他们赖以生存的记忆。他们完全凭借这种记忆重建了他们迷宫一样的城市。为了争取更多的空间,他们尝试用更好的规则来呈现他们消失于其中的社会关系。但是,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关系”还是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纽带”。它们束缚了新的城市,窒息了新的生活。不难想象,新建的城市很快又会遭到抛弃。艾尔西丽亚的居民们只好再一次迁徙。事实上,他们不得不不停地迁徙,他们总是要到更远的地方去重建自己的家园。这种不断的流动是他们为适应社会关系的日趋复杂而被迫做出的选择。

艾尔西丽亚的历史是迁徙的历史,也就是不断开始或者不断抛弃的历史。与奥克塔维亚的情况相对应,这一次是在叙述的最后,马可·波罗又提到了“蜘蛛网”,社会关系的“蜘蛛网”:在一座座艾尔西丽亚的废墟上,城墙的遗迹和死者的遗骨都已经“看不见”了,而社会关系的“蜘蛛网”却仍然在寒风中吞咽着时间的灰尘。这“纽带”的迷宫使艾尔西丽亚永远都是一座“看得见”的城市。

在这座“看得见”的城市,生活的指南变成了生活的墓碑。

读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续二)

薛忆沩

最圣洁的交易:第十九座城市

在到达与“目光”相关的城市之前,“目光”已经在扮演重要的角色:它提前一站出场,出现在第二座与“交易”相关的城市里。这座城市的区别性特征是:在它的街道上行走着的人们都互不相识,而且永远都互不相识。这座城市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永恒的“陌生人”。是与众不同的“目光”塑造了克洛依(Chloe)这种冷漠的特征。

视觉上的陌生也许是“陌生”最基本的形态。出现在克洛依的人们尽管对未来的每一次“相遇”都有细节丰富的想象(比如他们会想到交谈、惊喜、拥抱和亲吻等),而在相遇的时候,他们想象的细节却总是没有出现。事实上,那些想象的细节也永远不会出现,因为这些陌生人在“相遇”的时候连最基本的视觉上的问候都没有:他们的“目光”从来没有足够的纠缠。每当有了目光的接触,这些陌生人就会迅速将自己的目光移开,将它投向其他的目光。紧接着,又迅速从那其他的目光移开,投向另外的目光……克洛依的目光就这样永远不停地变换着自己的方向。

在这样一座从不“专注”的城市里,人们能够从事什么样的交易呢?马可·波罗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用叙述慢条斯理地再现应接不暇的“街景”:一个扭动着臀部的女子,一个颤动着嘴唇的老妇,一个纹身的巨人,一个头发花白的青年……永不专注的“目光”在这些陌生的景点之间迅速地流动。它们用无数生命期极为短促的线段拼构出无数简单的三角形和复杂的多边形。正是这无数的几何图形构成了“看不见”的克洛依。

不难看出,不断流动着的“目光”就是这座与“交易”相关的城市里最具有特色的商品。人们正是为了交换这种特殊的商品才来到了克洛依。在这座城市的街道上,这些永恒的陌生人目“不断”转睛,分享着流动的利润。这种目光与目光之间闪电似的交易显然是“交易之最”,是最圣洁的交易,因为它不依赖于丧心病狂的算计又不会造成隐藏着社会危机的得失。而且这种交易还是纯天然的,它不会对未来施加环境的压力。更重要的,这种交易还是不断持续的,它不允许生活以任何冠冕堂皇的名义和借口停顿下来。它要让克洛依通过目光不断的流动保持住自己的圣洁。

有时候,这座城市里的匆匆过客也会停止脚步,因为突然的暴雨,因为市场的拥挤或者因为广场上响起的迷人的音乐。即使在这种时候,生活也没有停顿。事实上,这种“停留”通常会给生活更冲动的形式:这些陌生人往往会利用这种停留让自己饱经风霜的身体接受“陌生”的引诱,重温交媾的快乐。但是,即使在这种极端的形式之中,他们也拒绝扩大交易的范围。他们的交媾是最简洁或者最经济的交媾,不需要包括声音的呼应或者手指的缠绕在内的任何其他形式的辅助。在整个过程中,他们甚至不会抬起自己的眼睛。他们不会用“专注”去铭记对方的表情和激情。他们不需要为这种即兴的“停留”保存任何感官上的记忆。或者说,任何形式的停留都不会改变这些在克洛依相遇的陌生人之间萍水相逢的关系以及他们彼此永远陌生的处境。

这种没有记忆参与的交易当然是最圣洁的交易。克洛依因此被马可·波罗称为最圣洁的城市。对关系的污染无疑是随着“占有”而来的。而占有又来自权力,权力又来自欲望,欲望又来自恐惧,恐惧又来自记忆。记忆显然是污染人际关系的最深的原因。记忆导致“停留”,而停留是占有的胚胎形式,没完没了的苛求和无休无止的计较都发源于此。

不幸的是,克洛依并没有终生的免疫力。欲望的震颤一直都是困扰着这座城市的症状。这座“最圣洁”的城市随时都有可能失去自己的贞洁。一旦人们的目光开始他们功利的“专注”,美丽自由的灵魂就会进化成唯利是图的贪婪。生活就会在这个被熏黑的“地点”停留下来。通过追逐、狡辩、误解、冲突和压制等等的劣迹,无数被熏黑的“地点”构成了我们每天都在面对着的现实。在这现实之中,总是有人获利,有人蚀本;有人成功,有人失败。这现实会将克洛依带往何处?

“幻觉的旋转木马终将会要停止下来。”马可·波罗平静地告诉他高贵的听者。尽管从停不下来的“目光”到停下来的“幻觉”,克洛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疲惫的旅行者却已经看到了这座最圣洁的城市不可避免的发展方向:它一定会在令人悲哀的现实中堕落下去。

镜子的魔法:第二十座城市

第一座与“目光”相关的城市瓦尔德拉达(Valdrada)建立在湖的岸边。它的房屋和街道的特殊结构都是为了方便“注视”而设计的。注视的目标是湖水中的瓦尔德拉达的倒影。这倒影与我们习以为常的倒影不同,它不仅仅呈现出岸边的瓦尔德拉达的轮廓和外观,还呈现出它全部的结构上的细节。也就是说,进入瓦尔德拉达的那位旅行者同时看到的这两座城市在细节上是一一对应的。他只能用目光进入的城市没有放过他能够用身体进入的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他能够在清澈的湖底看见瓦尔德拉达的建筑物的内部。他能够从那里感觉到那些建筑物大厅的深度,甚至衣柜上的穿衣镜的光洁。

湖水中的倒影能够呈现的还不仅仅是这结构上的全部细节,它还会呈现出瓦尔德拉达生活中的全部细节。这座城市的居民清楚地知道他们的每一个行动都必然在湖水中留下了一个影像。他们不可能保存任何生活的秘密。无声的影像公开了这座城市的全部生活,甚至最隐蔽的作案和做爱都可以一览无余。瓦尔德拉达是一座没有私生活的城市。在任何行动之前,居民们都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他们不敢心存侥幸。他们凡事必须三思:三思而后行或者三思而不行。在这座没有私生活的城市里,只有思想不会在清冷的湖水中留下痕迹。

那个旅行者当然很快也会意识到这一点。他能够用目光在湖水中博览瓦尔德拉达的生活。特别地,他看到了那些由没有被思想和顾虑遏制住的欲望构成的生活。他看到了皮肤紧贴着皮肤的恋人们在调整姿势,以便给自己和对方带来最大的快乐;他看到了刺进肌腱的匕首在溅涌的血块中继续强悍地推进。但是,他的发现并没有停留在这里。他发现,这存留在清冷和透明的湖水中的交媾和凶杀的影像虽然丢失了激情的生活中的温度(皮肤和鲜血的温度)以及激情的生活中的喘息(凶手和恋人的喘息),却比交媾和凶杀的行动本身更有意义。也许是因为这些影像将通过旁观者的“目光”进入记忆,进入语言,最后进入时间?也许是因为这些影像将通过旁观者的“目光”引起进一步的行动(比如苦闷,恐惧和惩罚),将生活推向未来?

那个旅行者发现了这一点。他发现在两座瓦尔德拉达之中,水中(影像)的城市比岸边(实际)的城市更为重要,因为它公开了实际的城市里看不见的生活。湖面就像一面镜子,通过这面镜子形成的影像被物理学当成是“虚像”,而这影像对旅行者的心理却发生了最实际的影响。旅行者发现,尽管城市与它的“虚像”之间存在着全部细节上的一一对应,也就是说,它们的尺寸完全相等,可是在价值上,它们却并不全等,并不对称。镜子有时候会增加事物的价值,有时候又会折损事物的价值。这是几乎所有面对过镜子的人都有的经验:有时候我们会在镜子里看到令自己陶醉的自己,有时候我们又会在镜子里看到令自己沮丧的自己。这是镜子的魔法。这魔法的宗旨是提醒我们“影像”的价值和存在,并且引导我们去崇拜“目光”的价值和存在,进而敦促我们去怀疑“实际”的价值和存在。

影像的瓦尔德拉达当然来自实际的瓦尔德拉达,但是,这只是一种可“以至无穷”的衍生关系的第一步。那个旅行者知道,影像的瓦尔德拉达同样也会导致对实际的瓦尔德拉达的扩建或者改造。“实际”的城市与它的“影像”将在这无限的相互影响之中互相依存。与克洛依的那些陌生人不同,这两座城市永远存在于也只是存在于对方的“注视”之中。用马可·波罗的话说,也就是这两座城市的“目光”将永远缠绕在一起。看上去,这两座城市就像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夫妻,他们的关系应该非常亲密。可是,马可·波罗却绝望地看到了这亲密关系之中的破绽。

他无情地指出,这两座城市之间没有“爱”。也就是说,实际的城市与它的影像之间没有心理上的亲密。这不是一个特例。这是事物与它的影像之间的通例。这也许就是“镜子”的“原罪”:它让这两座城市的对应过于严格,它让这两座城市在这种过于严格的对应之中同时失去了各自的自由,也就是失去了爱的天空和土壤。镜子增减“价值”的魔法没有能够消化它的“原罪”带来的恶果。

在“看不见”的城市总是能够被看见的地方,“看不见”的城市失去了它特有的诱惑。

符号的诚实:第二十一座城市

在关于奥利维亚(Olivia)的叙述里,马可·波罗采用了一些新的“策略”。首先,他拉近了他与他的听者之间的距离。“英明的忽必烈”一开始就以第二人称的身份进入了这最后一座与“符号”相关的城市。也就是说,他不再是一个被动的听者,而是成为了叙述之中的一个角色。马可·波罗恭维这位伟大的君主说:“没有人比你更清楚……”他的整个叙述都是在他的听者的积极参与之下完成的。

其次,马可·波罗将他的整个叙述建立在不断的假设之上。他反复用“如果”来呈现他正在描述的奥利维亚,词语中的奥利维亚。而紧接着每一个“如果”,他又借用他的听者的智慧呈现出另外一座城市,一座对立的城市。词语中的奥利维亚美观、和谐并且富足。而借助这些词语(马可·波罗的描述),“你立刻意识到的”奥利维亚则充斥着暴力、丑陋以及贫穷。

通过这些新的“策略”,马可·波罗似乎故意颠倒了“看不见”的城市与“看得见”的城市的位置。词语中的奥利维亚本来应该是“看不见”的城市,却首先被假定出来,成为了“看得见”的城市。而“英明的忽必烈”从这些词语中意识到的城市本来应该是“看得见”的城市,却因为语言(这些词语)的障隔,成为了一般人“看不见”的城市。这显然意味着奥利维亚包含着一个谬误。这谬误到底出在什么地方:是出在描述奥利维亚的过程中(也就是“词语”之中),还是出现在奥利维亚本身(也就是“事物”之中)?

整个关于奥利维亚的叙述就是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在马可·波罗看来,没有人比忽必烈更清楚,描述一座城市的词语与这座城市本身之间虽然有一定的联系,却永远都不应该互相混淆。为了突出这“更清楚”,他故意将自己的词语与忽必烈的洞察对立起来:从他描述出的清洁,忽必烈会洞察到城市的肮脏;从他描述出的恬静,忽必烈会洞察到城市的嘈杂;从他描述出的祥和,忽必烈会洞察到城市的浮躁。忽必烈的心中似乎装着一部“魔鬼字典”,它首先将马可·波罗选用的词语用它们的反义词来进行解释,然后,再通过这种解释来确定关于奥利维亚本身的印象。

难道被拉近的叙述者与他的听者所理解的城市真的就相距如此遥远吗?

事实上,将被描述的城市与城市本身对立起来并不是马可·波罗的真实目的。他用整个较长的第一自然段来确立忽必烈的权威。在那里,“没有人”比这睿智的君主“更清楚”词语与它们所描述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在那里,他总是能够通过激进的理解从词语中找到事物的真相。而在第二自然段的一开始,忽必烈的权威就遇到了怀疑。第二人称最后在这里出现了一次。这次出现与它的第一次出现形成强烈的对比:“你也许不清楚这一点……”这是一次不太尊重的出现。

接下去,叙述者的声音越来越生硬。他开始与他的听者拉开了距离。他这样做,似乎是想让他的声音被更多的人听到,而不再局限于一个固定的听者。他说忽必烈“也许并不清楚”在描述奥利维亚的时候,他不可能使用其他(不同)的词语。他并不是想用词语来美化奥利维亚,他也不是想用美化来蒙蔽英明的君主。对他来说,词语只是关于事物的一种隐喻。与君主之间交流的通畅是他的幸运。他知道这位英明的君主有能力从他描述的城市(词语)里看见他自己看见的那同一座城市。也就是说,他能够正确地还原他自己用隐喻的方式将事物抽象到符号的过程,正确地完成对他的编码的解码。忽必烈的智慧以及马可·波罗对忽必烈的信任使语言(词语)获得了尊严和特权。

回到关于谬误的问题。马可·波罗的结论是:谬误不在词语之中,而在事物之中。这结论既像是在宣扬唯物主义,又像是在宣扬唯心主义。

带着对语言(符号)的绝对信任,马可·波罗永远穿过了与“符号”相关的城市。

不断的革命:第二十二座城市

第四座“脆弱的”城市索菲罗妮亚(Soph?蛳ronia)被分裂成了对比强烈的两半:其中的一半由巨型的环滑车道和旋转木马等其他各种规模较小的娱乐设施构成,它是一座设施齐全的游乐场;而另外的一半则由大理石和水泥构成,它集中了银行、工厂、宫殿、屠宰场和学校等实际的机构。索菲罗妮亚就是这样一个虚幻(和娱乐)的世界与实际(和职业)的世界的结合体。

索菲罗妮亚的这两个世界不仅在内容和形式上如此对立,而且它们的寿命也相去甚远。根据马可·波罗的叙述,他的听者很快知道了其中的一个世界是“永久的”,而另一个世界则永远都只是“短暂的”。但是,马可·波罗的叙述很稳健又很策略。他没有急于给出具体的答案:究竟是这座城市的哪一半将永久地存在下去呢,是那看上去很脆弱的那一半(虚幻的一半)还是那看上去很牢固的那一半(实际的一半)?他首先给出的是“短暂的”原因。那短暂的一半之所以不能够长久是因为那里不断发生着的“革命”:每当一段平和的使用期结束之后,居民们总是要与旧的世界彻底决裂。他们不仅要拆除那一半城市里的所有建筑,还要铲除那些建筑的整个根基,最后还要清除出由此而堆积起来的全部瓦砾,将它们转移到另一半城市的空地上去。

这“短暂的”一半因此当然就是“看不见”的索菲罗妮亚。它的每一段温和的存在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了,而它激烈的消亡却总是引人注目,总是构成历史的事件。这“激烈的消亡”不仅侵占了人们的记忆,也塑造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在这里,以建设为目的的革命被不断的革命代替:革命从手段变成了目的。

每年总有一天,工人们会来将“短暂的”索菲罗妮亚的瓦砾装车运走。这引人注目的一天浓缩了这座城市的历史。从这些瓦砾中,马可·波罗的听者终于知道了那被拆除的是索菲罗妮亚实际的一半:教堂、医院、纪念碑、炼油厂等等设施往往一夜之间就都变成了废墟。也就是说,索菲罗妮亚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往往一夜之间就都变成了废墟。这是一场触目惊心的革命。这是一场革命与另一场革命之间的革命。它打断的不仅仅是一代人的生活,而是整个的历史。它从索菲罗妮亚的文化中革除了建设的理性、智慧、诚意以及耐心。

而虚幻的世界显然就是索菲罗妮亚“永久的”一半,是“看得见”的索菲罗妮亚。马可·波罗试图用这“永久的”一半向他的听者揭示人类生活的另一个秘密:人类生活对娱乐的依赖。娱乐是人类生活本质的需要,如果它不能算成是直接的生理需要,至少是最贴近生理的需要。索菲罗妮亚“永久的”虚幻世界是这种需要的象征。

有意思的是,娱乐与革命之间有极为复杂的关系。娱乐既是革命的宿敌又是革命的挚友。用一个粗俗的比喻,娱乐与革命也许可以视为一对朝夕相处又同床异梦的配偶。娱乐经常是革命最早的受害者,而革命又总是在发明自己的娱乐,并且通过这种发明传播的理念,扩大革命的影响。娱乐是对革命的腐蚀和嘲讽,而革命也许可以看成娱乐的最高形式。与革命不同,娱乐不去区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旗帜鲜明的首要问题。娱乐的首要问题也是如何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如何化敌为友。而这恰好又是革命的重要策略。革命和娱乐的成功同样依赖于坚实的群众基础。

让革命与娱乐将一座城市分裂成两个相邻又对立的世界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安排。但是,革命与娱乐的关系实在是一个太大的题目,让“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英雄的孙辈来思考这样大的题目显然有点不合时宜。这样大的题目应该留给今朝的“风流人物”来推敲。

由钢管和绳索等材料建成的看上去相当“脆弱的”一半却比用大理石和水泥建成的理应“牢固的”一半还要牢固,这是索菲罗妮亚带给马可·波罗的见识。然而,马可·波罗的思绪并没有停留在这里。虽然娱乐是生活的必要条件,却并不是它的充分必要条件。仅有娱乐的生活还是不够的。生活还需要现实中的争斗和拚搏。在时间里“牢固”的那“脆弱的”一半其实还是非常脆弱,因为它不可能独立存在下去。它在盼望着下一位与它朝夕相处又同床异梦的配偶。它苦闷地计数着日子流逝。它焦急地等待着从沙漠里走来的商队。那支商队会带来足够的建筑材料,让它可以在旧世界荡然无存的空地上重建自己现实的一半。

但是它非常清楚,那建成的不过是下一次革命的对象。在一段平静的日子之后,整个城市又会燃烧起革命的热情,新的革命又会如约而至。索菲罗妮亚的历史就在这种革命的死循环之中继续。它那“短暂的”一半决定了城市居民们永久的生活方式。

不变的万变:第二十三座城市

欧特若毗亚(Eutropia)的居民们总是想获得新的工作和新的配偶。他们还想在推开窗户的时候看见新的风景。还有,他们还总是想与新的朋友们在一起,用新的消遣和新的传言来打发多余的时间。他们所在的这座城市正好能够满足他们的心愿。在这里,他们似乎尝到了“存在决定意识”的甜头。

欧特若毗亚是建筑在高原上的一组规模相当又风格类似的城市的总称。它们就像有机化学中的那些“同形异构体”。有意思的是,在一段时间之内,居民们只是集中居住在其中的一座城市里面。这座有居民的城市是这一段时间之内的“看得见”的欧特若毗亚,而高原上其他那些闲置的城市则相应地暂时成为了“看不见”的城市。

在这种“存在”之中,“看得见”与“看不见”变成了一种相对的属性。因为有一天,欧特若毗亚的居民们突然会对“看得见”的城市产生一阵强烈的厌倦:他们不再能够忍受他们的工作和他们的亲戚,他们不再能够忍受他们的住宅和他们的债务,他们不再能够忍受他们需要去致意以及总是向他们致意的路人。在这种情况下,全体居民就会迁往高原上的另一座城市,一座“看不见”的城市去。他们在那里另起炉灶。欧特若毗亚的居民们的生活就这样在高原上的这些城市之间流转。居民们的每一次迁徙都在形式上更新了他们的生活。通过这种更新,一座原来“看不见”的城市变成了新的“看得见”的城市,而刚刚被遗弃的“看得见”的城市则变成了这种流转之中的新的终点。

因为他们的社会中没有悬殊的财产分配和森严的社会等级,在新的城市里重新“优化组合”他们的生活,欧特若毗亚的居民们并不会感到激烈的社会震荡。又因为职业的多样性,这种不断的迁徙几乎杜绝了就业上的重复:很少有人一生之中会在不同的城市里从事相同的工作。

也就是说,欧特若毗亚的居民们总是能够品味新的配偶,总是能够尝试新的工作。在这第三座与“交易”相关的城市里,居民们用“看得见”的城市与“看不见”的城市交换,用他们已经厌倦的现在与他们向往着的未来交换。这种壮观的交换显然就是欧特若毗亚的命脉。这座城市的居民们只能够通过不断地出卖自己的生活才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

对每一个居民来说,每一次迁徙都带来了一座新的“看得见”的城市。然而从整体上看,欧特若毗亚却并没有因为“流转”而发生任何根本的变化。高原上的每一座城市就像是一个舞台。在新的舞台上,生活的场景和情节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也就是说,所有舞台上上演的其实是同一部作品。不同的只是那些演员们互相交换了自己扮演的角色。马可·波罗悲观地发现了这一点。他发现,在新的城市里,甚至一段无关紧要的讲话和一个毫无特色的哈欠都被保留下来,变化的只是讲话者的口音和打哈欠的那一张嘴。天啊,欧特若毗亚哪里只是一座孤零零的城市啊!它分明更是一个象征。它象征着万变不离其宗的政治,它象征着万变不离其宗的生活,它象征着万变不离其宗的历史。

与万变一样,不变也是一种奇迹。而不变的万变更是一种奇迹。这种奇迹显示了对立的统一,否定之否定,还显示了量的万变与质的不变。

变化之神用精心构造的欧特若毗亚来见证这悖论似的奇迹。这是它的炫耀还是它的坦白?而欧特若毗亚的居民们将自己的城市奉献给这位变化之神,尽管他没有能够用万变来掩盖住不变。这是对他的赞美还是对他的嘲讽?

无情的注视:第二十四座城市

在泽姆茹德(Zemrude),注视者是“上帝”,因为是注视者的“情绪”决定了这座城市的“形式”。马可·波罗又一次用第二人称将“注视者”拉近到自己的跟前。同时,他也用这第二人称故意混淆了他的听者与注视者的界限:他将他的听者带进了自己的视野,带进了“现场”。这第二座与“目光”相关的城市就是这样一座“情绪化”的城市:如果注视者情绪轻松,他的目光就会朝向上层,朝向光明,朝向“天空”。在这种目光之中,泽姆茹德就是一座由精致的窗台,翕动的窗帘以及华丽的喷泉构成的城市;而如果注视者情绪紧张,他的目光就一定着落于“下层”,着落于黑暗,着落于地面。在这种目光之中,泽姆茹德就是一座由阴沟、井盖、鱼鳞以及废纸构成的城市。“看得见”与“看不见”不仅仅成为一个相对的区分,而且还成为一个“主观的”区分。在泽姆茹德,是注视者的情绪决定了“看得见”的城市的风貌。那里事实上并存着两座对立的“看得见”的城市。

从泽姆茹德的特殊经历,马可·波罗的听者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任何一座城市(就像对于任何一个人或者任何一段历史),都存在着两种极端的“注视”方式:在有些人看到和谐的地方,另外一些人却看到了冲突;在有些人看到繁荣的地方,另外一些人却看到了泡沫;在有些人看到富裕的地方,另外一些人却看到了贫穷。决定不同的注视方式的原因可能非常复杂,但是它最终反映的却是注视者的“情绪”。见多识广的马可·波罗确信真理的“相对性”。他知道,在泽姆茹德,人们无法决定哪一座“看得见”的城市更加“真实”。这一次,是注视者的“目光”决定了“真实”的内容,是感知决定了存在。

这时候,一个有趣的现象引起了马可·波罗的注意。他注意到关于泽姆茹德上层的生活事实上都来自那些失去了那种生活的居民们的回忆。他们沉沦到了城市下层的生活之中,每天面对着同样的街道,遭遇到同样的“贱民”。但是,上层的往事却并没有像烟尘一样飘落。或者说,上层的生活仍然能够被他们“看得见”。记忆将他们已经失去的“看得见”的城市固定在他们的生命里。而他们“看不见”的却是他们眼前的城市。

这个有趣的现象让马可·波罗得出了一个非常阴暗的推论。他要顾及他的听者的尊严,不能够在这个推论中继续使用第二人称。他将自己与他的听者捆绑在一起,在下面的叙述中,用“我们”来代替前面一直用得很顺口的第二人称。他声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都会出现这样的一天,当我们的目光沿着下水管道不断下降的时候,突然,我们不再能够将这些管道(以及我们的目光)与铺路的鹅卵石分开。这是生活中的转折点:“注视”与“生活”终于通过这个瞬间结合在一起了。“我们”完全变成了现实的人。在马可·波罗看来,相反的过程当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非常罕见。水总是往低处流的,而人的精神状况也很难往高处走。生活总是让“我们”越来越现实。

生活的这种阴暗的逻辑最后一定会使注视摆脱“情绪”的干扰。当继续在泽姆茹德行走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朝向“天空”的目光。我们的目光首先集中在地面之上。然后,我们还用目光往地面之下挖掘。我们想找到生活中最可靠的资源。我们将没有任何诗意的目光伸进了地窖、房基和水井。注视者终于不再是“上帝”了,因为他不再能够决定泽姆茹德的“形式”。相反,他的生活开始被固定的形式所决定。他不再是一个随心所欲的注视者了,他成了一个处心积虑的寻找者。他的目光之中开始晃动着功利的浮躁,晃动着对现实的不安和对未来的贪婪。他的目光之中已经没有情绪的激荡和情感的光彩。

名义的专制:第二十五座城市

在第一座与“名义”相关的城市里,“重复”是一个关键词。一开始,马可·波罗就告诉他的听者,关于阿格拉乌娜(Aglaura),除了当地的居民们不断重复的那些话题之外,他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当地的居民们总是在重复那些已经变成了成语的美德和过错,重复那些已经变成了典故的异类和奇人以及重复对生活中的那些成规僵化和刻板的态度。所有这些话题都可以说是一种文化遗产,因为它们是由古代的思想家们归纳总结出来的。这些思想的成果最后变成了这座城市固定不变的“属性”,被未来反复引用。渐渐地,阿格拉乌娜变成了两座互不相关的城市:一座是人们用这些代代相传的属性描述的城市,典故中的城市,“名义”上的城市,“看不见”的城市;另一座则是人们生活于其中的城市,体验着的城市,实际上的城市,“看得见”的城市。

因为名义(名)与实际(实)的分离,这两座城市在历史的进程中似乎都一直没有什么重大的变化。比如关于美德和过错的成语还在日常的生活中留用,关于正常和怪异的对比仍然被人在意。但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正在进行:从前那些被看成“怪异的”,现在却被看成“正常的”了,就好像在一个曾经崇尚“三从四德”的地方,同居渐渐变得“老少咸宜”,离婚慢慢变成“家常便饭”;而美德也失去了它原来的价值,过错也甩掉了它固有的污垢,它们甚至可能交叉换位:却不为现时所敬重;而“标新立异”是过去的微词,却成了今天的创意。

因为这场静悄悄的“观念”上的革命,任何人都能够发现,关于这座城市的所有说法其实既悖逆了原来的名义,也背离了当前的现实。它们完全是不真实的。这座城市的“成语词典”(如果有的话)里和这座城市的报纸(如果有的话)上充斥着这些不真实的说法。然而,正是这些不真实的说法固定了这座城市的“形象”,为这座城市提供了可以供所有时代和所有集团“共享”的成见,而那些建立在生活和阅历基础之上的个人的真知灼见反而显得空洞无物。这些不真实的说法使阿格拉乌娜变成了一座“名义”上的城市。“看不见”的城市喧宾夺主,它用语言的乌烟瘴气掩盖了“实际”上的阿格拉乌娜。

在观念的干预下,本来已经分离的“名”与“实”又开始了错综复杂的联系。这种新的动向使马可·波罗有必要进一步反省“名”与“实”的关系。旅行者根据自己的见闻得出的关于城市的结论会有任何客观的内容吗?马可·波罗自认为比当地的居民们高出一筹。他看到了自己的“客观”描述的相对性。当他根据自己的见闻,将阿格拉乌娜描述为没有颜色、没有性格以及没有理由的城市时,他清楚地知道,这种与实际相联系的描述同样是不真实的。因为一个另外的旅行者可能会看到另外的景象,比如一道奇异的闪光从城市的机体上掠过。不同的时间和角度,不同的境界和性格,可能会让不同的观察者对“同样的”被观察对象得出不同甚至对立的结论,比如一个观察者看到的“救星”可能是另一个观察者看到的“暴君”。

说出来的东西“不可能”真实,这将一个叙述者推到了难堪的境地。但是,马可·波罗对此并没有去想太多。真正让马可·波罗苦恼的是,关于阿格拉乌娜,一个有所发现的旅行者“不可能”说出任何东西,因为他的思想完全被从前那些关于阿格拉乌娜的固定说法禁锢了。当旅行者想将他个人的发现说出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除了重复那些教条的说法以外,不可能再说出任何特别的东西。尽管他自认为比当地的居民们高出一筹,他与他们的地位其实完全一样:在阿格拉乌娜,所有人都是专制的“名义”的奴隶。

“名”与“实”的分离使阿格拉乌娜的居民们相信自己仅仅生活在“名义”上的城市里。他们满足于这种生活。他们不去在意实际上的阿格拉乌娜所发生的任何变化。最后,他们彻底忘记了那座“看得见”的城市。而作为旁观者,马可·波罗虽然愿意将两座城市都珍藏在自己的记忆里,他却绝望地意识到了自己能够拥有的也只是其中的一座,与“名义”相关的那一座,遭受成见奴役的那一座,因为无法用词语保存的“看得见”的阿格拉乌娜注定要在时间的河流中丢失。

在阿格拉乌娜,任何人都只可能是一个陈词滥调的重复者,任何重复都不真实。

云中的生活:第二十六座城市

这座城市不是建立在地上,而是建立在空中。因为或者因此,它没有“地”基。它的根基与整个城市一起悬在空中:这是一座立足于空气的城市。它当然极度的“脆弱”。这是最后一座“脆弱”的城市,同时也是最“脆弱”的城市。

奥克塔维亚(Octavia)“脆弱”的程度令人难以置信。这肯定是马可·波罗选择以“相信”为条件来启动他的叙述的原因。“如果你相信我,那就好了。”只有在“相信”的条件之下,他才可以用语言来再现这座难以置信的城市。

这是一座“蜘蛛网”似的城市。如果嫌“蜘蛛网”这种意象过于传统,过于腐朽,不妨改用信息时代的措辞,将这座城市看成一座典型的“网络”城市。它建立在两座陡峭的山峰之间。绳索和天桥将这两座山峰连接起来。这些绳索和天桥当然还兼任这座城市里的街道,摇摇晃晃的街道。当“你”在这些街道上行走的时候,“你”必须小心翼翼。“你”的手必须紧紧地抓住由绳索做成的护栏,同时“你”的脚也绝对不能在天桥上踩空。因为这些街道的下面只有稀薄的浮云,而浮云的下面是冷漠的深渊。

在这样一座城市,忽必烈的骏马和激情不仅毫无用处,而且是致命的弱点。在这里,“网络”带来的不是“高速”,而是对“速度”的阻碍、抵制甚至悖逆。毫无疑问,“速度”是奥克塔维亚的敌人。面对马可·波罗难以置信的叙述,忽必烈不再能够憧憬势不可挡的推进和扩张,他“必须小心翼翼”。这种想象中的“小心翼翼”会在这位壮心不已的君主的心中留下什么样的阴影?

