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你要解雇我?一位經理的自述

(圖片來源:Think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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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萬萬沒想到我解雇的第一個人竟然後來又來聯繫我。

六年後,我接到了她的電話。一陣寒暄之後,她直接道出了打電話來的原因:「我想知道當時你為什麼要解雇我。」

她的這個問題把我一下子帶回到了2008年,那幾個月我剛上手擔任報紙總編輯,一切都非常艱難。作為裁員計劃的一部分,我裁掉了編輯隊伍中的二把手,他已年過七十,而且曾經是我的輔導人。裁掉他還意味著,在削減預算的同時,我的記者團隊必須寫出更多的新聞和博客文章。當時,有一個記者沒有完成任務,無奈之下我把她開除了。

雖然我只是照章辦事,但是這是我第一次解聘別人,毫無思想凖備的我經受了一次情緒衝擊,我開始睡不好覺,常常自我懷疑。當解聘的那天來臨時,我碰見了她,人力資源主管宣佈了她被解雇的消息。我感覺一切進行得很順利,她也沒有問我原因,好像她之前就預見到了這件事。

然而,多年後她的電話說明,我可能沒有像我想像中的那樣把工作做好。或許我應該讓她提前對此做好凖備,或許我應該更清楚地解釋作出這個決定的過程。如果我做到了這些,那麼就不會有多年後的這通電話。

實際上,雇員理應提前很早就獲知他們被解雇的原因。不論是開除,還是裁員,任何人都不應該對這樣的消息感到驚訝。

仁至義盡

我早年所犯的錯誤說明了經理在解聘雇員時必須做到仁至義盡。這既是對雇員的一種交代,也是在為你的公司樹立一種標凖,即你會善待每一位員工,直至他們最後離開公司的那一刻。

位於德國柏林的歐洲管理與技術學院(ESMT business school)領導力開發研究中心(Center for Leadership Development Research)的康斯坦丁·科羅托夫(Konstantin Korotov)副教授認為,首先要進行兩個簡單的步驟。第一是確認你已經竭盡所能努力保住該雇員的工作。

「在解聘前,經理必須能夠對自己說:作為這個人的經理,我做得不錯。」 科羅托夫說道。

而且,務必從以前的經驗中吸取教訓,不再對其他人犯同樣的錯誤。科羅托夫說道。

第二,經理需要明白,解聘雇員會產生相應的後果。對一個國際化團隊來說,在不同的文化中,解聘會產生不同的後果。另外還有法律的問題,因為在一些國家,解聘一名雇員需要經過漫長的審批過程。

不過,更重要的是解雇本身對雇員的影響。對一些人來說,丟掉一份工作就如同家人去世。失業還會給人帶來恥辱。在一些國家,特別是亞洲的一些地區,這會被視作對雇員個人的一種侮辱。科羅托夫說道。

此外,辦公室中的氛圍和活力也可能會發生變化,因為其他雇員會想知道這對他們來說意味著什麼。倫敦商學院(London Business School)組織行為學教授蘭德爾·彼得森(Randall Peterson)說道。當然,如果是原來在飲水機旁大家都喜歡的同事被解雇了,那可能會造成士氣下降。但是如果被炒的人原來就拖大家的後腿,那麼辦公室的活力反而會增強。

由於勞動法和公司政策的限制,經理並不是每次都可以向其他雇員解釋他們的同事被解聘的具體原因。但是,他們務必保證解雇的程序公正。彼得森說道。也就是說,在會議中要表示對被解雇員工的理解和同情,傾聽被解雇員工的想法,清楚說明事情是如何發展到無可挽回的地步。如果經理無法控制局面,此類會議很容易變得無法收場。「對(被解聘的員工)來說,他們可以破罐破摔。」 彼得森說道,「你將無法應對那種行為。關鍵是要把控會議場面。」

情緒打擊

經理還需要處理好宣佈此類消息對情緒帶來的影響。朱利安·達爾澤爾(Julian Dalzell)深知這一點。他曾擔任殼牌石油(Shell Oil)的副總裁,負責管理公司在美國的人力資源事務,他在解聘員工這方面有很多為難的經歷。

這絕不是件容易的事,達爾澤爾說道。但最難的一次是他要解雇一個交往了30年的朋友,這堪比1999年時他主導的一輪千人大裁員。

「抽像層面來看相對要容易些,因為那只是你的全體雇員的某個百分比。」現任南卡羅來納大學摩爾商學院(Moore School of Business at the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講師的達爾澤爾回憶道,「但是,當你和被解聘的雇員面對面時,情況就會變糟,因為這時候就變成了很個人化的事情了。」

對一位經理來說,想像裁員的過程相對容易,但要根據工作業績來裁員就難得多,達爾澤爾說道。因為你總會懷疑自己。不論你是否會懷疑自己,都不要刻意避免裁員給你帶來的負面影響,比如缺乏睡眠和心理緊張。

「如果有一天你把這當成只是一次普通商務會談的話,那將是很悲哀的一天。」 達爾澤爾說道。

當我第一次被迫要解聘一位員工時,毫無疑問我開始失眠,我感到自己的身體狀況在變差。而當多年後她給我打電話時,這種情緒又捲土重來。在她打完電話後的幾個月裏,我一直在思考當時如何才能把這件事處理的更妥當。

於是,我又聯繫了她。我通過我們共同的一個朋友得到了她的電子郵箱地址。我問她能否再談一次,說明一下她為什麼在這麼多年後決定給我打電話。

「我沒有完全明白那件事。我只是想知道是不是另有原因。」她說道。

她說,作為她的經理,我在告訴她那個壞消息之前,並沒有把溝通工作做足,也沒有能夠讓她對此有所凖備。「你很友善,也很客氣,」她說道,「但是我們只是走了個過場。」

她現在是美國一家主要媒體的記者(她說她的公司不會允許她在本文中透露姓名)。但是,那次解聘對她打擊很大,她曾一度考慮離開新聞行業。「它會以一種你無法預料的方式傷害你的自尊。」她說道。

不幸的是,2008年以後我又不得不解聘了其他一些人。但是我希望我解雇的這些前同事會說我做得還不錯。和其他所有經理一樣,我們雖然已經習得解雇這項技能,但是如果可能的話,還是不要讓我們有機會施展這項技能為好。

(責編: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