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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克莱齐奥得诺奖后书的翻译版权卖得多了些

2018-08-21 18:32:15来源:励志吧0次阅读

的确,这不再是写《战争》的时候,那个激烈地反抗现代文明的勒克莱齐奥了。

他做了很多他次做的事情:例如一个小时签出1200本书,例如参加一顿又一顿宴请……甚至站在南京西路波特曼附近的高楼下,小声咕哝说,我挺喜欢这些高楼的。

我年轻时甚少读法国作品  勒克莱齐奥在沪印象记  袁筱一  我一向是钱钟书先生鸡蛋与母鸡理论的信奉者,因此才会在勒克莱齐奥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在欣喜的同时有了点尴尬:从此之后他就是进入公众视野的作家了,会有大量的文本之外的,关于母鸡的信息汇入这个谣言满天飞的世界,并成为荒诞的一部分。

自私地说,我的担心就在这里,担心那种只是从一个读者或是一个译者的角度出发,属于语言领域的亲近和私密会被这样一个可怕的世界消解殆尽。

获奖之后次见他,是在首届傅雷翻译文学奖的颁奖仪式上。

他接受了北大法语教授董强的邀请,从韩国飞过来出席颁奖礼。

他说了不多的话,为人彬彬有礼。

颁奖仪式后,也是承蒙董强的关照,和他一起在冬日里的圆明园走了一遭。

圆明园惨淡的颜色和他走在前面、瘦高而沉默的身影始终是我关于他的一个印象。

当时在董强的车里告别去机场时,就对他说了期待他来上海的话。

不是客套,也不是因为诺贝尔文学奖,而是作为一个作者,一个笃信文字和语言的力量的人。

倘是在学校里,可以遇见正在学习法语的学生;而如果在学校之外,也应当可以遇见不懂法语,但正在努力学习理解他人文字的读者。

而这句话,在2011年上海书展的时候终于成真。

诺贝尔文学奖改变了你的生活吗?  有很多人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是中国人挥之不去的情结,一百年的痛,在我看来,倒也未必有这么严重。

其实有诺奖情结的不只中国人,否则,在2008年,萨科齐又怎么会急不可待地在时间给勒克莱齐奥发去贺电呢?  可惜他本人记不太清了。

不是因为总统不重要,他解释说。

那是因为什么呢?他没有说。

总之,他没有,也从来没有相信过自己会得诺贝尔文学奖。

消息是发在他夫人的上的。

而在他夫人接起之前,这个相同的号码已经打了5遍。

勒克莱齐奥的夫人当时扫了一眼,对他说,我们可能会有问题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勒克莱齐奥真觉得诺贝尔文学奖有什么问题。

无论如何,能和加缪这样的作家得到同样的一个奖,他觉得,这也是他的荣幸。

8月18日的中午,勒克莱齐奥和上海作家在一起,王安忆提出,她觉得得奖说到底是件好事,勒克莱齐奥也连声表示了赞同:得奖之前我债务缠身,至少得奖之后,我的债都还清了,他笑了笑说。

那么,书的印数和销量呢?  出乎我们所有人的意料之外,他说,印数上去了一点,但并没有提高太多,翻译版权应该是卖得多了些。

生活当然会发生改变,但这一切全在于自己。

有若干问过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得奖后的生活会不会经常被打扰,有一些人抱怨生活因此中断了,譬如今年的新科得主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但是,勒克莱齐奥不以为然,他们或许也很喜欢这种‘被打扰的生活’,因为真的不喜欢是可以拒绝的。

勒克莱齐奥就拒绝了很多活动,虽然他出席了上海的书展,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必须要留足够的时间写作、读书。

他的生活仍然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和法国之间。

他说,我的旅行并不是那么多。

翻译的魅力在于超常规  写作的话题,是从他飞抵上海的天就开始涉及的:文学是什么?对于好的作品的定义是什么?无论是私底下,或是回答的提问,再或是在与中国作家毕飞宇的对谈中,这个问题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摆在他的面前过。

写作是词语。

他说他喜欢那些超出常规的词语,属于另一种语言的,或是生造的。

这一点,在写《战争》和《巨人》的时候尤其如此。

他的解释是在二十八九岁的年龄。

那时候,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法国在五月风暴,而他所在的墨西哥也处在革命的浪潮之中,他亲眼看见大学生运动的暴烈。

在一个动荡的时代如何表现自己被颠覆的情感呢?如果说作家不是政治家,他们不是行动的人,那么词语是他们惟一可用的,惟有词语可以直抵人的内心世界。

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和他谈到了翻译,同样做过翻译的他和我一样相信,翻译的魅力也在于这里:使用超出常规的词语,创造一个词,直抵人的内心世界——这不就是文学的陌生化效果吗?仅仅作为一个符号,文字是没有生命力的。

