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分流 -《蘋果日報》

近年香港學歷錯配的現象越見嚴重，港人學歷增長迅速，勞工缺口亦日益增加。有見及此，政府開始積極發展職業教育，官員往德國、澳洲等地作頻繁考察，參考各種生涯規劃的可能性。可是多年以來，教育界對職業教育的發展路向仍未有共識。有學者便指出，不穩定的工作環境將是未來的就業常態，員工需要頻繁轉職，故教育不應培訓「就業對口」、「學以致用」等專職技能，反要重視人際合作、批判思考等在各個崗位均適用的共通能力。

誠然，職場上合約工越趨氾濫，跨國公司亦不再保障穩定工作，可是這是否代表職場上不再需要專職技能？

就職場現實可見，動盪的工作職位不等同於它不需要應徵者擁有專業技能。從大廈保安到水電冷氣技工，從園藝設計師到特許會計師，無一不需要應徵者通過培訓課程與考試，以取得專業資格。事實上近年各行業專門化程度與日俱增，為了保障在職員工之競爭力，各行業公會均開始嚴格控制入行門檻，爭奪專業資格的授予權力，其結果是出現更多專門化的考核及培訓課程，以提高入行門檻。

面對職場環境轉型，各國政府又採取甚麼對策？美國採用的是競爭性社會流動（contest mobility），即教育系統中沒有關鍵的分流點，培訓以共通能力為主，不同中學、大學科系間沒明顯差異，以幫助在讀或輟學者隨時轉換各種課程。學生如要競爭專業資格，如律師、醫生等，則要自行報讀研究院，動輒長達六七年的培訓課程。此舉表面上增加學習彈性，名為「解放學生」，實際上卻催生出昂貴而冗長的專業培訓，最後只有家境富裕，能熬過昂貴而漫長培訓期的學生才能晉身專業人士，承襲父母的精英階層身份。

相對而言，德國、新加坡等則採用贊助性社會流動（sponsored mobility），即政府通過不同分化階段的選拔以確定學生學習生涯，此後學生只需聚焦於相關的專業訓練及專業考試。新加坡教育分流之早眾所周知，學生教學語言在高小階段已有初步篩選，及至中學畢業，65%畢業生將進入理工學院或接受ITE（Institute of Technical Education）職訓課程；而德國則在高中進行文法及職業教育的分流，讓學生盡早認清自身目標，發展專長，但可能不利心智發展較遲的學生。

平心而論，上述兩種教育制度各有優劣。筆者並非貶低共通能力的重要性，過早分流亦確實可能抹煞部份學生的潛能。可是對社會與學生而言，教育並非單純「人格昇華」的過程，即使教育系統拒絕分流作專職培訓，學生始終需要裝備自己，以符合未來職位需要。

有見識的父母會在求學階段為子女暗中鋪排，基層學生卻在畢業後求職時，才驚覺此一殘酷現實，卻又往往沒有時間或財力補救，久而久之，對社會上流絕望的新一代，自然把教育失敗發洩在其他社會議題之上，成為未來社會的動盪來源，實不能不察。

梁亦華(2014.7.16)︰教育分流，《蘋果日報》，A19，論壇。

專上院校盲目擴招 學生更徬徨 -《香港經濟日報》

新一屆高考今日放榜，又是各大專院校校外進修部「財源滾滾」的時候了！每年的放榜日，數萬考生競逐萬餘個大學學位，總有人失望而回。為此，不少人主張擴展高等教育，而香港經濟轉型停滯不前則進一步為提案提供支持。

一直以來，教育被視為基層子女脫貧關鍵，亦是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可是近來學位貶值情況嚴重，教育與經濟發展亦日漸脫軌。到底高等教育應否被視作促進經濟發展，以及回應貧富問題的萬靈丹？

學位職業錯配 日趨嚴重

教育有助經濟發展的論調源於十九世紀末，日本、德國等新興國家藉高等教育迅速增強國力，使「教育興國」成為不少國家的發展方針，並在戰後向全球推廣。但踏入九十年代，不少學者已質疑兩者關係，例如95年世界銀行的跨國研究便指出，教育與經濟發展只在歐美各國呈正向關係，在南亞、拉丁美洲等非歐美國家未有明顯關聯，在非洲及中東兩者更呈相反趨勢。研究指出社會必先滿足若干條件，教育才能促進經濟發展。

第一，課程須配合社會或產業結構所需，例如航天科技、石油磡探等專業的畢業生即使再優異，也難在香港找到用武之地。根據政府資料顯示，學位與職業錯配的狀況日趨嚴重。據官方資料顯示，本年度自資副學位及學位達43,000個，當中不少以文商科為主，政府的人口政策諮詢文件卻指出，人才缺口存在於建築及護理行業，更掀起引入外勞的爭議。究其原因，在於高等教育與就業市場日漸脫節，醫療及工科課程需要極高培訓成本，不合乎自資院校的成本效益所致。

提升學歷 有別提升競爭力

筆者並非指學生在那些自資副學士及學位課程的學習過程中全無所得，但該些課程並不提供技術或專業訓練，畢業生不能直接提升社會競爭力，工資亦難以得到保障。即便如此，無數學生仍因學歷通漲而被迫恐慌性進修，學費要「自負盈虧」，畢業後不幸失業，也要「自行負責」償還數以十萬計的學費借貸，表面上一切皆是自願，實際上卻不得不為之。

第二，不同社會環境亦會影響教育的效能。畢業生普遍存在尋租行為（Rent-seeking），即傾向投向帶來豐富收入或崇高社會地位的相關產業，然而該些產業卻未必與經濟發展有關，例如伊斯蘭的優等生渴望成為教士、非洲的尖子則希望投入軍隊、逾半埃及大學生都成為公務員等。

學者Pritchett指出這些非經濟行業除了搶奪私人市場的優秀人才外，更會增加行政成本。因為該些職位是透過財富再分配，而非發展科技或經濟創造財富，這除了令行政架構日趨臃腫，高學歷尖子亦更擅於找尋法律或體制的灰色地帶，謀取私利。

課程良莠不齊 僱主揀卒更難

回看香港，香港公務員入職競爭一向激烈，過去五年公務員綜合招聘考試人數達30萬，2010年政府共招聘5,100個職位，卻收到65.5萬份申請，某大學更被譏為「公務員培訓所」。雖然政府在九十年代大刀闊斧，精簡架構，但近年不少月薪10萬以上的行政職位重新湧現，實不能不察。

第三，迅速擴展的高等教育容易產生羊皮效應（Sheepskin Effect），即學生表面上得到文憑或學位，但實際知識或技能增長卻十分有限。

近年不時出現學院指示講師評分從寬，甚至擅自更改評分的報道，正反映着高教質素良莠不齊的潛在隱憂；與此同時，僱主需要為這些高學歷畢業生付出更高薪酬，間接提升營商成本，不利經濟發展。

筆者並非反對政府投放更多資源培訓人才，只是提升學歷並不等同提升競爭力。未來政府應考慮本港未來產業結構所需，扮演學術監管的把關角色。若只從量的層面考慮，把無限擴充自資學位視為功績，罔顧產業結構而任由良莠不齊的高等學位充斥市場，日後卻一廂情願地期待畢業生「自己搞掂」，自行把創意、批判思考等能力轉化成生產力，則不論對學生自身，還是對社會整體發展也是弊多於利。


梁亦華(2014.7.14)︰專上院校盲目擴招 學生更徬徨，《香港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