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知道,您是新中国首位赴苏联学习经济学的留学生,您是何时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参加工作的?

　　刘国光:新中国成立前夕直至去苏联留学前,我在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工作。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就是后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新中国成立后隶属新成立不久的中国科学院,改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研究所,随迁至北京,1953年更名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54年中国科学院搞学部委员制,专门成立哲学社会科学部,由学部来管理各研究所。

　　1951年,我被中国科学院选派到苏联莫斯科经济学院学习。当时,社会研究所的巫宝三是国内研究收入分配最权威的经济学家,他知道我被选派赴苏之事后,建议我选择国民经济平衡专业作为研究领域,这是苏联搞计划经济最重要的手段。回国以后,我在经济所曾担任学术秘书、国民经济平衡研究组副组长等职。

　　难忘四位学者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社科院的工作经历对您从事学术研究有哪些影响?在这些工作经历中,令您印象深刻的人和事有哪些?

　　刘国光:粉碎“四人帮”以后,迫切需要繁荣与发展哲学社会科学。1977年,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基础上,组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此后短短几年,成立了近20个研究所,发展很快,有如雨后春笋。1982年我从经济所调任院部领导职务,曾兼任经济所所长,主要负责经济片,直到1994年退职,改任社科院特邀顾问。可以说,我的大半辈子都在社科院工作。

　　在社科院,对我影响最大的要数孙冶方,事情很多,无法细述。孙冶方最大的特点是自己搞研究,也鼓励我们搞研究,他来经济所后,使得学术气氛非常活跃。早在1957年末,统计局请来苏联专家索波里,讲课内容正好是我所学的国民经济平衡问题,时任统计局副局长的孙冶方让我担任这个系列讲座的翻译和讲稿整理组的负责人。索波里的讲课很有针对性,对当时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和研究价值规律很有启发。1958年孙冶方到任后,让我担任学术秘书,协助他的工作;又从国家计委世界经济研究室调来杨坚白,从武汉大学调来董辅礽,筹备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研究组,杨坚白任组长,我和董辅礽任副组长。1958年末至1959年初,我陪同孙冶方访问苏联、捷克,历时两个月,广泛接触,回国后起草《访苏报告》。回国之后孙冶方就在经济所内组建了数量组,可以说这是中国计量经济学的摇篮。1960—1961年间,孙冶方组织研究人员撰写《社会主义经济论》,我们集中时间集中人员写作与讨论,我是主要起草者之一。孙冶方很欣赏我写的其中一章,认为是整部书稿中写得最好的。孙冶方的一系列学术活动,我都参加了。正因如此,在“文革”中,我们受到批判,孙冶方则遭受牢狱之灾。我很钦佩孙冶方坚持真理、不畏权威、敢于突破的精神,使我在做学问上深受感染。

　　另一位是薛暮桥,是我党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元老之一。作为统计局长,他一直关注经济所工作,促进理论研究结合实际,为实践活动提供强大的支持。1979年,他代表统计局和经济所的孙冶方一道主持在无锡召开的商品规律价值规律理论研讨会。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学术会议,对于推动经济理论创新的作用很大。这次会议我也参加了。改革开放以后的二十余年里,我与他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他对我的一些学术观点也很支持。1988年3月,在参加中共十三届二中全会期间,我作了“正视通货膨胀问题”的发言,反响强烈,反对的声音也很强烈,薛暮桥特来信赞同我的观点并予鼓励。同年11月,薛暮桥、我和吴敬琏一同应邀与中央领导同志见面,谈经济形势和物价问题,薛暮桥也反对通货膨胀政策,主张不要物价“闯关”。他作为经济学界老前辈,在这些方面给了我极大的精神支持与鼓舞。

　　再一位是于光远,1975年“文革”还没有结束,他到社科院经济所把我们“这一伙人”要去计委研究所继续研究工作。在当时条件下,那里的环境可谓得天独厚。正是在他的关怀下,我们得以先行恢复研究业务。对于这些事情我都感念不已。

　　还有一位是杨坚白。我们一起参加国家计委的调查研究工作,到辽宁、河南、山西调查,这些调研正逢“大跃进”之后三年恢复初期,感受很深,对我后来关于社会再生产和综合平衡的理论研究很有影响,在调查研究方法上有很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