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一直都不太喜欢写总结，“挂一漏万”，仿佛许多的日子只剩下几个明亮的瞬间，照见几本书、几个人、几件事，其余的便都沉没在时间的暗河里渐渐模糊，寂寂无声。但既然是回顾，最偷懒的方法便是将这几个明亮的瞬间按时间顺序排列，仿佛幕拉开，舞台的灯光次第亮起：旧的人物还没退场，新的故事已经开锣，比小说还狗血的人生，并不是所有的戏都有happy ending。

“你们无法得到我的恨”

安东尼·莱里斯

时间得先拨回到2015年11月13日。

那晚，巴黎遭遇了史无前例的系列恐怖袭击，130人罹难，413人受伤住院，7个事发地点：21点20分，法兰西体育场附近第一次爆炸；21点25分，比夏街枪击；21点29分，共和国大街枪击；21点30分，法兰西体育场附近第二次爆炸；21点38分，夏尔诺街枪击；21点43分，伏尔泰街253号爆炸；21点49分，巴塔克兰剧院枪击，接着爆炸；21点53分，法兰西体育场附近第三次爆炸；22点，博马歇街枪击。

法兰西体育场附近爆炸发生时，法国总统奥朗德正在观看法国队和德国队激烈的足球比赛。爆炸发生后，总统紧急撤离，在内政部召开紧急会议。而几乎与此同时，巴塔克兰（Le Bataclan）剧院发生了人质劫持事件，两名身穿黑衣的恐怖分子冲进剧场，高喊“为了叙利亚”，手持AK-47开始扫射，持续了10到15分钟，整个剧场被“血洗”，115名人质遇害，最年轻的17岁，最年迈的68岁。

恐怖袭击发生后，法国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关闭了所有边境口岸，为应对本次恐怖袭击，巴黎警方要求所有市民待在家中，不要外出。媒体称，这是法国自1944年以来首次实行宵禁。但连番遭遇恐怖袭击并未磨灭法国民众的勇气，巴黎人纷纷响应在推特上发起的“开门”运动，勇敢地打开家门，迎接滞留在街头的陌生人。14日，前夜恐怖袭击留下的每一个弹孔都被人们插上了红玫瑰。花朵封住弹孔，却遮不住曾经的枪痕。16日，Facebook上出现了一段以“你们无法得到我的恨”为标题的文字：

星期五晚上，你们偷走了一条出色的生命，我的生命之爱，我儿子的妈妈，但你们无法得到我的恨。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你们是谁，你们是已死的灵魂。如果你们为之盲目杀戮的那个上帝存在的话，我妻子身体里的每颗子弹该是他心中的一道伤口。

可是，我不会以仇恨来满足你们。这正是你们想要得到的，但是，以愤怒回应仇恨，就是向同样造就了今日之你们的愚昧认输。你们想要我害怕，想要我以怀疑之眼看待我的同胞们，想要我为安全而牺牲自由。你们输了。你们的这个对手还在继续……

这段悲恸又铿锵的文字在不到24小时里被8万名网友分享，作者是35岁的安东尼·莱里斯，电台文化记者，在巴塔克兰剧场的恐怖袭击中，他失去了爱妻海莲娜，剧组化妆师，一个刚满17个月的孩子的母亲。“从远处旁观事物时，人们总觉得那些从困厄中幸存下来的人是英雄。我知道我并不是英雄。命运降临到我头上，就是这么回事。”他不想成为法国人心目中的勇士，他希望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可以有懦弱的权力，无能为力的权力、平庸的权力……静静地抚养儿子，陪着他一起忧伤，也一起欢笑的权力。2016年1月30日，他上传了一张没有任何文字说明的自拍照后，再没有更新自己的Facebook。4月，他带着处女作《你们无法得到我的恨》回到大众视野，这本日记体的小书记录了他和儿子梅尔维尔这段日子的生活。命运最终让他成为作家，却是以他最不情愿、最意想不到的方式，他的第一本书成了一个历史——他个人的历史，也是时代的历史，笔是他的武器，而爱是希望、是延续，“我们只有两个人，我儿子和我，他刚满17个月……这个小男孩将以他的幸福和自由羞辱你们。因为，你们同样无法得到他的恨”。

