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理遺言”案主要當事人中學畢業后的第一次合影：晨光（左一）、阿斗（左二）、蛐蛐兒（左四）、瓜子（左六）、大耳朵（左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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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去世。春天遠未到來，周總理的去世更使這一年的冬天顯得格外寒冷漫長。此刻，“文化大革命”已經走到了第十個年頭，前路茫茫，中國政局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周恩來留下的總理位子將由誰來填補？某種意義上，這正決定著國家前途和命運的走向。

   
    逼真的假“遺言”

　　鄧小平在周總理的追悼會上出現並致悼詞。這個1975年1月臨危受命，在周總理病重期間主持國務院工作的小個子，短短一年，已經給予全國人民太多希望。然而，矛頭直指鄧小平的“反擊右傾翻案風”已經越刮越烈，“四人幫”一系列緊鑼密鼓的篡黨奪權活動也幾乎趨於公開。

　　正是在時局如此微妙的時刻，一封直接肯定鄧小平工作的“總理遺言”突然在全國各地被廣泛傳抄、傳誦，影響甚至波及國外，世界各國許多電台、通訊社播發了“遺言”內容。

　　起初，完全沒有人懷疑這份“遺言”的真實性。全篇隻有簡單、節制的一千余字，無論是敘述口吻、對中國革命歷史的了解，還是對當時活躍在中國政治舞台上的中央高層領導人評價的分寸把握，都像極了人們心目中周恩來為人處世的秉性和風格。

　　兩個多月后，中共中央發出了緊急電話通知。通知宣布：“總理遺言”是偽造的，是一份蓄謀的“反革命謠言”，全國范圍內將展開徹底的追查。追查的結果，更加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那份冠以周恩來名字，筆法如此老練、逼真，造成轟動性政治影響的“總理遺言”，竟然出自杭州汽輪機廠一位年僅23歲的青年工人手筆！

　　他叫李君旭，外號“蛐蛐兒”，出身高級知識分子家庭，父母都是英國劍橋大學畢業歸國的醫學專家。英俊且才華橫溢的李君旭被他的很多同齡人看作1970年代真正的“青年才俊”。他曾是眾多女同學暗戀的對象，但那份炮制的“總理遺言”卻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如今，他已經變成一個腦部受重創、生活無法自理的病人，臥床整整二十載。

　　人民文學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袁敏著作《重返1976：我所經歷的“總理遺言”案》（以下簡稱《重》），就是當年的事件親歷者袁敏，對所有“總理遺言”案健在當事人的採訪追述。她說，這是一場記憶對抗遺忘的博弈。

    無辜的牽連者

　　盡管“總理遺言”完全是李君旭一個人的“虛構創作”，但這起重大政治案件卻前后牽連了近千人。全國各地都有人因為傳抄“遺言”而被通緝、監視、傳訊。而被真正實施抓捕、進行“保護性審查”的核心成員除了李君旭，還有十一人，他們是：李君旭最要好的朋友瓜子、阿斗、大耳朵、晨光（使用綽號是因為他們都不願被提及姓名）﹔中學體育老師毛寧﹔李君旭的父親﹔阿斗的父親，浙江省某廳局的一名領導﹔阿斗的母親，浙江大學的一名處長﹔李君旭前女友的父親，省委組織部的一名處長﹔瓜子的父親及姐姐。

　　這十一個人裡，沒有一個事前知道是李君旭炮制了“遺言”，但卻都被公安部門劃定為“總理遺言”案的同謀和幕后策劃指使者。他們無故遭受了數月或十數月的牢獄之災，有的人甚至差點丟了性命，卻至今都沒能真正弄清楚自己究竟為什麼被抓。

　　《重返1976：我所經歷的“總理遺言”案》作者袁敏，就是瓜子的親妹妹，同時也是李君旭小學時的同班同學。1976年春天，她的父親、哥哥、姐姐都被秘密抓捕，她和母親被軟禁家中，親眼目睹身著白色警服的辦案人員如何擁入自己的房門，滴水不漏地展開抄家行動。她們隔三差五被傳訊，那一段幾乎家破人亡的特殊歲月，刻骨銘心。

　　根據袁敏的採訪、記述，1976年5月，中央的追查通知發出不到一周，“遺言”制造者李君旭就被公安局抓捕，然而以“四人幫”為代表的一方堅決不相信一個青年工人可以獨自制造出如此的驚天大案。李君旭的知識分子家庭背景顯然不符合他們的推論，因此他們下令繼續深入追查，一定要把隱藏在幕后的策劃者揪出來。

　　輪番的疲勞審訊終於徹底瓦解了李君旭的意志，他說出了出身干部家庭的好朋友、袁敏哥哥的名字。“從這條線順藤摸瓜，案子就漸漸納入了上面希望的軌道。接下來被拖進這樁案子的人都是符合上面暗示的干部階層要求的”（引自《重》書第33頁）。

　　不久，包括李君旭在內的十二個被捕者，又被公安局分為了兩類。其中七個“要犯”被秘密送出杭州、押往北京。另外的五個人，被以同樣隱秘的方式押往臨安的天目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