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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林刚:我国宪法上的专政概念与平等原则

更新时间:2017-03-20 22:12:58
作者: 周林刚  
如果在那时,我们规定了这一条,包管革命根本就搞不起来。”[41]这个说明既表明了对敌斗争的非法律特征,同时也说明了这种斗争反过来要求人民自己在宪法上也不能拥有宪法基本权利。

   对照这个背景来看,一旦制定了五四宪法,引入了公民概念并规定了基本权利,事情就应当有所不同。邓小平在八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提到有人可能会对草案取消不同社会成分入党手续不同这一点存在疑问。对此,他解释说,这是因为:

   原有的社会成分的区别已经或正在失去原有的意义了。在第七次大会以前和以后的相当时期内,对于不同的社会成分规定不同的入党手续,是必要的,起了良好作用的。但是,在最近时期,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人和职员已经只是一个阶级内部的分工;苦力和雇农已经不存在了;贫农和中农现在都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他们之间的区别很快就只有历史的意义;革命士兵由于征兵制度的实行,已经不成为单一社会成分;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在政治上已经站在工人阶级方面,在家庭出身上也在迅速地改变着;城市贫民和自由职业者差不多已经失掉成为社会阶层的条件。每年都有大批的农民好学生变为工人,每年都有大批的工人、农民和他们的子弟变为职员和知识分子,每年都有大批的农民、学生、工人和职员变为革命士兵,又有大批的革命士兵变为农民、学生、工人和职员。把这些社会成分分为两类还有什么意义呢?而且即使要分,又怎么分得清呢?[42]这种解释透露出一个基本的意向,即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中,阶级区别将“失去原有的意义”,而成为同一个阶级“内部的分工”。“分工”则会由于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流动性成为相对的、彼此转化的事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从这段描述中,可以清晰地把握到一种关于人民均质化或同一化的认识;也就是说,因为客观经济基础的进步,使得设想一种人民普遍的“无产阶级化”成为可能。这是相当激进的思想。正是在同一份报告中,邓小平套用并改写了这句凝结了共产主义全部精神原则的格言:“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43]毛泽东和八大决议得出的政治结论在当时是一致的:“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正迅速消失”,[44]即使到了八届二中全会,他也说“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已基本得到解决”。[45]与这种乐观的、信心满满的情绪一致,毛泽东在对待阶级斗争的问题上采取了更温和、更稳健的方针,甚至更自由的姿态。就治理方式或民主集中制来说,他开始更强调民主的方面,强调下面的、地方的以及群众的积极性。

   这个共同的新起点似乎蕴涵五四宪法的公民原则和基本权利体系获得伸张的可能性,因为人民的均质化使公民原则不但成为一种政治法律的拟制,更成为政治法律上的基本原则。然而,事实上迎来的却是党内至整个国家政治法律生活之中剧烈的分歧和分裂。从法学的角度说,它表现为整个宪法秩序被搁置了。七五宪法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根本大法”[46]取代五四宪法,以“大民主”取代宪法上的民主机制,其前提是重新界定了需要克服的历史障碍,重新设定了专政的对象。这个重新界定的历史障碍不但阻断了公民原则和基本权利体系的伸张,甚至根本否定了五四宪法设定的权力体制。根据新的理论,在旧的敌人阶级被打倒之后,新的资产阶级在革命建设成就的土壤上又不断地产生出来了。产生新敌人的土壤在于小生产、商品生产和“资产阶级法权”不得不有限地存在这一客观历史条件,并有千百年来的“旧思想、旧习惯势力”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束缚”这些主观条件与之呼应。[47]我们这里无力考察这一社会理论的正确性。我们关心的是从中可能推得的后果。如果商品生产和小生产这种社会的自发性正是新资产阶级的“温床”,那么,这似乎意味着对社会自发性的监督,以及对身处此种自发性之中的任何人的监护关系,应该被提升到首要的日程上来。1957年之后的历次运动特别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表明,问题在于人民的历史性塑造,这在“文革”中以极端的形式,即“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新人”原则中登峰造极。但充满悖谬意味的是,群众运动或者“大民主”的新政治,是以对群众自发性的极端信任为前提的。可以说,这些运动诉诸的理念是群众的自我运动,所要发现的新政治则是人民的自我治理。所谓“踢开党委闹革命”,无他,自我运动和自我治理而己。

