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来到了中央苏区，来到了中央红军，并把它的触角伸向各个革命根据地。
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召开会议，“左”倾冒险主义者认为要坚决地攻打大城市，攻击毛泽东“消极怠工”，“不尊重”他们的领导，犯有“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错误。毛泽东在会上同“左”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于是被撤销了他所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军事职务，调他“专做政府工作”，实际上是剥夺了他的军权。
1933年1月，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政策，使我白区工作丧失几乎百分之百，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也不得不从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瑞金，这就使执行王明路线的临时中央，形成了对中央苏区工作的更加直接的领导。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了一味的不抵抗政策，致使日本侵略者肆无忌惮地占领了我国东北三省，并于1932年建立了日本操纵下的伪“满州国”。日本军队对中国东北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疯狂“讨伐”抗日组织和抗日力量，杀害无辜平民，使我国东北人民沦于水深火热的悲惨境地。1933年1月，日军继续扩大侵略，强行武装占领了我华北要冲山海关，大肆屠杀中国军民，并把侵略矛头直指我热河省。3月初，日军攻占热河省会承德，同时进抵长城各口，已经摆开大举进犯我中原之势。
在这国难当头、强虏压境之形势下，蒋介石竟然不顾全国各界民众的强烈反对，从1932年7月至1933年3月，调集了八十一个师、二十九个旅另三十九个团，共六十五万兵力，对红军发动了第四次“围剿”。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自任“剿匪总部总司令”，兼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
1932年6月至10月，蒋介石首先调集十万兵力，向湘鄂西洪湖和湘鄂赣三个革命根据地进攻，我各根据地均受到了重大损失，红军被迫撤离和转移。在这种形势下，由于张国焘等的“左”倾错误，使红四方面军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主力两万余人退出鄂豫皖苏区，转至川北。由此，红军对武汉所构成的威胁基本解除。
1933年2月至3月，蒋介石气焰嚣张地出动五十万兵力，向我中央苏区发动进攻。此时，毛泽东已被排挤离开了红军，周恩来、朱德抵制了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左”的干扰，坚持了正确的战略战术，经过黄陂、草台岗等战斗，巧计歼敌，粉碎了敌人第四次“围剿”，共全歼敌人第一纵队的三个师，生俘敌二十五师师长李明和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缴枪万余，俘敌万余。
红军的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是取得了“空前光荣伟大胜利”，而蒋介石则在致陈诚书信中哀叹为“有生以来的隐痛！”
经过第四次反“围剿”的战争，中央苏区扩大到地跨湘赣闽粤四省，并和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中央红军发展到十万人，全国红军三十万人，全国共有中共党员三十万人。
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是由于红军采取了机动灵活、正确得当的战略战术，也是由于中央苏区在建立红色革命政权的同时，开展了土地革命，毛泽东等实行了正确的土地政策，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各阶层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革命积极性都空前高涨，在人民群众的支持和配合下，革命根据地一天天巩固，红军一天天壮大，红军的战斗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但是，天下从来没有天生成就的大道坦途。有真理就有谬误，二者就像正数和负数般的不可分割。真理，也只有在与谬误的较量中，方可显示其不朽的光辉。历史的发展总是曲折的，总是有许许多多的跌荡起伏。有时真理占据主导，而有时，则是谬误占据主导。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入中央苏区后，以博古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一些人，反对毛泽东等在苏区所施行的政策，他们不但将毛泽东排斥出对红军的领导，而且对于其他抵制“左”的政策的同志大加排挤和打击，他们还派出代表到各苏区，开展所谓的“反右倾”斗争和“改造各级党的领导”，大行宗派主义。
1933年2月，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由于不赞成“左”倾错误政策，提出“党在闽西上杭、永定等边区的条件比较困难，党的政策应当不同于根据地的巩固地区”等建议，被“左”倾领导者斥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对革命悲观失望的错误，即所谓的“罗明路线”，并受到撤职处分等种种打击。
3月，中共临时中央的斗争矛头指向了江西。
3月12日，中共江西省委给赣南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发出指示信，指责会、寻、安党和团组织犯有“与罗明路线及单纯防御路线相同的机会主义”。
这个事情的起因是“寻乌事件”。