法国的鲁滨逊和阿尔巴尼亚的山鹰

2016年1月1日，法国大作家米歇尔·图尼埃和阿尔巴尼亚大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同获法国荣誉军团司令勋章。而半个月后的1月18日，图尼埃在他居住超过50年的小镇舒瓦瑟尔的家中去世，当消息传开，贝尔纳·毕沃在Twitter上发消息：从明天开始，当别人问我“谁是法国在世的最伟大的作家？”我再也不能回答“米歇尔·图尼埃”。

图尼埃1924年12月19日出生在巴黎一个谙熟德语和德国文化的知识分子家庭，从小酷爱哲学和文学。在巴斯德中学，他和罗杰·尼米埃在一个班上学哲学，当时给他们上课的是莫里斯·德·冈迪拉克。之后报考巴黎高师失利，他在索邦大学获得哲学学士学位，于1945-1949年到德国蒂宾根大学继续攻读哲学，结识了吉尔·德勒兹。从某种意义上说，图尼埃的教育、阅读和朋友圈决定了他日后的创作路子。

虽说图尼埃出道晚，作品数量不算多（9部小说，几本短篇故事集），但他一出手就不凡。1967年伽利玛出版社推出他的处女作《礼拜五或太平洋上的灵薄狱》，这本逆写笛福《鲁宾逊漂流记》的作品一举夺得当年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鲁滨逊和礼拜五作为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身份被翻转。和笛福的主人公相反，鲁滨逊放弃了改造荒岛的野心，开始欣赏荒岛的原始之美，故事最后，礼拜五选择离开荒岛，而鲁滨逊则决定留下。在1971年青少年版的《礼拜五或原始生活》中，这种回归自然的倾向愈发明显。在1978年短篇小说集《松鸡》中，图尼埃还构思了另一种尾声“鲁滨逊·克鲁索的结局”：在海上失踪了22年后，鲁滨逊“蓬首垢面、胡子拉碴、野里野气”地回到了家乡，还带回了一个黑人。他做生意赚了钱，娶了年轻漂亮的太太，回到了生活正常的轨道，但一年年过去，“确实有一种什么东西在内部暗暗腐蚀着鲁滨逊的家庭生活”。首先是礼拜五开始酗酒闹事，之后搞大了两个姑娘的肚子，最后被大家以为他偷了邻居家的钱财跑路了。鲁滨逊认定礼拜五回荒岛了，而他也越来越怀念那段青枝绿叶、鸟鸣啁啾、虽然不见人烟却阳光灿烂的日子。他租了一条帆船出海去找他的乐土，但乐土仿佛被海水吞噬了，再也找寻不到。一个老舵手说，荒岛一直都在，只是它变了，变得鲁滨逊不认识它了，而鲁滨逊也老了，老得连他的荒岛也不认识他了。这个故事的寓意或许在于：离开大陆，你可能会被文明抛弃；离开荒岛，你可能会被自然抛弃。在两难中，是双重的弃绝，是现代人精神无处栖居的虚无缥缈境。

1970年图尼埃出版的第二本小说《桤木王》是以二战为背景的警世小说，讲述了汽车修理库老板阿贝尔·迪弗热一段带着宿命诡异色彩的经历：他在二战中应征入伍，嗜血的魔鬼本性得以淋漓发挥，这种魔力使他最后成为纳粹政训学校卡尔腾堡的“吃人魔鬼”。小说以史无前例的全票通过摘得龚古尔奖，两年后，图尼埃自己也进了龚古尔学院，成了该奖的评委，一直到2009年退出。图尼埃此后的作品《流星》《皮埃尔或夜的秘密》《吉尔和贞德》《金滴》《七故事》等多数也都或多或少带着重（改）写的痕迹：《圣经》故事（摩西、三王）、贞德、蓝胡子、小拇指……自称“哲学走私贩子”的图尼埃最擅长的，就是在小说和故事中“变卖”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和康德的哲学思想，用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做蓝本，通过新的演绎（常常是颠覆性的），让它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熟悉的故事于是有了陌生的距离，这个距离让我们重新看到镜子中或扭曲变形或真实还原的历史，还有自己。没做成哲学教授的小说家一辈子都在用“新寓言”的方式去思索存在和虚无：“我们越往时间迈进，过去将离我们越近。”

