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以心理諮商師角度看《我們與惡的距離》3個隱藏訊息！「被社會忽略的人，都需要有個應思悅接住他們。」

《我們與惡的距離》劇中李大芝（陳妤飾）為「無差別隨機殺人案」加害人李曉明的妹妹，這層家人關係讓李大芝在無形間也成為某種程度上的被害人，她必須改名生活、必須放棄學業、必須隱藏真實身分住在應思悅（曾沛慈飾）家中......

而身為房東的應思悅面對非親非故的李大芝，不僅對剛搬進家中一無所知的她相當關心，在之後李大芝承認她是李曉明妹妹時，更保護她躲避媒體，李大芝甚至也在應思悅弟弟發病時給予最大的協助，成為接住彼此的人。

周慕姿老師：「一開始你可能會覺得應思悅是一個樂於助人的傻妞，但卻是我看到最後幾集相當佩服的角色。因為一定會有很多人覺得，大部分人都不可能成為像王赦一樣的法扶律師，但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像應思悅一樣的人，儘管是付出一點點的關心也好、或是努力不替任何人貼標籤也好。」

「因為群體社會的互動就像是一個篩網，當有人從篩網的洞掉下去，如果沒有人接住他，他很可能就會一路掉到我們看不到的社會黑暗角落，若你我是如大芝一般、被社會忽略的人，都需要有個像應思悅一樣的人接住他們，這也是我認為《我們與惡的距離》在劇中所要傳遞的角色隱藏訊息。」周慕姿老師表示。

《我們與惡的距離》劇中擔任法律扶助基金會刑事辯護律師的王赦（吳慷仁飾），在劇中為替無差別殺人案加害人以及兒童兇殺案加害人的死刑犯辯護，因此與妻子美媚之間產生嫌隙，在溝通過程中更因為彼此的不理解，而發生情緒勒索的問題，因此夫妻可能走向離婚一途。

周慕姿老師：「以我的觀察，情緒勒索是一種長期積累的文化創傷產物，一旦當人出現不安全感、恐懼感不知道如何面對時，就可能透過情緒勒索的方式來獲取控制權、以從中得到安全感，尤其會發生在親近的人身上。」

「所以其實情緒勒索每個人都有可能會做。因為情緒勒索是一種在不安全感中索取愛的方式，我們不能用法律規範情感，所以只能用情緒勒索來達到讓對方聽話的效果。因此除非降低人與人之間的不安全感，否則將會是現代人你我之間都必須面對的重大課題。」周慕姿老師表示。

《我們與惡的距離》劇中的新聞台主管宋喬安（賈靜雯飾）與丈夫劉昭國（溫昇豪飾）因為兒子在無差別殺人案中遇害，從此性情大變，不僅在工作上咄咄逼人，在家庭中更逐步與丈夫漸行漸遠，即使親人建議她協同丈夫一同前往心理諮商，仍不願接受兒子遇害事實並不願與丈夫之間修復關係。

周慕姿老師：「宋喬安無法面對喪子之痛，其實是源自於她對孩子的『罪惡感』，罪惡感讓宋喬安吞噬掉原本的自己。有時罪惡感雖然會幫助我們『更正』或『改善』錯誤，但若是面對無法改變的過去，罪惡感不一定會讓人對身邊的人更好，反而也可能是變得更糟，甚至會自我攻擊，因此宋喬安選擇以酒精麻痺自己、瘋狂工作以及破壞與親近家人的關係。」

「因為她所背負的罪惡感不可能透過回到過去改變現狀，因此失去小孩帶給她的無能為力讓她無法原諒自己，她甚至透過自我責備、情緒隔絕的方式，不去傾聽、不去理解，以達到保護自己的最低限度，因為對任何事情都『無感』才能夠讓她好好活下去，這是對她來說相對簡單的生存方式。但是一旦當想法改變，原諒自己或原諒對方，就能感受更多面向的問題，才能解套情緒，這時候陪伴與傾聽就是最需要的安慰劑。」周慕姿老師表示。

《我們與惡的距離》劇中所闡述的社會問題，從第一集開始就不斷地帶領觀眾穿梭於罪與惡之間，以更全知全能的觀點推敲社會上未解的議題。因為不只是新聞，許多事情都無法用單一化的面向去判別、去定義，也不會因為誰被消滅而對社會造成改變。最重要的是在面對假新聞、或是單一面向的採訪報導時，閱聽人都必須養成「媒體識讀能力」，不受單一報導影響，因為《我們與惡的距離》真實存在在當代社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