   后“文革”时代与我们的论题相关的两个最重大的政治决断,是对上述矛盾两个方面的重新评估。对于第一个方面,邓小平1979年在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明确表示:“我们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48]改革开放如果没有这一思想和政治前提,是不可能展开的。针对第二个方面,1980年第二次修正1978年宪法时删除了“大民主”条款。作为其背景,我们同样应该提到邓小平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其中说道:

   决不能把天安门广场那个群众运动看成为与党的领导无关的像五四运动那样纯粹自发的运动。事实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林彪、“四人帮”踢开党委闹革命,闹出一场什么“革命”,大家都很清楚。今天如果踢开党委闹民主,会闹出一场什么“民主”,难道不同样清楚吗?[49]可以说,这种对“战争状态”的恐惧对1978年以来的政法秩序具有奠基意义,其影响之深远几乎使得专政概念中的历史维度被普遍忽略了。专政的问题似乎逐渐转变成了一般的政治学问题,很长时间以来支配了中国政法理论论争的左的和右的立场:都不约而同地把论题限缩成有关威权国家的臧否问题。论者们似乎都认定,专政理论背后的时间承诺已经变得空洞,不再有效,从而把在列宁主义中历史化了的例外状态(“过渡时期”),看成是在要求某种独特的权力结构或治理模式,并以此为出发点彼此争执不休。这不但造成纵向历史意义的时代断裂,也因为抽去了内在的基础而造成横向空间意义的精神分裂。

   如果从宪法的角度去看,上述两对历史一政治判断对于“专政”论题的含义,或许会显得更加清晰。七五宪法(包括七八宪法)把专政的时间设定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而在这“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公民都有基本义务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是说,在全部的旧历史终结从而进入前所未有的大同社会之前,人民都与专政的领导者存在区别,都未能历史性地进化到列宁奉为理想原型的公社治理,未能实现从“为了人民”到“通过人民”的转换,未能实现先锋队同人民的同一。就此而言,七五宪法的政治假设不是把人民的自发性和不成熟状态当作临时的障碍,反倒是将其常规化了;[50]与此同时,也就把神圣时间和世俗时间混同了,造成了某种意义上常规化或日常化的弥赛亚主义这种充满悖论的事物。[51]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八二宪法明确把自己的时间设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非“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这样它也就假设了更成熟、更完善的社会主义阶段,只不过对那种阶段的问题未置一词。因此,这个有限时期的专政便向一个新时期开放着,有待历史的解答。但对这个初级阶段,该宪法是把“四项基本原则”提到根本法的位置的。因此,就像陈端洪先生所说的那样,现行宪法上的“人民”是一个复合结构,即“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52]一言以蔽之,现行宪法对两部“左”的宪法拨乱反正,就在于把以人民的不成熟为核心的历史障碍,限定为有限的和“初级”的;从而把专政概念的有限性和时间性恢复为世俗的和具体的,并把这种具体的世俗时间[53]表达为“改革开放”这一动态生成的政法原则。