伊斯梅尔·卡达莱是阿尔巴尼亚当代最著名的作家和诗人，1936年出生于阿尔巴尼亚南部山城吉诺卡斯特，1954年以诗集《青春的热忱》初登文坛，随后转向小说创作，作品迄今已在40多个国家出版。代表作有《亡军的将领》《破碎的四月》《梦幻宫殿》《金字塔》《雨鼓》等，评论家称赞他的作品“其诗意的散文和叙事的灵巧，堪称炉火纯青”。曾荣获多个知名国际文学奖项，包括2005年布克国际文学奖、2009年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以及2015年以色列耶路撒冷文学奖等。

1990年10月，因阿尔巴尼亚政局动荡非常，卡达莱不得不寻求法国政府的政治庇护，移居巴黎，并很快开始用法语写作。卡达莱一生都积极投身政治：他18岁出版诗集《青春的热忱》，27岁发表长诗《群山为何沉思》成为阿尔巴尼亚首席诗人、当选劳动党中央委员的卡达莱，“秋天的夜晚来了，/共产党员们向四处分散；/平原进入梦乡，/躺在山脚下边……”（《山鹰在高高飞翔》郑恩波译）歌颂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歌颂人民，歌颂社会主义的卡达莱；也是往历史幽微处挖掘，用文字的尖刀刺向集权独裁统治的小说家卡达莱；还是为了继续自由写作，拒绝参加阿尔巴尼亚总统选举的卡达莱。布克国际文学奖评委会主席约翰·凯里称：“伊斯梅尔·卡达莱描绘出了完整的文化——包括它的历史，它的热情，它的传说，它的政治以及它的灾难。他继承了荷马史诗的叙事传统，是一位世界性的作家。”他常被拿来和卡夫卡、奥威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昆德拉相提并论，近十几年来也一直长居英国立博博彩公司诺奖赔率榜前二十，但陪跑的次数太多，得或者不得似乎都不再有太多悬念。

他传vs自撰，一切小说皆自传

福雷斯特是那种对写作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的典型的学者型作家。从1996年开始，他的创作就有两条清晰的序列，一条是从自我出发写了一系列自传/撰体小说：《永恒的孩子》《纸上的精灵》《然而》《新爱》《云的世纪》《薛定谔之猫》，另一条是从他人出发写了一系列传记：夏目漱石、荒木经惟、大江健三郎、乔伊斯、兰波、阿拉贡（1897-1982）……他很清楚虚构和非虚构交界的模糊地带，小说和真实宛若镜花水月的互相投射，文学成了生活的一个注释，或者恰恰相反，生活成了文学最好的蓝本。

《阿拉贡》（Aragon）是福雷斯特应伽利玛出版社之邀写的，他在接受《人道报》的记者采访时说他的传记和之前皮埃尔·戴克斯（Pierre Daix）和皮埃尔·朱甘（Pierre Juquin）写的传记的最大区别在于他是一个作家写另一个作家的传记，而戴克斯更多是从记者和历史学家的视角切入，而朱甘更多是从政客和共产党员的视角。戴克斯和朱甘都认识阿拉贡，而福雷斯特不认识，他只是在人群中远远瞥见过大师的风采，那是1980年代，法国共产党组织了反对在欧洲大陆部署导弹的游行，阿拉贡被簇拥着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我被他既传奇又浪漫的风度惊到了。他戴着大帽子，披着大斗篷。他显赫的名声让当时还是青年的我心生景仰。他去世那年我20岁。”

但给阿拉贡写传记绝非易事。阿拉贡早年是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旗手，和布勒东、苏波一起创办《文学》杂志，发表《欢乐之火》《永动集》和《巴黎的乡巴佬》；之后加入法国共产党，四次访苏，转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表《乌拉尔万岁》《红色阵线》《真实的世界》，参与创办法共的《今晚》报；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是英勇无畏的抵抗斗士，不知疲倦地奔赴苏联、英国、西班牙、美国，《断肠集》《法兰西晨号》《法国人的屈辱与伟大》都写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战后他是复刊后《今晚》报的主编，当选法共中央委员，出版多卷本长篇小说《共产党人》；晚年创作的《受难周》《处死》《戏剧/小说》又文风一变……

