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制宪，会面临一个“承认资本家的财产及剥削雇佣劳动为合法”的困局

斯大林1952年建议新中国制宪，以完成向“一党政府”的转变

斯大林对中共的制宪思路有所异议。1952年，斯大林提出三条理由劝说新中国尽快制定宪法，一是中共通过选举和制宪解决自身合法性问题；二是所谓泄密问题，他认为中国现在是各党派的联合政府，而“其他党派的人很多是和英美有关系的”，所以“我感到你们有些重要机密情况外国人都知道”；三是通过选举实现向一党政府转换。

刘少奇将斯大林的建议直接向毛泽东和中央作了汇报。中央在经过酝酿讨论之后决定：尽快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

1952年新中国为何积极采纳了斯大林的“尽快制宪”建议

这已是斯大林第三次敦促新中国制宪——第一次是1949年刘少奇秘密访苏联之时，第二次是在1950年初毛泽东首次访苏之时。前两次建议均未引起中共的共鸣，何以1952年却获得了新中国的积极响应？

张鸣《制宪仪式背后的曲衷——从“共同纲领”到1954年宪法》一文如此解释：“真正打动了毛泽东，让中共痛快地改弦更张的，还是斯大林所谈的最后一点，这的确是最具诱惑力的一个建议。这个建议妙就妙在通过看似最合理合法的选举，可以将还稍微有点“民主协商”味道的联合政府，改换成为一党政府，而变成一党政府之后，再在组织政府的时候“给其他党派以恩惠。”由此，民主人士被从权力结构中排除，变成了完全意义上的点缀，却又必须对共产党感恩戴德。”

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正式进行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

斯大林三次敦促新中国制宪，其实是害怕中国走上“南斯拉夫道路”

斯大林如此热衷于敦促新中国尽快制定宪法，究竟是出于何种考虑？站在斯大林的角度，其目的何在？

据张鸣《制宪仪式背后的曲衷——从“共同纲领”到1954年宪法》一文分析：“他（斯大林）真正想要的其实就是中国政府体制的一党政府转换，也就是向苏联体制的转换。斯大林最担心的还是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尽管在中苏蜜月期间，针对苏联的民族情绪已经被压制到了极点），而中国的非党知识分子，恰恰是最容易产生民族主义的温床（鉴于俄国人自清末以来，对中国有着分量太重的不良记录，所以完全消除针对俄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并非易事），中共建国前后，反对“一边倒”的声音多来自民主人士，对此，斯大林当然是清楚的。所以，在斯大林眼里，中国充斥了民主人士的“联合政府”，作为某种一时的权宜安排当然并无不可，但长期存在下去（至少按中共的时间表已经太长了），不能说不是一种有可能导致中国向民族主义方向发展的隐患。最大可能地消除各种隐患，彻底断掉中国走南斯拉夫道路的可能性，才是斯大林在中共明显表示不情愿的情况下，坚持要中国制宪的背后原因。”

宪法起草小组核心成员都不是法学科班出身，田家英“常常一夜能把苏联民法教材看完”

由于宪法起草小组成员都不是“宪法”学出身，故而当时曾开出过一个参考书单，其中包括了苏联、东欧、法德以及中国过往的宪法文本。据参与“五四宪法”制定的法学家董成美教授回忆，宪法起草小组成员、毛泽东秘书田家英“在宪法起草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很多条文都是由田家英亲自起草的。他这个人非常聪明，他没有专门学过法学，但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和相当高的智慧，在起草工作中作了大量工作，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常常一夜能把苏联民法教材看完，看完后就喝酒，第二天早上就向我提出这本教材的好处和不足之处，能提出许多令人吃惊的意见。”

当时宪法起草小组还编辑了三辑《宪法参考资料》，董成美教授回忆说，“当时好像只是把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资料整理起来而没有参照或学习他们的，主要参考的还是苏联及东欧人民民主主义国家的宪法资料”，“有人提出两院制……我记得两院制是由当时的民盟主席章伯钧提出的。我当时写过一篇文章批评章伯钧的两院制， 那是资本主义国家搞的东西，我认为应该实行一院制，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制宪大讨论参与人数众多，但知识分子与党外人士在讨论时已有所忌惮

“五四宪法”从1954年3月23日提出初稿到1954年9月2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经历三次讨论。董成美教授回忆道：“第一次大讨论是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在北京组织了17个讨论单位，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成立了18个讨论单位，共8000多人讨论了两个多月，提出了很多意见。……第二次讨论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公布宪法草案后，交付全民讨论。全民讨论进行了近三个月，参加讨论的人有一亿五千多万人，提出的意见有一百多万条。……第三次大讨论是根据全民讨论的意见，宪法起草委员会对原来的草案作了修改后，提交给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的两次临时会议讨论通过。”

但据曾参与“五四宪法”起草讨论的另一法学家吴家麟回忆：“至于大讨论，到底有多少人参加，各种说法不一。其中一个是童成美教授，他做了意见的整理工作，他说有一百多万条—我就不信有一百多万条，这不知道是怎么弄出来的。但他就是这么说的……”