由绳索和天桥构成的网络既是这座城市的街道又是这座城市的根基。这座城市的其他部分都“建筑”在这“脆弱”的根基之“下”。也就是说,奥克塔维亚是一座悬挂着的城市。它的房屋就像是巨大的口袋,它的阳台就像是这位“威尼斯商人”故乡的“贡多拉”。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吊车、吊床、吊灯、吊兰等等,这些在其他城市里看上去有点异样或者有点奢华的物品在这座悬挂着的城市里变成了日常的用品。

稀薄的浮云掠过奥克塔维亚的生活。这过眼的云烟就好像是对这座城市未来的一种预言或者对这座城市居民的一种提醒。奥克塔维亚的居民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城市的根基是多么“脆弱”:那悬在空中的“地”基不可能支持很长的时间。与其他城市的居民相比,奥克塔维亚的居民们对生活的前景有更明确和更清醒的认识。地心引力决定了奥克塔维亚的未来。这座城市每天都谨小慎微的居民们清楚地知道,不管他们如何“小心翼翼”,他们漂浮在云中的生活终将被与他们朝夕相处的万丈深渊吞没。

可是,“看不见”的城市在哪里?马可·波罗似乎是忽略了这个问题。他没有用任何一个字来呈现“看不见”的城市,这可以说是关于奥克塔维亚的叙述的一个重要特征(另一个重要特征是他没有去触及这座城市的“哲学”含义)。但是,奥克塔维亚的居民们对这座城市命运的清醒认识事实上却给出了这个问题可能的答案。肤浅一点,马可·波罗的听者也许会从这种清醒中认识到,“看不见”的城市就坐落在那万丈深渊的底部。深刻一点,他也许会从这种清醒中认识到,悬挂在空中的“看得见”的奥克塔维亚本身就是一座“看不见”的城市:它很快就会消失,它已经在开始消失,它从一开始就在消失,或者说,它的兴建本身“兴建”的就是它的消失。

现在,忽必烈也许会理解为什么马可·波罗不去触及这座城市的“哲学”含义了:制约奥克塔维亚的“对立统一”炫耀的,是自然的力量,而不是哲学的深奥。

透明的代价:第二十七座城市

在艾尔西丽亚(Ersilia),“网络”仍然是一个关键的概念。不过,与奥克塔维亚不同,在这第四座与“交易”相关的城市里,“网络”变成了一个象形的符号:它不仅有明确的所指,而且还非常具象。

这个符号指向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结构。简单地说,就是指向“关系网”。这座城市的居民们在每两座房子之间拉起了一条“纽带”来显示这两座房子的“社会关系”。这些“纽带”一共有四种颜色(黑、白、灰以及黑白相间),它们分别代表(贸易)伙伴关系、血缘关系、行政关系以及代理关系这四种几乎所有社会都存在的典型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这座城市里基本的“社会关系”都可以直接用一条明显的“纽带”呈现出来。这无疑是一座完全透明的城市。这些纽带是这座城市生活的指南。

有时候,同样的两座房子之间可能会出现几种不同颜色的“纽带”,这当然就意味着这两座房子之间有更加复杂的社会关系。比如,市长的房子与市长儿女们的房子之间至少会有白色和灰色的“纽带”,以显示它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和“行政(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而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市长任期的流逝,这两座房子之间很可能还会有必要加入黑色或者黑白相间的“纽带”,以显示它们之间正在联手赚取特殊的利益。

 这些纵横交错的“纽带”将这座城市的“关系网”公之于众。与奥克塔维亚的情况一样,艾尔西丽亚象征性的“网络”也极大地降低了这座城市的生活节奏。因为住宅之间“纽带”的数量随着城市居民们之间社会关系复杂程度的提高而增加。最后,这条正比例函数的曲线越过了这座城市承受力的边界:居民们已经完全不可能在街道上行走了。这是透明度带来的低效率。面对城市交通的瘫痪,艾尔西丽亚的居民们既不愿意简化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又不愿意隐瞒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于是,他们只剩下了唯一的选择(对他们来说,这当然并不是奢侈的“上计”):他们选择了离开。

艾尔西丽亚的房屋全被拆除了。城市的遗址上只留下了仍然在断壁残垣之间绷紧的“纽带”。艾尔西丽亚的居民们将这些“纽带”留下来是因为它们是这座城市历史的见证。在环绕城市的山坡上露营的时候,这些准备开始逃难的居民们迷惘地打量着这座“纽带”的迷宫,因为追求绝对的透明而形成的迷宫。那是他们昨天的家园和昨天的生活。而他们这些在这座迷宫中生活过的人只能离去。他们在这座迷宫中失去了自己。他们因为绝对的透明而失去了自己。毫无秘密的社会生活令个人丢失了“身份”。

这些丢失了身份的居民们在另外的地方重建了他们的城市。他们发现他们并没有离开那一座迷宫。他们发现他们永远也离不开那一座迷宫。昨天的生活已经变成他们赖以生存的记忆。他们完全凭借这种记忆重建了他们迷宫一样的城市。为了争取更多的空间,他们尝试用更好的规则来呈现他们消失于其中的社会关系。但是,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关系”还是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纽带”。它们束缚了新的城市,窒息了新的生活。不难想象,新建的城市很快又会遭到抛弃。艾尔西丽亚的居民们只好再一次迁徙。事实上,他们不得不不停地迁徙,他们总是要到更远的地方去重建自己的家园。这种不断的流动是他们为适应社会关系的日趋复杂而被迫做出的选择。

艾尔西丽亚的历史是迁徙的历史,也就是不断开始或者不断抛弃的历史。与奥克塔维亚的情况相对应,这一次是在叙述的最后,马可·波罗又提到了“蜘蛛网”,社会关系的“蜘蛛网”:在一座座艾尔西丽亚的废墟上,城墙的遗迹和死者的遗骨都已经“看不见”了,而社会关系的“蜘蛛网”却仍然在寒风中吞咽着时间的灰尘。这“纽带”的迷宫使艾尔西丽亚永远都是一座“看得见”的城市。

在这座“看得见”的城市,生活的指南变成了生活的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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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教育还有没有办法补救(叶扬)

叶扬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复旦外文系英文专业念本科的时候,有两位哈佛教授,曾来学校演讲。一位是比较文学系的哈里 ? 莱文,题目很吸引人,用了个“修辞性疑问句”:文学不是比较又是什么?他在演讲中旁征博引,循循善诱,对于我后来选择攻读比较文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另一位是英文系的美国文学专家丹尼尔 ? 艾伦,他介绍了美国文学研究的新动向,同样也是辩才无碍,引人入胜。

   1983年春天,我开始在哈佛攻读研究生时,莱文和艾伦都已先后退休。哈佛东亚语言文化系有位退休的资深讲师方志彤,是我比较文学系的前辈学长。此人以《三国志》和陆机《文赋》的英译知名于西方汉学界,跟大诗人庞德也是好友。他自视甚高,平生于众多学人之中,只佩服两位:莱文和钱钟书,常说莱文是美国的钱,而钱就是中国的莱文。比较文学系一年之中有几次招待会,不知为什么,总是用的“雪利”酒,我以为在风味上最接近绍兴佳酿。我手里端着酒杯,跟莱文交谈过好几次,不过他右耳听力不好,听他说话时倒还不妨事,到了我答话时,必须要对着他的左耳大声嚷嚷,实在有些费力。

   除了比较文学系所在的“博尔斯顿楼”之外,英文系(全称是英美文学及语言系)所在的“华伦楼”自然也是我常去的地方,后来海伦 ? 范德勒成了我的座师,在通过博士资格考试之后,她跟我的另一位座师宇文所安一起,指导我写论文,华伦楼去得就更为频繁了。不过我刚到哈佛的时候,谁也不认识,因为艾伦曾去复旦演讲过,就到英文系去自我介绍,约定跟他见面。艾伦那时刚退休,我到他的办公室去见他,他非常热情,后来我学习、以至生活中有了问题,常常向他请教。他虽然退休了,却忙于主编《美国文库》的工作,系里一直为他保留着办公室。他每天一大早就骑着自行车,从他地处康桥哈佛广场的寓所到华伦楼来“坐班”。他是我读研期间来往最多的师友之一。我的哈佛同窗、也是我的安徽大同乡赵一凡,是在美国文明史项目念的博士,艾伦是他的座师之一,对他也十分关照。

   记得我有次去艾伦那里,问了他一个有关英国诗歌的问题,他招招手,把我带到他隔壁的办公室,给我引见另一位教授,就是大名鼎鼎、专治英国诗歌和文艺批评的沃尔特 ? 杰克逊 ? 贝特。不过那时贝特也已退休,身体好像也不太好,又不像艾伦退休后天天还去办公室,所以虽然见了面,后来还读了他好几部著作,却始终跟他不熟。1985年夏天,我跟一凡分别学完了指定的课程,获得了硕士学位,为了凑个热闹开开眼界,就一起参加了毕业典礼。当时哈佛庆祝毕业典礼的校报特刊上,发表了贝特的一篇文章,详细介绍了哈佛以英文系为主的文学教学的历史,我读后很喜欢,暑假的时候比较空闲,就随手把它译成了中文,放进了书桌的抽屉,后来完全忘了。

   一晃二十五年过去,前些日子整理旧物时,居然又找到了这篇压在箱底的旧译,想到校园依旧,人事已非,而作者贝特去世,已经十有一载,未免有些感慨。重读此文,对于今天国内的文学教育,尤其是大学里的中文系和比较文学专业,倒有不少相关的联想,这就是此文的来历了。

   有言在先,哈佛虽然声名显赫,但是其经验并非万灵仙丹,充其量,只具参考价值。林语堂的《有不为斋文集》里有一篇小品《哈佛味》,其中引用美国幽默作家罗杰斯的话,调侃哈佛的学生:“哈佛大学之教育并非四年,因为是四年在校,四年离校,共是八年;四年在校使他变成不讲理的人;离校之后,大约又须四年,使之又变成讲理的人,与未入大学时一样。”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历来把自己视作“哈佛人”的,主要是大学的本科生。哈佛的研究生来自五湖四海,往往并不自居其列。我向来把自己视作“复旦人”,对于哈佛,虽然前后待了六年半,却自觉还是校园里一个匆匆的过客,对她还是能有比较冷静的、客观的认识。

在我读研期间的八十年代,哈佛的英文系,正像贝特的文中所调侃的那样,与当时理论重镇耶鲁相比,也许给人比较保守的感觉。座师范德勒向来注重传统的细读,后来成为哈佛历史上破天荒第一位女性的、也是当时英文系唯一的“大学讲座教授”。其他如从事古英语及中古英语研究的阿尔弗雷德、擅长文艺复兴时代英国文学及弥尔顿研究的列瓦尔斯基、专治美国诗歌发展史的柏金斯等人,在方法上都比较崇尚文本的细读或是历史文化背景的研究。

   不过,到了我快要离开的八十年代末叶,这个情况在英文系已经有所改变,从两性关系和通俗文化角度研究莎士比亚的玛乔丽 ? 伽柏开始崭露头角。跟宇文所安先后被哈佛从耶鲁挖角过来的芭芭拉 ? 约翰逊,原来在罗曼语文系执教,后来学校答应了她自己提出的要求,调入英文系。她是耶鲁理论家保尔 ? 德 ? 曼的的弟子,也是首创解构理论的法国学者德里达的英译者,当时才三十来岁。我记忆中永恒的哈佛风景镜头之一,就是金发披肩、有电影明星长相的约翰逊,牵着她那条大狗,姗姗地在校园的绿荫中走过。

风水轮流转,二十年过去,今天哈佛的英文系,已经取代耶鲁成为理论重镇。九十年代初,约翰逊在兼任“非裔美国文化研究”主任时, 将非裔美国文化专家亨利 ? 路易斯 ? 盖兹招进了哈佛。九十年代中期,已经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执教了28年的“新历史主义”首领史蒂芬 ? 格林布拉特,也被哈佛挖角过来。这两位视野广阔、功力深厚的学者,先后加盟,确实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不过,进入本世纪之后,哈佛英文系在重视理论这一点上,也不无求全之毁,比如标举后殖民理论、以行文风格晦涩、混乱而常为人诟病的霍米 ? 巴巴的加入,未免让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跌破眼镜,贝特老先生地下有知,未知当作如何想。令人惋惜的是,当年风姿绰约的约翰逊,因为患上罕见的小脑共济失调症,导致肢体多发性硬化,逐渐丧失了行动和语言的能力,一年之前,已经在康桥的家中去世了。

在作为英语世界一个中坚部分的美国,其大学英文系,相当于包括国内的汉语世界的大学中文系。根据我多年的经验体会,两者之间,在师资、生源、资质、精神风貌等诸多方面,有出奇的相似之处。

   当然,后者的历史比前者要短。贝特教授谈到哈佛英文系一度被“语文学”统治,攻读博士课程的学生,为了掌握多种中古语言而疲于奔命。国内中文系的博士生,好像从来没有受过这个罪。不过正如贝特所指出的,那种好比制造木乃伊的过程,虽然在哈佛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但是时至今日,在包括哈佛在内的美国一流名校,中古的语言文学研究,依然是语文教学中一个合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哈佛,甚至另外设有独立的、与英文系平起平坐的凯尔特语言文化系,专攻中古及现代爱尔兰和威尔士的语言文学。

   联想到国内大学的中文系,即使在北大、南大、复旦这样的中文系重镇,是不是还有人在从事我们自己的特殊古文字(例如甲骨文、金文、西夏文)的研究?如果答案为否,我真为这种会导致严重文化断裂后果的情况扼腕。以英文而言,从《贝奥武甫》的古英语到乔叟《坎特伯雷故事》的中古英语,从莎士比亚到今天,经过的是一个相当漫长的渐进过程。中文呢?由文言到白话,在五四前后突飞猛进,这种断裂性的巨变,只是不到一个世纪的事,所以文言对于我们今天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古英语和中古英语对于今日的英语世界。国内的中文系以至整个高等教育界,有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呢?王力先生主编、历来几经修订的四卷本《古代汉语》,对于大学文科,至少人文学科的各系,本来都应该是一部必修教材,可是如今不要说一般的大学生了,即使重点大学中文系和外文系的毕业生,有多少人能够好好掌握这四卷书里的精髓?

我在复旦念本科的时候,文革刚刚过去,最初两届的大学生里,许多是所谓的“老三届”,可谓伏虎藏龙,不过当时的中文系,出了写《伤痕》的和写《秦王李世民》的,很多学生都想当作家,一夜成名,有志于静心作古典文学研究的(比如我的五四中学老同窗王镇远)简直是凤毛麟角。这一点,记得常为我们外文系的同学所讪笑。这种重创作、轻研究的情况,不知今天有了多少改变?

   不过正像贝特所说的那样,创作本来也应当是大学语文教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哈佛英文系历来有大作家来讲课,也出了许多第一流的作家。我读研期间,爱尔兰诗人、后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辛默斯 ? 希尼,就在英文系开课。我在比较文学系,也选修了担任客座教授的墨西哥小说家卡罗斯 ? 富恩特斯为研究生开设的课程“文学中的时间”。我写了一篇评论弗吉利亚 ? 伍尔夫的小说《奥兰多》的期末论文,因为富恩特斯对我青眼有加,后来我在寻找教职时,还请他替我写了一封推荐信。国内的中文系,自然也应该是这样“请进来,走出去”。复旦中文系能够请小说家王安忆女士加盟,实在很有眼光。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也请了我以为散文写得比诗更好的北岛出马。可是在国内的高等学府,这好像还是一个创举和异数。我常纳闷,放着阿城这样一位博学多才的大作家住在北京,北大中文系居然不去三顾茅庐请他出山,未免太短视。此外,我知道贾平凹长年住在“废都”,可是想法设法力邀他客座讲个一年半载的写作课,有何不可?

   理论固然重要,但是即使在今天哈佛的英文系,从范德勒到盖兹和格林布拉特,读者与作品的直接交流、文本的细读,依然是重中之重。优秀的文学理论,能够引导读者从作品的字里行间,发现崭新的内容和心得,然而文学研究的重心,应该还是文学作品本身。用句英文成语来说,只能把马套在前面来拉车子,不能“把车子放到马的前面”。今年春天我回沪期间,曾在母校作了题为《一隅之见: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的英文演讲,其中的核心思想,就可以由这个成语来概括。我在演讲中特别提醒听众,对于那种玩弄术语、忽视文本的有些当代“理论”,要留个神儿,不要像安徒生童话里那个傻皇帝,自以为穿上了新衣服,光着身子,在大街上招摇过市。演讲完了以后,不少听讲的同学留下来围着我,一面对我的观点表示赞同,一面抱怨他们的老师要求他们写论文必须“理论当先”。据我当场询问,其中很多不是外文学院的,而是中文系的研究生。本来大学文科的本科生,根本不应该个个都写论文,而应该按照国外这样,把论文只作为优秀本科生的选项之一。研究生当然应该写,可是国内的文科各系,尤其是中文系,对理论死搬硬套,也就不去说它了,尤有甚者,是不是“把车子放到马的前面” ,本末倒置了呀?

我的博士学位,是在比较文学系颁发的。哈佛的比较文学系,是美国大学同类系科里历史最悠久的一个。她的构成,在美国高校中颇具代表性。首先,她只有研究生的博士课程,学生在成功修完前两年的课程之后,自动被授予硕士学位。其次,她有一个基本的教授班底,其中所有的成员都有双重的头衔,除了他们专长的语言文学的教授头衔之外,另外还同时拥有比较文学教授的头衔。比如座师宇文所安,当时是“中国与比较文学教授”;我上过其研究生课程“文学中的城市”的唐纳德 ? 范杰,是“斯拉夫与比较文学教授”;上文讲到的约翰逊,原来是“罗曼与比较文学教授”,转系之后成了“英文与比较文学教授”,等等。系主任一职,就由这一班拥有双重头衔的教授轮流坐庄。在系里的教员名单上,另有一班被称之为“在比较文学系授课的其他教员”,他们没有双重头衔,在系里的人事决定上也没有投票权,但是经常为系里开课,或是指导研究生。比如我在法国文学领域的座师佩尔 ? 尼克罗格,我在东亚系的另一位老师韩南、以及上文提到的英文系的阿尔弗雷德,都在此列。不过,研究生找自己的指导老师,只要符合研究方向,并不局限于这两套班底,当年我在英国文学方面,请当时仅在英文系授课的范德勒指导,就是一个例子。

   哈佛比较文学系的这个模式,在美国高校中是堪称典范的。当然,在比较文学研究方面历史相对短暂、或是比较小一些的大学,也有与外文系合并在一起的,我任教的加州大学河滨校区就是如此。在加州大学尔湾校区,比较文学一度与英文合系,这在美国极为罕见;这种架构有很多弊病,往往流于“欧洲中心”的偏向,最终还是分道扬镳了。

哈佛比较文学系研究生第一年的必修课,是一门文学理论的讨论班。除了英文和一门现代“外语”(对我来说当然是中文)都必须达到母语或“接近母语”的水准、并且分别选修一定数额的研究生课程之外,无论研究方向为何,法文、德文都是必修的(达到流利阅读标准、经过考核即可),除此之外,还必须熟谙一门古典语言(希腊、拉丁、希伯来文、梵文、古汉语任选其一)。

我在哈佛开始读研的时候,文理学院的院长,正是以首创“核心课程”而闻名的经济学家亨利 ? 罗索夫斯基。记得在他的主持下,在文理学院就各个学科的研究生取得博士学位平均需要多长时间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是数学需要的时间最短,平均不到五年,而比较文学则需要最长的时间,平均到了八年以上。这并不奇怪。大学本科有念双学士学位的,所谓“双重专业”。我常说比较文学的博士学位就好比研究生课程里的“双重专业”甚至“三重专业”,因为对于所从事的任何一国的语言文学,都必须要能熟练掌握,并且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而不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

我在国内念本科时,比较文学研究在停滞多年之后,刚刚重新起步。三十年过去,比较文学作为国内大学里一个文科专业,好像已经是遍地开花。不过据我所知,所有的比较文学专业,无一例外,都隶属于中文系的管辖之下,这实在是个极不正常的怪现象。因为对于从事比较文学专业的人而言,虽然“国学”的根底非常重要,但是过硬的外语能力,以及对于外国文学的广博知识和深入理解,也是关键的先决条件,而这并非国内大学中文系的强项。后来,熟悉国内高等教育的蒋洪新教授告诉我,之所以造成这样的现状,有教育体制上的原因,因为按照教育部的系科安排,“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是划归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之下的众多二级学科之一。

   据说当初划分系科的时候,北京外语教学界的名师李赋宁、王佐良都曾参与其事,他们本来应该对于比较文学这个学科的特殊性不乏了解,可是为什么最后会如此划分,有待考证。我怀疑当时很可能还有意识形态上的原因。说得好听些,就是什么“立足本国,放眼世界”,说穿了,在背后作祟的,也许就是一种天朝大国的理念:在中国做比较文学,必须以中国为中心。有人一天到晚批评西方的文学研究“欧洲中心”,可是自己却总是放不下“中国中心”这面虎皮大旗。记得有很长一段时间,国内的比较文学界,长年纠缠在什么“法国比较文学”、“美国比较文学”这种老掉了牙的过时观念里面,放着“中国比较文学”的空炮,殊不知比较文学这个学科本身,归根结底,正是要打破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藩篱。

   这种系科的划分,对于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极为不利。有了教育部的这种条条框框,下面的院校,谁敢越雷池一步?我可以大胆断言,按照现在的体制,由中文系来主导比较文学的教学,这个学科在国内很难出人才、出成果。复旦近年来成立了一些跨系的、独立的研究中心,比如葛兆光兄所主持的文史研究院,但是这样的机构好像并没有招收研究生、授予学位的功能,所以还不是比较文学安身立命之地。坦白讲,这个学科,实在应当置诸与中文系同为一级学科的外国语言文学专业之下,少说也应该由中文系和外文系“共管”。至少在这一点上,我以为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构建,还是最理想的模式。

   此外,最近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教授提出了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进行精英化教育的想法,建议制定一个“十年连续性精英培养计划”,招收进来的学生由本科直升硕士、博士。这是个高屋建瓴的建议,不过真正做起来的时候,“魔鬼就在所有的细节里面”。如上所述,若是仅由中文系来主导,效果很值得怀疑。另外,他还提出学生必须掌握两门以上西方现代语言(如英、法、德语),以及一至二门印欧古典语言(如古希腊文、拉丁文和梵文)。这个想法雄心勃勃,但是我以为细节上尚可商榷。

   首先,为什么一定得是西方现代语言呢?为什么忽略了日语?在比较文学方面,中日虽然仅隔一衣带水,文化上却各有特点,在中日文学艺术的交流、比较上,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开拓。其次,以十年时间想让学生打好国学基础,再加上两门现代外语和一门印欧古典语言(那个“以上”和“至二门”可以免谈),也不太现实,很有可能让学生顾此失彼,成为英文里所谓“能作所有行当营生的杰克”,或是中文里的三脚猫。其实,自文艺复兴至今五六百年,古希腊罗马的文艺典籍,虽然我不敢说百分之百,但是至少其中十之八九,都已经有了可靠的英译,绝大部分重要的典籍,甚至有多种译本可以相互比较,所以懂得英文的话,希腊文拉丁文并不是非学不可。倒是因为古代印度人也长于抽象思维,所以古印度的诗学,还是一座有待开发的宝山,能有人专攻梵文,一定不会空手而回。在我看来,能够在这十年里,一方面打好国学的基础,然后在另一方面,至少有一门外语,达到能听、能讲、能写的“母语或接近母语”的水准(换言之,就是不光要能讲得好、而且要能写得漂亮),然后对于这一种外语背后的文化,又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能培养出这样的人,不是精英又是什么?

贝特教授在他的文章结尾,给了文学教育极为崇高的地位。他把文学称之为“人类的生活经验的庞大浩瀚的纪录”, 说文学“跟人类的生活一样丰富多彩、变幻莫测”。这使我想到,古今中外,大凡盛世,虽然并不一定就能产生最优秀的文艺作品,但是对于文艺,必定重视。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法国的“太阳王”路易十四一朝,以及英国历史上的伊丽莎白和维多利亚两朝,都是很好的例子。以中国历史而言,从汉武帝到唐太宗,从乐府到弘文馆的设立,一直到满清的康雍乾三世对《全唐诗》、《四库全书》的编纂,无一不是如此。

   然而共和国建国六十年来,人文学科却一直没有得到她应有的地位。记得九十年代末,由当时的院长领衔的一个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来美国访问,到洛杉矶时,我应邀参加了一个小型的座谈会,即席作了发言,谈到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各自不同的相关范畴,提出中国社会科学院长期将人文学科置诸社会科学之下,是不正常的现象,建议正名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院。记得散会之后,代表团内有几位随行的所长,走过来对我的发言表示赞赏,想来一定是人文学科的。然而十几年过去,中国社科院却一仍旧贯,毫无改变。

2004年,座师范德勒膺选去首都华盛顿,作该年度的“杰弗逊讲演”。自1972年以来,担任这个一年一度、由国家人文基金赞助的演讲的主讲人,从首届的莱昂尼尔 ? 特里林到今年的史景迁,从1977年的索尔 ? 贝娄到1996年的托尼 ? 莫里森,从2001年的亚瑟 ? 米勒到2008年的约翰 ? 厄普代克,向来是美国联邦政府给予人文学科杰出人士的最高荣誉。有“最为精细的细读者”之誉的范德勒,自然也是当之无愧。在题为《大洋、鸟和学者》的演说中,她运用对于美国诗人斯蒂文斯三首小诗的细读,为文学艺术教育请命。在这篇演说里,她对于在人文学科中侧重哲学与历史的倾向提出了批评,石破天惊地提出,人文学科的核心教材,不应该是历史学家或是哲学家的文本,而应当是人类审美的努力的产物— 文学和艺术(包括绘画、雕塑、音乐和舞蹈),这是因为,人们通常记住任何一种文化,主要是通过这种文化里的文学艺术作品而达成的。

说得太好了。举个例子来说,我虽然大学念的是英文本科,后来在比较文学做的主要是中、英、法三国诗歌与诗学的比较研究,但是我这一代人,却是受着俄罗斯文化的熏陶长大的,对于我们来说,俄罗斯文化,不是由她的经济、政治所代表的,而是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契诃夫,是列宾,是柴科夫斯基、斯克里亚宾和拉赫玛尼洛夫。

   相对而言,我觉得我们的三千年文化,放到历史长河里来看,就是屈原、陶渊明、杜甫和苏东坡,是《兰亭序》和《祭侄文稿》,是《韩熙载夜宴》、《关山行旅》和《清明上河图》,是青铜器、唐三彩和青花瓷,也是长城、始皇陵兵马俑、云冈和龙门。在这些文学艺术作品中,记录着我们三千年的七情六欲,三千年的梦。

   近年回国期间,听很多同行、朋友埋怨,在国内这个浮躁、媚俗、人欲横流、急功好利的社会里,在通俗文化有压倒众生之势的情况下,一代又一代新人,正在慢慢变成王朔笔下不会做梦、不会被触痛、在现实生活中毫无情趣的“橡皮人”。最近还见到“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在全球21个颇具代表性的国家所作的调查,结果是:虽然我们中国的孩子的计算能力在其中排名第一,然而创造力却排名倒数第五,想象力则更惨:倒数第一!

   还有没有补救的办法?