而他谜一样的人生更是跌宕起伏、扑朔迷离。先是他的出生，他是私生子，当初议员父亲引诱了年仅17岁的母亲委身于他，为了掩人耳目，又逼着母亲把儿子当亲弟弟带大，直到一战爆发，阿拉贡马上要奔赴战场，才知道原来姐姐竟然就是自己的母亲。1928年11月，他在巴黎蒙帕纳斯一家咖啡馆里结识了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和他的女友艾尔莎，法国诗人撬了苏联诗人的女友，几个月后艾尔莎成了阿拉贡的妻子，他给她写了一堆情诗，《艾尔莎的眼睛》《艾尔莎》《艾尔莎的热恋人》《自由属于艾尔莎的巴黎》……当艾尔莎去世，他们爱情的神话还没有完全褪去颜色，晚年的阿拉贡又闹出同性恋的绯闻且毫不避讳。

在福雷斯特看来，阿拉贡的伟大就在于他的矛盾和复杂，在艺术和生活中不断自我更新，他活出了真实，虽然他的真实给人一种眩晕感，就像诗人自己说的“做人，就得一直坠落”。像希腊神话中的伊卡洛斯，坠落的眩晕是一个隐喻，是失却身份带来的错乱，文学表现的就是精神上的失重。福雷斯特在传记开头引用了阿拉贡《戏剧/小说》中的一段话：“我可以把别人的故事讲得很好，那一直也是我的故事。总是我的时代，过不去的时代。时代变了，但什么都没有改变。一望无际的沙滩，突然起了风沙。”我总觉得谈论阿拉贡的时候，福雷斯特也在谈他自己、他的眩晕、他的写作。2016年5月7日，《阿拉贡》获法国龚古尔传记奖，因为它的厚（891页）重（再现了一代文学宗师的风范）。

而在法国文学季推出的《洪水》（Crue）是福雷斯特第一序列的作品，依然是“我”的小说，虚构和非虚构失去了界线，连体裁也模糊了，是小说，是散文，也是现代寓言。小说开头：“就像一场传染病。但世界对此一无所知。”叙述者想弄明白，于是他开始回顾之前发生的事情，他回到面目全非的故乡，在一个居民区安顿下来，怀念夭折的女儿和死去的母亲。尽管城市有可能毁于一场即将到来的洪水，但人们还在城里大兴土木。一只猫出现又消失了。他审视自己的生活，终于明白：在集体的冷漠中，眼前的世界正在消失，这是一座被时间、被空虚吞没的“鬼城”。有评论把《洪水》跟加缪、卡夫卡的作品相提并论，认为小说探究了荒诞表面下生活的意义。的确，这本让人很容易联想到《鼠疫》的作品在上个文学季入围了很多文学奖，但最终并无斩获。2016年10月13日，福雷斯特获法国语言奖，是布里夫书展设立的一个文学奖，奖励“为弘扬法语之美做出杰出贡献的作家”。

不温柔的《温柔之歌》

2016年11月3日，“80后”摩洛哥裔法国女作家-记者蕾拉·斯利马尼（Leila Slimani）的小说《温柔之歌》（Chanson douce）获龚古尔文学奖。《温柔之歌》其实一点也不温柔，故事充满了惊悚和苦涩，开篇就是一场悲剧的结局：一个孩子死了，另一个孩子也救不活了，而凶手竟然是他们的保姆，那个仿佛从童话里走出来仙女似的露易丝，她自杀了，却没有死成。整本小说是一个个回放的镜头，就像失事飞机上的黑匣子，记录着庸常、不经意的日子暗藏的杀机：蝴蝶效应。孩子父亲保罗是音乐制作人，母亲米莉娅姆曾经是个律师，生了两个孩子后，她想重新开始工作，不想和社会脱节，于是开始面试保姆。露易丝简直就是完美的人选：性格温顺、手脚勤快、谨言慎行，房间收拾得干净，饭菜做得可口，孩子们也喜欢她。但生活不是童话，总有一些磕碰冲撞和摩擦，尤其是主仆之间身份地位有别，女人和女人之间的醋意，金钱关系下不可调和又十分隐蔽的阶级矛盾，貌似宽容实则傲慢的中产阶级高高在上、不容动摇的优越感。