虽然宪法讨论符合程序，但效果如何，则需要结合当时的具体环境来考量。据郭绍敏《历史的五四宪法：文本和现实之间》一文分析：

“首先，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虽然广泛参与制宪过程，但政治压力已使他们多少有所忌惮，他们的政治态度不可能不受影响，他们在讨论时是否充分表明了内心想法应予质疑。从1951年开始，党的某些做法已经在力图清除知识分子中存在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促使他们向马列主义转变。其中一例即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党把武训作为反面人物的典型，因为他企图通过教育和改良，而不是通过革命来改造中国’。同时，文学界在丁玲的领导下也开始进行整风。尽管手段比较温和，也显明了党对人文社会科学界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控制的倾向。而毛泽东对梁漱俱的批判更是昭示了政治领导人某些情况下的不宽容和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甚或党外人士的排斥倾向。1953年9月16-18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期间，梁漱溟直言顶撞毛泽东，引出毛泽东《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公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虽然作了一些删节和文辞上的润饰，但毛泽东对梁漱溟的评论的后半部分却表现出更为激烈的训斥。’比如，‘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梁漱溟这个人是不可信任的。可以让别人多知道一点机密，对你就不行。召集比较小型的民主党派的会议，也用不到你梁漱溟参加’；‘他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从来不考虑改变他的反动立场的，但我建议，为着治病救人，应当给他一个反省的时间，并把这件事移交给政协去做，此次不做结论。’尽管这些不像后来的胡风事件及‘反右’运动那样对知识分子进行直接打压、整治，但它之对知识分子的影响肯定是多少存在的。在面对新政权之时，自由知识分子、党外人士，尤其是前国民党官员不可能没有顾忌和政治敏感性。如果讨论问题时不能允分展示内心想法，则其效果难免要打折扣。”

毛泽东反对公民迁徙自由，但仍写进宪法

宪法起草小组的组成决定了毛泽东个人对五四宪法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五四宪法完全是毛泽东个人意志的产物。譬如其中规定：“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有居住和迁居的自由。”这就不符合毛泽东的初衷。

据董成美教授回忆：“毛泽东在宪法起草中是不同意规定迁徙自由的，他认为人不能想到哪儿就到哪儿，得有制度；城里人就是城里人，乡下人就是乡下人，不能随便来回移动”，“当时之所以在宪法中规定了迁徒自由，主要是因为其他国家都有，也没有想太多。但是后来考虑到规定了迁捉自由的后果，为了管制人口和抑制人口在城乡之间的流动，避免此对于我国经济和社会杖序造成混乱，所以删除了这一项规定”。“文革之后，之所以也未重新作出规定，有人认为这可能是时于“文革”中的大串联等作由的回应。这一点我是不赞同的，实际上主要还是怕一旦规定了迁徒自由，会对既有的经济和社会秋序造成太大的冲击。”

1954年9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获得通过，但其有效实施时间极为短暂。1957年3月17日，毛泽东提出了“取消宪治（法）课，要编新的思想、政治课本”的意见（《加强思想、政治领导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致周恩来、陈云、彭真、陆定一》，据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不行，但我们有我们的一套，……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养成习惯。民法、刑法那样多条文谁记得住？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了。我们的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养成习惯才能遵守”。刘少奇也在会上说道：“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办事的参考。”（转引自韩大元《1954年宪法与新中国宪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如此，“法治”已不再符合新时代的需要。

在大时代背景之外，五四宪法的被虚置，还存在着诸多该部宪法自身的缺陷问题，据杨银霞、周忠瑜《我国1954年宪法未能坚持实施的原因探讨》一文分析：

“1954年宪法在整体的内容中，监督内容可谓严重欠缺，涉及到宪法的监督内容，只表现在宪法第27条第3项：全国人大职权之一是监督宪法的实施；31条第2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之一是“撤销国务院的同宪法、法律和法令相抵触的决议和命令”。除此之外，再没有相关的监督内容。……全国人大如何监督宪法的实施并没有作出详细的程序规定，就使得全国人大的监督权置于“悬空”状态。……在实践中，全国人大常委会除了履行有限的法律解释功能外，从来没有行使过“撤销国务院的同宪法、法律和法令相抵触的决议和命令”的职能。对于保障与监督宪法的实施，没有作出有效的规定。宪法内容监督的欠缺，直接影响了它在实际实施中的权威，一旦有违宪事件发生，因为没有国家强制力的保障，没有合法的程序的追究，显得“底气不足”，自然影响宪法的权威性和稳定性。”

本文资料来源：

韩大元《1954年宪法与新中国宪政》，湖南人民出版社；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张鸣《制宪仪式背后的曲衷——从“共同纲领”到1954年宪法》，《公法评论》2004年4月16日；杨银霞、周忠瑜《我国1954年宪法未能坚持实施的原因探讨》白廷举主编《西海法学论丛·第五卷》，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郭绍敏《历史的五四宪法：文本和现实之间》，《中国文化与法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