1932年，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广东军阀向我苏区南部步步紧逼，地处苏区边缘地区的会昌中心县委，在敌强我弱的极端困难的斗争环境中，领导三县群众坚壁清野，以灵活的游击战术粉碎敌人的进攻。但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却片面地强调扩大中央红军，把会、寻、安三县的一部分地方武装编入正规红军，大大削弱了苏区南部边缘地区的地方武装力量，而后，又命令守卫在苏区南部前线的红军独立三师离开筠门岭一带，开往北线，这样，在中央苏区的南大门，就只剩下少数地方武装力量，进一步造成了苏区南部的兵力空虚。1932年11月，敌军大举进攻，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地处最南端，位于赣粤闽交界处的寻乌县城失守，被广东军阀占领。
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人抓住这个“寻乌事件”，诬诌会昌中心县委“在敌人进攻面前惊惶失措，准备逃跑退却”，执行的是“单纯防御路线”。
从这里开始，拉开了会寻安反对“江西罗明路线”的序幕。
“寻乌事件”仅是一个由头。这场斗争实际上是“左”倾政策和反对“左”倾政策的一场斗争的结果，是王明“左”倾领导向持有不同意见的党内同志实行宗派主义打击的一个战略部署。
1931年11月中央苏区党的一大前后和1932年苏区中央政治局宁都会议上，批判了毛泽东的“富农战线”并排斥了毛泽东在红军的领导，但是，广大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党员和干部不赞成王明的“左”倾政策，并对它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在福建，就是罗明，而在中央苏区，则以邓小平等为代表。
会昌县的《中国共产党会昌中心县委史稿》中这样记载着：
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会昌中心县委从它成立开始，就坚决拥护毛泽东提出的正确主张，反对和抵制王明的“左”倾错误。他们根据边缘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使会寻安三县的革命斗争形势大有改观，在一段时期内比较稳定。在具体作法上，他们主要采取了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粉碎敌人“围剿”的作战方针问题上，面对强大敌人的进攻，不硬拼，不搞“堡垒对堡垒”和“拼消耗”。邓小平质问坚持“左”倾错误的人：这样的堡垒对堡垒、工事对工事、壕沟对壕沟、公路对公路，这种打法能行吗？而仍然坚持过去几次反“围剿”的打法，采用游击战和游击性的运动战，把敌人引到群众条件好的苏区来消灭。不同意向中心城市交通要道发展苏维埃，而主张向敌人力量弱的地方发展，巩固农村根据地，积蓄力量和敌人作长期斗争。
第二，在扩大革命武装的问题上，他们认为群众武装、地方部队和中央红军都应不断发展，并应注意质量，反对用削弱地方部队与群众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中央红军和不顾质量单求数量地要求“武装一切工农群众”的作法。他们认为，与其这样，“不如扩大地方武装”。
第三，在经济政策问题上，他们不同意“动员一切经济力量为了战争”的口号，认为苏区地瘠民贫，加上连年作战，“群众负担太重”，反对大量推销公债的作法，并主张主力红军要把打土豪筹款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
第四，在土地问题上，他们坚决执行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正确政策，反对“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主张。
在一系列问题上，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会昌中心县委，认真贯彻了毛泽东所主张的，也完全适应当时边缘地区特点的正确路线，在理论上和实际工作中坚决抵制了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力图减轻这一错误给党造成的损失，这就成为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左”倾政策的严重障碍。
以上关于会昌中心县委抵制“左”倾政策的这一段的记载，说明了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会昌中心县委，是如何对王明“左”倾错误进行抵制和斗争的。
如果说，在红七军的时候，父亲虽心存异议，但还被动地去执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话，那么，这一次，在中央苏区，他则是毫不犹豫地、旗帜鲜明地对“左”倾错误身先士卒地进行抵制和斗争。
红七军的遭遇，党的事业和革命事业所遭受到的损失，使得像父亲这样的一大批共产党人对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有了十分清醒的认识，王明的教条主义的大帽子和宗派主义的逼人气势，并没有吓倒他们，他们开始斗争，自觉地进行斗争了。
在这场反对“左”倾政策的斗争中，站在前锋的，除了邓小平，还有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人。
毛泽覃，乃毛泽东的弟弟，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长沙地团委、黄埔军校、中共广东区委工作，从1927年开始在赣西南井冈山、宁冈等地担任领导工作，参加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任永丰、吉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
谢唯俊，湖南耒阳人，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工会和农会工作，参与领导耒阳的肥田暴动，1928年到井冈山后在红军工作，后曾任中共赣东特委书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1932年时任江西第二军分区司令兼红军独立五师师长。