   在有关专政的这一时间问题上,八二宪法并不是一开始就具有如此丰满的意蕴的。只是通过不断的修正,它才逐渐显露出自己的历史意义。[54]虽然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在七八宪法就采用了,但何时成为一种模式,则非八二宪法莫属。它也因此更新了专政之不受法律约束的方式。五四宪法是被整体搁置进而被以全面修订的方式废弃的。七五宪法之取代五四宪法,以整个社会政治生活和全体人民从宪法这个身体中脱出的方式展开,它自身也同样陷入了“全面修订”的漩涡而迅速被七八宪法废弃。不过问题并不出在是全面的修订还是局部的修订,而是在于:在社会主义宪法传统的初始阶段,为了达成更好的宪法秩序,专政采取搁置甚至践踏整个既有宪法的方式;这假设了宪法本身无法作为宪法生成的中介,也无法作为人民进行历史性学习的机制。八二宪法的宪法修正案模式与此不同。虽然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很大程度上以专政领导者事先作出的政治决断为前提,以所谓的“良性违宪”的政策为先导,但是这种大体来说具有先“试点”后“推广”的改革模式,毕竟把宪法纳入了自己的学习过程之中。“立法的试行模式”在这个意义上,乃是宪法作为宪法自己的学习中介这一点的投影。

   至此,我们的考察到达了专政概念在实质方面所取得的最重大进展。我们把专政概念的实质方面理解为人民的政治成熟过程。而以“良性违宪”为发动机制的宪法修正模式,实质上是人民在宪法秩序之中学习的模式。由于在理论上,“良性违宪”的改革方式并不是必然和必须的,执政党关于全面依法治国以及依宪执政的最新主张,就为现行宪法通向宪法全面地作为人民在宪法秩序之中学习,从而克服“良性违宪”的道路做好了准备。术语学上“依法专政”的悖论只有在这个实质方面的发展方向上,才能得以化解。

  

四、从平等原则的发展看专政的概念

   专政从革命暴力的阶段,中经总体性的宪法搁置和宪法废弃,发展到把自身的发展纳入宪法秩序的阶段。虽然人民的历史性塑造或者人民的政治成熟问题没有获得直接的回答,但我们的宪法史解释所发现的学习性质的宪法,恰好构成回答这道历史课题的“算法”。在这一点上,反思宪法上平等原则的发展,能够便于我们对问题获得进一步的理解。

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公民平等原则是在五四宪法中引入的,因为只是到了五四宪法才引入了“公民”概念。在《共同纲领》中虽然没有一般性地表述平等原则,但它强调了“人民”内部的各项具体平等权利。与之相对,有一部分人尽管也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但事先被剥夺了平等的政治法律身份。[55]因此,《共同纲领》时代的平等对应于敌友区分的框架,是较为严格的人民内部的平等,而不包括敌人。也就是说,这里如果有所谓平等的问题,那么无论立法平等或法律适用平等,都是人民内部的平等。七五、七八宪法在这个问题上,与《共同纲领》有某种连续性。这两部宪法都没有一般性的公民平等原则,尽管它们继承了五四宪法的“公民”术语。相反,它们却明确地在总纲中规定了特殊的政治一法律资格的剥夺。七五宪法第14条第2款规定:“国家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地主、富农、反动资本家和其他坏分子的政治权利,同时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守法的自食其力的公民。”七八宪法第18条第2款规定:“国家依照法律剥夺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富农、反动资本家的政治权利,同时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守法的自食其力的公民。”这两个法条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依照法律剥夺”。这不免让人想到后来的“依法专政”。但两者是极为不同的。“依照法律剥夺”在这里指向的是某种社会身份:“地主、富农、反动资本家”。他们虽与“其他坏分子”并提,却首先是因为各自客观的社会身份,而不是因为具体的行为而被辨别出来的。七八宪法把对象限定为“没有改造好的”,强调了自己与上一部宪法之间的历史延续性,但它也因此把自己建立在七五宪法以身份为基础事先拣选出改造对象这一政治决断基础上。在这个意义上,“依照法律”并不包含平等适用法律的内涵,因为这些法律仅仅适用于全体公民中事先被区别开来的一部分人。也就是说,如果七五或七八宪法上也有平等原则的问题,那么它们的平等原则—无论是立法平等还是法律适用平等—都被敌我框架限制而局限于人民内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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