   我势单力薄,人微言轻,更不消说还是从海外“隔岸观火”,不过还是想借《上海文化》这一角宝地,大声疾呼一下:没错,强国必先强教,而若欲强教,必须首先让文学艺术教育在整个人文学科、特别是在国内起步伊始的通识教育中,占有核心的地位。大力提高文学艺术教育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应有的崇高地位,如今该是时候了。

[附录]

哈佛的多元文学传统

[美] 沃尔特 ? 杰克逊 ? 贝特(1918-99)著 叶扬译

   约翰 ? 芬利 1 说过:“爱上哈佛,好比爱上自由神像,你不可能用双手合抱住她。”这句话,不仅适用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哈佛,也同样适用于其中的一个部分 — 哈佛的文学教育。

首先,人们总是会意识到,其中有一个光辉灿烂的过去 — 那一长串令人肃然起敬的作家和学者的名字 — 尤其是在最近的150年以内。这段光荣历史对于今天所起的作用,不像某些别的传统那样,会对现在造成压迫、使之不敢越雷池一步,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恰恰相反, 她所发挥的作用,是一种鼓励和挑战。她之所以能够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她本身所具有的巨大的多样性。每一个特殊的传统都会有相应的反传统,这种合流汇聚而形成的多样性,却总是倾向于解放、而不是束缚,个人的期望与努力。她把我们从在每一个特定时期内暂时占上风的那种专制中解放出来,并且提醒我们,无论在任何时刻,都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到处都是死胡同,相反,随时随地,条条大路都向我们敞开。

在最初的150年内,哈佛的文学教育,和其它任何地方一样,就是教授们对希腊和拉丁经典的细读,偶尔还会加上希伯来文的学习。兹后,到了18世纪后期,哈佛跟着几所苏格兰的大学的榜样,远在牛津、剑桥起而仿效之前,引进了一种意义更为广泛的新概念—“修辞学”,开始了介绍英国文学的课程,其重点也在于写作和阅读的风格。“博尔斯顿修辞与演讲讲座教授”这一教职的设立(1772)反映了这一进展。19世纪上半叶,当爱默生 2 和梭罗 3 在哈佛攻读的时候,乔治 ? 蒂克诺 4、 朗费罗 5 和詹姆斯 ? 拉塞尔 ? 洛威尔 6 先后就任新设立的史密斯现代文学讲座教授。在这三位人物的领导之下,以外语讲授的现代欧洲文学教育几乎立即就诞生了。

就英文课程而言,除了传统的“修辞学”教学和我们今天称之为“英语作文”的课程之外,还被从德国的大学所引进的进口货所补充。这种进口货就是被称之为“语文学”的专业化的新课程 — 语言词汇的历史,尤其是从中世纪所遗留下来的材料中所存在的那些语言词汇。在哈佛引进中古语言文学的中坚人物是弗朗西斯 ? 詹姆斯 ? 蔡尔德 7 。时至今日,此人仍然以他的《英格兰和苏格兰民谣集》知名于世。由于这种专业化的课程听来似乎非常“科学”而“严密”,所以到了19世纪90年代,它成为新近设立、同样也是从德国引进的哲学博士学位所要求的文学课程之中最为显赫的形式 8 。哈佛对于语文学的推进,在整个英语世界一马当先,超过其中任何其它的大学。 迟至20世纪30年代,哈佛英文系的博士必须熟练掌握好几门中古语言 — 盎格鲁撒克逊语、中古英语和中古苏格兰语、哥特语、古挪威语、斯堪的纳维亚语、古法语。遥想当年,我面对着这一整套中古语文学课程,几乎没有任何时间从事于其它课业的时候,非常赞赏曾任哈佛英文教授、后来当上史密斯学院校长的威廉 ? 艾伦 ? 尼尔森 9 所说过的一句话:“埃及人做一个木乃伊,只需要五个星期的时间,而哈佛英文系博士课程做的是同样的事,却需要五年。”

哈佛的文学课程在近代接近于一种一元化的正统,上文所述在其历史中是唯一的先例,不过应该承认,它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即使在这种情形甚嚣尘上的时代,也有几点应该在这里指出。第一,上文所说的那种课程,完全局限于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而在人数上远远超过他们的大学生,却不受其限。当时在哈佛攻读的,从罗伯特 ? 弗罗斯特 10 到 托 ? 斯 ? 艾略特 11 ,爱 ? 埃 ? 卡明斯 12 和华莱士 ? 斯蒂文斯 13,从尤金 ? 奥尼尔 14 到罗伯特 ? 洛威尔 15 ;这种课程完全没有影响到这个灿若群星的作家群体未来的前程。

第二点,当时在文科各系,至少有半数以上的教授,兴高采烈地运用其它的文学研究方法。不仅如此,哈佛还成为向“日耳曼语文学”宣战的一系列文学研究方法的温床,在这一点上,哈佛比起国内任何其它的院校,毫无逊色。这些方法之一,就是欧文 ? 白璧德 16 所宣讲的、丰富多彩的“新人文主义”。白璧德面对日耳曼语文学的顽固堡垒,以战士的姿态拥护古典的“人文主义”理想,探讨文学与永恒的道德价值之间的关系,在整整三十年的时间里,倾倒了一代又一代的学生。正如托 ? 斯 ? 艾略特和其他很多人所指出过的,白璧德让他的学生们认识到,作为人类的经验的伟大纪录的文学,是整个人类的生活的核心部分之一。

三十年代,对于人类的意识的历史的研究,在弗 ? 奥 ? 马蒂森 17 和佩里 ? 米勒 18 的倡导之下,在哈佛蔚然成风,而白璧德也是其拓荒者之一。把注意力集中在风格与结构上的新批评派,则被艾 ? 阿 ? 理查兹 19 吸收进来。这位“新批评派”的教父,是三十年代开始来到哈佛任教的。到了五十年代,中古语文学的专制已经好像道格拉斯 ? 范朋克 20 和玛丽 ? 璧克馥 21 的电影一样的遥远了。不过哈佛依然是中古研究的重镇之一,过去25年中,国内大约三分之一的中古研究专家,仍然是在这儿培养出来的,而中古研究也已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合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时至今日,对于批评理论重新勃起的兴趣如火如荼之际,哈佛因为没有完全向这种兴趣低头、并且将其视作正统,有时被目为老朽。不过想到有不少当代的理论家,其事业正是在哈佛肇始发端,未免令人忍俊不禁。罗门 ? 雅可布森 22 当年将“结构主义”引进哈佛的时候,它在大多数其它的地方,至多只不过是一个名词而已。诺姆 ? 乔姆斯基 23 开始创建他的理论的时候,只是我们这里一位初级的研究员。半数以上的耶鲁理论家是在哈佛受的教育,而其中有一位,则是从哈佛的某位教授那里获得了他的核心主题而未予承认,并且将之推向极端 24 。与此同时,约翰 ? 阿什伯里 25 、弗兰克 ? 奥哈拉 26、诺门 ? 梅勒 27 和约翰 ? 厄普代克 28 这些第一流的作家也在这里攻读,尽管他们各自的想象世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迥然不同的。与别处相比,写作课程在我们这里是教学中一个更为重要的部分,为我们开课的包括阿切博尔德 ? 麦克利什 29 ,罗伯特 ? 洛威尔,伊丽莎白 ? 毕晓普 30 ,门罗 ? 恩格尔 31 ,还有大概是当今英语世界首屈一指的诗人,辛默斯 ? 希尼 32 。

早在1910年,日后最负盛名的哈佛文学教授之一的布利斯 ? 佩里 33 刚刚加入英文系。他首次参加系里的会议就大吃一惊。在此之前,他曾经在德国攻读,在普林斯顿任教,还担任过《大西洋月刊》的主编,可是我们的英文系却让他大开了眼界。散会的时候,他不禁想起有次爱默生演讲后,听众里一位老太太对他的演讲所作的评论:“除了上帝之外,它跟任何其它的东西都没有丝毫的关联。”三十年之后,佩里在他的自传《快乐的教学生涯》里提到这件往事,觉得那句话依然是千真万确的。我希望这句话永远是千真万确的。34

这是因为,我们所称之为“文学”的,是人类的生活经验的庞大浩瀚的纪录,她跟人类的生活一样丰富多彩、变幻莫测。毫无疑问,她的主题就像是一片巨大的影子,驶入历史、哲学、甚至科学的领域。除此之外,还应该替她添加上她所独有的一些特质:反应、情感 — 希望、恐惧、欲望、仇恨、野心、理想 — 凡此种种,让我们在这个行星上成为有生命的灵长。正如罗伯特 ? 弗罗斯特在讨论政治(同样也是一个开放的主题)与诗歌之间的区别时所说的,社会学和政治学所涉及的是人间的不平和抱怨,而诗歌所抒发的则是人类的悲哀。

人类的生活经验,对于作为有意识的生命的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文学能够、应该给予我们什么?这个问题像是一扇永远敞开的大门。无论在任何时代,就我个人认为是最最崇高的、在文学中能够包罗大多数其它途径的研究方法而言,那更是一扇敞开的大门。那种方法就是,让学生更加接近伟大的人类精神的表现 — 凡是文学大师,总是能够让他们自己的经验在作品中得到充分而有力的表现,能够帮助我们满足我们的需要,让我们得以认识人类的潜力,为我们提供榜样和范例,并且让我们对于在个人经历中饱经考验的价值观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这些作品,作为人类精神的伟大表现,是我们在精神上不可或缺的朋友。若是没有了这样的朋友,我们在这个行星上作短暂停留的期间会感到无依无靠,很容易受到伤害。尤其是在今天,当人类很有可能正在进入一个罕见的重大转折期的时候,我们需要、也必须珍重,我们所能够得到的每一位朋友。

[原载于《哈佛大学公报》第80卷第38期,1985年6月6日,“毕业典礼特刊”]

译者注

1 教育家芬利 (John Finley, 1863-1940)于1925年曾应优等生联谊会( Phi Beta Kappa )之邀在哈佛作演讲。

2 爱默生 (Ralph Waldo Emerson, 1803-82) 于1821年毕业于哈佛,1825年又入哈佛神学院攻读,1870年开始在哈佛讲课。

3 梭罗 (Henry David Thoreau, 1817-62)于1837年毕业于哈佛。他对在哈佛受的教育并无好感,曾经说过在哈佛学的“全是枝节,没有一点根基”。

4 蒂克诺(George Ticknor, 1791-1871),作家,1819-35年在哈佛执教。

5 诗人朗费罗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1807-82)于1836-54年曾在哈佛执教。

6 诗人、外交家洛威尔(James Russell Lowell, 1819-91)于1838年毕业于哈佛,1854-86年在哈佛任教职,但1876年起即辍教。

7 语文学家蔡尔德(Francis James Child, 1825-96)于1846年毕业于哈佛数学系,留校任数学教员,1848年又任政治经济学、历史和英文教员,后去德国哥廷根及洪堡大学深造。回国后,1851年,年仅26岁的他在哈佛就任“博尔斯顿修辞与演讲讲座教授”,1876年起转任哈佛新设立的第一个“英国文学教授”;译者在哈佛攻读研究生期间,就住在校园内法学院地区以他命名的“蔡尔德楼”(Child Hall),当时的同楼学友,还有赵一凡和德国学者罗泰。

8 现当代文学批评常以“科学”(scientific)一词标榜自己的学说,作者此处语带诙谐。

9 尼尔森(William Allan Neilson,1869-1946),出生于苏格兰的美国教育家,曾主持编辑《韦伯斯特新国际大词典》(第二版),1900-04年,1906-17年两度在哈佛执教,1917-39年任史密斯学院校长。

10 诗人弗罗斯特(Robert Frost,1874-1963)于1897年进入哈佛攻读古典文学,两年之后肄业,改经营农场为生。上世纪五十年代曾回哈佛开课。

11 诗人、批评家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于1910年毕业于哈佛,留校任哲学教员一年。1927年入英国国籍。1932年回哈佛任教授。194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12 诗人卡明斯(e. e. cummings,1894-1962)于1915年毕业于哈佛,次年又获硕士学位,五十年代曾在哈佛讲学。

13 诗人斯蒂文斯(Wallace Stevens,1879-1955)于1897-1900年曾以不攻读学位的特殊身份在哈佛法学院学习。

14 剧作家奥尼尔(Eugene O’Neill,1888-1953)于1914-15年在哈佛参加著名创作课教员贝克(George Pierce Baker,1866-1935)的“47讲习班”,学习剧本写作与排练。

15 诗人洛威尔(Robert Lowell,1917-77)于1935-37年在哈佛攻读,后转学。1963-64年曾在哈佛讲课。

16 文学批评家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于1894-1933年在哈佛任法国文学教授。我国前辈学者梅光迪(1890-1945)、吴宓(1894-1977)、梁实秋(1903-87)在哈佛攻读时都曾受过他的教益。艾略特也曾是他的学生。

17 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马蒂森(Francis Otto Matthiessen,1902-50)于1926年在哈佛获博士学位,1929-50年在哈佛执教,曾任大学本科“历史与文学”项目主任,在其同性恋伴侣逝世之后,情绪低落,后来跳楼自杀。2009年6月,哈佛大学宣布,以哈佛同性恋者联谊会的150万元美金捐款,设立“弗 ? 奥 ? 马蒂森性别与性欲研究讲座访问教授”的职位。

18 历史学家米勒(Perry Miller,1905-63)于1931年起在哈佛任教,1942年辞职从军,二战结束之后又回到哈佛,由1960年起,担任“鲍威尔 ? 卡伯特美国文学讲座教授”。

19 理查兹(Ivor Armstrong Richards,1893-1979),英国文学批评家,“新批评派”巨擘,1929-30年,曾任清华大学客座教授,1944年以后长期在哈佛执教,1963年退休。1979年初夏,译者在复旦外文系读本科生时,86岁高龄的理查兹曾来复旦演讲。他在访华期间病倒,回国后未久即在剑桥家中去世。译者在哈佛的座师范德勒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曾旁听理查兹的课程,在他去世之后,于《波士顿评论》1981年4月号中,发表了一篇文情并茂的回忆文字,生动地描写了这位一代名师的丰采。

20 范朋克(Douglas Fairbanks,1883-1939),美国早期电影演员,好莱坞的武侠明星。中国观众称之为“老范朋克”,以别于与之同名的儿子“小范朋克”(1909-2000)。

21 璧克馥(Mary Pickford,1893-1979),出生于加拿大的美国电影演员,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红极一时。

22 雅可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俄罗斯语言学家、文学批评家,1920年去捷克,成为“布拉格学派”的中坚人物,二战前夕经过北欧诸国辗转逃亡到美国,1949年以后在哈佛担任“塞缪尔 ? 哈泽德 ? 克罗斯斯拉夫语言文学及语言学讲座教授”,1967年退休,1952年加入美国国籍。

23 乔姆斯基(Noam Chomsky,1928年生),语言学家、政治活动家,现任麻省理工学院“学院讲座教授”。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膺选为期四年的哈佛大学“初级研究员”(Junior Fellow)。

24 作者在这里抨击的是现任耶鲁大学“大学讲座教授”的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年生),作者认为其1973年的成名著作《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我国有2006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徐文博译本)袭取了作者1970年的名著《过去的负担与英国诗人》,二人从此反目,这是美国学界一件有名的公案。参见译者《文学批评家艾略特》(《东方早报 ? 上海书评》第15期第10页,2008年10月19日);盛韵《叶扬谈美国学界的学术伦理》(同上第89期第2页,2010年5月9日)。

25 诗人阿什伯里(John Ashbery,1927年生)于1949年撰写评论英国诗人奥登的论文,以优等生荣誉(Cum Laude)获哈佛英文系文学士学位。

26 诗人、作家、艺术评论家奥哈拉(Frank O’Hara,1926-66)于1950年获哈佛英文系文学士学位。

27 小说家梅勒(Norman Mailer,1923-2007)于1939年入哈佛攻读航空工程,1943年毕业。

28 小说家厄普代克(John Updike,1932-2009)于1950年获得全额奖学金进入哈佛攻读,1954年以最高荣誉奖(Summa Cum Laude)毕业于英文系。

29 诗人、作家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1892-1982)自耶鲁大学毕业之后,入哈佛法学院,1919年获法学士学位,1949年就任哈佛“博尔斯顿修辞与演讲讲座教授”,1962年退休。

30 诗人毕晓普(Elizabeth Bishop,1911-79)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曾在哈佛任教七年,每年秋季学期开课。

31 作家恩格尔(Monroe Engell,1921年生)于1942年毕业于哈佛,上世纪五十年代起,长期在哈佛英文系主持写作课程。

32 爱尔兰诗人希尼(Seamus Heaney, 1939年生)于1981年到哈佛任客座教授,1985-97年任“博尔斯顿修辞与演讲讲座教授”,199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译者读研期间,希尼在哈佛开设大学本科生诗歌课程。有些教授允许研究生选修本科生课程,以期末长篇论文代替本科生的一应作业要求,译者与几位研究生同学试图选修该课时,希尼以从未带过研究生为理由婉言谢绝。

33 文学批评家佩里(Bliss Perry,1860-1954)于1907-30年在哈佛执教。

34 古希腊有个说法,认为诗人是神的传声筒,这种说法在西方沿袭下来,作为基督徒,那位听众认为爱默生就像上帝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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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笼中的文学 (张柠)

囚笼中的文学

张柠

没有什么比诗(文学)在一个时代受到误解和嘲弄,更为无奈和危险的事件。这一事件足以让我们丧失一个完整世界,仅靠拥抱残缺不全的半个世界苟活。生活在焦虑和恐惧中的人们在现实的泥淖里挣扎、撕咬、指鹿为马、自欺欺人。腰里挂着钱袋和钢印的成功者,甚至包括那些尚未成功正在做成功梦的人,他们面对电视娱乐和网络奇观这种思维缺席的世界,一边在令人震惊的新闻面前心存侥幸,一边用手机短信传播着各种段子,其中既包括黄段子,也包括嘲弄诗(文学)的段子。当某位诗人试图用朗诵自己的诗歌的方式换取一顿午餐的时候,他得到的回答却是:我可以给你饭吃,但请你千万不要在我面前朗诵你的诗歌。这是一个自20世纪末以来广为流传的、关于文学遭遇的残酷寓言。

一位学生告诉我,她的父亲为了打消她报考文学系的念头,义正辞严地对她说:“你今后就靠卖文为生?卖文与卖身有什么两样?”他无疑在将“文学”简化为“文字”,将“意义”简化为“商品”,进而肉体化为下半身。“贱化”就是他的方法论,“成功”就是他的本体论。在这位父亲眼中,文学不再是对恶习不改的现实世界的质疑,也不是对长期得不到清理的“奥吉亚斯牛圈”的改变和超越,而是演变成了一桩牛圈里的小买卖。经验还原的范围局限在自己几十公斤肉上,这是一个可怕的思维深渊。荒唐的思维正在深渊之上弥漫。

文学的道路正遭遇多重堵塞:堵塞在强权管制的意识形态小道上,堵塞在资本控制的文化工业生产线上,堵塞在相互踩踏的符号陷阱里,进而堵塞在个体思维的歧途中。这一糟糕的处境,导致文学与读者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整体想象和思维的力量已经消失。人们只能在碎片式的生活里挣扎,既陶醉于其中又心存不满。比如碎片化的生活,可能会在“数钱”这一硕果仅存的个人行为中突然被整体化,但股市和房价的升降又迅速将它撕成了碎片。比如碎片化的生活,还可能会被某种灾难性事件重新整合,但灾难并不是每天都有的,灾难过后的“恶”依然在我行我素。于是,人们由嬉笑转而愤怒。但他们只能用碎片去批判碎片、用现实去指证现实、用罪恶去审判罪恶。“只能如此”变成了“理应如此”,恐惧也只能成为“恐惧”自身。在想象总体性丧失的前提下,人们昨天随遇而安,今天随遇而怒,一会儿认可个人经验,一会儿投身集体经验。市场、政治等各种意识形态话语操控之下的生活的“偶然性”,仿佛成了我们生存下去的唯一的证据。

必须要强调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学”,不只是针对那种与现实沆瀣一气的“中国当代文学”,而更多的是指“文学”本身。“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学”是两个概念,就像“白马非马”。对“当代文学”的批评,也不能代替我们对“文学”的完整理解。同样,对“文学”的认同,也不能代表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认同。从总体上看,20世纪以来的汉语白话文文学,一直在“文学”边缘地带游移不定,无论谁(启蒙、革命、民族性、政治、市场)都试图从中捞一把,将它当作奴婢一样唤来使去。中国当代文学,一直在“文学”的大门口探头探脑,既要向各种现实权力献媚,又想符合文学自身的要求,还试图代表“民族精神”。它很像一位被套牢的炒股或者炒房的人,一会儿买进,一会儿抛出,一副忙碌不堪的样子。经历一段时间后回头结总帐,发现连本钱都没有了,只见脖子上正套着一根躲在操盘手背后的权力绳索。

在这一处境中,一些人在利用文学,一些人在误解文学,一些人在嘲弄文学,甚至有一些人在仇视文学。真文学的语言被驱逐,伪文学的语言大行其道。在这个语言碎片的废墟中,伴随着谎言,一颗颗混乱的大脑在幽灵般晃动。

如今,诗人们不得不同时担当起创作者和阅读者的双重使命,他们在网络的诗歌论坛和自费印制的民间诗刊中,相互取暖,彼此安抚。他们还得接受现实的讥笑和嘲弄。更可怕的是那些未来的可能的诗歌接受者,也就是中小学生,他们的诗歌教育完全是反诗的,那些课文完全无视诗歌语言世界的特殊性,故意混淆语言与事物之间的界线,语言被各种意识形态所污染,事物变得僵尸一般,语言连同事物本身的明晰性一起,全部被葬送。

长篇小说的境遇则截然相反。它承担着另外一种双重使命:文学创作和文化建设。“民族精神”复兴和文化软实力提升,都在指望着它。人们翘首以盼长篇小说家笔下出现“诗史”,指望着大家读完那种“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之后,就能够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而忘乎所以。长篇小说是人与历史调和的产物,短篇小说是人与诗歌调和的产物。拒绝诗歌的人必然会拒绝短篇小说。迷恋历史僵尸的人必然会迷恋长篇小说。一批长篇小说家,因此受到了市场等各种权力的礼遇,也有了相对广泛的读者群。长篇小说阅读市场,仿佛是根据阅读时间长短来计算的,像电视剧一样越长越好。只要打听到哪位成名作家正在准备写一部长篇小说,出版商、影视剧制作人就提着钱袋子紧随其后。于是,成功的长篇小说家忙成一团,像明星一样。他们经常是刚刚离开办公室,紧接着就要赶往酒吧与书商会面,还得跟着出版社去签名售书。他们完全被版税和起印数绑架了。为了使版税能够从纸上顺利而稳妥地移到口袋中,他们必须腾出一部分脑力,进行自我检查和自我阉割,以便自己的“洁本小说”尽快面世。考虑到出版安全,最好的办法就是像强迫症一样自我重复,不去写“自己想写的”,而去是写“被允许的”和“别人想要的”。可疑的语言和叙事花招,导致了他们面目可疑。他们开始还自我怀疑,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只有面对网络小说时,他们才备受打击。因为他们既没有网络小说的市场份额,也缺乏光明磊落的动机。而网络小说就是为了网民们消磨时光的文化消费品,就是为了点击率的特殊商品,它们从不打着精神或审美的旗号。

如果一份貌似精美的食物让人反胃甚至可能有毒,那么,我宁愿去吃一份粗糙但安全的猪食。这就是当代网络小说走红的重要原因。当代中国网络小说的总体面貌很像晚清文学:自由而又散乱,无所不包而又空空如也,品种繁多而又食之无味,内容新奇而又缺乏形式创造,语言极其粗糙,人物形象残缺。网络小说所期待的,本应该是对这种杂乱无章的局面的收拾和整合。但它却早早地亮出了“类型文学”的旗号,想以此替代“人的文学”的旗号,让人不免担忧。这是一种解放还是一种新的囚禁呢?如果技术不能帮助我们提高思辨力、判断力和整体想象力,它最终将走向人的反面。

至于作为职业读者的批评家。这个人群也早就分化,或者干脆说从真正的文学中退场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先是离开无利可图的诗歌,去跟更有势力的长篇小说眉来眼去;然后是离开小说,去跟市场份额更大的大众文化调情。他们仿佛一位游走在文学梦幻和文化市场边缘地带的浪荡子。他们东张西望、眼神恍惚,总希望在大众文化垃圾场中找到“文学性”的尸体碎片,结果却被垃圾所掩埋。他们患得患失、心神不宁,到处招人嫌。还有一些人,假装在坚守文学的阵地,实际上,他们整天在市场和权力这两位“老师”布置的文学家庭作业中忙碌不堪,还期待老师每天都给他的作业判“A”。他们对文学“社会功用”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文学本身的兴趣;他们对“民族想象力”的兴趣,远远超出了对“人的想象力”的兴趣。他们其实就是一位廉价的当代文学广告员。剩下的就是学院里的文学教师,他们一脸严肃地摆弄着文学尸体,一会儿用东方手术刀,一会儿用西方手术刀,然后及时将“尸检报告”发表在核心期刊上。他们喜欢咀嚼隔夜的生机全无的文学食品,然后反哺给他们的学生。他们向学生展示一张貌似“文学”的极端无聊和无趣的面孔,让学生避之不及,产生对文学的厌恶,甚至认为文学还不如电视剧和流行歌。其中的重要原因是,文学教师除了“三段论”这件垂死的冷兵器之外,什么也没有,特别是丧失了具有整合能力和表现能力的语言。可见,没有语言的精神,和没有精神的语言,是一种极其可怕的东西。大学文学讲堂里的学生,一直在古老的文学尸体和当代语言碎片的废墟中来回穿梭、无所适从。所以,无论是来自网络垃圾堆的,还是来自历史垃圾堆的,都可以将他们轻而易举地拐走。

依托在市场话语体系和国家话语体系上的极度功利主义的语言观,正在试图将文学的道路堵塞,让符号在拥挤中相互踩踏致死,使语言与精神之间的通道彻底瘫痪。文学批评必须在这一话语场的逻辑面前,直面当下的语言事实和精神事实。然而对于当代精神现象而言,这不过是一个常识。

常识是一种简单而危险的东西。不准打人骂人,不准剥个人自由的权力,不准阻止别人做梦,都是基本的常识。为了维护这些基本常识,人类耗费了多少脑力和物力,包括法律、警察和教育。当我们执意要将某种常识或某些真相说出来的时侯,马上会遭到义正辞严的反驳。最常见的反驳是,认为那个人的趣味和标准有问题。让一个人的观点失效的最好办法,就是指证他的语言没有逻辑,或者太偏激,换句话说就是“疯话”,可以不理他,就像他们原谅诗人的“疯狂”一样。所以我必须要清醒地强调,政治有政治的标准,道德有道德的标准,文学有文学的标准。而文学就是文学,不要用“民族性”、“人民性”、“倾向性”这类大而无当的废话来搪塞。近两三百年来,文学的民族标准和世界标准,一直处在一种动态变化、相互冲突、彼此融合之中。新的文学标准的创立,是全球所有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不是谁有权力谁就说了算的。关于人的自由和尊严、人性的复杂性、人内心的希望等核心内容,无疑具有普世价值。尽管有人很讨厌、也很害怕“普世”这两个字,但我依然要特别强调它。如果我们不相信各民族文学之间、个人与个人的表达之间,具有可通约性,那么我们就去用家乡方言唱一些重复的黄色小调好了;那么我们就去用官腔官调唱一些重复肉麻的颂歌好了;那么我们就像算盘一样只需算出“一加一等于二”好了。

文学的基本前提,就是在充分展示社会现实和复杂人性的前提之下,致力于通过想象和语言,创造“另一个世界”,也就是与这个恶习不改的现实世界不同的另一个世界。语言的误用和败坏,导致语言链条的彻底断裂、语义的混乱不堪、意义的似是而非,进而导致个人的思维和行为的不可靠:因为你不能用语言陈述你在干什么,你为什么这样干。作家北村说,自己的叙事,就是“描述语言的歧义导致真相沦陷的秘密过程”。作家在使用共同语言的同时,必须超越共同语言,这是文学特有的要求。这种超越的基本前提,就是自由精神、怀疑能力和想象力,一种不被任何既定的“意识形态”所束缚、所异化的独立自由精神。这一基本前提,仅仅是一个常识性的开端,但它并非充足条件。因为作家在创造某种风格的同时,必须要超越风格,这是作家对自我的怀疑,也是与他人融合的企图。这个过程,正是文本与现实、语言与思维搏斗的过程。一部文学作品是不是切入了现实并穿透了现实?它能否打开我们那被锁住的精神空间?是否创造了概念无法包容的形象?重要的是,文学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一扇我们原本以为并不存在的门,让我们面对一个全新的空间和世界,而不是一堵死亡之墙。文学就像一条道路,而不是一个终点,它让我们在原本以为是终点的地方,重新迈开脚步,而不是将双腿死死地绑住。因此,作家(诗人)的工作,就是在拯救语言;进一步推衍:就是在拯救语义,就是在拯救个体思维和自由意识。

如今,这些文学的基本常识,连同我们的基本语感一起,已经被各种权力所毁坏!我们对语言的理解和感知力完全被“格式化”了。今天社会通行的“共同语言”,已经无法表达人与事物、人与世界、人与自我的真实关系,甚至在变本加厉地破坏这些关系。语言已经彻底沦落为谎言的代名词。老的道德谎言,在这里遇到了新知音、找到了新伙伴,它就是一种言不及义的“语言”假象,就是一种虚假、有名无实、滑腻的叙事链条。无孔不入的“广告叙事”模式和新的强权话语,就是其代表。这是一种新的形式主义谎言,它掩盖了老式道德谎言的僵硬面孔,以一种时髦的装扮出场,并与道德谎言一起叙述和建构着一个残缺的世界。

我们的大脑不再生成梦想,电视、广告、电子游戏正在代替我们梦想。我们的大脑已经丧失在现实与梦想之间切换的能力,只有遥控器在几十个貌似不同实则重复的无聊频道之间来回切换。我们对此麻木不仁。因为我们的大脑思维濒临瘫痪。我们的语言中只有“心想”,没有“脑想”。因此,我们的梦想总是肉乎乎的,在现实的泥淖中挣扎。一间屋子乃至一份工作,这种本应属于现实的东西,如今却成了梦想,甚至成为唯一的梦想。我们的“心”满满的,“脑”却空空的。贫乏的大脑和贫瘠的现实一样孱弱,随便塞进什么东西都被接纳。

在现代汉语中,“思维”和“思惟”是通用词汇。可见我们至今还在“用脑思维”(维的本义为绳子,与“联系”或“逻辑”等思维要素相关)还是“用心思惟”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我们的“思”“想”“意”“念”都是用心,而不是用脑。心在头颅以下,是五脏的一部分,它不主思维,大脑才是思维中枢。我们习惯将脑子混乱说成“心里乱糟糟的”。“心”其实不会乱,心乱的表征,是心脏跳动节奏的紊乱,稍事休息就可以恢复。但是“心”会产生一种心理和生理双重意义上的“痛”,所以“心”是情感器官和感受器官,而不是思维器官。只有脑才会乱。脑乱不是“病”,而是思维功能的暂时休克。长此以往,它就可能成为一种特殊的病态,一种思维力和判断力混乱乃至丧失的病态。由于这种“病态”没有生理学上的症状,因而往往容易遭到忽略,还总以为别人的思维有问题,所谓“灯光不知脚下暗”。

更有意思的是,思维器官和感受器官界线的混淆,看上去很文学似的,或者说,我们的语言思维就是属于“文学”的,这太好了!实际上这是我们的思惟惯性,在外部世界事物和语言变化面前无力应对的结果。正因为两种器官功能的界线混乱,导致随便什么混帐逻辑和语言渣滓,都能轻易攻陷我们思维的高地。“文学”对情感或世界的呈现,必须通过语言。当语言混乱不堪,从而导致情感和意义无法传递的时侯,我们必须及时求助于大脑思维的支持。在这个节骨眼上,大脑却宣布罢工。于是我们“心里乱糟糟的”;于是我们就用“中国逻辑”取代“逻辑”;于是我们就将垃圾视为珍宝。这就是为什么在讨论囚禁的文学的时侯,我们不断在讨论思辨力和判断力的原因。可见,文学的被囚禁,并不仅仅是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被囚禁,更是思辨力和判断力的被囚禁,也就是语言的被囚禁。今天,我们不但需要想象的大脑,更需要判断的大脑。而意识形态控制和洗脑,加上电子技术的日益发达,正在加速人们脑残的速度,这是极其可怕的。与其说我们是在为囚笼中的文学招魂,不如说在为碎裂的语言招魂,不如说在为濒临瘫痪的大脑招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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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马可•波罗同行——读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薛忆沩)

与马可•波罗同行

——读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

薛忆沩

对立的宗教:第十座城市

现在,马可•波罗准备将他高贵的听众带进一种新型的城市。他为这一种新型的城市选用了一个含义丰富的形容词,为今天的翻译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这个很常用的形容词到底应该翻译成稀薄、细小、单瘦还是脆弱?伊萨伍拉(Isaura)是第一座这样的城市。这座“千井之城”一开始就让马可•波罗捉摸不透。他有点犹豫了。他好像在担心他的叙述会伤害这座城市的健康。他没有勇气去充当“全知的”叙述者。他在第一句话里就使用了被动语态,多少触犯了叙述的禁忌。他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他自己不想对叙述负责,他又不愿意让别人越俎。“被动语态”为他打破了这个僵局:“据说”,伊萨伍拉的底下有一个很深的湖。叙述者的真实身份被这“据说”掩盖起来,而他的声音却转化成了马可•波罗本人的声音。经过这样的整容手术,关于伊萨伍拉的叙述听起来就好像是一种“复述”。

马可•波罗复述道,在这座城市里,不管从什么地方垂直打下一个足够深的洞,都能够抽出清凉的湖水。这座城市的大小与城市地下的湖面的大小完全相等,“看得见”的风景完全由“看不见”的风景来决定。湖水在岩石“钙质的天空下”荡漾,推动着阳光下的所有运动。

对这样一座已经完全“被决定”的城市来说,还有“什么”可以和值得去谈论呢?就像对一个完全被奴役的人一样,我们至少还可以去谈论这座城市的信仰。马可•波罗果然话题一转,他注意到了与伊萨伍拉特殊的生理结构相应,这座城市里也并存着两种对立的宗教。

他仍然没有勇气去充当“全知的”叙述者。他仍然用“据说”将这两种对立的宗教复述出来。“据一些人说”,这座城市的神祗居住在湖的深处。这样的神祗显然是威严、高贵、冷漠、孤傲和不可接近的。它们所代表的宗教一定非常严厉,一定屈从于形形色色的禁忌,一定对世俗生活充满了不满和忧虑;而“据另一些人说”,这座城市的神祗附着在“看不见”的湖水与“看得见”的城市之间所有那些湿漉漉的通道的尽头:从井口到辘轳,从吊桶到滑轮,从水泵的把手到风车的桨片,从螺旋探头的支架台到脚手架顶部的风向标……日常生活中只要有水渍的地方就会有这些神祗的踪迹。这样的神祗肯定是随和、朴实、温情、谦恭和平易近人的。通过连接着湖水与城市的数不清的通道,这些畅快的神祗将欢乐和生命带给了伊萨伍拉。它们所代表的宗教一定非常宽容,一定无所顾忌,一定对世俗生活充满了向往和贪恋。