写作还是一种挑衅。

有不止一位问起他为什么会把《战争》献给秦始皇的问题。

这算是时下一个小小的巧合吧——虽然勒克莱齐奥并不知道,这几天,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也在轰轰烈烈地上演着。

勒克莱齐奥把自己的《巨人》当成一种挑衅的姿态来看,秦始皇不是焚书坑儒吗?那么,就把这本书献给他。

写作当然也是为了抵抗孤独。

在和毕飞宇的对谈中,他谈起了小时候等待小伙伴在窗下叫他出去玩、却始终没能等来的孤独:那是少年的他开始写作的一大动因——当然,和大多数作家的写作动机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写作还是想象。

如果说中国作家的写作来源大部分是现实的生活,勒克莱齐奥,用毕飞宇的话来说,就是属于在云端的作家,依据想象写作,并且,他将这种在云端的写作方式发挥到了。

但这并不妨碍写作同样是一种介入。

写作是为了那些不能拥有自己声音的人,是为了和他们说话,为了替他们说话。

虽然作为一种文学的流派,萨特所定义的介入文学已经成为过去时,但介入是的:写作都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在介入。

然而,在他接下去三天在上海的活动中,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他谈及阅读经验时所说的一番话。

他提到年轻时代对他写作造成很大影响的英语文学,海明威、塞林格、狄更斯、莎士比亚之类的,都是经典。

他还提到了现在他所欣赏的一些作家,犹太作家亨利·罗斯(不是另一位曾经有过诺奖呼声的罗斯,他说他没有见过菲利普·罗斯),毛里求斯作家司各特·莫玛代等等。

然后他说,青年时代相反倒是很少读法国的作品,例如新小说。

他不喜欢新小说对于形式的过度追求。

虽然他承认自己在年轻时代的作品中也有对形式的追求,但是,他还是坚定地撇清了自己和新小说之间的关系。

不是否定新小说的作家,而是否定新小说的主张:因为小说,在他看来,绝非只是一种结构和形式。

基本符合上海好男人的标准  这是一只好的母鸡(如果我们仍然用钱钟书先生的理论),所谓的好,我们可以想象,就是所有与正义、公平相联系的词语。

正因为写作从来都是一种介入,所以选择成为一个正义的作家,在勒克莱齐奥看来,才是他的必然。

正义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多元、宽容和为弱小的民族、生命发出他们不能发出的声音。

而承担,在勒克莱齐奥看来,更是任何一个作家都不可推卸的。

他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长在战后。

他看见过殖民主义为亚洲、非洲、大洋洲、拉丁美洲等一系列大陆上留下的灾难,他也试图理解——真正意义上的理解——这些灾难。

他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所面临的困境,他一直在强调:是我们这一代人造成了今天的困境。

他说,今天的困境一方面来源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自私,另一方面来自资本主义:就好像乐高的拼装玩具一样,我们堵住了所有的空间和可能性。

因而,当有人问到近来在欧洲抬头的民族主义倾向时,他毫不犹豫地予以批判。

他的批判是没有任何前提的。

上海作家孙甘露问他对法国新锐作家(如果我们可以使用这个不具有任何含义的标签词语的话)乌勒贝克的看法。

他说自己只读过他的一本小说,因为乌勒贝克在公众面前表露出了民族主义的态度,而我是厌恶民族主义的,所以我决定放弃对他的阅读,尽管他写的东西很有意思,他说。

那么兰波呢?兰波是他欣赏的诗人之一。

但当有人问及他与兰波是否相像的问题时,他赶紧予以否认:在写作之外,我和兰波没有共同之处。

兰波贩卖军火,可能还贩卖奴隶。

随后他又半开玩笑说:这也可能因为兰波是一个诗人吧。

正如读者们所发现的那样,勒克莱齐奥的小说中,女性和儿童总是占有比较特殊的位置。

那和作家的童年有关。

在战争的后方,勒克莱齐奥和外祖母、母亲生活在一起。

在艰难的时刻,往往是女性在支撑着生活,勒克莱齐奥说。

他也充分肯定了具有勇气和文学禀赋的女作家们。

玛丽·达利厄塞克(《母猪女郎》的作者)、玛丽·尼米耶(法国轻骑兵派小说家罗杰·尼米耶的女儿)和玛丽·恩迪亚耶(2009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获得者,《三个折不断的女人》的作者)都是他由衷赞赏的作家。