女作家在访谈中称这部小说取材自两则社会新闻：保姆露易丝的名字来自露易丝·伍德沃德（Louise Woodward），1997年这个18岁去美国求学的英国互惠生被控用力摇晃8个月大的婴儿马修·伊彭（Mattew Eappen）致其死亡，这场诉讼闹得沸沸扬扬，辩护律师认为一心扑在工作上对自己的孩子不管不顾的母亲也应承担一部分的责任；另一起社会新闻是一名已入美国籍的多米尼加保姆，2012年在纽约砍死雇主家的两个孩子后自杀未遂。而这部充满社会现实感的作品和作家自身经历和感受也大有关系，她在龚古尔奖颁奖现场说：“我自己在摩洛哥的时候也有过几个保姆。七八岁的时候，我就已经对保姆在家里的奇怪处境很敏感了。孩子像爱妈妈一样爱保姆，但保姆同时又是外人。我已经明白她和我们尊卑有别。我一直都为她们这种艰难的处境和可能蒙受的屈辱感到难过。我想向这些保姆致敬。而且来到巴黎后，我发现有形形色色的保姆，我意识到她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小说人物，可以揭示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的很多真相。”

《温柔之歌》是蕾拉的第二部作品，或许是曾经做记者的经历，她对新闻的嗅觉总是那样灵敏。2014年出版的处女作《食人魔的花园》也源自一则社会新闻：“DSK事件”。DSK是法国原国民议会议员、原经贸部长、原财政部长、原巴黎政治学院经济学教授、斯坦福大学客座经济学教授、世界经济组织顾问、2012社会党总统候选人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名字的缩写。2011年5月他涉嫌在纽约市的一家饭店侵害一名32岁的黑人女服务员，之后企图逃回法国，在机场被捕，美国警方以性侵害、非法监禁、强暴未遂等罪名起诉。同年7月，事件出现逆转，检控方发现该女服务员在性侵犯指控和个人生活细节上有许多漏洞和不实之处。受案件启发，蕾拉写了一个关于女性“性瘾”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记者，名叫阿黛尔，她对工作缺乏热情，但热衷于男欢女爱，且乐此不疲，沉溺成瘾。阿黛尔就像路易斯·布努埃尔导演的《白日美人》中卡特琳娜·德纳芙饰演的美人，只不过一个选择在白日一个选择在暗夜逃离自己原有的舒适但平淡的小资生活，在欲望丛林中以身犯险。

法国文学？法语文学？

盘点法国2016年其他几大文学奖，总体感觉主题偏暗黑和血腥：战乱、谋杀、移民……费米娜奖颁给了马库斯·马尔特的《男孩》，该书以一战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出生在法国南部干旱区、没有姓名也不说话的小男孩的成长经历：告别荒蛮，适应文明社会，但同时残酷的战争又让人类走向野蛮。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颁给了阿代拉伊德·德·克莱蒙-托内雷的《我们当中最后的人》，讲述一个在二战末被美国人收养的德国男孩，在新泽西长大后执意要弄清自己的来历，却陷入了当年将纳粹科学家带往美国的回纹针行动迷局的故事。勒诺多奖颁给了雅斯米娜·雷扎的《巴比伦》，书中一连串的小误会将中产阶级的饭局变成了罪案现场。美第奇奖颁给了伊万·雅布隆卡的《利蒂希娅或人类的终结》，是关于少女遭绑架、刺伤、勒颈和肢解的恐怖小说。中学生龚古尔奖颁给了加埃尔·法耶的《小国》，讲述了一个10岁男孩随父母客居布隆迪，幸福的童年随着父母离异、布隆迪内战和卢旺达大屠杀彻底毁灭。

一方面一批“70后”、“80后”作家迅速成长成为获奖的生力军，而他们的作品也多少有一些成长小说的影子；另一方面法国文学的概念越来越被法语文学的概念所替代，比如这一届获大奖的作家中蕾拉·斯利马尼是摩洛哥裔，雅斯米娜·雷扎是伊朗犹太裔、加埃尔·法耶是卢旺达裔，还有获法国五大洲法语文学奖的法兹娅·祖阿丽是突尼斯女作家。当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神话渐渐变得可疑，文明的冲突一再升级，追问历史、反思现实的多元文学和文化或许是后现代人文精神最后的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