这前一种宗教是高高在上的宗教,而这后一种宗教却是脚踏实地的宗教。尽管马可•波罗并没有直接在“内容”上对这两种对立的宗教做出价值判断,他却通过“形式”显露了自己的偏好:他复述后一种宗教的句子长度是他复述前一种宗教句子长度的五倍。这种数量上极端的“不对称”在马可•波罗的叙述里极为罕见。它显然是在传达一种信息。这明确的信息使《看不见的城市》的第一部分在一种狂欢节似的气氛中结束。

但是,叙述的目的地通常并不在它结束的地方。接下来,关于伊萨伍拉的叙述还会凭借惯性继续吸引听者的注意。尽管这两种对立的宗教在同一座城市的共存有它深刻的“物质基础”(它与伊萨伍拉天然的特殊生理结构“相对应”),这种“共存”却很难不受一时的精神状况和社会结构的骚扰。也就是说,这两种“对立”的宗教有一天很可能会转变成“对抗”的宗教。就这样,马可•波罗将他的听众带到了想象的绝境。

这种对抗的结果将会是什么?历史的难题可以被处理得像一道简单的数学题。根据简单的形式逻辑,伊萨伍拉能够见证的结果只可能有三种:“弱肉强食”、“两败俱伤”或者“同归于尽”。

但是,也许还会存在一种更为深刻的结果:精神的对抗也许会导致这座城市生理结构的变异。这种变异肯定会损害伊萨伍拉的健康甚至危及它的生命。这种结果也许会让马可•波罗的听众选定关于那个含义丰富的形容词的准确解释:因为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宗教,伊萨伍拉实际上是一座非常“脆弱”的城市。

权威的沉默:第十一座城市

这一次,“那个”旅行者“被邀请”到了又一座与“记忆”相关的城市。除了参观访问以外,旅行者在这座城市还有一项非常敏感的“任务”:他被邀请去审查一些陈旧的明信片。在那些明信片上,他将看到这座城市(或者说是所有的城市)田园诗一般的“往昔”:在现在的公共汽车站的位置,明信片保存的是一只公鸡;在现在的高架桥的位置,明信片保存的是一座露天的乐池;在现在的兵工厂的位置,明信片保存的是两个在白色的遮阳伞底下闲聊的女人。这些由明信片保存下来的景象既是令这座城市自豪的“往昔”,又是令这座城市惋惜的“往昔”。

旅行者就像是终于进入了“城堡”的土地测量员。他马上就理解了自己尴尬的处境:他必须测量这座城市从往昔到现今的距离。可是,他既不能够使用他的职业训练带给他的尺度,也不能够使用他的文化修养带给他的眼光。他只能够动用他的“世故”来对这种距离下结论。按照马可•波罗的说法,“如果”旅行者不想让这座城市的居民“不”高兴,他就必须赞扬明信片上的玛伍瑞利娅(Maurilia),他就必须像这座城市的居民一样更加迷恋“往昔”的玛伍瑞利娅。他当然不想让这座城市的居民不高兴,所以他唯一的出路就是改变自己。也就是说,旅行者以权威的身份“被邀请”来完成这项敏感的任务,但是,他只能通过放弃自己的权威才可以顺利地完成任务。到下结论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是权威的鉴赏家了。他已经变成了谨慎的厂家:他产出的“结论”必须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甚至他谨慎地对变迁所表达的“惋惜”都代表着消费者的利益。他必须承认“看得见”的繁荣的大都市玛伍瑞利娅丢失了“看不见”的淳朴的小城镇玛伍瑞利娅的魅力,尽管他确信在当时那个小城镇的居民的眼里,玛伍瑞利娅可能根本就不具备任何魅力;尽管他肯定如果这座城市一直保持原样的话,它在现在的居民的眼里可能也同样毫无魅力;尽管他知道其实正是通过新城市的形成以及旧城市的消亡,人们才可能带着怀旧的伤感去回望往昔,去“发现”旧城市原来并不具备的魅力。这是“形成”带来的魅力,这是“创新”带来的魅力,这是“时间”带来的魅力。不幸的是,他只能小心翼翼地将自己不合时宜的“确信”、“肯定”和“知道”放在拘谨的让步从句里。他只能用他的世故来取代他的权威。他只能用权威的沉默去顺应新城市的居民对只能从明信片上看到的旧城市的眷恋。

他必须小心翼翼。他惊人的阅历使他能够洞悉关于“新”城市与“旧”城市的一种更复杂的关系。但是,他同样不能向玛伍瑞利娅的居民们揭示这种极端的关系。这种极端的关系就是“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在同一个地点以同样的名字先后建立的不同的城市之间可能没有任何的联系:新城市在诞生的时候不知道旧城市曾经消亡,旧城市在消亡的时候不知道新城市即将诞生。新城市与旧城市之间没有任何的交流,哪怕它们的居民可能存在许多相似之处,比如他们使用同样的名字,甚至拥有同样的面孔和同样的口音。这时候,新城市和旧城市之间的对比就完全失去了意义。

在马可•波罗看来,玛伍瑞利娅很有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那些明信片所呈现的“看不见的”城市也许并不是玛伍瑞利娅从前的样子,而只是一座碰巧也叫做“玛伍瑞利娅”的不同的城市,一座另外的城市。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看不见的”城市与“看得见的”城市被从由时间链接成的等级结构中解放了出来,获得了认知上的自由和平等。记忆突然失去了它企图挽留的对象,它因此也就变得无地自容了。似乎正是因为这样,在《看不见的城市》中,玛伍瑞利娅被设定为是最后一座与“记忆”相关的城市。

旅行者没有将这种更激进的可能性呈现给玛伍瑞利娅的居民。他必须小心翼翼。他没有将这座城市从对往昔的眷恋和陶醉中唤醒。他用权威的沉默给集体的记忆留下了温馨的余地。

但是,玛伍瑞利娅的居民可能永远也不会觉察这个权威的沉默。他们正得意于见多识广的旅行者的认同。他们肯定会将这种认同当成是权威的声音,当成是他们这座城市固有的水准。他们永远也不会想知道这个权威是怎样用痛苦的沉默丢失了他自己的水准。

收藏欲望的博物馆:第十二座城市

在主要是由石头建筑构成的灰色的市中心,那座金属的建筑当然非常晃眼:它肯定是“进入”费朵拉(Fedora)的重要通道。马可•波罗对那座建筑的形式没有什么兴趣,他没有提及它属于什么流派或者它由多少房间组成。他专注于那座建筑的内容。这内容也就是它里面那些房间的共同特征。马可•波罗告诉他的听者,那座建筑的所有房间里都陈列着一只水晶玻璃球。

他将他的听者直接带到了展品的跟前:从每一个水晶玻璃球里面,“你”都看到了一个蓝色的城市。紧接着,他为迷惑不解的听者挑明了展品的意义。这众多的蓝色的城市是一个个“看不见”的费朵拉的缩影。这些费朵拉从来没有变成过“现在”的费朵拉。它们只是在费朵拉居民的想象中存在过和存在着。

一座“看得见”的城市的后面总是存在着无数可能的“看不见”的城市,正像在一部作品最后的版本后面还存在着无数可能的版本或者在现实的配偶后面还存在着无数理想的配偶一样。一座城市可能的存在形式当然是不可穷尽的。但是,所有这些“可能的”存在形式却都经历了一种共同的命运:尽管它们面对的是不同的“现在”,它们却都遭受了“现在”的冷遇。不管它们的趣味和价值是面向过去还是面向未来,它们代表的都是一种根源于欲望的向往。而“现在”与这种向往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差距。

这种差距正是人们为什么要将这种向往制成模型的原因:他们要想用自己的欲望来挑战有形的“现在”就必须将自己无形的欲望用一种具体的形式呈现出来。有趣的是,当这种欲望通过模型被固定下来之后,它所挑战的“现在”却往往又发生了变化。向往中的城市因此失去了它的对手和坐标,因此也就失去了它的实用价值。它所指向的未来只是相对于那种变化之前的“现在”才有它的价值。现在,那种根源于欲望的“未来”还没有来得及变成“现实”却已经变成了“过去”。“现在”在不断地改变自己的同时总是迅速地将人们对未来的憧憬转变成历史。

在第四座与“欲望”相关的城市费朵拉,这种历史就被封存在那一个个水晶玻璃球里面。城市中心唯一的金属建筑就是收藏这些水晶玻璃球的博物馆。这座博物馆实际上也就是费朵拉的先辈们“无用的激情”(萨特语)的纪念碑。他们被囚禁在水晶玻璃里的欲望在生生不息的时间里等待着未来居民的走近、注视和沉思,等待着与激荡在注视者心灵中的欲望的相遇和共鸣。这种“现在”与“过去”的私通变成了费朵拉的生活方式以及费朵拉的未来。这座城市与它的居民就是通过这种欲望之间的沟通在改变着对方并且改变着自己。

也就是说,这样一座保存欲望的博物馆并不是这座城市里的一个死角。相反,它是这座城市通向未来的一条出路。根源于欲望的向往虽然从来没有变成过“现在”,却总是占据着“现在”的一个角落,并且借助回忆或者想象的增援,不断策动新的欲望对“现在”进行徒劳的反叛。被封存的欲望仍然像幽灵一样在费朵拉忧郁的未来里徘徊。

这时候,马可•波罗突然更贴近了他的听者。他第一次在他的叙述里直接呼唤他的君主。他告诉这位充满壮志的君主,现实中的费朵拉和想象中的费朵拉都同样是真实的。但是,这还只是问题浅显的一面。问题复杂的一面是,在马可•波罗看来,这两种费朵拉又其实都是假想的。这就好像是说现实中的配偶与想象里的恋人其实都是一种“假设”。现实“假设”了必然性:它接受了太多完全没有必要接受的规则和限制;与它相反,想象“假设”了可能性:向往中的费朵拉以为自己代表着这座城市可能的未来,而实际上,那种未来永远也不可能到来。

这种奇特的看法最后将马可•波罗引向了一个现实的话题。他提醒眼前的君主,说在他值得骄傲的地图上除了可以安置一个“石头的”(实际的)费朵拉,还可以安置无数个“水晶玻璃的”(想象的)费朵拉。也就是说,那“莫非王土”的疆域不仅遍布于“普天之下”,还淤积在君王的神经末梢。欲望和想象会将一个帝国的版图深入神秘莫测的时间,会令一个帝国用非暴力的方式无限扩张。

绝种的差别:第十三座城市

在进入柔依(Zoe)之前,这个旅行者的心中似乎并没有疑惑。他总是去想象那座等待着他的城市是什么样子。他想象城市里的宫殿、城市里的兵营、城市里的磨坊、城市里的剧院、城市里的市场。他的想象建立在他的阅历之上,因为在他经过的所有城市里,不仅仅所有建筑的排列依照着不同的秩序,而且每一座建筑与其它建筑之间都存在着足以将它们彼此区分的差别。这是一种抽象的差别,一种本质的差别。或者说,这是差别本身。这种差别使每一座建筑都变成了一个符号。通过一组被他的阅历精选出来的规则,在进入一座陌生的城市的时候,旅行者可以很敏捷地对呈现在他眼前的符号进行一组演算。紧接着,他马上就能够精确地辨认出宫殿、庙宇以及酒吧、监狱和贫民窟。马可•波罗告诉他的听者,有人认为旅行者的认知过程证实了一个这样的假设:在每个人的头脑中都存在着一个仅仅由“差别”构成的城市。这座“看不见的”城市事实上是所有城市的原型。它是一个先验的认知图式,是“纯粹理性”。所有“看得见的”城市都不过是对它的一种证实。这个有趣的假设几乎动摇了马可•波罗的叙述给他的听者带来的乐趣。

马可•波罗马上用一个否定句将他的听者稳住。他说这并不是柔依的情形。在这第三座与“符号”相关的城市里,“差别”完全消失了。在这座城市里的任何一个位置,你可以是所有的人或者做所有的事情。比如你可以依次是圣人、凡人和小人或者你频繁改变身份,轮流做市长、贪官和囚犯。你不再能够肯定一个具体的场所是教堂还是食堂,是养老院还是研究院,是手术室还是聊天室,是市政厅还是交易所。走进这样一座城市,你就是走进了被哲学家向往了上千年的“无差别境界”。

但是,这位饱经风霜的旅行者突然对眼前的城市充满了疑惑。他注意到城市里任何金字塔的尖顶下面也可以是麻风病院或者宫女的浴室。他已经无法辨认出城市里的任何特征,看得见的柔依掩盖了所有具体的差别,也模糊了旅行者保存在头脑中的那些“看不见的”抽象的“差别”。也就是说,看得见的城市完全覆盖了看不见的城市。行走在这座看得见的城市里,除了疑惑,旅行者不再能够感觉到任何东西。他知道这座消除了所有差别的城市实际上是一种不能再细分的物质:物理反应、化学反应、生理反应或者心理反应对它都不起任何作用。他对这种顽固不化的存在充满了疑惑。

这是第一次,马可•波罗只能够用“问题”来结束他的叙述。他让充满疑惑的旅行者提出了两个问题。其中那个抽象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存在一座这样的城市?这是一个关于存在的意义的问题。它不可能存在唯一正确的答案。这种抽象的问题展示了旅行者的疑惑的深度。

旅行者的另一个问题比较具体:什么是区别这座城市的里面和外面的界限?或者更具体一点,怎样才能够区别城市里面车轮的辘辘声与城市外面狼群的嚎叫声?这显然是非常情绪化的问题。这是旅行者的明知故问。既然在这座城市里面所有的区别都不存在了,哪里还会存在标记那些区别的界限呢?这种提问只是面对无法理喻的现实,旅行者能够做出的唯一的反抗和人性的反抗。

这位旅行者大概已经意识到了柔依可能就是所有城市的发展方向和终点。只要时间允许,所有的城市都将会变成没有“差别”的国际化的大都市。在那里,所有的人都将失去自己的身份,所有的生活都将变成平庸的复制品。而对旅行者最大的威胁是,在那种没有差别的未来世界里,“旅行”已经完全失去了意义:他已经无法再“生活在别处”。

失宠的“幸福”:第十四座城市

与第一座“脆弱的”城市不同,泽娜碧娅(Zenobia)醒目的地方不是形形色色的管道,而是高高低低的桩子。这座城市的房屋和街道就架构在这些桩子之上。这座被架在空中的城市并没有被“架空”,它具备一个城市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基本设施。在后现代的视野里,如此架构起来的城市好像是一座巨大的游乐场之中的一个很小的角落。

经过这么多的岁月,经过这么多的变迁,已经没有人能够记得是什么样的需要,什么样的欲望或者什么样的指令使泽娜碧娅最早的建设者要将这座城市建设成为这种样子。马可•波罗对这种集体的失忆并没有特别的感叹。他的敏感被另外一种奇迹所吸引。他注意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当被问及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幸福”的生活的时候,泽娜碧娅的居民总是会去描述一个结构上与泽娜碧娅类似的城市,也就是一个由桩子上的房屋和悬空的街道构成的城市。在他们看来,只有生活在这样的城市里,生活才可能是幸福的。马可•波罗对泽娜碧娅的居民关于幸福的见解充满了感叹。

流逝的岁月已经给泽娜碧娅添加了太多的附件。这座城市最初的建设方案已经不可能被准确地呈现和诠释。然而,这座城市的“要素”,这座城市最初的构思中就已经携带着的“要素”却从来没有流失。这些“要素”不仅仅凝固在这座城市的基础设施之中,而且还升华到了这座城市的“上层建筑”里面,成为这座城市居民们伦理判断和价值尺度的基准。就是这些“要素”决定了世世代代泽娜碧娅的居民们关于幸福的观念。

那种顽固的观念对旅行者的欲望轻则是一种讥讽,重则是一种挑衅。马可•波罗依然向往旅行,依然向往东方,依然对陌生的世界和未知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和欲望。面对这样的讥讽或者挑衅,他的策略似乎与那位被邀请到玛伍瑞利娅的权威一样,也只能是“自我改变”。但是,他没有步那位权威的后尘。他不想让自己沉默,他没有将个性埋没。他注意到,在“脆弱的”泽娜碧娅的顽固的价值观使“幸福”本身已经不再是一种有意义的尺度了,因为根据那种观念,一座城市的生活是否幸福的充分必要条件已经被简化为“是否具备泽娜碧娅所具备的那些要素”。也就是说,当且仅当一座城市具备那些要素的时候,那座城市里的生活才可能是幸福的。他敏感地得出结论:这种苛刻的条件事实上剥夺了所有其它城市的“幸福”。

马可•波罗没有埋没自己的个性。既然“幸福与否”已经不再是对城市进行分类的理想尺度了,他开始根据自己的需要修改自己的价值观中的基本设置。他选用推动他马不停蹄的“欲望”作为新的分类标准。根据这种标准,他经历过的城市可以被分成两类:一类是与欲望“和谐”相处的城市。这一类城市总是能够不断地用自己的形式或者魅力来充实欲望,来创造欲望;另一类则是与欲望关系“破裂”的城市。这一类城市又被细分为两种极端的类别:一种是“人欲横流”的城市,在那里,欲望“抹杀”了城市;而另一种是“了无生气”的城市,在那里,城市“抹杀”了欲望。

这种新的分类标准似乎也带来了对城市生活的一种不同的看法。根据这种看法,“幸福与否”对人生来说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无条件地保持着生活下去的“欲望”。即使在最不幸的境况之下,这种顽强生活下去的“欲望”都可以而且应该如火如荼。

用“欲望”来代替“幸福”就是用“运动”来代替“静止”。如果“幸福”意味着抵达,“欲望”所代表的就是不断的出发。一个天赋的旅行者只能够将这“不断的出发”当成他的荣誉。对“幸福”的贪恋如果不会“玷污”这种荣誉,至少是会分散对他这种荣誉的专注。

于是,这位抵达泽娜碧娅的旅行者没有向这座城市里占统治地位的观念低头。他冷落了固步自封的“幸福”,让它尝到了“失宠”的滋味。他需要继续前进,朝着陌生的东方,朝着陌生的未来。

交换的记忆:第十五座城市

来自不同国家的商人每年都会在这座城市里相聚四次。欧菲米娅(Euphemia)因此成为《看不见的城市》中的第一座与“交易”相关的城市。有趣的是,这四次壮观的交易会都不设“组委会”。它们是根据地球与太阳的相对位置“自然地”形成的。它们分别出现在春分和秋分以及冬至和夏至的那一天。这种与自然的节律相适应的商业活动(或者说与“自然”密切相关的“文明”)当然是欧菲米娅最显眼的特征,是这座城市“看得见”的特征。

因此,我们看见了那一艘停泊在港口的商船:人们从那里卸下了生姜和棉花,又立即用开心果和罂粟籽将货舱塞满;因此,我们还看见了刚刚抵达的骆驼商队:他们卸下了肉豆蔻和葡萄干,马上又在鞍囊里塞满了金色的麦斯林纱匹。这样看来,无论是商船的主人还是骆驼商队的领队,他们来到欧菲米娅的目的好像都只是为了“回家”。他们没有将这座城市当成德丝媲娜(第八座城市),当成他们各自的“荒漠”的边界,当成想象中的新生活的起点。他们来到欧菲米娅的目的好像只是为了“满载而归”。他们好像只是为了“家用”的需要来这里交换商品,而不是为了交换身份或者交换各自的“荒漠”,交换各自下一段的旅程。

但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马可•波罗急不可耐地告诉他的听者,商人们来到欧菲米娅的目的其实并“不仅仅”是为了交换商品。听上去,他对“商品”这个词不太友好。他用了一个很冲动的定语从句来限定“商品”。他肯定,能够在欧菲米娅买到的那些商品“同样地”可以在帝国内外的每一个市场上,在“同样的”黄色草席上,在“同样的”凉棚下,用“同样的”砍价技巧不太困难地得到。在同一个句子里,“同样”的四次出现暴露了马可•波罗对“商品”的厌倦甚至反感。

如果生意只是一个幌子或者一个附带的目的,那么,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商人们主要是为了什么才来到了欧菲米娅,而且还要伴随着季节的节律在一年之中“四次”来到欧菲米娅呢?

他们是为了令人难忘的夜晚而来的: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市场的四周会升起一堆又一堆的篝火。远道而来的商人们围坐在这些迷人的篝火旁,开始讲述他们各自的传奇。他们是为了这令人难忘的聚会而来的。漂浮在马可•波罗脑海上的是每一个传奇之中都重复出现的这些关键字:“狼群”、“姐妹”、“财宝”、“战斗”、“无赖”以及“恋人”。这些关键字总是会激起在场的每一个商人记忆的涟漪。他们是为了这令人难忘的记忆而来的:这种记忆不仅仅是对自己的传奇的记忆,更是对别人的传奇的记忆。因为(也许应该说“因此”)每一个关键字上都吸附着有无数的传奇,形形色色的传奇。这些传奇互相穿梭和交错,互相映射和吸收,它们构成了“看不见”的欧菲米娅。这些孤独的商人们就是为了这些令人难忘的传奇而来的。

但是,马可•波罗和他的听者都知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这迷人的聚会总会要结束。这些孤独的商人们总是要离去。这是意味深长的离去。因为在从欧菲米娅“回家”的路上,不管是在驼背上摇晃的商人还是在甲板上颠簸的商人都没有去盘算他们的亏损或者收益。相反,摇晃和颠簸再一次唤醒了重叠在商人们记忆之中的传奇。他们开始在记忆中一个接一个地审读那些传奇。他们惊奇地发现自己遭遇过的狼群变成了另外的狼群,自己疼爱过的恋人变成了别人的恋人,而自己寻找过的财宝变成了其它的财宝。他们惊奇地发现在他们刚刚离开的这座与“交易”相关的城市里,他们交换的不仅仅是“商品”,更为重要地,他们还交换了彼此的“记忆”。通过这种交换,他们自己的传奇变成了他人的传奇,而他人的传奇变成了他们自己的传奇。他们将带着这种交换来的记忆去继续自己的生活,去面对自己的未来。

但是,携带着他人的记忆,他们还能够继续自己的生活吗?他们还能够面对自己的未来吗?

女人的背影:第十六座城市

兴建佐贝依德(Zobeide)是为了一个女人的背影,或者更精确地说,是为了“再现”那个女人的背影。那是一个裸露的女人。那是一个激起了所有男人的欲望的女人。她出现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的所有男人们的那个共同的梦境之中。她在他们的梦中奔跑。她在他们梦中的那座城市里奔跑。做梦的人看见了她飘荡的长发和她裸露的背影。他在被夜色笼罩的街道上尾随着她扣人心弦的背影。遗憾的是,经过那么多的转折和希望,那个始终没有露面的女人最后还是消失了,消失在梦的尽头。

从这充满欲望和惆怅的梦中惊醒,所有做梦的人都出发去寻找伫立在梦中的那座城市。当然,他们没有找到。他们不可能找到。那是一座不存在的城市。可是,他们想去寻找在那里消失的那个女人的背影,而且想要永远留住那个背影。于是,这些做同一个梦的人根据对梦的记忆兴建了佐贝依德,这最后一座与“欲望”相关的城市。他们根据各自在梦中尾随那个裸露的背影时的线路铺设城市的街道。因此,佐贝依德的街道看上去就像是一堆纠缠不休的乱麻。而在那个诱人的“逃犯”最后逃脱的地方,他们却没有去反映梦中的“真实”:他们求助理性,重新布置了空间和城墙,想以此来弥补梦中的漏洞。他们想借助理性的力量来放纵欲望的贪婪。经过这种理性的重建,他们肯定那个女人的背影不可能再从它从前消失的地方消失。

这些做梦的人就在自己兴建的城市里住下了。日复一日,他们耐心地等待着夜幕降临;年复一年,他们焦急地期待着那个女人的背影的再现。可是,他们中间没有任何人再能够看见那个女人的背影了,不管他们是温情地凝视着眼前的街道,还是纵情地搜索着梦中的黑夜。他们没有去反省理性。他们没有意识到对梦的违背是他们自己致命的过失,是他们兴建的城市最根本的缺陷。那个在所有男人的梦中奔跑的女人是绝对的自由,无限的自由。她的“出路”是她的“出现”的必要条件。如果不能够从欲望中逃脱,那个女人就不会进入欲望的视野。如果不能够从梦的尽头消失,那个女人就会从所有的梦中消失。无限的自由永远也不会成为理性的猎物。

令人心灰意冷的等待和期盼终于将欲望窒息了。城市里目的性极为明确的街道渐渐失去了与自己极为明确的目的的联系。它不再能够激发那些做梦的人原始的冲动和丰富的想象。最后,做梦的人不再做梦。他们将这些街道当成了只是去“上班的”路。他们忘记了这些街道与他们充满欲望的梦之间的血缘关系。而这种血缘关系代表着他们生活的意义。他们生活的意义就是去追寻理想的背影,去追寻不可能追到的真的美和美的真。他们的生活之所以有意义就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梦,一个永远不会与现实“成交”的梦。

“看不见的”城市里的诱惑一直没有能够在“看得见的”城市里再现。这冷漠的事实使佐贝依德最早的一批居民变得庸庸碌碌。这些城市的建设者忘记了他们兴建的这座城市的来历。这意味着他们不仅仅与自己的欲望失去了联系,也失去了理解别人的欲望的坐标。当新的一批做梦的人兴奋地来到佐贝依德的时候,他们不理解他们的兴奋。新的一批做梦的人因为找到了与自己梦中的城市相似的城市而兴奋。他们对眼前的街道又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动,使它们与自己梦中的街道更加接近。不过同样地,他们还是没有在梦中那个女人的背影消失的地方宽容地为“绝对的自由”留下一条出路。

这个雷同的细节使马可•波罗没有必要再去叙述这新一批居民将来的变化。他用最后一句话表达了佐贝依德最早的居民对新居民的费解。在过来人的眼里,他们自己兴建的城市其实是一个“丑陋的”城市,是一个吞噬了美感和欲望的陷阱。他们在这座为了让自己梦想成真的城市里丢掉了自己的梦想。那么,何必当初呢?当初为什么要建成一座这样的城市呢?

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当初的懊悔变成了对现在的冷漠:他们不理解新一代的居民为什么会走进这样一座“丑陋的”城市,这样一座陷阱般的城市。这种代与代之间的“不理解”将要导致历史的断裂。

语言的谎言:第十七座城市

在这座充满了谎言的城市里,第一人称单数一共出现了二十次。这频繁的出现使“我”经受了前所未有的心理冲突。“我”必须在经验和符号之间做出冷静的选择。那些含辛茹苦地积累起来的生活经验突然变得毫无用处了。在这座城市里,只有相信符号的误导和跟随符号的误导,才可能找到生活的正确方向。

海琶提亚(Hypatia)是第四座与“符号”相关的城市,也是到目前为止马可•波罗叙述的最长的城市。这座城市首先将倒影在泻湖中的木兰花园呈现在旅行者的眼前。然后,它引诱他沿着树篱行走。旅行者自然窥见了正在树篱后面沐浴的年轻漂亮的女人。但是,他同时也看到了深藏在泻湖底部的那些自杀者的尸体:螃蟹正在噬咬那些死者的眼睛,海草正在纠绕那些死者的头发。

以第一人称单数形式出现的旅行者首先肯定是受惊了。接着,他马上又有了一种受骗的感觉。他决定上访。他朝苏丹的宫殿走去。他想为那些蒙冤而死的人讨回公道。他沿着斑岩石的台阶一直走到了宫殿的入口,又很快穿过六座带有喷泉池的庭园来到了正殿的大门。但是,他再一次受惊和受骗了:这座城市最高的穹顶底下竟不是苏丹听政的地方。透过挡住了去路的铁栅栏,这位仍然相信正义的旅行者看到的是那些脚带着镣铐的囚犯们:他们正将玄武岩的石块从大地深处的采石场里背上来。

迷惘的旅行者知道他只能去求助哲学家了。他迷惘地走进了收藏“符号”的图书馆。可是他还是受惊了,因为他发现哲学家并没有如他想象的那样坐在犊皮和纸莎草纸的经卷中间。一个正坐在草席上吸食鸦片的少年将旅行者的视线引向了图书馆的花园。花园好像是一个“儿童乐园”,里面散乱着供孩子们游戏的陀螺、秋千和九柱戏的木柱。返朴归真的哲学家坐在花园的草地上,与“文字”没有关系。他无疑是一位东方的智者。

马可•波罗在叙述中省去了“我”提出的问题。他直接给出的是哲学家的回答。哲学家回答说:“符号构成了语言,但不是你以为你已经熟悉的那一种。”这很像是一位禅师说出浅显的偈语。

颇具慧根的旅行者从这回答里顿悟到了问题的关键:他必须放弃从以往的生活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解码逻辑。也就是说,只有从那种逻辑中解放出来,他才可能理解海琶提亚的语言。事实上,海琶提亚呈现出来的符号是一种“说谎”的符号。由这种符号构成的语言是说谎的语言。只有通过这种说谎的语言,他才可能体会这座城市的真实,他才可能进入“看不见的”海琶提亚。

于是,旅行者这样来理解和使用海琶提亚的语言:当他需要音乐的刺激或者滋养的时候,他知道他应该去墓地。这个城市的音乐家们都躲藏在穴墓里。笛声和琴声在坟墓与坟墓之间颤抖和波动。而当他听到了骏马的嘶鸣以及马鞭的抽响,他感到的是性欲的颤栗,因为这座城市里最漂亮的女人只出现在马厩里面或者跑马场上。她们上马的动作,她们裸露的大腿以及她们小腿上的护胫都散发出难以抵制的诱惑。那些敢于走近她们的陌生人马上会被她们惊天动地的激情所顺服。她们会将他们推倒到干草或者锯屑堆上,用她们已经挺拔的乳头压住他们风尘仆仆的身体。

在已经厌倦了海琶提亚的那一天,根据他对这座城市语言的理解,旅行者不是下到港口去等待,而是爬上了要塞的尖顶。他知道他应该在那里等待过路的船只。很明显,他正在等待的是离他的世纪还过于遥远的“飞艇”。如果他在爬上要塞的尖顶之前还没有失去理智的话,这种等待最后也很可能让他陷入不可逆转的疯狂。

一个接踵而至的问题拯救了他。他刚刚开始等待就对这种等待产生了疑问。他的问题是:飞艇果然会从这里经过吗?既然他的等待是建立在他对谎言的理解之上,他有理由这样怀疑。而他的问题将他迅速带进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世界上没有不说谎的语言。也就是说,说谎的语言本身也在经受“谎言”的欺骗。这条真理确保了旅行者思维的清醒。他可能很快就会意识到他不应该在要塞的尖顶上等待能够将他接走的飞艇。对他已经习惯了的这种充满了谎言的语言来说,它最后的那个语句一定是“对谎言的说谎”。正是这种“对谎言的说谎”能够将他带离谎言。是的,他意识到他应该去码头等待能够将他接走的船只,而不是在要塞的尖顶上等待荒诞的飞艇。他从母语中习得的逻辑会为他打开通向下一座城市的行程。

清晨的歌唱:第十六座城市

看得见的阿米拉(Armilla)为什么会是眼前的这个样子,“我”并不知道。与关于海琶提亚的叙述形成强烈的对比,在关于阿米拉的叙述里,第一人称单数只出现了两次。当它第二次出现的时候,“我”对看得见的阿米拉已经有了自己的解释。

但是一开始,“我”并不知道眼前的这座“脆弱”的城市究竟是一座未完成的城市还是一座已经被捣毁的城市,或者说究竟是一座在有人入住之前就已经被抛弃的城市还是一座在人们入住一段时间之后才被抛弃的城市。出现在他眼前的这座“城市”是由直立和平卧的水管构成的。在这些水管的尽头,各种各样的龙头和喷嘴以及像“依然悬挂在枝桠上的熟透的果子”一样的浴缸和盥洗盆呈现出了生活的“欲望”(如果它是一座未完成的城市)或者生活的“痕迹”(如果它是一座被捣毁的城市)。这座城市没有墙壁也没有地板。它的每一个角落都裸露在阳光之下,它有最充分的“采光”。

与其说这是一座城市,还不如说这是一座“水管的森林”。面对眼前的景象,“我”很自然地在两种更细节的猜测之间犹豫:这究竟是一片水管工已经撤走而泥瓦匠还没有进驻的闲置的工地呢,还是一座经受过地震的猛烈袭击或者白蚁的疯狂进攻之后的城市留下来的遗迹?