(或许是一种巧合,当他提到这三个玛丽的时候,我发现,竟然是和我也有着难以言说的缘分的女作家)。

当然,勒克莱齐奥紧接着表示:我欣赏的女性是我的外祖母。

虽然,她没受过很高的教育,但是她非常有想象力,非常善于讲故事。

在华东师范大学,谈笑间陆靖副校长向勒克莱齐奥提起了上海男人的四项原则:不抽烟不喝酒,听老婆的话跟党走,他认真地想了一下说:我真的很符合,只剩第四条还有待努力。

家园、故土、旅行与中国  勒克莱齐奥称自己并非一个旅行很多的作家:这也多少有点让我感觉惊讶。

或许,他的旅行的概念与我们所想象的不同吧。

他出生于法国,父母来自毛里求斯,他具有毛里求斯和法国两个国籍,旅行的时候需要出示哪个护照我就出示哪个,他笑着说。

除此之外,一年中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生活在美国新墨西哥州。

而非洲(他的夫人是摩洛哥人)也是他在《非洲人》中想象的故土。

所有的这些地域,都已经被排除在他的旅行之外。

然而说到家园,他坦言自己并未寻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

如果一定要有,可能更多的是语言吧。

在他的故乡毛里求斯,官方语言是英语,也有一部分人讲法语,当地的居民用的是一种混杂的语言克里奥语。

他说,这三种语言都是我的母语。

他只是出于偶然选择了法语作为文学创作的语言,早期的文学阅读却主要局限在英语作家的范围里。

语言是不应当受到局限的,有边界的,因而对于他来说,写作的意义,有一部分就应该是扩展语言的边界吧。

在东方,他比较熟悉的国家是韩国。

因为他曾经在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教过一学期的法国文学。

我也曾经想过申请来中国任教,可惜没能成行。

在几天的时间里,他不止一次地提到过,希望能够来中国,选择一个小村庄,住上一段时间。

这样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他并不了解中国文学、文化,虽然他对中国的文字很感兴趣。

勒克莱齐奥只是出于偶然读到了老舍和巴金的作品。

后来到中国,他还和老舍夫人一起吃过饭。

在老舍的传统叙事中,勒克莱齐奥相信自己读到了中国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然而他对中国的一点点了解就因此被这一点儿阅读限定了:他问王安忆,是不是中国的婆媳关系还是像老舍描写的那样,婆婆要虐待儿媳?这问题引起了在场所有人的大笑。

他也不了解中国,虽然,按照媒体的说法,他是来过中国多的诺贝尔奖作家。

早在40多年前,那是去泰国、香港的一次旅行,得到了特别许可,入境到了广州。

那时候的中国还是很乡村化的——这是他对40年前的中国的印象。

接着是在1993年前后,他到过上海。

对于那次上海之行,他念念不忘的是在市场上发现的刺猬。

他再三问我,现在还有刺猬卖吗?当时,同去的领事夫人买了一只刺猬,大约是为了放生。

再后来,就是非常简短的两次北京之行。

他很清楚,通过这样短暂的旅行,他什么也不可能了解得到。

但他有属于自己的、对中国的美好感觉和想象

勒克莱齐奥得诺奖后书的翻译版权卖得多了些

他觉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以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在进行:早在40年前,中国就有属于自己的现代化,玩具猴子里的机关早已代表了精确的机械工艺——而且他在40年前买的玩具至今仍然没坏。

所以,他说,中国和非洲等那些不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现代化不是在一夜间,带着明显断裂痕迹的现代化,它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他喜欢上海的街道,尽管高楼林立,尽管已经毫不犹豫地跨进了压抑人的现代文明中,但是人与人之间还是有一种热情在,他说。

他相信中国不仅是过去的,现在的,而且是未来的。

你看,他指着采访他的对我说:中国的年轻人是那么活跃。

的确,这不再是写《战争》的时候,那个激烈地反抗现代文明的勒克莱齐奥了。

他做了很多他次做的事情:例如一个小时签出1200本书,例如参加一顿又一顿宴请……甚至站在南京西路波特曼附近的高楼下,小声咕哝说,我挺喜欢这些高楼的。

去南京前的一天,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下午去博物馆和外滩走走。

他和夫人说要去看看他们曾经住过的和平饭店,喝杯茶。

中午休息过后,他换了一身浅色的衣服——在他的理解中,似乎时髦和正式就意味着黑衬衫、黑西裤(鞋子不一定)。

外面是热烈的太阳和露出淡淡蓝色的天空,他戴了副墨镜,加上很高的身量,看上去有点像好莱坞明星。

走进已经面目全非的和平饭店,面对着说一口流利英语、态度不那么热忱却绝不会招致任何指责的服务生,他还是情不自禁地有些感叹。

不知道在5年,或者10年之后,我是否会再想起他,记忆中浮现出的,是浅蓝色衬衫,米色卡其布裤子,戴一副墨镜的他。

有浅浅的笑容,有一点疲惫,但是相信世界有未来,相信文字有未来。

(全文作者为勒克莱齐奥作品译者、华东师范大学法语系主任、青年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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