古柏，江西寻乌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广州起义，后从事农运工作，任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寻乌苏维埃主席、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1931年任江西省苏维埃裁判部长兼内务部长、江西省党团书记等职。
他们三人都是坚决抵制“左”倾政策，因而，与邓小平一道，受到了王明宗派主义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
一场批判“邓、毛、谢、古”的斗争就这样紧锣密鼓地开场了。
1933年2月，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以反对“罗明路线”为题，点了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人的名，说他们是：“江西罗明路线”的“领袖”。
在另一篇《什么是进攻路线》的署名文章中，点名批判会昌中心县委犯了“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指责“永吉泰与会寻安长期陷在纯粹防御的泥坑口”，提出要“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动摇，反对机会主义逃跑和纯粹防御的路线，反对对于这些路线的调和”。
“左”倾领导人，责成江西省委一再向这四人工作的地区和单位发出指示，反复发动基层干部和党员，开展对于邓、毛、谢、古进行直接的批判和斗争。
3月12日，中共江西省委又根据中央局的意图，向江西苏区全党公布了有关会寻安的指示文件，指责邓小平领导的会昌中心县委在敌人大举进攻时，“仓皇失措”、“退却逃跑”，犯了“单纯防御的错误”，“是与罗明路线同一来源”的“机会主义”。
3月下旬，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被派到万泰、公略、永丰解决有关问题。
3月底，在筠门岭召开了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由中央局代表洛甫（张闻天）主持会议并作了政治报告和结论。3月31日，会议通过了《会寻安三县党积极分子会议决议》，对邓小平实行了围攻，决定“加强和部分地改造中心县委和会寻安县委之常委”，“召集各级代表以及三县党各级领导保障三县工作的彻底转变，在中央局领导之下开展这一反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使这一斗争深入到支部中去”。会后，邓小平被调离会昌中心县委，撤销其中心县委书记的职务，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
1933年4月，“左”倾宗派主义继续对邓、毛、谢、古四人不断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责令他们作出“申明”和“检查”。邓小平等四人并没有屈服，在原则问题上未作丝毫让步，旗帜鲜明地与“左”倾宗派主义者进行斗争。他们两次写出声明书，在声明书中陈述了自己所坚持的观点和作法，并把强加于他们头上的污蔑、攻击和不实之辞顶了回去。他们毫不妥协的立场，更加触怒了“左”的领导，他们以更加凶猛之势向邓、毛、谢、古发起了大规模的围攻。
5月5日，在临时中央和中央局派员主持的江西省委工作总结会议上，江西省委通过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对他们作了组织处理，部分或全部地撤销了他们的职务，还当众缴了他们的枪，责成他们去基层改造，进一步“申明”和“揭发”自己的错误，作出新的检查，“再不容许有任何的掩藏”。
邓小平被撤销了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给予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毛泽覃被撤销军内职务；谢唯俊被处分调离工作；古柏被撤销职务并给予“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
这次人为制造的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不仅打击和斗争了邓、毛、谢、古四人，而且在“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深入到下层去，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去”的口号下，从上到下，把坚持正确意见的省、县直至支部的各级干部打成“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不仅在会寻安、永吉泰搞得乌烟瘴气，而且中央苏区的其他地区也不得安宁，宜乐崇中心县委书记胡嘉宾、宁广石中心县委书记余泽鸿等都受到了打击。各地还撤换了大批干部，造成党内人心惶惶。在会寻安三县，宗派主义者们一边排挤掉反对“左”倾政策的人，一边轻率地提拔了一批新的各级领导干部，而这些人，由于只能执行“左”的政策而谨小慎微地工作，致使苏区南部形势日趋严重，敌人步步深入，直接威胁中央苏区的南大门，筠门岭，给根据地的工作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邓、毛、谢、古虽然受到批判、斗争，乃至撤职与处分，但他们都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都是久经锤炼的革命者，他们最终也没有屈服，而是始终坚持正确主张，始终坚持真理，甚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忍辱负重，继续坚定地履行他们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所应尽的义务，继续在革命斗争崎岖而又艰难的道路上奋进，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有人会问，为什么，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他们没有向谬误低头？为什么他们没有因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而意气用事？为什么他们不因此而离开革命队伍？