这种犹豫丝毫没有动摇“我”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他肯定,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阿米拉都不应该被看成是“废墟”。未完成的城市自然充满了希望,因为它面向未来,面向将来的完成。而灾难之后的遗迹也同样没有颓废的导向,因为它显示出了这座城市供水系统(也就是这座城市的生命线)的坚固:这“脆弱的”城市在体质上并不脆弱。

更重要的是,马可•波罗引导他的听者“瞥见”了这座坚不可摧的城市里不可摧毁的美:只要“你”抬起头,“你”就会瞥见了那些在露天的浴缸里或者喷头下尽情享受着阳光和沐浴的女人。散射的水花和飞溅的泡沫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就像是在“水管的森林”里回荡着的音符。紧接着,他还让他的听者捕捉到了这些女人们出浴时的媚态:她们优雅地擦干身体上的水渍。她们优雅地往身体上喷洒香水。她们优雅地坐下来,对着也许有点倾斜的镜子优雅地梳理起她们优雅的长发。不管天灾人祸是怎样地摧毁了这些女人们生活的环境,她们都要用不可摧毁的从容和美感来继续楚楚动人的生活。

这究竟是幻觉还是实景?这究竟是人间还是仙境?这些与清纯的流水情同手足的女人们让叙述者第二次以“我”的身份在叙述的过程中出现。这一次,他带来了他自己关于阿米拉的解释。他解释说,在阿米拉的水管中流淌着的水是由水仙们掌管的。这些精灵向往新的世界:她们喜欢在新的游戏中愉悦同伴,她们喜欢在新的镜子里自我陶醉。她们喜欢所有新奇的享受流水的方式。根据这种解释,“看不见的”阿米拉既不是实际的人间,也不是飘渺的仙境,而是“天”与“人”的融合,是人间的仙境。

这种解释缓解了马可•波罗对“看得见的”阿米拉的疑惑和犹豫。也许阿米拉就是一个遗迹:水仙们美丽的狂欢使人类自惭形秽也无地自容。他们不再是这座城市的居民了。他们变成了这座城市不可摧毁的美的偷窥者;也许阿米拉只是一片工地:人类想用这新建的城市来表达对自己破坏环境(滥用水资源)的忏悔,并且为遭受污染的水仙们提供一片清新而享乐的天地。在这种意义上,这座“脆弱”的城市就像是人类献给水仙们的供品。

现在,去追究阿米拉为什么是眼前这个样子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也就是说,原因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我”已经清楚地知道了结果。这清楚的结果就是:在阿米拉,水仙们现在生活得非常满足,因为马可•波罗与他的听者一起听到了她们满足的歌声。在所有的清晨,水仙们都会用清纯的歌声去迎接阿米拉的光明。她们用歌唱来表现她们对“供品”的满足。

这清晨的歌唱使马可•波罗对接下来的旅程充满了向往。

与马可•波罗同行

——读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

薛忆沩

对立的宗教:第十座城市

现在,马可•波罗准备将他高贵的听众带进一种新型的城市。他为这一种新型的城市选用了一个含义丰富的形容词,为今天的翻译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这个很常用的形容词到底应该翻译成稀薄、细小、单瘦还是脆弱?伊萨伍拉(Isaura)是第一座这样的城市。这座“千井之城”一开始就让马可•波罗捉摸不透。他有点犹豫了。他好像在担心他的叙述会伤害这座城市的健康。他没有勇气去充当“全知的”叙述者。他在第一句话里就使用了被动语态,多少触犯了叙述的禁忌。他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他自己不想对叙述负责,他又不愿意让别人越俎。“被动语态”为他打破了这个僵局:“据说”,伊萨伍拉的底下有一个很深的湖。叙述者的真实身份被这“据说”掩盖起来,而他的声音却转化成了马可•波罗本人的声音。经过这样的整容手术,关于伊萨伍拉的叙述听起来就好像是一种“复述”。

马可•波罗复述道,在这座城市里,不管从什么地方垂直打下一个足够深的洞,都能够抽出清凉的湖水。这座城市的大小与城市地下的湖面的大小完全相等,“看得见”的风景完全由“看不见”的风景来决定。湖水在岩石“钙质的天空下”荡漾,推动着阳光下的所有运动。

对这样一座已经完全“被决定”的城市来说,还有“什么”可以和值得去谈论呢?就像对一个完全被奴役的人一样,我们至少还可以去谈论这座城市的信仰。马可•波罗果然话题一转,他注意到了与伊萨伍拉特殊的生理结构相应,这座城市里也并存着两种对立的宗教。

他仍然没有勇气去充当“全知的”叙述者。他仍然用“据说”将这两种对立的宗教复述出来。“据一些人说”,这座城市的神祗居住在湖的深处。这样的神祗显然是威严、高贵、冷漠、孤傲和不可接近的。它们所代表的宗教一定非常严厉,一定屈从于形形色色的禁忌,一定对世俗生活充满了不满和忧虑;而“据另一些人说”,这座城市的神祗附着在“看不见”的湖水与“看得见”的城市之间所有那些湿漉漉的通道的尽头:从井口到辘轳,从吊桶到滑轮,从水泵的把手到风车的桨片,从螺旋探头的支架台到脚手架顶部的风向标……日常生活中只要有水渍的地方就会有这些神祗的踪迹。这样的神祗肯定是随和、朴实、温情、谦恭和平易近人的。通过连接着湖水与城市的数不清的通道,这些畅快的神祗将欢乐和生命带给了伊萨伍拉。它们所代表的宗教一定非常宽容,一定无所顾忌,一定对世俗生活充满了向往和贪恋。

这前一种宗教是高高在上的宗教,而这后一种宗教却是脚踏实地的宗教。尽管马可•波罗并没有直接在“内容”上对这两种对立的宗教做出价值判断,他却通过“形式”显露了自己的偏好:他复述后一种宗教的句子长度是他复述前一种宗教句子长度的五倍。这种数量上极端的“不对称”在马可•波罗的叙述里极为罕见。它显然是在传达一种信息。这明确的信息使《看不见的城市》的第一部分在一种狂欢节似的气氛中结束。

但是,叙述的目的地通常并不在它结束的地方。接下来,关于伊萨伍拉的叙述还会凭借惯性继续吸引听者的注意。尽管这两种对立的宗教在同一座城市的共存有它深刻的“物质基础”(它与伊萨伍拉天然的特殊生理结构“相对应”),这种“共存”却很难不受一时的精神状况和社会结构的骚扰。也就是说,这两种“对立”的宗教有一天很可能会转变成“对抗”的宗教。就这样,马可•波罗将他的听众带到了想象的绝境。

这种对抗的结果将会是什么?历史的难题可以被处理得像一道简单的数学题。根据简单的形式逻辑,伊萨伍拉能够见证的结果只可能有三种:“弱肉强食”、“两败俱伤”或者“同归于尽”。

但是,也许还会存在一种更为深刻的结果:精神的对抗也许会导致这座城市生理结构的变异。这种变异肯定会损害伊萨伍拉的健康甚至危及它的生命。这种结果也许会让马可•波罗的听众选定关于那个含义丰富的形容词的准确解释:因为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宗教,伊萨伍拉实际上是一座非常“脆弱”的城市。

权威的沉默:第十一座城市

这一次,“那个”旅行者“被邀请”到了又一座与“记忆”相关的城市。除了参观访问以外,旅行者在这座城市还有一项非常敏感的“任务”:他被邀请去审查一些陈旧的明信片。在那些明信片上,他将看到这座城市(或者说是所有的城市)田园诗一般的“往昔”:在现在的公共汽车站的位置,明信片保存的是一只公鸡;在现在的高架桥的位置,明信片保存的是一座露天的乐池;在现在的兵工厂的位置,明信片保存的是两个在白色的遮阳伞底下闲聊的女人。这些由明信片保存下来的景象既是令这座城市自豪的“往昔”,又是令这座城市惋惜的“往昔”。

旅行者就像是终于进入了“城堡”的土地测量员。他马上就理解了自己尴尬的处境:他必须测量这座城市从往昔到现今的距离。可是,他既不能够使用他的职业训练带给他的尺度,也不能够使用他的文化修养带给他的眼光。他只能够动用他的“世故”来对这种距离下结论。按照马可•波罗的说法,“如果”旅行者不想让这座城市的居民“不”高兴,他就必须赞扬明信片上的玛伍瑞利娅(Maurilia),他就必须像这座城市的居民一样更加迷恋“往昔”的玛伍瑞利娅。他当然不想让这座城市的居民不高兴,所以他唯一的出路就是改变自己。也就是说,旅行者以权威的身份“被邀请”来完成这项敏感的任务,但是,他只能通过放弃自己的权威才可以顺利地完成任务。到下结论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是权威的鉴赏家了。他已经变成了谨慎的厂家:他产出的“结论”必须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甚至他谨慎地对变迁所表达的“惋惜”都代表着消费者的利益。他必须承认“看得见”的繁荣的大都市玛伍瑞利娅丢失了“看不见”的淳朴的小城镇玛伍瑞利娅的魅力,尽管他确信在当时那个小城镇的居民的眼里,玛伍瑞利娅可能根本就不具备任何魅力;尽管他肯定如果这座城市一直保持原样的话,它在现在的居民的眼里可能也同样毫无魅力;尽管他知道其实正是通过新城市的形成以及旧城市的消亡,人们才可能带着怀旧的伤感去回望往昔,去“发现”旧城市原来并不具备的魅力。这是“形成”带来的魅力,这是“创新”带来的魅力,这是“时间”带来的魅力。不幸的是,他只能小心翼翼地将自己不合时宜的“确信”、“肯定”和“知道”放在拘谨的让步从句里。他只能用他的世故来取代他的权威。他只能用权威的沉默去顺应新城市的居民对只能从明信片上看到的旧城市的眷恋。

他必须小心翼翼。他惊人的阅历使他能够洞悉关于“新”城市与“旧”城市的一种更复杂的关系。但是,他同样不能向玛伍瑞利娅的居民们揭示这种极端的关系。这种极端的关系就是“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在同一个地点以同样的名字先后建立的不同的城市之间可能没有任何的联系:新城市在诞生的时候不知道旧城市曾经消亡,旧城市在消亡的时候不知道新城市即将诞生。新城市与旧城市之间没有任何的交流,哪怕它们的居民可能存在许多相似之处,比如他们使用同样的名字,甚至拥有同样的面孔和同样的口音。这时候,新城市和旧城市之间的对比就完全失去了意义。

在马可•波罗看来,玛伍瑞利娅很有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那些明信片所呈现的“看不见的”城市也许并不是玛伍瑞利娅从前的样子,而只是一座碰巧也叫做“玛伍瑞利娅”的不同的城市,一座另外的城市。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看不见的”城市与“看得见的”城市被从由时间链接成的等级结构中解放了出来,获得了认知上的自由和平等。记忆突然失去了它企图挽留的对象,它因此也就变得无地自容了。似乎正是因为这样,在《看不见的城市》中,玛伍瑞利娅被设定为是最后一座与“记忆”相关的城市。

旅行者没有将这种更激进的可能性呈现给玛伍瑞利娅的居民。他必须小心翼翼。他没有将这座城市从对往昔的眷恋和陶醉中唤醒。他用权威的沉默给集体的记忆留下了温馨的余地。

但是,玛伍瑞利娅的居民可能永远也不会觉察这个权威的沉默。他们正得意于见多识广的旅行者的认同。他们肯定会将这种认同当成是权威的声音,当成是他们这座城市固有的水准。他们永远也不会想知道这个权威是怎样用痛苦的沉默丢失了他自己的水准。

收藏欲望的博物馆:第十二座城市

在主要是由石头建筑构成的灰色的市中心,那座金属的建筑当然非常晃眼:它肯定是“进入”费朵拉(Fedora)的重要通道。马可•波罗对那座建筑的形式没有什么兴趣,他没有提及它属于什么流派或者它由多少房间组成。他专注于那座建筑的内容。这内容也就是它里面那些房间的共同特征。马可•波罗告诉他的听者,那座建筑的所有房间里都陈列着一只水晶玻璃球。

他将他的听者直接带到了展品的跟前:从每一个水晶玻璃球里面,“你”都看到了一个蓝色的城市。紧接着,他为迷惑不解的听者挑明了展品的意义。这众多的蓝色的城市是一个个“看不见”的费朵拉的缩影。这些费朵拉从来没有变成过“现在”的费朵拉。它们只是在费朵拉居民的想象中存在过和存在着。

一座“看得见”的城市的后面总是存在着无数可能的“看不见”的城市,正像在一部作品最后的版本后面还存在着无数可能的版本或者在现实的配偶后面还存在着无数理想的配偶一样。一座城市可能的存在形式当然是不可穷尽的。但是,所有这些“可能的”存在形式却都经历了一种共同的命运:尽管它们面对的是不同的“现在”,它们却都遭受了“现在”的冷遇。不管它们的趣味和价值是面向过去还是面向未来,它们代表的都是一种根源于欲望的向往。而“现在”与这种向往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差距。

这种差距正是人们为什么要将这种向往制成模型的原因:他们要想用自己的欲望来挑战有形的“现在”就必须将自己无形的欲望用一种具体的形式呈现出来。有趣的是,当这种欲望通过模型被固定下来之后,它所挑战的“现在”却往往又发生了变化。向往中的城市因此失去了它的对手和坐标,因此也就失去了它的实用价值。它所指向的未来只是相对于那种变化之前的“现在”才有它的价值。现在,那种根源于欲望的“未来”还没有来得及变成“现实”却已经变成了“过去”。“现在”在不断地改变自己的同时总是迅速地将人们对未来的憧憬转变成历史。

在第四座与“欲望”相关的城市费朵拉,这种历史就被封存在那一个个水晶玻璃球里面。城市中心唯一的金属建筑就是收藏这些水晶玻璃球的博物馆。这座博物馆实际上也就是费朵拉的先辈们“无用的激情”(萨特语)的纪念碑。他们被囚禁在水晶玻璃里的欲望在生生不息的时间里等待着未来居民的走近、注视和沉思,等待着与激荡在注视者心灵中的欲望的相遇和共鸣。这种“现在”与“过去”的私通变成了费朵拉的生活方式以及费朵拉的未来。这座城市与它的居民就是通过这种欲望之间的沟通在改变着对方并且改变着自己。

也就是说,这样一座保存欲望的博物馆并不是这座城市里的一个死角。相反,它是这座城市通向未来的一条出路。根源于欲望的向往虽然从来没有变成过“现在”,却总是占据着“现在”的一个角落,并且借助回忆或者想象的增援,不断策动新的欲望对“现在”进行徒劳的反叛。被封存的欲望仍然像幽灵一样在费朵拉忧郁的未来里徘徊。

这时候,马可•波罗突然更贴近了他的听者。他第一次在他的叙述里直接呼唤他的君主。他告诉这位充满壮志的君主,现实中的费朵拉和想象中的费朵拉都同样是真实的。但是,这还只是问题浅显的一面。问题复杂的一面是,在马可•波罗看来,这两种费朵拉又其实都是假想的。这就好像是说现实中的配偶与想象里的恋人其实都是一种“假设”。现实“假设”了必然性:它接受了太多完全没有必要接受的规则和限制;与它相反,想象“假设”了可能性:向往中的费朵拉以为自己代表着这座城市可能的未来,而实际上,那种未来永远也不可能到来。

这种奇特的看法最后将马可•波罗引向了一个现实的话题。他提醒眼前的君主,说在他值得骄傲的地图上除了可以安置一个“石头的”(实际的)费朵拉,还可以安置无数个“水晶玻璃的”(想象的)费朵拉。也就是说,那“莫非王土”的疆域不仅遍布于“普天之下”,还淤积在君王的神经末梢。欲望和想象会将一个帝国的版图深入神秘莫测的时间,会令一个帝国用非暴力的方式无限扩张。

绝种的差别:第十三座城市

在进入柔依(Zoe)之前,这个旅行者的心中似乎并没有疑惑。他总是去想象那座等待着他的城市是什么样子。他想象城市里的宫殿、城市里的兵营、城市里的磨坊、城市里的剧院、城市里的市场。他的想象建立在他的阅历之上,因为在他经过的所有城市里,不仅仅所有建筑的排列依照着不同的秩序,而且每一座建筑与其它建筑之间都存在着足以将它们彼此区分的差别。这是一种抽象的差别,一种本质的差别。或者说,这是差别本身。这种差别使每一座建筑都变成了一个符号。通过一组被他的阅历精选出来的规则,在进入一座陌生的城市的时候,旅行者可以很敏捷地对呈现在他眼前的符号进行一组演算。紧接着,他马上就能够精确地辨认出宫殿、庙宇以及酒吧、监狱和贫民窟。马可•波罗告诉他的听者,有人认为旅行者的认知过程证实了一个这样的假设:在每个人的头脑中都存在着一个仅仅由“差别”构成的城市。这座“看不见的”城市事实上是所有城市的原型。它是一个先验的认知图式,是“纯粹理性”。所有“看得见的”城市都不过是对它的一种证实。这个有趣的假设几乎动摇了马可•波罗的叙述给他的听者带来的乐趣。

马可•波罗马上用一个否定句将他的听者稳住。他说这并不是柔依的情形。在这第三座与“符号”相关的城市里,“差别”完全消失了。在这座城市里的任何一个位置,你可以是所有的人或者做所有的事情。比如你可以依次是圣人、凡人和小人或者你频繁改变身份,轮流做市长、贪官和囚犯。你不再能够肯定一个具体的场所是教堂还是食堂,是养老院还是研究院,是手术室还是聊天室,是市政厅还是交易所。走进这样一座城市,你就是走进了被哲学家向往了上千年的“无差别境界”。

但是,这位饱经风霜的旅行者突然对眼前的城市充满了疑惑。他注意到城市里任何金字塔的尖顶下面也可以是麻风病院或者宫女的浴室。他已经无法辨认出城市里的任何特征,看得见的柔依掩盖了所有具体的差别,也模糊了旅行者保存在头脑中的那些“看不见的”抽象的“差别”。也就是说,看得见的城市完全覆盖了看不见的城市。行走在这座看得见的城市里,除了疑惑,旅行者不再能够感觉到任何东西。他知道这座消除了所有差别的城市实际上是一种不能再细分的物质:物理反应、化学反应、生理反应或者心理反应对它都不起任何作用。他对这种顽固不化的存在充满了疑惑。

这是第一次,马可•波罗只能够用“问题”来结束他的叙述。他让充满疑惑的旅行者提出了两个问题。其中那个抽象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存在一座这样的城市?这是一个关于存在的意义的问题。它不可能存在唯一正确的答案。这种抽象的问题展示了旅行者的疑惑的深度。

旅行者的另一个问题比较具体:什么是区别这座城市的里面和外面的界限?或者更具体一点,怎样才能够区别城市里面车轮的辘辘声与城市外面狼群的嚎叫声?这显然是非常情绪化的问题。这是旅行者的明知故问。既然在这座城市里面所有的区别都不存在了,哪里还会存在标记那些区别的界限呢?这种提问只是面对无法理喻的现实,旅行者能够做出的唯一的反抗和人性的反抗。

这位旅行者大概已经意识到了柔依可能就是所有城市的发展方向和终点。只要时间允许,所有的城市都将会变成没有“差别”的国际化的大都市。在那里,所有的人都将失去自己的身份,所有的生活都将变成平庸的复制品。而对旅行者最大的威胁是,在那种没有差别的未来世界里,“旅行”已经完全失去了意义:他已经无法再“生活在别处”。

失宠的“幸福”:第十四座城市

与第一座“脆弱的”城市不同,泽娜碧娅(Zenobia)醒目的地方不是形形色色的管道,而是高高低低的桩子。这座城市的房屋和街道就架构在这些桩子之上。这座被架在空中的城市并没有被“架空”,它具备一个城市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基本设施。在后现代的视野里,如此架构起来的城市好像是一座巨大的游乐场之中的一个很小的角落。

经过这么多的岁月,经过这么多的变迁,已经没有人能够记得是什么样的需要,什么样的欲望或者什么样的指令使泽娜碧娅最早的建设者要将这座城市建设成为这种样子。马可•波罗对这种集体的失忆并没有特别的感叹。他的敏感被另外一种奇迹所吸引。他注意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当被问及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幸福”的生活的时候,泽娜碧娅的居民总是会去描述一个结构上与泽娜碧娅类似的城市,也就是一个由桩子上的房屋和悬空的街道构成的城市。在他们看来,只有生活在这样的城市里,生活才可能是幸福的。马可•波罗对泽娜碧娅的居民关于幸福的见解充满了感叹。

流逝的岁月已经给泽娜碧娅添加了太多的附件。这座城市最初的建设方案已经不可能被准确地呈现和诠释。然而,这座城市的“要素”,这座城市最初的构思中就已经携带着的“要素”却从来没有流失。这些“要素”不仅仅凝固在这座城市的基础设施之中,而且还升华到了这座城市的“上层建筑”里面,成为这座城市居民们伦理判断和价值尺度的基准。就是这些“要素”决定了世世代代泽娜碧娅的居民们关于幸福的观念。

那种顽固的观念对旅行者的欲望轻则是一种讥讽,重则是一种挑衅。马可•波罗依然向往旅行,依然向往东方,依然对陌生的世界和未知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和欲望。面对这样的讥讽或者挑衅,他的策略似乎与那位被邀请到玛伍瑞利娅的权威一样,也只能是“自我改变”。但是,他没有步那位权威的后尘。他不想让自己沉默,他没有将个性埋没。他注意到,在“脆弱的”泽娜碧娅的顽固的价值观使“幸福”本身已经不再是一种有意义的尺度了,因为根据那种观念,一座城市的生活是否幸福的充分必要条件已经被简化为“是否具备泽娜碧娅所具备的那些要素”。也就是说,当且仅当一座城市具备那些要素的时候,那座城市里的生活才可能是幸福的。他敏感地得出结论:这种苛刻的条件事实上剥夺了所有其它城市的“幸福”。

马可•波罗没有埋没自己的个性。既然“幸福与否”已经不再是对城市进行分类的理想尺度了,他开始根据自己的需要修改自己的价值观中的基本设置。他选用推动他马不停蹄的“欲望”作为新的分类标准。根据这种标准,他经历过的城市可以被分成两类:一类是与欲望“和谐”相处的城市。这一类城市总是能够不断地用自己的形式或者魅力来充实欲望,来创造欲望;另一类则是与欲望关系“破裂”的城市。这一类城市又被细分为两种极端的类别:一种是“人欲横流”的城市,在那里,欲望“抹杀”了城市;而另一种是“了无生气”的城市,在那里,城市“抹杀”了欲望。

这种新的分类标准似乎也带来了对城市生活的一种不同的看法。根据这种看法,“幸福与否”对人生来说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无条件地保持着生活下去的“欲望”。即使在最不幸的境况之下,这种顽强生活下去的“欲望”都可以而且应该如火如荼。

用“欲望”来代替“幸福”就是用“运动”来代替“静止”。如果“幸福”意味着抵达,“欲望”所代表的就是不断的出发。一个天赋的旅行者只能够将这“不断的出发”当成他的荣誉。对“幸福”的贪恋如果不会“玷污”这种荣誉,至少是会分散对他这种荣誉的专注。

于是,这位抵达泽娜碧娅的旅行者没有向这座城市里占统治地位的观念低头。他冷落了固步自封的“幸福”,让它尝到了“失宠”的滋味。他需要继续前进,朝着陌生的东方,朝着陌生的未来。

交换的记忆:第十五座城市

来自不同国家的商人每年都会在这座城市里相聚四次。欧菲米娅(Euphemia)因此成为《看不见的城市》中的第一座与“交易”相关的城市。有趣的是,这四次壮观的交易会都不设“组委会”。它们是根据地球与太阳的相对位置“自然地”形成的。它们分别出现在春分和秋分以及冬至和夏至的那一天。这种与自然的节律相适应的商业活动(或者说与“自然”密切相关的“文明”)当然是欧菲米娅最显眼的特征,是这座城市“看得见”的特征。

因此,我们看见了那一艘停泊在港口的商船:人们从那里卸下了生姜和棉花,又立即用开心果和罂粟籽将货舱塞满;因此,我们还看见了刚刚抵达的骆驼商队:他们卸下了肉豆蔻和葡萄干,马上又在鞍囊里塞满了金色的麦斯林纱匹。这样看来,无论是商船的主人还是骆驼商队的领队,他们来到欧菲米娅的目的好像都只是为了“回家”。他们没有将这座城市当成德丝媲娜(第八座城市),当成他们各自的“荒漠”的边界,当成想象中的新生活的起点。他们来到欧菲米娅的目的好像只是为了“满载而归”。他们好像只是为了“家用”的需要来这里交换商品,而不是为了交换身份或者交换各自的“荒漠”,交换各自下一段的旅程。

但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马可•波罗急不可耐地告诉他的听者,商人们来到欧菲米娅的目的其实并“不仅仅”是为了交换商品。听上去,他对“商品”这个词不太友好。他用了一个很冲动的定语从句来限定“商品”。他肯定,能够在欧菲米娅买到的那些商品“同样地”可以在帝国内外的每一个市场上,在“同样的”黄色草席上,在“同样的”凉棚下,用“同样的”砍价技巧不太困难地得到。在同一个句子里,“同样”的四次出现暴露了马可•波罗对“商品”的厌倦甚至反感。

如果生意只是一个幌子或者一个附带的目的,那么,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商人们主要是为了什么才来到了欧菲米娅,而且还要伴随着季节的节律在一年之中“四次”来到欧菲米娅呢?

他们是为了令人难忘的夜晚而来的: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市场的四周会升起一堆又一堆的篝火。远道而来的商人们围坐在这些迷人的篝火旁,开始讲述他们各自的传奇。他们是为了这令人难忘的聚会而来的。漂浮在马可•波罗脑海上的是每一个传奇之中都重复出现的这些关键字:“狼群”、“姐妹”、“财宝”、“战斗”、“无赖”以及“恋人”。这些关键字总是会激起在场的每一个商人记忆的涟漪。他们是为了这令人难忘的记忆而来的:这种记忆不仅仅是对自己的传奇的记忆,更是对别人的传奇的记忆。因为(也许应该说“因此”)每一个关键字上都吸附着有无数的传奇,形形色色的传奇。这些传奇互相穿梭和交错,互相映射和吸收,它们构成了“看不见”的欧菲米娅。这些孤独的商人们就是为了这些令人难忘的传奇而来的。

但是,马可•波罗和他的听者都知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这迷人的聚会总会要结束。这些孤独的商人们总是要离去。这是意味深长的离去。因为在从欧菲米娅“回家”的路上,不管是在驼背上摇晃的商人还是在甲板上颠簸的商人都没有去盘算他们的亏损或者收益。相反,摇晃和颠簸再一次唤醒了重叠在商人们记忆之中的传奇。他们开始在记忆中一个接一个地审读那些传奇。他们惊奇地发现自己遭遇过的狼群变成了另外的狼群,自己疼爱过的恋人变成了别人的恋人,而自己寻找过的财宝变成了其它的财宝。他们惊奇地发现在他们刚刚离开的这座与“交易”相关的城市里,他们交换的不仅仅是“商品”,更为重要地,他们还交换了彼此的“记忆”。通过这种交换,他们自己的传奇变成了他人的传奇,而他人的传奇变成了他们自己的传奇。他们将带着这种交换来的记忆去继续自己的生活,去面对自己的未来。

但是,携带着他人的记忆,他们还能够继续自己的生活吗?他们还能够面对自己的未来吗?

女人的背影:第十六座城市

兴建佐贝依德(Zobeide)是为了一个女人的背影,或者更精确地说,是为了“再现”那个女人的背影。那是一个裸露的女人。那是一个激起了所有男人的欲望的女人。她出现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的所有男人们的那个共同的梦境之中。她在他们的梦中奔跑。她在他们梦中的那座城市里奔跑。做梦的人看见了她飘荡的长发和她裸露的背影。他在被夜色笼罩的街道上尾随着她扣人心弦的背影。遗憾的是,经过那么多的转折和希望,那个始终没有露面的女人最后还是消失了,消失在梦的尽头。

从这充满欲望和惆怅的梦中惊醒,所有做梦的人都出发去寻找伫立在梦中的那座城市。当然,他们没有找到。他们不可能找到。那是一座不存在的城市。可是,他们想去寻找在那里消失的那个女人的背影,而且想要永远留住那个背影。于是,这些做同一个梦的人根据对梦的记忆兴建了佐贝依德,这最后一座与“欲望”相关的城市。他们根据各自在梦中尾随那个裸露的背影时的线路铺设城市的街道。因此,佐贝依德的街道看上去就像是一堆纠缠不休的乱麻。而在那个诱人的“逃犯”最后逃脱的地方,他们却没有去反映梦中的“真实”:他们求助理性,重新布置了空间和城墙,想以此来弥补梦中的漏洞。他们想借助理性的力量来放纵欲望的贪婪。经过这种理性的重建,他们肯定那个女人的背影不可能再从它从前消失的地方消失。

这些做梦的人就在自己兴建的城市里住下了。日复一日,他们耐心地等待着夜幕降临;年复一年,他们焦急地期待着那个女人的背影的再现。可是,他们中间没有任何人再能够看见那个女人的背影了,不管他们是温情地凝视着眼前的街道,还是纵情地搜索着梦中的黑夜。他们没有去反省理性。他们没有意识到对梦的违背是他们自己致命的过失,是他们兴建的城市最根本的缺陷。那个在所有男人的梦中奔跑的女人是绝对的自由,无限的自由。她的“出路”是她的“出现”的必要条件。如果不能够从欲望中逃脱,那个女人就不会进入欲望的视野。如果不能够从梦的尽头消失,那个女人就会从所有的梦中消失。无限的自由永远也不会成为理性的猎物。

令人心灰意冷的等待和期盼终于将欲望窒息了。城市里目的性极为明确的街道渐渐失去了与自己极为明确的目的的联系。它不再能够激发那些做梦的人原始的冲动和丰富的想象。最后,做梦的人不再做梦。他们将这些街道当成了只是去“上班的”路。他们忘记了这些街道与他们充满欲望的梦之间的血缘关系。而这种血缘关系代表着他们生活的意义。他们生活的意义就是去追寻理想的背影,去追寻不可能追到的真的美和美的真。他们的生活之所以有意义就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梦,一个永远不会与现实“成交”的梦。

“看不见的”城市里的诱惑一直没有能够在“看得见的”城市里再现。这冷漠的事实使佐贝依德最早的一批居民变得庸庸碌碌。这些城市的建设者忘记了他们兴建的这座城市的来历。这意味着他们不仅仅与自己的欲望失去了联系,也失去了理解别人的欲望的坐标。当新的一批做梦的人兴奋地来到佐贝依德的时候,他们不理解他们的兴奋。新的一批做梦的人因为找到了与自己梦中的城市相似的城市而兴奋。他们对眼前的街道又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动,使它们与自己梦中的街道更加接近。不过同样地,他们还是没有在梦中那个女人的背影消失的地方宽容地为“绝对的自由”留下一条出路。

这个雷同的细节使马可•波罗没有必要再去叙述这新一批居民将来的变化。他用最后一句话表达了佐贝依德最早的居民对新居民的费解。在过来人的眼里,他们自己兴建的城市其实是一个“丑陋的”城市,是一个吞噬了美感和欲望的陷阱。他们在这座为了让自己梦想成真的城市里丢掉了自己的梦想。那么,何必当初呢?当初为什么要建成一座这样的城市呢?

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当初的懊悔变成了对现在的冷漠:他们不理解新一代的居民为什么会走进这样一座“丑陋的”城市,这样一座陷阱般的城市。这种代与代之间的“不理解”将要导致历史的断裂。

语言的谎言:第十七座城市

在这座充满了谎言的城市里,第一人称单数一共出现了二十次。这频繁的出现使“我”经受了前所未有的心理冲突。“我”必须在经验和符号之间做出冷静的选择。那些含辛茹苦地积累起来的生活经验突然变得毫无用处了。在这座城市里,只有相信符号的误导和跟随符号的误导,才可能找到生活的正确方向。

海琶提亚(Hypatia)是第四座与“符号”相关的城市,也是到目前为止马可•波罗叙述的最长的城市。这座城市首先将倒影在泻湖中的木兰花园呈现在旅行者的眼前。然后,它引诱他沿着树篱行走。旅行者自然窥见了正在树篱后面沐浴的年轻漂亮的女人。但是,他同时也看到了深藏在泻湖底部的那些自杀者的尸体:螃蟹正在噬咬那些死者的眼睛,海草正在纠绕那些死者的头发。

以第一人称单数形式出现的旅行者首先肯定是受惊了。接着,他马上又有了一种受骗的感觉。他决定上访。他朝苏丹的宫殿走去。他想为那些蒙冤而死的人讨回公道。他沿着斑岩石的台阶一直走到了宫殿的入口,又很快穿过六座带有喷泉池的庭园来到了正殿的大门。但是,他再一次受惊和受骗了:这座城市最高的穹顶底下竟不是苏丹听政的地方。透过挡住了去路的铁栅栏,这位仍然相信正义的旅行者看到的是那些脚带着镣铐的囚犯们:他们正将玄武岩的石块从大地深处的采石场里背上来。

迷惘的旅行者知道他只能去求助哲学家了。他迷惘地走进了收藏“符号”的图书馆。可是他还是受惊了,因为他发现哲学家并没有如他想象的那样坐在犊皮和纸莎草纸的经卷中间。一个正坐在草席上吸食鸦片的少年将旅行者的视线引向了图书馆的花园。花园好像是一个“儿童乐园”,里面散乱着供孩子们游戏的陀螺、秋千和九柱戏的木柱。返朴归真的哲学家坐在花园的草地上,与“文字”没有关系。他无疑是一位东方的智者。

马可•波罗在叙述中省去了“我”提出的问题。他直接给出的是哲学家的回答。哲学家回答说:“符号构成了语言,但不是你以为你已经熟悉的那一种。”这很像是一位禅师说出浅显的偈语。

颇具慧根的旅行者从这回答里顿悟到了问题的关键:他必须放弃从以往的生活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解码逻辑。也就是说,只有从那种逻辑中解放出来,他才可能理解海琶提亚的语言。事实上,海琶提亚呈现出来的符号是一种“说谎”的符号。由这种符号构成的语言是说谎的语言。只有通过这种说谎的语言,他才可能体会这座城市的真实,他才可能进入“看不见的”海琶提亚。

于是,旅行者这样来理解和使用海琶提亚的语言:当他需要音乐的刺激或者滋养的时候,他知道他应该去墓地。这个城市的音乐家们都躲藏在穴墓里。笛声和琴声在坟墓与坟墓之间颤抖和波动。而当他听到了骏马的嘶鸣以及马鞭的抽响,他感到的是性欲的颤栗,因为这座城市里最漂亮的女人只出现在马厩里面或者跑马场上。她们上马的动作,她们裸露的大腿以及她们小腿上的护胫都散发出难以抵制的诱惑。那些敢于走近她们的陌生人马上会被她们惊天动地的激情所顺服。她们会将他们推倒到干草或者锯屑堆上,用她们已经挺拔的乳头压住他们风尘仆仆的身体。

在已经厌倦了海琶提亚的那一天,根据他对这座城市语言的理解,旅行者不是下到港口去等待,而是爬上了要塞的尖顶。他知道他应该在那里等待过路的船只。很明显,他正在等待的是离他的世纪还过于遥远的“飞艇”。如果他在爬上要塞的尖顶之前还没有失去理智的话,这种等待最后也很可能让他陷入不可逆转的疯狂。

一个接踵而至的问题拯救了他。他刚刚开始等待就对这种等待产生了疑问。他的问题是:飞艇果然会从这里经过吗?既然他的等待是建立在他对谎言的理解之上,他有理由这样怀疑。而他的问题将他迅速带进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世界上没有不说谎的语言。也就是说,说谎的语言本身也在经受“谎言”的欺骗。这条真理确保了旅行者思维的清醒。他可能很快就会意识到他不应该在要塞的尖顶上等待能够将他接走的飞艇。对他已经习惯了的这种充满了谎言的语言来说,它最后的那个语句一定是“对谎言的说谎”。正是这种“对谎言的说谎”能够将他带离谎言。是的,他意识到他应该去码头等待能够将他接走的船只,而不是在要塞的尖顶上等待荒诞的飞艇。他从母语中习得的逻辑会为他打开通向下一座城市的行程。

清晨的歌唱:第十六座城市

看得见的阿米拉(Armilla)为什么会是眼前的这个样子,“我”并不知道。与关于海琶提亚的叙述形成强烈的对比,在关于阿米拉的叙述里,第一人称单数只出现了两次。当它第二次出现的时候,“我”对看得见的阿米拉已经有了自己的解释。

但是一开始,“我”并不知道眼前的这座“脆弱”的城市究竟是一座未完成的城市还是一座已经被捣毁的城市,或者说究竟是一座在有人入住之前就已经被抛弃的城市还是一座在人们入住一段时间之后才被抛弃的城市。出现在他眼前的这座“城市”是由直立和平卧的水管构成的。在这些水管的尽头,各种各样的龙头和喷嘴以及像“依然悬挂在枝桠上的熟透的果子”一样的浴缸和盥洗盆呈现出了生活的“欲望”(如果它是一座未完成的城市)或者生活的“痕迹”(如果它是一座被捣毁的城市)。这座城市没有墙壁也没有地板。它的每一个角落都裸露在阳光之下,它有最充分的“采光”。

与其说这是一座城市,还不如说这是一座“水管的森林”。面对眼前的景象,“我”很自然地在两种更细节的猜测之间犹豫:这究竟是一片水管工已经撤走而泥瓦匠还没有进驻的闲置的工地呢,还是一座经受过地震的猛烈袭击或者白蚁的疯狂进攻之后的城市留下来的遗迹?

这种犹豫丝毫没有动摇“我”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他肯定,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阿米拉都不应该被看成是“废墟”。未完成的城市自然充满了希望,因为它面向未来,面向将来的完成。而灾难之后的遗迹也同样没有颓废的导向,因为它显示出了这座城市供水系统(也就是这座城市的生命线)的坚固:这“脆弱的”城市在体质上并不脆弱。

更重要的是,马可•波罗引导他的听者“瞥见”了这座坚不可摧的城市里不可摧毁的美:只要“你”抬起头,“你”就会瞥见了那些在露天的浴缸里或者喷头下尽情享受着阳光和沐浴的女人。散射的水花和飞溅的泡沫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就像是在“水管的森林”里回荡着的音符。紧接着,他还让他的听者捕捉到了这些女人们出浴时的媚态:她们优雅地擦干身体上的水渍。她们优雅地往身体上喷洒香水。她们优雅地坐下来,对着也许有点倾斜的镜子优雅地梳理起她们优雅的长发。不管天灾人祸是怎样地摧毁了这些女人们生活的环境,她们都要用不可摧毁的从容和美感来继续楚楚动人的生活。

这究竟是幻觉还是实景?这究竟是人间还是仙境?这些与清纯的流水情同手足的女人们让叙述者第二次以“我”的身份在叙述的过程中出现。这一次,他带来了他自己关于阿米拉的解释。他解释说,在阿米拉的水管中流淌着的水是由水仙们掌管的。这些精灵向往新的世界:她们喜欢在新的游戏中愉悦同伴,她们喜欢在新的镜子里自我陶醉。她们喜欢所有新奇的享受流水的方式。根据这种解释,“看不见的”阿米拉既不是实际的人间,也不是飘渺的仙境,而是“天”与“人”的融合,是人间的仙境。

这种解释缓解了马可•波罗对“看得见的”阿米拉的疑惑和犹豫。也许阿米拉就是一个遗迹:水仙们美丽的狂欢使人类自惭形秽也无地自容。他们不再是这座城市的居民了。他们变成了这座城市不可摧毁的美的偷窥者;也许阿米拉只是一片工地:人类想用这新建的城市来表达对自己破坏环境(滥用水资源)的忏悔,并且为遭受污染的水仙们提供一片清新而享乐的天地。在这种意义上,这座“脆弱”的城市就像是人类献给水仙们的供品。

现在,去追究阿米拉为什么是眼前这个样子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也就是说,原因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我”已经清楚地知道了结果。这清楚的结果就是:在阿米拉,水仙们现在生活得非常满足,因为马可•波罗与他的听者一起听到了她们满足的歌声。在所有的清晨,水仙们都会用清纯的歌声去迎接阿米拉的光明。她们用歌唱来表现她们对“供品”的满足。

这清晨的歌唱使马可•波罗对接下来的旅程充满了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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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马可•波罗同行——读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薛忆沩)

与马可•波罗同行

——读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

薛忆沩

对夜晚的感激:第一座城市

“那里”是哪里,忽必烈并不知道。或者说,马可•波罗并不想让忽必烈知道。这个年轻的威尼斯商人的叙述是从“离开那里”开始的。这也许并不是一个煞费苦心的开始。但是,如果读者有心的话,他肯定会理解这“开始”的苦涩,并且因此而伤心。因为这是关于一座城市的叙述,而这叙述竟开始于“离开”而不是到达,并且那离开的地方竟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那里”至少是最近的终点,“那里”或许还是最初的起点。可是为了出发,为了叙述的整洁,它失去了它所有的特征,它变成了一个空空荡荡的副词。

“离开那里,向东走三天,你就到达了迪欧米拉(Diomira)。”马可•波罗这样开始他的叙述。他这是想将眼前这位壮心不已的异国君主带向未来还是带往过去?一眼望去,迪欧米拉是一座光荣而醒目的城市:起伏的银色穹顶,众神的铜质雕像,用铅块铺就的马路,用水晶搭建的剧院以及每天清晨在塔楼上报晓的金鸡……所有这一切都向来自远方的旅行者展露了城市的盛情。可是,这位旅行者不为之所动。这只是他所熟悉的一个城市耀眼的外表。其它的城市也曾经用同样耀眼的外表款待过他,任何的城市都可能用同样耀眼的外表来款待他。这表面的盛情无法触动旅行者谨慎的心灵。

对这位旅行者来说,迪欧米拉独特的气质和极至的美在于它唤起了他的“嫉妒”。是九月的夜晚使他能够领受这座城市的独特和极至。这九月的夜晚有三个特征:第一,白昼开始萎缩了。这是阴盛阳衰的夜晚;第二,彩灯“同时”在沿街的小食店前面点亮。这是生意盎然的夜晚;而最后的也是最显眼的特征是,从一幢房屋顶层的平台上传来了一个女人欢快的叫喊声。这是寻欢作乐的夜晚。是九月的夜晚这最后的特征唤起了这位旅行者的嫉妒。它向他打开了一座“看不见”的城市。他的嫉妒让他自己惊慌也让他自己惊奇,因为这嫉妒不是指向他人,而是指向记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指向他人的记忆。迪欧米拉这《看不见的城市》中的第一座城市也因此成为了第一座与“记忆”相关的城市。

这位旅行者当然不是第一次进入九月的夜晚。但是,这却是他第一次在九月的夜晚进入这样的城市,或者说,这是他第一次在这样的城市进入九月的夜晚。他对盛衰的洞察,他对享乐的留意以及他对女人的叫喊声的敏感都标志着他的成熟。毫无疑问,他对这触动了他心灵的夜晚充满了感激。不幸的是,这感激之情仅仅昙花一现。旅行者还来不及反应,就被令他感动至极的“极至的美”绑架到了灵魂中最阴暗的角落:他开始遭受嫉妒的折磨。他的嫉妒非常孤僻又非常高傲:他嫉妒那些“相信”自己曾经生活在相同的夜晚并且像他一样“认为”自己在那样的夜晚十分幸福的人。也就是说,他嫉妒那些人的“相信”和“认为”,嫉妒那些人的“记忆”,那些人对往昔和幸福的“记忆”。

这位遭“绑架”的旅行者只想与这迷人的夜晚或者说这迷人的夜晚中的迷人的城市建立一一对应的关系。他希望这不仅仅是他第一次感知这样的夜晚,更希望这是这样的夜晚的第一次被感知。他不能容忍自己与这样的夜晚以及这座城市之间还夹杂着“第三者”的感受:那种通过“记忆”保存下来的感受。毫无疑问,这既是对他人的苛求,又是对他自己的苛求。这既是对过去的苛求,又是对现在的苛求。这甚至是对未来的苛求。就这样,“记忆”转变成了生命的敌人。这位旅行者只能依靠痛苦的“嫉妒”去抵挡这凶狠的敌人。他似乎并不知道,他这唯一的“依靠”早在文明的源头就已经与他的敌人结下了牢不可破的联盟。

迪欧米拉,你为什么要成为这位旅行者的必经之路呢?

最“短”的城市:第二座城市

注意,标题中关于城市的形容词并没有用错。因为这座城市是伊希朵拉(Isidora)。它是卡尔维诺的小说《看不见的城市》中的第二座城市。标准的意大利文版本用来兴建这座城市的材料只有119个单词(连读词不单记),而权威的英译版本对这座城市的改建用料也很节省,只用了131个单词。伊希朵拉是坐落在小说中的55个城市里最“短”的城市。这55个全部拥有女性的名字的城市是卡尔维诺想象的作品,或者说是卡尔维诺想象的马可•波罗想象的作品。马可•波罗用波光粼粼的语言将他的想象奉献给忽必烈。这位壮心不已的君主在诚恳的倾听中经受着欲望与绝望的冲击。

这最短的城市一开始就展现了“时间”与“欲望”的较量。它的第一句话告诉我们,经过长时间的荒野之旅,一个男人感受到了自己“对一座城市的欲望”。欲望冲消了时间带来的疲劳。在欲望之中,这个男人首先想到了这座城市“标新立异”的“外观”:城市的建筑使用螺旋状的楼梯,而楼梯上又镶嵌着螺旋状的贝壳。他接着想到了这座城市“赏心悦目”的“产业”:城市出品完美无缺的小提琴和望远镜。他然后想到了这座城市“美不胜收”的“魅力”:当他在两个女人之间犹豫不决的时候,总会有第三个女人在他的眼前出现。他最后想到了这座城市“乐极生悲”的“生活方式”:每一场精彩的斗鸡总是转化成双方主人流血的斗殴,娱乐总是以极度的暴力来结束。

当这个疲惫不堪的旅行者渴望着这样一座城市的时候,他想到了这一切。而当他进入伊希朵拉的时候,他看到了这一切:旋转的楼梯和贝壳;精美的小提琴和望远镜;无穷的第三个女人以及血腥的斗殴者。伊希朵拉就是他欲望中的城市。

我们不妨假设这座城市就是这个旅行者珍藏在灵魂深处的恋人。他梦想她,他渴望她,他追寻她,最后,他抵达了她。他的生命之旅因此似乎可以被定性为是一部“喜剧”,因为它表面上终止于“得到”而不是终止于“失去”。

不幸的是,马可•波罗马上就发现了这“得到”之中的“失去”。这个男人所抵达的城市与他欲望中的城市有一个刻薄的差异:在欲望中的城市里,这个男人是一个年轻人,而当他抵达伊希朵拉的时候,他已经老了。这是由“时间”决定的差异。在时间与欲望的较量之中,时间最终还是占了上风。

这座城市被归纳在“记忆”的城市之中,所以马可•波罗最后必须让“欲望”与“记忆”接轨:在广场中央的矮墙边,一些老人坐在那里,打量着年轻人的匆匆来去。这个疲惫不堪的旅行者知道那里有他的位置。于是,他与那些老人们坐到了一起。这时候,“欲望已经只是记忆”。这是马可•波罗对“欲望”的发现和感叹。他用这发现和感叹作为他关于这座城市所说的最后一句话。就这样,忧伤的“记忆”绝望地关上了伊希朵拉的大门。

接下来,我们还是可以去想象这个旅行者会怎样度过他在这座城市(也就是他的“恋人”)怀抱中的第一个夜晚。这一定是他无数次想象过的夜晚。一种可能的方式是,他会恳求记忆将他带回到他出发的地方,他要在温情的黑暗中重新经历一次那无情的旅行。他会在这种“经历”中感受到他最后的欲望。那是他对“记忆”的欲望。在这最后的欲望之中,这座城市珍藏着他的记忆,同时他的记忆又珍藏着这座城市。在这最后的欲望之中,他的记忆是整个的城市,而这座城市又是他全部的记忆。

沉睡的欲望:第三座城市

在“欲望已经只是记忆”之后,马可•波罗马上将忽必烈带到了与“欲望”相关的城市。多萝茜亚(Dorothea)是《看不见的城市》中的第一座与“欲望”相关的城市。虽然“欲望”这个词在马可•波罗的叙述中并没有出现,但是,它却是理解他的叙述的关键。

像几乎所有的城市一样,多萝茜亚有两种历史:一种是“客观”的历史;一种是“主观”的历史。用马可•波罗的话说,也就是存在着两种“描述这座城市的方式”:一种是摆事实的方式,另一种是讲故事的方式。这两种方式可以很容易地用人称的选择区别出来:在摆事实的方式之中,有“它”无“我”;而在讲故事的方式之中,有“我”无“它”。这两种方式也可以用“数字化”的程度区别出来:摆事实的方式“数字化”程度极高,而在讲故事的方式之中,数字的出现则非常的节制。

关于多萝茜亚的“事实”是明摆着的:它的城墙上有4座塔楼,它的城墙边有7座吊桥,它的城墙里有4条运河。这座“看得见”的城市被这些运河分割成9个小区,它的每个小区里有300幢房屋和700座烟囱。信奉“文学是数学”这种苛刻教条的卡尔维诺让年轻的马可•波罗用一个句子公布了所有的这些信息。这座城市因此变得“一目了然”。紧接着,马可•波罗又将忽必烈引向了这座城市的世俗生活。他罗列出以嫁妆和聘礼的形式流通的珍奇:柠檬油,鲟鱼卵,占星盘和蓝宝石……马可•波罗肯定,通过穷尽这些琳琅满目的“事实”,一个异乡人就能够了解关于这座城市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一切”。

但是,这“一切”肯定还不是这座城市的全部。也就是说,除了凭借“目睹”,肯定还存在着“洞察”这座城市的另外的方式:比如通过代代相传的故事以及通过惊心动魄的倾听。这是马可•波罗渴望掌握的认知方式。他想起了将他带到多萝茜亚的那位骆驼客。很多年以前,是他用这“另外的方式”为马可•波罗打开了这座城市。马可•波罗用直接引语的形式将他听到的故事复述给正在听他讲故事的忽必烈。这带来了第一人称单数在《看不见的城市》中的第一次出现。在引号的掩护下,第一人称单数必然会混淆视听,令精明的君主眼花缭乱:“我”究竟是远处那扑朔迷离的商客,还是眼前这来历不明的“弄臣”?(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这个问题的一种变体是:究竟是叙述来源于生活还是生活来源于叙述?)

年轻的“我”在一个清晨来到了多萝茜亚。市场,女人,士兵和车轮突然替换了他视觉中仅存的沙漠和骆驼商队。“我”看见了这一切。但是,他看见的不止是这一切。他还看见一座“看不见”的城市。如果市场代表争夺,女人代表引诱,士兵代表征服,车轮代表文明,这些明摆着的“事实”就应该激起青春期的骚动,唤醒沉睡的欲望。有趣的是,“我”并没有被争夺,引诱和征服唤醒。也就是说,这个触目的清晨并没有惊心。它似乎风平浪静地过去了。在随后的岁月里,“我”仍然“凝视着”无边无际的沙漠和骆驼商队走过重复的路。他的“欲望”仍然沉睡在他的“习惯”之中。他似乎习惯了单调的节奏和熟悉的环境,他似乎习惯了一成不变的生活。

“但是”,故事突然出现了转折,因为时间已经来到了“现在”。没有人知道这“现在”距离“我”第一次进入这座与“欲望”相关的城市已经有多久,也没有人知道这“现在”距离“我”将永远离开这欲壑难填的人世的日子还有多远。不管怎样,“我”终于醒悟了。这是对过去的醒悟。这是对生命的醒悟。“我”终于明白了他第一次进入多萝茜拉的那个清晨这座城市其实为他打开了许多的生路,而回到沙漠(也就是回到过去)的道路只不过是其中的一条。那个遥远的清晨原来一直滞留在他的心中。

当“我”意识到了他选择的其实只是“许多”道路之中的“一条”,他几乎就是在后悔他选择的其实是错误的一条。终于,那沉睡的欲望突然被这“一”与“多”的强烈反差激怒了。

欲望向“我”猛扑过来。可是,时间已经离“我”远去。“我”的醒悟已经无法改变他面对的现实和生活,它只能在倾诉之中演变为亘古不变的遗憾。

马可•波罗的叙述让忽必烈用“另外的方式”看见了多萝茜亚。他也许会同时看见他一生之中面对的那“许多”的道路以及他选择的错误的一条。

是所有人的“错过”建造了这座与“欲望”相关的城市。是所有的“错过”建造了这座与“欲望”相关的城市。

城市的掌纹:第四座城市

隐藏在查依拉(Zaira)记忆中的历史十分经典:暮色之中,一个身份不明的人越过围栏,溜进了王后的寝宫。几个月之后,一个在襁褓中熟睡的婴儿被弃置在码头的一个角落。很多年之后,海面上突然出现了一艘来历不明的战船。从战船上发射的炮弹最后击中了王宫的屋顶。几天之后,篡位者的尸体被高悬在王宫前的灯杆上。那个在襁褓中熟睡的弃婴再一次遭受抛弃:他被赤裸裸地抛弃在他生命的“出处”或者说他生命的出口处。

这充满着欲望和恐惧的记忆令查依拉戒备森严的外表黯然失色。马可•波罗一开始就承认对查依拉外表的描述没有任何意义。在这座与“记忆”相关的城市里,空间的测度几乎全部被时间加工利用,变成了城市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看得见”的距离和位置与“看不见”的冲动和僭越之间的关系是查依拉的骨髓。或者说,查依拉就是“看得见”的现实与“看不见”的历史之间的函数关系。当现实与历史以如下的方式陈列在一起的时候,一般的数学训练已经无法分辨在这种关系之中,哪是自变量,哪是因变量:灯杆的高度与篡位者摇晃的尸体;灯杆与围栏之间绷直的绳索与王后出嫁队列里的花彩;围栏的高度与通奸者的腾跃;雨水槽的坡度与野猫在雨水槽上谨慎的移动(那只野猫总是尾随着通奸者跳入同一个窗口);战船上火炮的射程与击中了王宫雨水槽的炮弹;渔网上的裂口与在码头上缝补渔网的三个老人彼此重复了无数次的关于战船和弃婴的往事。

历史借助代代相传的记忆不断地涌入查依拉。查依拉像“海绵”一样吸收这不断涌入的记忆并因此而拓展。吸收记忆是这座创造了历史又被历史所创造的城市最基本的扩建手段。王宫或许早已经被拆迁了。悬挂篡位者尸体的灯杆的后面或许要推出一座购物城,一条步行街,一排快餐店。但是,战船还在复仇的豪情中行驶,王后还在真爱的折磨中期盼,弃婴还在厄运的暴晒中蒙羞,野猫还在激情的起伏中惊诧……记忆将这座城市从岁月的烟尘中营救出来。这种营救不仅仅是一种保护,同时更是一种“扩建”:因为城市历史不断的边缘化事实上正好扩展了城市的规模。经过层出不穷的嬗变,经过转瞬即逝的时尚,被记忆营救出来的查依拉依然是那一座历史中的城市,那一座荡漾着欲望和恐惧的城市。

但是,马可•波罗发现,这座城市并没有去“叙述”自己的历史,而是将自己的历史“像掌纹”一样包含在自己的身体里面。将历史喻为“掌纹”是到目前为止马可•波罗使用的最迷人的比喻。根据这个比喻,当人们阅读一个城市的历史的时候,他们就像是擅于瞻前顾后的巫师,就像是这位巫师正在解读这座城市扑朔迷离的掌纹。掌纹在时间的引导之下走向并停留在城市的许多角落。它们停留在街道的拐角上,停留在窗户的格栅上,停留在台阶的扶栏上,停留在彩旗的旗杆上,甚至停留在避雷针的触尖上。它们是记忆自我保护或者自我陶醉的方式。如果记忆是时间的仇人,停留就是对“流逝”的挣脱,就是与时间的离异;如果记忆是时间的恋人,停留就是对“曾经”的眷顾,就是与时间的厮守。

马可•波罗的发现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他不再关心记忆的内容。他开始流连于记忆的形式。从“在哪里”停留到“怎样”停留,这种关于形式的思考突然加快了叙述的节奏。掌纹是一种不断进化的生命,它在与时间的纠缠中“依次”呈现出不同的形式:首先是“涂画”,然后是“刻痕”,最后是“书写”。人类几千年对记忆的艰苦摸索被马可•波罗精心选择的这三个歧义众多的词所囊括。这三个词相继的出现最后将关于查依拉的叙述推向了高潮。

不难看出,记忆的形式变得越来越抽象了,记忆的载体也变得越来越轻薄了。也就是说,记忆的形式与记忆的内容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了。这种距离可以说是所有的“记忆”留下的最动人的悬念。

欲望的权力:第五座城市

进入第二座与“欲望”相关的城市的时候,马可•波罗没有将“欲望”这个词隐藏起来。不过,他首先谈到的仍然是城市抢眼的景观:地面上“同心”的运河以及天空中散乱的风筝。接着,他谈到了值得购买的那些用料精细的玛瑙器皿。然后,他谈到了用干燥的樱桃木升火烹制并且喷洒上甜美的天然香料的野鸡。最后,他谈到那些在花园的水池里沐浴的女人。她们有时候会邀请陌生人与她们在清水中嬉戏或者与她们在月光下共浴。

如果忽必烈忽视了马可•波罗在“陌生人”前面使用的是用来特指的定冠词,而不是用来泛指的不定冠词,他可能已经在想象中解开了自己的龙袍,走进了这语言营造的仙境。马可•波罗的特指显然令他的听者失去了参与的机会。另一种可能是,那个定冠词并不是特指而是指一个类别,在这里也就是指所有的“陌生人”。如果是这样,问题就更大了:为什么那些女人会邀请陌生人或者甚至很可能是“只”邀请陌生人来与她们共浴?

即使没有这个定冠词的束缚,他的听者想象的翅膀也不容易展开,因为马可•波罗马上就贬低了他所谈到的这一切。他宣称这“看得见”的一切根本就没有表现出阿娜丝塔茜亚(Anastasia)的本质。因为在任何关于这座城市的描述中,语句的排列都只能线性地与时间的流向保持一致,通过语句来唤醒的欲望也就只能够一个接着一个相继地出现。那些首先被唤醒的欲望必然会被接着唤醒的欲望窒息或者替换。也就是说,对这座城市的描述不可能完整地保留住全部的欲望。这是语言的局限,而不是城市的局限。因为只要抛开被“时间之箭”牵动的语言,亲临城市与时间无关的中心(那也是所有运河河道的圆心),你就会发现一座“看不见”的城市。你自己所有的欲望可以在那里被同时激活并且将你团团围住。这时候,语言与它试图描述的城市的关系被简化为了“直线”与“圆”的对应或者更准确地,“时间”与“空间”的对应:在时间里不断丢失的欲望顿时被空间一揽无余。

这座城市因为欲望的完整而成为一个整体。居住在这座城市里面的人也因此成为这个整体之中的一个部分。但是,这个部分必须服从整体,哪怕你处在城市的中心。对服从的要求是这第二座与“欲望”相关的城市所拥有的“权力”。马可•波罗再一次使用定冠词。这一次,用来限定“权力”的定冠词只能是特指。于是,对服从咄咄逼人的要求也就成为了阿娜丝塔茜亚唯一的“权力”。在这样的情境中,对整体的绝对服从成为了个体保存自己的唯一方式。面对这样的“极权”,忽必烈是不是应该重新估量一下自己原以为是至高无上的地位呢?