这就是因为，他们是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具有坚定的信念。他们相信，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虽然有时会遇到曲折。他们相信，他们的党始终是伟大的，尽管有时会为谬误所误导。他们相信，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是前途光明的，虽然途中多有险阻。他们是真正的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真正的革命者。
毛泽覃，在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开始向湘西转移并开始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央苏区分局委员和红军独立师师长。1935年初，率独立师一部前往福建长汀，任闽赣边界军区司令部领导成员。1935年4月率领游击队进军时，在江西瑞金红林山区英勇牺牲，时年三十岁。
谢唯俊，在受到“左”的打击后，曾任巡视员，做过筹粮和扩大红军的工作，在逆境中忍辱负重，努力工作，任劳任怨。1934年参加长征。1935年遵义会议后，曾任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秘书，到达陕北后任中共三边特委书记。在率领部队向保安挺进时，途遇土匪袭击，在激战中壮烈牺牲，时年二十七岁。
古柏，受到“左”的批判后，曾作过筹粮工作，1934年长征开始后，留任闽粤赣红军游击纵队司令，1935年春夏之交率部到达广东龙川，由于叛徒告密，被反动民团包围，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二十九岁。
他们三人都是十几岁参加革命，二十多岁经历了“左”倾错误的打击，不到三十岁便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岁，都是多么好的青春时光啊！谁不珍惜青春，谁不热爱生命？而他们，为了革命，则义无反顾地全部奉献了。
现在的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岁的青年们，你们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是在校园内努力学习？是已走上工作岗位勤奋工作？还是终日闲散碌碌无为？遇见社会上和个人生活中的不如意事，你是意志坚定，信念明确，胸襟宽阔，勇于克服？还是是非不明，刚愎自用，或者意气消沉，牢骚满腹？
面对那些与你们有着同样的青春年华，而又经历过与你们大相径庭的生活道路的革命先烈们，你们是否应该悟出一点什么人生的哲理？是否更应该学习一点做人的准则和气概呢？
是啊，在任何一个人的人生道路上，挫折和困难总是难免的。有的人在挫折面前畏惧了，有的人在困难面前怯步了。而对于革命者来说，对于作为一个革命者的邓小平来说，在其漫长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革命生涯中，困难和挫折，早已成为寻常之事，而每当他战胜和克服了这些挫折和困难之后，他便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二千多年前，春秋时期著名思想家老子就曾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就是说，祸福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甚至是可以转化的。一件事情的发生，究竟是祸是福，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这是因人而异，也会因时而异。
在中央苏区遭受“左”倾错误打击的这次事件，当时的确使父亲在政治上蒙受了相当沉重的负担，但是，在四十年后，这个在三十年代发生的事件，却成为决定父亲政治生命的相当重要的因素之一，而且是好的因素，积极的因素。
事情是这样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1967年，邓小平被当做“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被打倒。1971年，被毛泽东指定为接班人的林彪妄图早日篡权，阴谋谋害毛泽东未遂事泄，在逃跑时因飞机坠毁而自我灭亡。1972年，邓小平在他正在被软禁的江西听到了林彪罪行始末的传达。他十分激动，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叙述了对于林彪事件的自我看法。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这封信作了批示：
“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捱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
七二年八月十四日”
这是毛泽东的批示，在当时就是神圣的最高指示。
从这个批示开始，父亲遭受彻底批判的政治命运开始得到了转机，并终于于1973年3月回到了北京，重新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协助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1975年，父亲再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此后，他开始逆当时的“左”的疯狂的潮流而动，开始了对于全国各个领域的全面的整顿。
父亲在第二次倒台后之所以能受到毛泽东的起用，除了在毛泽东的批示中所谈到的和毛泽东认为邓小平“人材难得”等因素以外，三十年代的“邓、毛、谢、古”事件，的确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这是因为，邓小平当时挨整的原因，就是邓小平当时执行的是毛泽东所主张的政策和作法，也就是“毛派的头子”。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这是毛泽东的一句名言。
三十年代的这一场斗争，把邓小平划进了毛泽东这一派里面。
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是记得的，而且记了整整四十年。
这，是当时挨整的邓小平连想也没有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