马可•波罗没有给忽必烈足够的停顿去联系实际。他的叙述是一种陶冶情操的开导,而不是孟子为梁惠王讲授的实用的“政治课”。他敏捷地避开了王权。他用第二人称将他的听者假设为劳作的玉匠。欲望的权力因此被诠释为一种审美的逻辑:“你给欲望以形式的劳动从欲望本身获得形式”。如果将工匠的劳动成果比作“西施”,将欲望本身比作情人之爱,这欲望的权力显然早已经被汉语用更生动的方式发现。

意识到欲望本身已经决定了一个人能够为所欲望付出的一切,马可•波罗将他的听者带到了朝拜这一座与“欲望”相关的城市的最后那一级台阶。他肯定这位不可一世的君主会在那一级台阶上跪下,因为他已经确信只有成为阿娜丝塔茜亚的奴隶,才能够完整地享受这座城市。

也就是说,只有成为爱的奴隶,他才能够完整地享受爱;只有成为美的奴隶,他才能够完整地享受美。至尊的君王与卑微的工匠因为共同的欲望而获得了精神上的平等:他们为了完整地享受欲望而心甘情愿地沦为欲望的奴隶。他们将从这种奴役中获得最彻底的满足。

符号的暴力:第六座城市

也许是因为对符号的陌生,甚至可能是因为对符号的恐惧,进入第一座与“符号”相关的城市时,马可•波罗需要借用他的听者的视角。前面多次出现过的“我”没有出现。前面多次出现过的“那个旅行者”也没有出现。马可•波罗的叙述从“你”开始。毫无准备的听者从听到的第一个元音开始就被迫进入了角色,他在语言的胁迫之下朝塔玛拉(Tamara)走去。

他的目光不在沿途的“事物”上停留。他愿意感知的只是事物的符号或者作为符号的事物,比如老虎的足迹、水源的痕迹、冬天的踪迹。其它的存在对他没有意义。他要成为一个符号的诠释者,而不是像其他所有人那样仅仅满足于充当一个符号的消费者。与“符号”相关的城市塔玛拉用密集的招牌满足了他独特的认知习惯。他的视角网罗到的符号琳琅满目。他用学术的方式将这些符号罗列出来。第一类符号的编码逻辑或者源于“提喻”,如钳子代表牙医、天平代表杂货店以及庙宇门前那些特征突出的雕像代表职责不同的神祗;或者源于“隐喻”,如刻绘着雄狮或者海豚的盾牌代表“某些事物”。马可•波罗故意没有将这些隐喻所代表的事物挑明,这似乎显示出他对那些事物的不屑和轻蔑。

与第一类符号(在符号学教科书上它被称为“指示性”的符号)不同,第二类符号带有法律的强制力。在符号学教科书上,它被称为是“说明性”的符号。它“说明”在这座城市里什么行为被禁止以及什么行为被接受。尽管“你”罗列的被禁止和被接受的行为纯属“鸡毛蒜皮”,这第二类符号的出现却意味着符号已经开始偏离顺应自然和助人为乐的品性,已经开始助人为“虐”,已经开始沦为暴力统治的工具。

这第二类符号确定了塔玛拉的行为规范,或者说,确定了这座城市的“文化”。因为这一类符号的存在,禁忌被固定下来了,等级被固定下来了,恐惧被固定下来了。这座城市开始拥有了它自己的一整套“语法”规则和原则。就这样,这座城市本身变成了一种经典的“语言”。

这时候,第三类符号出现了。准确地也许应该说:这时候,符号消失了。因为这第三类符号就是事物本身。这些事物地位特殊:它们的形式和位置已经足以显示它们在这种“语言”中的功能。这些功能一目了然,已经不再需要符号的“指示”;这些功能望而生畏,已经不再需要符号的“说明”。也就是说,理解这些事物已经不再需要符号的“中介”了。这些事物自己代表自己,自己指向自己,因为它们自己已经被这座城市的“文化”充公,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语法”中不可或缺的组成成分。马可•波罗列举了塔玛拉不需要符号来“说明”和“指示”的五座建筑。它们分别是皇宫、监狱、铸币厂、学校和妓院。它们的形式和所在的位置已经决定了它们的功能。它们是这座城市中最简洁的符号,又是这座城市中最复杂的事物。

同样地,因为“文化”的形成,审美的逻辑也被固定下来。商品不再能够依靠“凝结于其中的一般劳动”来定位。商品被符号化,被附加上了“文化”的价值。权力、典雅、学识、淫荡等等这样一些抽象的概念都在商品市场上找到了它们的“代用品”。而所有的商品都变成了符号,它们都代表另外的事物。它们除了也许能够满足消费以外,还都“另有所指”。就这样,消费也变成了一种诠释。

因此,当“你”进入塔玛拉的时候,“你”就是进入了符号的海洋。“你”对这座城市的观看就是对符号的阅读和辨认。城市呈现出来的每一个形象都必然引起“你”的警觉,因为它提供的只是一个可能的方向,而不是一块真实的陆地。“你”不可能穿过这符号的屏障抵达真实的塔玛拉。“你”甚至不会知道是不是的确存在着一个真实的塔玛拉,一个没有被符号化的过程玷污的塔玛拉。万幸的是,所有的“你”都只是一个旅行者,哪怕“你”乔装成一个听者或者一个君主。“你”总有一个天经地义的选择:你可以选择“离去”。

当马可•波罗将他的听者带离塔玛拉的时候,他让他看到了无垠的大地和广阔的天空。他显然是想让他疲惫的听者在大自然的无限中体会一下自由的美味。不幸的是,听者的灵魂已经成为了身后的城市的“死囚”。他不可能再“看见”自由的天地了。他的目光迷上了由浮云偶然形成的图案。他将它们当成是“另有所指”的符号。他马上开始“辨认”这些符号。他辨认出了一艘船,一只手,一头大象……他已经习惯了这种“辨认”,他已经不再习惯事物的本身。这是符号对他施加的暴力。他只能依赖这种符号的暴力继续生活下去。他已经体会不到免于“辨认”的自由。他已经欣赏不了免于“辨认”的自由。

记忆的悲剧:第七座城市

这是马可•波罗在叙述一座与“记忆”相关的城市时第一次求助于记忆的宿敌。佐拉(Zora)是《看不见的城市》中的第四座与“记忆”相关的城市。马可•波罗在叙述这座城市的时候,两次动用了“遗忘”:一次是在他的第一个句子里,另一次是在他的最后一个句子里。也就是说,佐拉是马可•波罗首先用“遗忘”打开,最后又用“遗忘”关闭的城市。

其实在第一个句子里,“遗忘”是被否定的。按照马可•波罗的说法,看见过佐拉之后,“没有人”能够再将它遗忘。“记忆”首先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它将这座城市从空间的禁闭之下解放出来,永远朝着时间开放。奇怪的是,佐拉既没有惊心动魄的外观,也没有赏心悦目的特产,记忆为什么能够在一座这样的城市赢得意想不到的胜利呢?

佐拉成功的秘诀在于它的布局。或者更准确地说,在于它布局的严密。这座城市就像是一段深思熟虑的乐谱,其中没有任何一个音符可以被挪动或者被改变。关于这座城市的记忆一成不变,它按照城市的布局严格地编排出来:理发师的凉棚后面紧接的肯定是显眼的铜钟,然后一定是那座有九个喷口的喷泉;土耳其浴室后面紧接的必然是拐角处的咖啡馆,然后注定是那条通往港口的小巷。也就是说,这座城市与关于它的记忆之间既没有任何的差异,也没有任何的空隙。这是一种只能靠“死记硬背”来获得的记忆。这种记忆不再对任何的“干扰”做出反应:个人的魅力和情绪的波动对它毫无影响。没有任何人能够再在这种记忆之中插入一段绯闻、一段艳遇或者一段纯情。这种记忆实际上是一种集体的服从或者盲从,是一种契约、一种信条、一种宗教。

这座城市严密的布局就是了关于它的记忆的基本设施。马可•波罗将这种设施比喻为“蜂窝”。不过,这种“蜂窝”状的基本设施只是记忆“看得见”的部分。关于一个城市肯定还有更多的内容需要记忆。在记忆那些“看不见”的内容时,马可•波罗注意到了佐拉能够容忍的“相对的”自由。虽然城市中看得见的地点与地点之间的位置不可改变,如何将每一个具体的地点与关于这座城市的背景知识相连却是个人的选择或者能力。也就是说,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偏好,不同的人可以每一个“蜂窝”之中存放不同的“知识”,如明星的资料、历史的数据、美德的品种以及讲演的片段等等。这时候,记忆不再是一道颠扑不破的神谕,而变成了一种世俗的娱乐或者智力的技巧。“看得见”的佐拉只能通过“一种方式”进入记忆,而“看不见的”佐拉进入记忆的方式却五花八门,因人而异。

但是,这相对的自由并没有改变关于佐拉的记忆的实质。这种记忆所记忆的仅仅是事实以及本于事实的知识。这种记忆是纯粹的理性活动。它已经失去了与“欲望”的沟通和联系。所以,当马可•波罗不动声色地结论说:“正因为如此,世界上最博学的人就是那些能够记住佐拉的人”,他的说法似乎是一种嘲弄,对“学”、对“博学”、对“最博学的人”以及对最博学的人所在的“世界”的不动声色的嘲弄。

这种嘲弄的态度为叙述的转折铺平了道路。接下来,马可•波罗马上就要开始他的否定之否定了。他意识到对佐拉的访问是“徒劳”的。这种意识反应的是他对与“欲望”脱节的记忆的绝望。他要否定他在第一个句子里对“遗忘”的否定。他告诉好奇的君主,正是由于为了方便记忆而被迫不做出任何改变,这座城市才终于失去了活力,并且最后土崩瓦解、云消雾散,被世界所“遗忘”。“遗忘”在最后一个句子里以肯定的语气出现。它最终宣告了记忆在佐拉的失败。

这座最开始不会被人“遗忘”的城市因为它墨受成规和一丝不苟的“记忆”而终于败在记忆的宿敌的手上,成为了记忆的牺牲品。记忆反被记忆误:这大概是记忆能够导致的最经典的悲剧。

荒漠的边界:第八座城市

能够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抵达并不是德丝媲娜(Despina)的区别性特征。这第三座与“欲望”相关的城市区别于其它城市的特征是它向两种不同的抵达方式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面孔:那个骑着骆驼从沙漠深处走来的人看到的是在地平线的高台上矗立着的摩天大楼的尖顶和雷达的天线,以及风向袋的振颤和从烟囱口吐出来的浓烟;而那个从荒凉的大海上接近的水手看到的却是在海岸线的雾霭中摇摆着的驼峰以及刺绣的驼鞍上闪闪发亮的毛边。

现在的问题是,这两种“不同的”面孔到底是这座城市刻意的呈现,还是这两个用“不同的”的方式抵达这座城市的人随意的发现?马可•波罗的叙述为这个问题提供了部分的答案。他在第二和第三自然段先后将那两个用不同方式抵达德丝媲娜的人带进了同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是关于德丝媲娜的叙述的关键。它将两种不同的抵达方式等同了起来。它将两个来自不同道路的人等同了起来。这种等同将倾听和阅读带向普遍的人性。

在这个特定的例子里,倾听和阅读被带向了欲望。骑骆驼的人和水手对“不同的”德丝媲娜的共同反应是:“他知道这是一座城市,但是,他想象它是……”也就是说,德丝媲娜并没有刻意呈现出不同的面孔。或者说,德丝媲娜呈现出的不同面孔并没有提供关于这座城市自相矛盾的“基本知识”。根据这些“基本知识”,来自不同道路的旅行者都准确地“知道”了蜃景般的德丝媲娜其实是一座真实的城市。

但是,一座所有人都能够辨认出来的“城市”,一座“看得见”的城市或者一座所有人都看见了的城市对这两个饱受孤独和寂寞煎熬的旅行者(不管他们来自无边无际的沙漠还是无边无际的海洋)并没有任何特别的意义。他们想看见的是“看不见的城市”。他们想从这座所有人都“看得见”的城市里看见那座其它人“看不见的城市”。这是一种由最彻底的孤独和寂寞煎熬出来的“欲望”。这是只有用“想象”才能够满足的“欲望”。

于是,两个从不同的道路走过来的人开始了他们表面上尖锐对立的想象。骑骆驼的人将德丝媲娜想象成一艘能够将他带离沙漠的船。他向往的地方是大海。马可•波罗在他的叙述中奢侈地并列了三种不同档次的船只,这足以显示出骑骆驼的人对逃离沙漠的急切和决心。而水手将德丝媲娜想象成是一只能够将他带往陆地深处的骆驼。他视大海为荒漠。他渴望淡水,渴望阴凉,渴望祥和的绿洲,渴望高墙后面的深宫,渴望赤着脚在后院的砖地上翩翩起舞的少女……他好像已经看见了她们扭动的手臂和她们半遮半掩的面孔。

不难看出,这尖锐对立的想象根源于同一种心理冲动。这种冲动就是对“改变”的憧憬和对“别处”的向往。“别处”总是被人想象为最准确的终点,“改变”总是被人美化为最可靠的出路。而在这个特定的例子里,“别处”是“此处”的反面,“改变”是以这座终于出现在视野之中的“边界”城市为对称轴的激进的颠倒。

如此激烈的改变不大可能由一次“随意”的发现提供冲量。回到最初的问题,在马可波罗看来,德丝媲娜的“不同的”面孔既不是这座城市刻意的呈现,也不可能是旅行者随意的发现。它们的身份更为复杂: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旅行者“刻意的”发现。也就是说,这“不同的”面孔其实是来自不同道路的旅行者在梦里追寻过千百度的理想,是他们精神的产物以及他们精神胜利的标志。毫无疑问,将德丝媲娜想象为一艘船或者一只骆驼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在这种想象之前,来自不同道路的旅行者已经揣怀着一种共同的信念:他们相信前方的那一座城市将会通过由它激发起来的想象让他们获得拯救。正是这共同的信念让他们看到了这座城市“不同的”面孔。

也正是这种共同的信念使德丝媲娜成为所有荒漠的尽头,或者说成为所有绿洲的起点。马可•波罗称这座城市为荒漠之间的“边界”。而它事实上也是绿洲之间的“边界”。作为人生的中转站和欲望的集散地,不难想象,这座永恒的“边城”将会见证最激烈的文化冲突和思想交流。这种冲突和交流一定会给这座位于灵魂深处的城市带来繁荣和稳定,让它作为“希望”的象征或者“希望”本身永远坐落于条条道路所通向的共同的目的地。

互惠的重复:第九座城市

马可•波罗在叙述吉尔玛(Zirma)的时候开辟了两个新的角度:他用第一个词引进了复数形式的“旅行者”;他用第二个词改变了旅行者与即将呈现的城市传统的位置关系:吉尔玛不再是位于这些旅行者的眼前,而是位于他们的身后,因为这第二个词是“返回”(叙述中的“这些”旅行者一开始就已经从吉尔玛“返回”)。而在以前的叙述里,旅行者总是以个人的身份正朝着即将呈现给读者的城市进发(也许查依拉的情况有一点模糊:它的叙述者也应该已经离开了那座城市,但马可•波罗却并没有用“返回”来给他定位。在那里,旅行者与城市的位置关系并不非常重要)。

吉尔玛是第二座与“符号”相关的城市。“众多的”旅行者从那里的“返回”是关于它的叙述的重要框架。只有在这样的框架之下,记忆中的符号与符号以及城市中的事实与事实之间才有可能进行比较。而只有经过这样的比较,“事实”的重复和“符号”的重复才有可能被发现。在这个基础上,两种“重复”之间慷慨的互惠才有可能被引起注意。“城市中事实的重复强化了记忆,而记忆中符号的重复则创建了城市”:这是理解吉尔玛的最基本的公式。

关于吉尔玛的叙述极为对称。两个自然段都试图呈现记忆中的符号与城市中的事实之间的“一”与“多”的对应关系,而在两个自然段之中,记忆与城市的位置又互相颠倒。同时,在每一个自然段里,符号与事实的来源之间以及这种来源与它所带来的内容之间也存在一种“一”与“多”的对应关系。除了这样一些表层的关系,在关于吉尔玛的两个自然段之内以及这两个自然段之间也许还存在着更多深层的对称有待阅读的发现。叙述中的这两个仅有的自然段好像彼此互为对方的“镜像”。用更精确的光学术语,它们还是大小相等的“倒立的实像”。

在第一自然段里,符号来自“复数的”旅行者的记忆,而在这种复数的记忆中出现的名词却全是单数:一个在大街上大喊大叫的黑人瞎子、一个在摩天大楼顶部边沿上摇摇欲坠的疯子、一个牵着一只美洲狮散步的女子;与此相反,事实来自“单数的”城市,而这座城市所呈现的却都是重复的事实:城市里的许多瞎子都是黑人、城市里的每座摩天大楼上都有疯子、城市里的所有疯子都在摩天大楼顶部的边沿上摇摇欲坠、城市里没有一只美洲狮不归属一个女子。吉尔玛就这样不断地重复自己,让自己过剩。只有通过这种不厌其烦的重复,事实才可能被语言捕捉,成为记忆中的符号,成为集体的记忆,成为可以检索的信息,成为可以共享的资源。

在第二自然段里,符号来自“我”的个体的记忆。与其他旅行者一样,“我”正行走在从吉尔玛“返回”的途中。好像是将第一自然段的情况完全颠倒过来,这个体的记忆里保存的却全都是复数的印象:朝着各个方向低飞的飞艇、鳞次栉比的制作和出售图腾的店铺以及充斥在地铁车厢里的肥胖女人;与此相应,“事实”来自“我”的所有同行者重复的证词。但是,这些证词中却只出现了一只飞艇、一个图腾艺人以及一个肥胖的女人。这些证词如实地报道了“我”的同行者们在吉尔玛所见到的“单数的”事实。这一次,是记忆在不断地重复自己拥有的符号,让符号过剩。正是通过这种不厌其烦的重复,符号才可能经久耐用,才可能被记忆留用,成为兴建“看不见”的城市时最重要的材料,不可替代的材料。

“看得见”的城市里重复的“事实”创造了记忆,而记忆中重复的“符号”创造了“看不见”的城市。这两种互惠的重复确保了这两座城市的和平共处,也确保了吉尔玛的身份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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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意志》的女性主义猜想

《权力意志》的女性主义猜想

张念

2【8】女人极少独来独往,以至于她更喜欢挨打,甚于——

猜想1:接下来的一条2【9】谈爱情,所以女人喜欢挨打甚于喜欢爱情。伟大的爱情是玩弄者与被玩弄者的戏剧,比如《蝴蝶夫人》。女人这个白痴,厌女症患者尼采,厌恶的白痴女人,尤其当她们喜欢爱情的时候,19世纪的情人偶像乔治•桑,尼采说她是笨鹅。尼采喜欢的女人,手里拿着鞭子,有照片为证:莎乐美手里拿着鞭子——尼采递给她的,尼采和他的朋友保罗,高高兴兴地伫立两旁,伟大的三角关系,不是爱情,尼采说阻碍能带来情感的极乐。尼采的痛苦是,一个哲学家找一个合适的女人结婚,怎么就这么难呢?

19世纪有着最优美的两性关系,男人都在阅读,女人都弹钢琴,但尼采找不到他的女人,他说,女人成为艺术家,何苦呢?

阻碍、停顿,19世纪的虚无主义。虚无主义的两义:上升的与下降的。相对于解放浪潮高涨,女权运动兴起的19世纪,尼采更喜欢18世纪,有很多女王统治的欧洲:热情、放荡、明亮、销魂,尼采在9【178】条所使用的“女权主义”一词,实际是“女王主义”,敬畏,多性感啊,多感性啊。

康德敬畏星空,尼采敬畏女王,星空即真理,女王即真理。康德的敬畏前提是先验的感性形式——时空,尼采敬畏的前提是生活世界,因为尽管他说英国人肤浅粗陋,但他对休谟还是比较客气的。要攻击大陆理性传统,必须借助英国人。

尼采崇尚希腊理想,即对动物性与女人性的克服,“女人”喜欢挨打,基督徒也是。我们记住了哪些名字,19世纪的女人,尼采统称为瓦格纳的“女人们”,她们是崇拜者,天主教徒,为了毁灭天才,她们嫁给了自己的偶像。尼采在《瓦格纳事件》中明言,要自毁吗,那就迎娶你的崇拜者。

20世纪就已经不这样了,这是尼采的功劳,我指那些我们能记住名字的20世纪的女人。尽管尼采不相信女人能够自我启蒙,是的,自我启蒙不成立,但女人的路是这样走出来的:比男人更加男人的时候——阿伦特就比海德格尔更加海德格尔,这位现象学的乖女孩才可使出回马枪,她们爱真理,虚晃一枪,成全的是生命。20世纪有一串尼采的女弟子,还有那个让科耶夫气急败坏的巴黎女人——萨冈,萨冈的意思是:男人喜欢挨打。

女性主义者克里斯蒂娃的观点:我从没有说过要解放所有的女人,尼采会同意这个的。启蒙不是匀质化平庸化的代名词,至少在女人这里不是。

1【150】迄今为止,我们都是那么殷勤地对待女人。哎呀,可到了现今这样一个时代,人们为了能和一个女人交往,必须首先揍她一巴掌。

猜想2:又打人啦,有着波兰贵族血统的尼采,可不是中国北方农民:女人三天不打,就要上房揭瓦。从来没有哪位哲学家,像尼采这样,如此频繁而又隐微地使用“女人”,总是惦记着女人,德里达认为这是尼采与海德格尔的最大区别,后者的林中路上没有女人,遗忘女人,就等于遗忘存在。那些被隐匿、抑制和排斥的部分,与女人打交道是危险的,

尼采在11【214】手稿中拟下这样的标题:论打女人的必要性。

论证: 尼采认识论命题:要和女人交往,必须打女人,打女人是必要条件。

康德认识论命题:要和女人交往,先问何谓女人,先验的女人是必要条件

尼采的女人:在这里,直接和她交往,打-交-道(汉语的魅力)

康德的女人:在那里,爱她,思慕,求索,追求,PHI-LOSOPHY,爱……智,中间有段距离,又远又近。

尼采与真理的关系:S/M,虐恋,变态,体位多样,创造,意志自由——神话世界

康德与真理的关系:爱情,正常,成熟、知识、学习,自由意志——市民社会

尼采抨击的是目的论,对于意图的惯性依赖形成了人们所谓的信仰。永恒女性与第一原理同构,使得人们对陌生经验免于恐惧。波伏娃说女人是后天形成的,尼采早就说过,啊,终于成为(BECOMING)理念了,黑格尔的工作就是这个——透视+循环。

征服女人就等于征服恐惧,女人是现成的阉割样本,但女人对此一无所知。中国传统中“妇道的养成”,是君子道德危机之镜像,去翻翻曾国藩的家书。妇道的五彩丝线编织了道德的谎言:在官人无法企及的地方,有妾身在。但是,中国文化中的妇女史,基本是一部娼妓史——女性传奇,“女人/真理”没有那么严重,人们不喜欢追根究底。在有无之间,显隐之间,女人的沉默和意志无关,女人既不相信肌肉,也不相信良心,她们不相信任何东西,她们既不做作,也不自然,或者自然就是一个大做作,她们是一个谜,这是他们说的东方。

记住,不要跟东方女人讲道理。在所有的肯定判断之后,都跟着一个但是。

平淡的哲学,总是虚以委蛇。但当人们给这样那样的价值观命名为“西方的”,东方也就破处了。

15【118】女人,永恒女性,只有男人才会相信的完全虚构的价值。人们把女人视为深刻的——为什么呢?因为人们从不在女人那里追根究底,但女人根本就没有根和底,女人是漏水的桶,女人甚至还谈不上肤浅。

猜想3:如果在此把“女人”置换成“中国文化”呢,道理是被打出来的。在男女关系中,才有一个女人,在东西方的关系,才出了个东方,要和真理发生关系,才有真理。只不过人们忽略了打与被打的关系,被打正好可以激发羞耻心。在我们的习语中,“欺负”是个性感的词汇,啊,冤家。郎情妾意,微妙的念想。电影《蝴蝶君》中,60年代的法国外交官莫雷说,共产党心里是喜欢西方的,是的,但是共产党还是出兵帮助了越南人,他们到底喜欢还是不喜欢呢?

19世纪的尼采认为,女性解放就是女人要向男人学习,都以为女性主义是在向男人学习,重蹈理性中心论的覆辙。如果当一个中国人对我说,我要向你学习的时候,我会毛骨悚然。

好吧,女性主义就是要向男人学习,克服性别偏见,先做人,再做女人。或者反之,向女性主义学习,做女人,像左派认为的那样,做中国人,自我肯定,保持文化自信。

女人是漏水的桶,怎么做一个女人呢,这是一个难题。怎么做一个中国人呢,难上加难。

自我肯定的前提1:除非世界上没有男人和女人,没有西方和东方。

自我肯定的前提2:除非没有主体 没有客体

自我肯定的前提3:除非没有信仰 没有普遍性必然性

打女人,打倒女性主义,打倒围绕“自我”幻影而斗争的妖精。

11【296】像我们这样的男人,就得有个女人,不那么高雅,没有多少教养,只是生性快乐,有着自然的精神,因为这样一个女人会让我们愉悦,让我们着迷,如同一只讨人喜欢的动物,我们能够喜欢这种动物。

猜想4:“这样的男人”,酒神,尼采首推的是性欲/文化拯救论,阉割是其对立面,包括基督教道德的和市民社会的道德,作为现代性阉割手术,文化阳痿在所难免。精英们的性能力受到怀疑,他们普遍地颓废与怯懦,他们喜欢文学女人、名媛、女明星、沙龙女主人、高级妓女,喜欢文明的春药,病态的生殖器——《恶之花》,波德莱尔也喜欢动物般的女人,但她们的身体状况都不太好。

性问题之学理展布:成了文化的坚硬内核,19世纪末有个名叫弗洛伊德的犹太人诞生了,与马克思相对,他发现了人类内部世界的秘密。尼采关心的“意识”心理学——“真理”的别称,在精神分析这里得到系统的阐释。接着就是尼采的法国信徒,最杰出的当属福柯——性何以成为一个问题,一路清算:形上学、二元思维、灵魂/肉体、道德、性/性别、罪与罚、精神病学、性知识、生育学等等,与生命最为切近的性何以成为问题,西方人的苦恼如下:

与宗教的关系:罪感——圣母如何受孕

与真理的关系:节制——禁欲的哲学家

与科学的关系:性知识——合乎规矩的行为

因此,生命原则-性欲饱满-文化自信三位一体,按这个推论,我们的文化从“子见南子”开始,就成问题了,《史记•孔子世家》对此语焉不详。

性问题之社会展布:1968年4月,巴黎索邦大学的德国籍学生会主席邦迪(后来德国绿党领袖),向前来视察的教育部长提问:你该如何关心学生的性问题,部长说:跳到游泳池里,败败火先。学生们感觉受到羞辱,五月运动爆发。无论人们如何评价60年代,一个公认的事实就是,所有的人都分享了这次运动的成果。

性-文化-政治,尼采的预言生效了。

联想:《红楼梦》第七十四回“惑奸馋抄检大观园 矢孤介杜绝宁国府”,一只春囊引发的血案,性管制是走向毁灭的第一步,抄家自行发生了,性冷淡的家长王夫人规划主导这一切。大观园的孩子们,可没有索邦大学的学生们幸运。有什么样的文化样态,就有什么样的政治样态。

文化自信的前提是:有没有抵抗的条件——欲望。

欲望的动力学,这也是尼采推崇斯宾诺莎的原因,后者率先触及欲望-强力的主题,断绝人对GOD的念想。由此尼采感叹,幸亏我们有艺术,才不至于毁于真理,海德格尔解读为尼采试图用艺术形上学取代真理形上学。

性问题之政治展布:尼采左翼:文化创造 因抵抗而高贵

尼采右翼:政治强权 因统治而高贵

科耶夫=尼采+黑格尔,使得他与关系密切的斯特劳斯稍有分歧。“一只讨人喜欢的动物”,怎么理解动物——纯粹欲望批判,这才是文化政治之左派与右派的分野所在。科耶夫38岁那年,开设了《黑格尔导读》课程,培养出一系列文化战士,他们当中有:梅洛-庞蒂、拉康、巴塔耶、福柯、德里达,相应地“动物”可置换成:身体、欲望、色情、疯癫、幽灵。他们都背叛了自己的老师。

历史终结,科耶夫解读为:像小动物那样玩耍,像成年野兽那样做爱。

历史终结,布卢姆解读为:文化的衰竭,人和动物没有区别,女人都没有女人味儿了。

当然他们同时都认为,历史终结,就是古典政治的终结,辩证法的终结,人的终结——欢迎来到动物世界。

尼采左翼并不这样认为,法国人称赞尼采是“高贵的野蛮人”,教养的后现代实践,巴塔耶深信,动物-人-动物,这不是辩证法还能是什么。

热门电影《阿凡达》贯彻了尼采的思想。爱情的拯救力量,艺术的力量,原始巫术的力量,电影院取代了伊甸园,伊甸园热卖,纯粹技术主义等于纯粹理想主义。

知识、科学与理性构成教养的全部,那么与此相对的自然就是一种顽强的否定性的力量。烧毁胸衣——女教授们在校园干的事情,60年代的女权主义做得够多的了,这依然内在于理性主义内部的抵抗,移植到汉语语境,就是没有现代性的现代性批判,没有理性的理性批判,没有女性主义的女性主义诘难。

碰巧还在前现代,于是,碰巧就后现代了。尼采被劈成两半,一半在保守主义手里,一半在后现代的文化政治宣讲员手里,时至今日,尼采的汉语命运以闹剧的形式展开。永恒轮回中大写的“一”,所谱写的悲剧,在一座“疯人院”里上演。

尼采剧本的保守主义汉语版:政治、统治、强制、等级、命令、寡头、重拳出击,这不是我们的现实吗,对话、议会、商讨太娘娘腔了,耗费成本,这不是我们的现实吗?对于保守主义来说,这是最好的时代。

尼采剧本的文化英雄汉语版:自信、肯定、祭祖、文化DNA、特殊性、中国修饰词、骄傲、荣誉感,这不是我们的现实吗?这是文化昌盛最好的时代。中国文化一落笔,就反禽兽,那些在马背上跑来跑去的民族,都被同化了。全从马背上滚下来,安心种地,种地文化。

不能太禽兽,朕即文明,你们跪下就文明了,和谐了。

可以衣冠禽兽——文人政府。

3000年都熬过来了,肯定肯定再肯定,谁说我们不自信啦。

20【48】真理——只不过是一个女人,羞涩中藏着狡猾,她不想知道她最想要的是什么,她伸出手指……谁能让她屈服?惟有暴力!——因此需要暴力,要强硬,你们最智慧者,你们必须强迫她,那羞涩的真理……为了她的福乐,即需要强制力——她只不过是一个女人……

猜想5:

何谓好女人: 一切能增强你力量感的东西

何谓坏女人:一切让你虚弱的东西

何谓幸福女人:自我理解的深度,真理不是真理,女人不是女人,后者作为阻力出现,需要不断地克服。

尼采和黑格尔式一家呢,思辨。女主人是一种坏良心,婚姻制度造就了女主人,话语建制造就了真理。

制度抚慰普遍的弱者,人们需要制度。敌视制度的是少部分人,他们存有私心,他们是市民社会的内在敌人,制度越完备,人就越虚弱。但幸福辩证法是,坏女人扬弃了好女人。

女人是自在之物,无法呈现自身,借助权力,女人显形。

权力:金钱资本、政治资本、文化资本。女人都喜欢男性资本家——强力即真理

拉康:女人不存在,所有以女人命名的事物,都是阳具的镜像。

伊丽格瑞:女人真理在别处,我们还没有发明出一种语言来描述她。

尼采:喜欢动物般的女人。母狮子,比任何女人都独立。

9【156】爱情被伪装为献身(以及利他主义),而实际上,爱情是一种额外取得,或者说是一种由于人格充盈而做出的交付。惟有最完全人格的人才能爱;非人格化者、“客观化的人”是最恶劣的情人(——人们不妨去问一问女人们!)对上帝的爱,对祖国的爱,也是同样的情形:人们必须牢牢地守住自己。

猜想6:这分明是自由主义宣言,和康德,和黑格尔有什么冲突呢?只不过存在喜欢礼服套装的自由主义——得体,柏林就是这样,他至死都不明白,为什么文化英雄们喜欢破坏,敌视常识、日常生活和平静的娱乐消遣,豪华笼子里的金丝雀(阿赫马托娃语),普遍的富足、体面,尊严,英式幸福观。是的,还有爱情,深夜了,柏林徘徊在他的女神的窗下,阿赫马托娃,女英雄和自由主义者的爱情,怎么成为可能呢?这样的举动违背了常识,柏林真逗,这和体面无关。德国人哈贝马斯就非常严肃,他的疑问是艺术怎么能够实现救赎,更别说爱情了。

守住自己:疯子,还是疯子,尼采、福柯、巴塔耶、生命、艺术品、高贵

交出自己:正常人、妥协、平衡、客观化、制度化、常识、通过常识理解自身

把爱情交给婚姻,把幸福交给制度

现代性批判是一个传说,文化英雄成为主角,道德与制度是为普通人准备的,精神等级制才是永恒的,企图僭越这个内在的等级,在现代性批判看来,是荒谬的。精英的消亡是大面积的事实,这从文化的产业化开始,忧心忡忡的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本雅明,游荡在巴黎街头的文化私生子,他的大都会是爱恨交织的产物。沃林曾举例,一提到文化,两种粗鄙立即暴露:纳粹党魁戈林会掏出他的左轮手轻,好莱坞大亨会掏出他的支票本。

文化之两种现代宿命:枪毙与购买,极权主义与资本主义

献身是一种好品质,斯大林和商人都会喜欢这种品质,前者代表绝对忠诚,后者代表低成本或者零成本。

客观化-物化-女人-爱情,罗曼司,尼采是女性主义的先知。

客观化-物化-人-国家,爱国主义,尼采是后现代政治的先知。

10【70】一种信念,它自称为“理想主义”,不愿让平庸状态保持平庸,不愿让女人成为女人。不要千篇一律啊!我们要清楚,得为一种德性付出多大的代价:而且德性绝不是通常值得想往的东西,而是一种高贵的疯癫,一个美好的特例,具有获得强大心情的优先权……

猜想7:这就是保守主义津津乐道的隐微术,一个秘传的尼采。本来《权力意志》的写作计划是非秘传的,非隐喻,非疯癫的,那将会是尼采版的“精神现象学”,但尼采没有继续下去,尼采全集的编著者科利所言极是:尼采带着极少的自救工具,就踏上了冒险的路途。

这个隐微,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启蒙是一个错误,解放就等于千篇一律。但思辨的尼采补充说反解放的前提,是先有解放——当现代人的幸福成为一种恶习,人们就开始向往《阿凡达》中的潘多拉星球了。

让女人成为女人,保守主义的理想,女人味,就像美国共和党认为的那样,女人就该呆在家里,躺在床上,别瞎跑,在外面发表意见,女人没时间献身了。但尼采的时代已然这样了,女人,当然是个别的,成为公众人物,就是理想主义,不愿让女人成为女人。19世纪,当伦敦的女人排着队上街的时候,她们可不是为了摆脱平庸,她们想得到公正的报酬。这是正常的诉求——平庸的,平权政治。

不符逻辑的尼采才是隐微的尼采,就女人的定义而言,他蔑视全体女人,他甚至说是因为自己高估了女人,所以才蔑视她们。一个被高估的女人,表明尼采曾经相信过真理,逻辑的,23岁那年,他就成了一名天才的语言学教授。从善,到上帝,到科学,其实都是信仰之争,但以女人的形象来比附真理形象,尼采真是用心良苦,在单纯的生物角力竞赛中,女人必败,因此,权力意志必然打败真理。

但写作提纲中,尼采无数次地拟下:“女人本身”这一议题,真理如何思考真理自身,或者代替真理的自行运作,说出真理的秘密,女人的秘密,这一点,尼采和黑格尔太像了。科耶夫说,当黑格尔写完精神现象学,他真觉得自己就是上帝了。但与尼采相比,黑格尔的风险更大。

撒谎、诱惑、装扮、捉迷藏,忽远忽近,林中的小鹿,狡诈、天真又无辜,这是女人,这也是真理。但德里达还是非常细致地把“尼采的女人”分成三个命题:

1、 女人被指控:作为谬误的形象,第二性的,庸人,自然的,被阉割的女人,这指控是以真理的名义发出的,全部男性哲学家,从柏拉图到黑格尔。 女性主义对此的回应:平等,别穿裙子啦。

2、 女人被指控:作为真理的形象,阉割人的女人,面纱与狡计。在永恒女性面前,男人全体怯懦(恐惧),这是阉割的原始场景——形而上学的起源。阳具母亲(拉康),欲望化的客体,男人拥有(having)阳具,女人成为(being)阳具,男人拥有女人,装扮成阳具的女人——女性气质、象征、语言。 女性主义对此回应:游戏,更多的女人味。

3、 对1和2的双重否定:尼采的女人,女人本身,女人还是女人,对女人本身说几句真话。尼采的意思是,如果女性主义从前两个命题做出回应,都将会成为反女性主义的。尼采的回应:女人都喜欢我,我可不愿意被完美女人撕得粉碎。

每一次进步,都伴随着两性战争:性别间的深仇大恨、真理、女人、阉割、价值。

于是这里有了分成三瓣儿的女人,女人花:前现代-现代-后现代

尼采非常警惕后现代,不信任未来。按他的计量法,前现代出现在苏格拉底之前,像女人那样无知,并且女人对无知也一无所知。只有生命力,狂悲即狂喜,因此献身于真理,或者让真理献身,都是不明智的。尼采的女人是未知的,你只需有足够的力量,虎背熊腰的女人,动物般的女人,阳光灿烂的女人。

暴君-女人,撕碎你的女人——MATRIX。

命题三的女人由此变得险恶,女人本身是一种癫狂,这个女人没有敌人,没有对立面,孤独无伴,自我榨取,自我肯定,这是风格问题。体系崩解之后,哲学家躺在废墟上休养生息,雌雄难辨,更加晦涩更加肯定,不要做他们的读者。别做东/西比较,别做古/今比较,比较会滋生嫉恨,让人产生不愉快的情绪,没有理性穿刺,厌女症患者尼采自在地怀孕了,尼采成为了第一个携带子宫的哲学家,尼采成为了女人,真理的LOGO,参见《瞧,这个人》。

(本稿条目引自《权力意志》,尼采著,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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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则悬置的小故事

十二则悬置的小故事

李庆西

︱1︱ 很久以前,他看过一部名叫《屋顶》的意大利电影,那是一个趁夜搭建违章建筑的故事。战后的罗马生存艰难,影片中一对要结婚的恋人竟无栖身之处,只能在朋友们帮助下自己动手建房。当然,他们不可能通过正规渠道获得营造审批。好在当时的情况容易浑水摸鱼,如果天亮之前能把房子盖起来,警察是不会管这事儿的,就当是那房子早就矗在街上了。可是一座未竣工的房子就难以掩人耳目,你的审批手续,你的地皮来源、税务情况,都得被盘查,所以趁黑动工也得趁黑完工。

影片叙述过程不无喜剧风格。夜色融融,人影幢幢,那帮哥们拌灰砌砖干得热火朝天。且见墙身渐渐矗起,窗子也安上去了。他们搭建的小平房建筑面积顶多不过二十平米,就像是街头售货亭。天色渐明,房梁托起了檩条,差不多就要铺设屋瓦了——看到这儿他开始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时,俯拍的镜头推向尚未遮覆的屋顶,那儿露出几颗攒动的脑袋。晨光里,镜头陡然拉开,四壁之外警察一拥而上……

看这部影片时,他才九岁,或是十岁。其中的人物没有一个能记住名字,细节也未必记得真切,可是这个绝望的结局一直留在他心里,对一个儿童来说简直是心理摧残。他后来才知道,《屋顶》是维多里奥•德•西卡(Victorio de Sica)的作品,那位新现实主义大师更有名的一部影片是《偷自行车的人》。

他曾瞎想,能否有一个不那么残酷的结局呢?比如,用暗度陈仓的手法另设一处假工地迷惑警察,好让这儿顺利竣工。或者,一夜之间冒出许许多多这样的自建房,让警察管不胜管。再不然,关键时刻某个大人物出现了——高瞻远瞩的市长或是议员大人马上意识到,群众性的自建房正是解决战后罗马住房匮乏的有效途径,非但不必遏止反要大力提倡才是……影片最后,市长大人还出席了这违章住宅的剪彩仪式和年轻人的婚礼。也许,这都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好莱坞影片中就没有这类手法?),偏好皆大欢喜的喜剧效果(中国人就独缺悲剧那根弦?),实际上他每一个思路都嵌入了某个如何解决问题的问题意识。他也明白,对这部影片结尾的任何改动都可能坠入滥俗的套路。可是,在他的浪漫想象中,这套猫鼠游戏应该有许多种玩法。按说猫鼠游戏的审美期待应该是一场弱者的狂欢,如果压轴的只是猫捉老鼠的戏份,这世界还有什么希望呢?

︱2︱ 小时候,他家隔壁住着一户无锡人。那家男主人姓孟,人长得高大肥硕,是疗养院的炊事员。女主人瘦瘦小小,也在疗养院干活,做洗熨工,每天要洗大量的床单被套(机器不够,主要靠人工搓洗)。她上班摁着搓板洗了八小时,回家还得接着洗,因为她有七个孩子,还有一个老娘,每天都有一大堆脏衣服。两只手长年累月泡在皂液里刺激得皮肤通红,手指关节格外粗大。

有时他听母亲嘀咕:这户姓孟的人家日子怎么过哟,两口子挣那点钱要养活十口之家。其实,人家自有人家的过法。孟师傅上下班都带一个很大的搪瓷茶缸,出门是空的,回来却沉甸甸的须用两手捧着——里面满是从食堂带回的菜肴。楼上俞嫂碰上回来的孟师傅,说着话伸手揭开人家的茶缸盖,拣一块熏鱼或是素鸡塞嘴里了。食堂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当天的剩菜都分给炊事员带回家去。正是靠着这茶缸里的“福利”,孟家老少好歹度过了60年代初的艰难岁月,他们的七个孩子都养得好好的。后来说起这事情,母亲大发感慨:大旱三年饿不死厨子!

孟师傅下班都很晚(食堂关门后才能走人),老婆先到家,做上饭等他把菜带回来。疗养院坐落在山上,走到家属区差不多有二里路,孟师傅捧着茶缸踱着方步一路走来,嘴里哼着锡剧小调。孟家的七个孩子早已远远迎出去了,老二是男孩,总是跑在最前边,迎到父亲又马上折返,把消息传给后边的老三——“爹爹回来哩!”老三再回跑告诉老四——“爹爹回来哩!”大姐带着下边三个萝卜头在大院门口延颈鹄望,见到父亲身影便是一阵欢呼雀跃。最后,一帮孩子簇拥着老爸浩浩荡荡涌进楼道,一起扯开嗓子向母亲报告——“爹爹回来哩!”无锡人说“爹爹”,不是diedie,而是diadia,那语调真是有点嗲嗲的。

孟师傅在家什么活儿都不用干,回来就像文化人似的坐到破藤椅里看报纸(报纸是向邻居借的),他老婆在水槽上呼哧呼哧洗衣服。夏天把藤椅搬到室外,趁天光未暗先把报纸看完,然后拍打叮在腿上的蚊子。然后唱一段《珍珠塔》:“真所谓芥菜籽肚肠量气小,势利母亲偏偏养着小气女衩裙……”暮色里一帮孩子围着藤椅追逐嬉戏,真是其乐融融。

︱3︱ 博尔赫斯有两篇小说都是以“等待”为主题,一篇题目就叫《等待》,另一篇是《阿韦利诺•阿雷东多》。两篇故事自是不同,倒也相映成趣。前者是主人公蛰居某处,等待着仇人死去;后者主人公也蛰居某处,等待着刺杀一位大人物。等待的过程是两篇小说的核心部分,最后都有一个凶杀的结尾:一者是主人公的仇家找上门来把他给做了,一者是主人公在规定的日子找到目标一枪得手。不过——他觉得这儿要强调一下——等待跟等待也不一样。

在《等待》中,维拉里先生(其实是冒用仇人的姓氏)的幽居遥遥无期,要等到报上登出真正的维拉里先生的讣告才能解除自我禁闭。相反,《阿韦利诺•阿雷东多》的主人公有一个明确的蛰伏期限,8月25日上午。那天是乌拉圭的国庆日,总统要去马特里兹广场的教堂做感恩礼拜,阿雷东多选定这机会下手。一者被动,一者主动,相形成趣。猎物和猎手的定位就是不同。

维拉里在漫长的等待中,剔除了“过去”和“将来”,时间只有“现在”。结果他把自己打入了“现在”的地狱之中。他总是跟院子里那条老狼狗交谈,用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记忆中残存的乡村方言跟狗说话。偶尔也上街,去电影院,也去过牙医诊所。他在书柜里找到一本《神曲》,试图感受一下但丁描绘的地狱里的境况。博尔赫斯还写了主人公那些纠缠不清的梦魇,在梦中与枪手交火。

阿雷东多有时也光顾咖啡馆和杂货铺,闲得发慌的时候会有意识地控制自己。博尔赫斯将这一人物的等待过程写得更为细腻。他跟自己下棋,打扫房间,翻阅《圣经》,跟女佣聊天,海阔天空地回想着在沟堑纵横的田野上放风筝的情形。他会忍耐,就像中国人说“忍”字心头一把刀,他并不时时惦着“扬眉剑出鞘”的时刻。他在屋顶平台上听着淅沥淅沥的雨声,把目标“悬置”(epochē)在意念之外。其实,一开始他忍不住要数着日子——“他拨停了钟,以免老是去看,但每晚听到黑暗中传来的午夜钟声时,他撕掉一张日历,心想:又少了一天。”后来,他就渐渐进入了“没有时间概念”的浑然之境。

维拉里总想抹去时间的痕迹——“他隐约觉得过去是构成时间的物质,因此时间很快就变成过去。”阿雷东多呢,是将“现在”嵌入了无限之中。

“现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他想起王安忆的《遍地枭雄》。那本书里,时间只是压缩在“现在”。劫车团伙的头儿大王说,“现在”的意义就是“度过”。

︱4︱ 山脚下有几幢中西合璧的屋宅,由几条上下蜿蜒的青石小径连在一起,那是疗养院的一个分部。有一阵他母亲在那儿的财务室做出纳,那时他读小学三年级。他放学后常去那儿玩,古木参天的院落显得有些幽深可怖。秋天,高大的栗树上挂满了带毛刺的果球,毛壳会慢慢裂开,起风时候就听见栗子啪啪啪地砸在石径上。听母亲说,过去这是国民党大官王正廷的别墅。后来他知道,王正廷当过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传达室的老韩从前就是给王家看宅护院的,那慈眉善目的老头总是独自摆扑克牌。主人走了,他一直守着这房子,疗养院接收这儿时把他给收留了。财务室前边是医务室,空闲时女人们都蹿到那儿聊天,有时说到老韩和他家人的事儿,说是老韩的老婆很有来历。听见外边啪啪啪的响声,大家都跑出去捡栗子,老韩从来不去捡。

冬天,老韩捧着铜火熜坐在传达室外边晒太阳,嘴里喃喃自语说些什么谁都听不懂,嘟囔够了就慢慢响起一长一短的鼾声。他蹑手蹑脚走过去,想用草棍拨弄那对翕动的鼻孔,老头嗖地一个鹞子翻身,把他按到水泥拉毛墙面上……。

︱5︱ “寻找”或许是一个更有吸引力的主题,他知道这里边至少有悬念,有推进过程。这是通俗小说常用的套路。其实,有些纯文学作家也喜欢布设这种情节链,甚至也会来点悬疑手法。譬如,索尔•贝娄的名篇《寻找格林先生》和《贡萨加诗稿》都是这样奔着某个目标而去——前者寻找某个居无定所的小人物,后者寻找传说中的一部佚稿。尽管,找到后来往往是一无所获,但“寻找”作为主体在场(presence)的动作标识,本身就是先于其他一切事物的存在。一无所获并非毫无结果,学者们看来,那很可能是一种有趣的解构,是小说家挑战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的绝招。

不过在通俗作家那儿,“寻找”总是在知识万花筒里变幻路径。如今大红大紫的丹•布朗就很会玩这一套,很善于隐匿“寻找”的目标。在早先的《达芬奇密码》和新近的《失落的秘符》中,都是藉由某种密码或是古代的铭文、表记设置种种迷雾,故事每推进一步都要借助密码学、语源学或是涉及古代宗教的什么学问去抽丝剥茧,找到游戏通关的密钥。这些林林总总的知识背景恰恰构成了“逻各斯”的气场。作为哈佛大学的密码学专家的主人公,其实只是一种炫耀学问的身份符号。这事情当然不怕炫耀不怕卖弄,公众崇拜的就是知识精英的话语权力。

他看出,丹•布朗似乎又想超越“逻各斯”的目标,无论是寻找圣杯或是寻找所谓“古代奥义”,最终都是一个多少具有颠覆性的结果。兰登教授找到的圣杯并不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中使用的那只杯子,而是一种符号,一个隐喻,实际上是指基督教的女性传承谱系。而所谓“古代奥义”,找到后来竟是《圣经》,甚至还包容了伊斯兰教、犹太教、印度教和佛教等其他宗教典籍的“大道真言”。他记不得哪部中国武侠小说中,江湖上各派都在寻找一部传说中的武功秘籍,结果最后找到的是“仁义”二字。真是大象无形,大道无术。从所谓政治正确到拟象和谐社会,从共济会的“万教归一”到儒家社会主义,而今这“东方智慧”早已跟后现代的“捣浆糊”搅成了一团。

在《失落的秘符》中,兰登教授在国会大厦地下室找到的那座小金字塔是一个关键物件,正是那上面的密码指引着通向“古代奥义”的路径。他在想,如果一层层密码破译下去,闯过一关又一关,而最后那组图符指向的目标正是带有初始密码的小金字塔,那就有趣了。回到原点——世界上许多事情不都是这样吗?

︱6︱ 对面山丘上是疗养院另外一个分部,他也常去那儿玩。东墙外边的山崖上有一座坟,藏在荒草和荆棘丛中,墓碑上的字迹被青苔遮掩了,他从未注意墓主是谁。那时周围山丘上坟头很多,他很早就熟悉了什么“先考、先妣”的字样。不过,那座坟墓比一般的要气派,虽然不大,却有石砌的马蹄形围圈,墓碑前还有一个长条石供桌。那儿没什么好玩的,只是有野草莓,还有一种叫做乌米饭的野果子,他们隔一阵就去那儿扫荡一遍,吃得满嘴发紫。

1966年7月的某一天,那座坟墓被挖开了。疗养院里成立了“红卫兵”(机关事业单位的群众组织起初也叫“红卫兵”),开始折腾“破四旧”的事儿,一出手就砸到那座坟头上了。这时他才知道那是蒋介石的笔杆子陈布雷的坟,许多大人也才听说“蒋介石早在我们身边布下了一颗地雷”。疗养院家属区里人们奔走相告,老老少少都跑去看热闹。许多年后,他从鲁迅书里看到“看客”一词,脑子里马上出现那个人头攒动的场面。当然,他也是“看客”之一,看着大人们在那儿刨坟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小小的山崖上足有几百人在围观,还有敲锣打鼓的。他赶到那儿时,坟头已经铲平了,院里的几个医生和司机轮流挥动铁镐大锤,费力地凿开墓穴的青膏泥封护层。下边的棺木早已烂了(其实那墓还不到二十年),撬开棺盖没费什么事儿。那功夫全场敛息屏声,彷佛都在期待着什么。他挤到前边看得真切,棺木里除了尸骨只是一些腐烂的织物,空空荡荡的。领头的一位医生跳进棺内四下摸索,终于找到一样东西:一支自来水笔。揩去泥垢,这笔还几乎完好。拔出笔套,有人认出是派克金笔。

“看客”们失望地散去。因为没有金银珠宝,也没找到“地雷”什么的。

︱7︱ 那年春天,他妻子去利兹大学参加哈罗德•品特的研讨会,硬把他也拽去了。他不懂英语,坐在那儿很无聊,却又不敢独自上街。不过也有收获,三天会议期间看了品特的两出独幕剧。主办者请来了品特的老朋友亨利•沃尔夫,《独白》就纯粹是这表演大师个人的炫技。在《房间》一剧中,沃尔夫扮演房东基德,其他演员都是利兹大学戏剧工作室的学生。演出的小剧场顶多百十个座位,观剧时座中鸦雀无声,他听不懂台词也不敢问身旁的妻子。《房间》一开场就呈现一个家庭场景,罗斯在那儿絮絮叨叨,说了好长一阵台词。伯特却一声不吭,只顾看报吃早餐,这人是个闷葫芦。他忽然有些莫名其妙的恐惧,那完全是一种直觉,好像场外有什么东西要吞噬这个房间。随着基德出场愈发有些神秘兮兮的意思,又来了一对吵吵嚷嚷的小两口(不像是一般荒诞剧中的入侵者,可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从头到尾,每一个情景都让人惴惴不安。好像随时都可能发生什么事儿,他知道更多的故事不在这房间里边,黑人赖利来找罗斯似乎又带来了不祥的信号。

戏剧场景里有许多日常生活的谜团,故事之外的故事往往无从解读。有一天,他走过一座过街天桥,擦肩而过的一个女孩冲着手机嚷嚷——“你这叫什么事儿!”说着就把手机扔到桥下去了。什么事儿?没人知道。

︱8︱ 终于有一天,孟师傅不再捧着茶缸回家了。楼道里依然传来“爹爹回来哩”的叫喊,却少了往日的欢声笑语。1965年初,“四清”运动已经从农村搞到城市,干部职工的“多吃多占”成了打击目标,食堂不敢让员工把剩菜带回家了。

按那时上纲上线的思路,“多吃多占”不啻就是贪污盗窃。疗养院里每个职工都要自查,这种人人过关的事儿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将会有许多亲身经历,那时候他只是隐约觉出母亲的焦虑。他父亲在疗养院做总务科长,有大量机会接触公家财物,科里的一个副科长已被揭发有“贪污”行为,这事情让母亲心生警觉。每天晚饭后,父亲进了里屋,靠在床头拉京胡。母亲收拾好碗筷也进去了。兴致盎然的西皮流水辄然而止,门缝里透出母亲的唠叨。父亲一向少言寡语,从不跟母亲争吵。耳边的聒聒不休似乎并不惊扰那份自闭的心境,有时会不咸不淡地甩出一句:“你有完没完?”然后,京胡又咿咿呀呀响起,拉着拉着还要唱上两句:“你若是说不清来道不明,要想开城万不能……”

他还不懂大人世界里的许多事情,或者说许多事情他还不想弄懂。可是,追问与缄默毕竟造成了一种让人忐忑不安的气氛。有一次母亲又在盘问一桩什么事儿,沉默良久的父亲总算开口了:“你有完没完,是我贪污的行了吧?”这话透过门缝钻到耳中,他顿时就懵了。他竟听不出那是一句反话,心里很害怕,总担心着会发生什么事情。

︱9︱ 他很喜欢卡森•麦卡勒斯的《心是孤独的猎手》。毕竟是女作家的手笔,女孩米克写得太有女孩味儿了,而聋哑人辛格又是那么仁爱那么静如止水那么酷得不可思议,以至许多人以为那是一本凄惋的小资读物。其实,书中那些若即若离的人物关系,那些若隐若现的情感触须,早已逾出私人话语的边际。可是公众的兴奋点又在哪里呢?人心疏离自是公共话语的缺失。随着故事零零散散地拓开叙述视角,他发现书里每个人都是一个隐秘的世界,似乎谁也搞不懂谁。

孤独的声音并不只是内心的喟叹。他掩卷沉思,这当儿他往往会想象着自己在镜子里的模样。如果说,孤独出于上帝的漠视,那就不妨更多表现为无处不在的忿争和街头呐喊。贫困的焦虑,成长的困扰,种族与阶级矛盾……这些都在麦卡勒斯笔下一古脑儿倾泻出来。她写深怀使命感的黑人医生考普兰德,如何为黑人民权事业奔走呼告,为同胞的苦难捶胸顿足;她写工运分子杰克,揣着马克思的书四处流浪,喝一口葡萄酒都琢磨着酒滴中的剩余价值;还有咖啡馆老板比夫,一个庸庸碌碌而颇具江湖道义的怪人,每日里都在打探天底下的大事小事。

比夫暗恋着女孩米克,而米克钟情于哑巴辛格,辛格的心思却在另一个哑巴安东尼帕罗斯身上。全都是一种错位关系。工运活动家与黑人领袖也没能谈到一起,辛格一死,人们之间的纽带就消失了。辛格算是一个象征,意味着诉说与倾听的虚妄。

︱10︱ 其实,那些年父亲一直在跟泥土打交道——起初是伺弄花草,后来干脆种菜了。总务科下边管着一处花圃,那些花卉用于疗养院各处厅堂装饰,不知什么原因父亲就整天耗在那儿。后来听母亲说,老头子受院长排挤,只能去坐冷板凳。他不太相信这说法。父亲虽倔,本性却是与世无争,做花匠做菜农至少有他喜欢做的成分,至少不是人家把他撵出办公室的。也许真的是不喜欢坐在那儿,他识字不多(勉强能看报纸),坐在写字台后边能干什么呢?父亲年轻时就是农民。

花圃有一个玻璃暖房,他很喜欢去那儿玩,里边的奇花异木让他长了许多见识。后来暖房成了培育食用菌的场地,仙人掌、龟背竹和各种盆景都没了。那已是困难时期,许多单位都搞起了“小开荒”的生产自救,这现成的花圃就成了院里的蔬菜基地。那儿原来有一亩半地,又在荒坡上开出了一亩。种菜的人手只是父亲和一个花匠,所以那几年他每天放学后都被叫去干活。担粪、浇水、培土、除虫……给番茄整枝打顶,给豇豆豌豆搭架引蔓,这些活儿他都干过。他看着父亲用竹篾编畚箕有些惊讶,那双结满硬茧的大手居然很灵巧,花圃里许多竹木农具都是父亲自己做的。在齐齐整整的苗床和菜畦之间,父亲荷担挥锄的身影给他留下了日后的记忆——除去“文革”中关了两年牛棚,老头子人生最后十年都是在那儿度过的。困难时期过去后,院里不再需要这个菜园子了(它规模太小),可是那年头还不能恢复花圃(花花草草是资产阶级情调),父亲依然在那儿种菜。

父亲带他干活从来没有“言传”,自己怎么做就让他跟着怎么做。只是有一次,他俩在地头歇息,父亲不知怎么来了兴致——“教你做样东西。”说着从旁边树上掰下一根新抽的枝条,剥开树皮做了一只吹哨,还用那玩意儿吹了一段“小白菜呀地里黄”的曲调。他觉得简直太神奇了。父亲费了口舌教他的事情唯有这一件,可惜他没学会。树皮太嫩了,沾手就破。

︱11︱ “约翰坐在那个阴郁小屋的游廊上编制着诗歌!他头上戴着贝雷帽,毫无疑问,肘边还摆着一杯酒。一群混血种小孩簇拥在他周围,不停地纠缠他。Wat maak oom? — Nee, oom maak gedigte.Op sy ou ramkiekie maak oom gedigte. Die wereld is ons woning nie…[先生在干什么?——先生在做诗。先生弹着破班卓琴做诗。这个世界不是我们呆的地方……]” 这是库切的自传体小说《夏日》中的一个场景——不是写实的场景,是库切的表姐玛戈特想象中的一幕。圣诞节库切家族在农庄聚会期间,库切开车带表姐去了荒凉的默韦维尔镇,打算要在那儿买房(那儿房价便宜),作为安置父亲和自己度假的地儿。在玛戈特看来,这个只会写诗的表弟真是满脑子的想入非非和不负责任。

一个辛酸的笑料。他在打印纸上写道。这种辛酸的笑料在那本书里还有很多。1970年代初,正是库切人生最黯淡的岁月,年迈的父亲正在成为一种负担,而自己的事业尚在艰难起步。他意识到,库切父亲的既是一个真实形象,也是一个隐喻。老库切由于年轻时犯下的一个错误,此后永远成了一个失败的男人,就像当时的南非一样让人绝望。也许反过来说,国家也是父亲的隐喻。库切坦率地对玛戈特表示,“我在这个从来就无法融入的国家能有什么未来?也许索性来一个干干净净的分手还更好些”。

一个失败的老爹,一个失败的国家。这就是库切面对的无奈之局。这个三十出头的男人跟老爹“蜗居”一处,自己未能独立就要背负起历史的包袱,想来是令人忧心的一幕。库切在《凶年纪事》中写道:“我们生而就有归属,从出生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是臣民。”这是就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而言,至于儿子与父亲的关系也几乎是同样——由出生给定的身份具有不可选择的强制性。库切的文字里尽管有一种思忖的节制,无奈的语调中依然透着愤懑之忾。因为一切都是被动地承受,被臣民,被儿子,被历史化了……

他不由哑然失笑,怎么弄出这么别扭的字眼。这年头,无处不在的被动语态倒成了汉语发展趋势了。

︱12︱ 疗养院宿舍区建成之前,他家在一处破败的平房里住过一阵。隔壁是一户姓龚的绍兴人,男的是水电工,女的好像是家庭妇女。龚家也有一大堆孩子,他只记得老大是男孩,叫月月,听上去像女孩名字。月月比他大三岁,他们成天混在一起。后来搬进家属新村,两家不在一幢楼里,他还跟着月月玩,许多孩子都跟在月月屁股后头。其实月月绝非人才出众,倒像是有些弱智,说话大舌头,脑袋上还生着瘌痢疮。之所以成为孩子王,主要是会玩耍,玩起来很疯,能玩出各种冒险的绝活儿。

现在说来都是“极限运动”。月月带着他们从大铁桥上往几十米落差的水里跳——没有什么跳水姿势,只是“插蜡烛”那样把身子插入水中。月月喜欢从高处降落的感觉,譬如团紧身子从坡上往下滚,看谁先滚到下边。还有玩跳伞,那回月月就从自家三楼窗台上往下跳。用的是普通油布伞,别人都不敢,只见月月高唱“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握着伞柄纵身而下。那伞到底不管用,半空中就翻成喇叭状,着地时摔得吱哇乱叫。

江边有棵两三人合抱的银杏树,直溜溜足有三四层楼房高,月月问谁能爬上去,没人吱声。仰面看去,树冠以下几乎没有枝杈。月月噌噌噌地爬上去,就像一只壁虎在墙上蹿动,很快钻入浓荫之中。听得树巅上呜哩哇啦传来《国际歌》,地上的孩子齐声喝彩,一个劲儿欢呼。可是老半天不见人下来,原来是下不来了。月月在树上开始大哭大喊,下边的孩子一哄而散。后来有人喊来月月的父亲,不知用什么办法才把他弄下来。他知道,月月回去免不了一通暴扁,龚师傅最头痛这儿子顽皮,读书不好。

龚师傅解放前曾在上海学手艺,说一口绍兴腔很重的上海话,虽说大字不识几个,嘴里时不时会蹦出几个洋词儿。比如,阀门叫“万儿”(valve ),开关叫“斯威兹”(switch)。毕竟走过大码头,这人见识很广,知道要让儿子学文化而不是学手艺。这是一个未能遂心的愿望,结果儿子小学都没能毕业,也没学任何手艺。月月脑子好像是有点不够用,可是跑进山林野地里,知道的比谁都多。月月嗡声嗡气地跟他说,他最恨他父亲,一边哀叹自己命苦。现在想来有些奇怪,月月竟会用一些夸张的情感字眼。他会说心都碎了。他要反抗,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月月的反抗就是不读书。有时他想:月月究竟是脑子不够用,还是人们常说的“一根筋”?

泅水,摸鱼,攀岩,爬树,采野果子……这些都是月月教会他的,在家庭之外,可以说月月是他人生的第一个启蒙者。他还记得最初的一次,月月带他去砍野苋菜,那菜梗有胳膊那么粗,比他们人还高。长满尖刺的野苋菜看上去威风凛凛,有点像是荒漠中的仙人掌,这在他记忆中成了指向不明的符号。月月母亲把苋菜梗洗切后放在缸里腌渍,那是龚家每日餐桌上的主菜。那时他们还住平房,腌菜缸就搁在两家后窗下,数日后缸里蠕动着一片蛆虫,他看见龚家女人拿着舀水的木杓细心地把蛆虫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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