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军   图片来源：爱历史

（本文全文摘自《试论十三世达赖喇嘛对藏军的近代化改革》）

　　中国社会自晚清以降，军事近代化与近代社会转型如影随形。同祖国内地一样，处在我国西南边疆的西藏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尽管它起步较慢，道路亦不尽相同。继清末张荫棠、联豫主持实施的西藏新政之后，从1913年开始，西藏政教领袖十三世达赖喇嘛也在内外各种压力之下实行“新政”，对西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诸方面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加快了西藏由封建农奴制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其中，重新组编、扩充和改良藏军，是达赖喇嘛新政最核心的内容，从一定意义上说，十三世达赖对藏军的近代化改革是西藏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起点或标志。但是，国内外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关注不够，所述均过于简略，对它的研究尚欠深入，亦未见有专文发表，无疑这是藏族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鉴于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耙梳相关史料，就十三世达赖喇嘛对藏军的近代化改革做一个初步的探讨，以期对西藏近现代史以及藏军史的研究有所裨益。限于篇幅，本文论述的内容仅限于十三世达赖改革藏军的社会背景及主要措施。不妥之处，尚请方家指正。

　　一、十三世达赖喇嘛改革藏军的社会背景

　　十三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土登嘉措（1876-1933）是西藏近代政治舞台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人物。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亲政之时，正值清代末叶，清王朝在内忧外患之下岌岌可危，朝不保夕，无暇顾及西藏，故对西藏的管理渐趋削弱。另一方面，西藏处于英、俄、日等国的威胁和利诱之中，他们均对西藏虎视眈眈乃至武装入侵，企图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清政府却对外敌的侵略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以后，受到广大群众反帝爱国激情的感染，力主坚持抗击英人侵藏和反对清政府的投降政策，他严厉惩处了与英国人有联系的西藏官吏甚至活佛，并采取果断措施，整顿吏治，清除异己势力，迅速掌握了西藏地方的政教大权。从此，达赖喇嘛“威服全藏，莫敢有违”。自此，西藏近代史上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便正式拉开了序幕。

　　1911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清政府被推翻，清朝在西藏的统治势力被驱除。1912年底，十三世达赖喇嘛结束了在印度的流亡生活返回西藏，受到广大僧俗民众的隆重欢迎。1913年藏历1月8日，达赖喇嘛发布了《关于西藏全体僧俗民众今后取舍条例》（即《水牛年文告》），标志着十三世达赖喇嘛正式开始推行其“新政”。达赖喇嘛的新政措施涉及到西藏的政治、宗教、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其中在军事方面用力最多，“御侮强兵”成为达赖喇嘛推行新政的核心和主要目标。十三世达赖作为西藏地区的政教领袖，他摈弃佛教徒重佛轻武的传统，采取改编、扩充藏军，购买武器，兴办军工厂等一系列强兵措施，这具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政治背景，概而言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前后两次长达八年的流亡生活使达赖喇嘛觉醒，成为他实行以扩军强兵为核心的“新政”的直接原因。西藏人民抗英斗争的失败和他与清朝驻藏官吏的矛盾，使十三世达赖喇嘛两次出走。第一次是1904年7月，英军侵入西藏直逼拉萨，为避免英军欺凌，达赖喇嘛在临英军进入拉萨前，率部分亲信逃亡蒙古库伦，以期得到沙俄的援助和支持。但沙俄当时因日俄战争中遭到失败，自顾不暇，达赖的希望落空，只得回到祖国内地，在青海、山西和北京等地滞留。经过5年多的流亡生活后，于1909年12月21日返回阔别已久的拉萨。两月后，以钟颖为统领的二千川军到达拉萨，与正在参加拉萨传招法会的僧众发生摩擦，造成僧众死伤，达赖喇嘛感到局势严峻，遂于次年2月12日夜率少数随从离开拉萨南逃英属印度，去寻求以往的敌人——英国人——的保护。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以后，清朝对西藏的统治宣告终结，达赖喇嘛遂于1912年12月返回拉萨，此即达赖喇嘛的第二次逃亡。作为西藏地方政教领袖的达赖喇嘛两度逃亡，虽然未免奔波、凄苦，却也在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流亡期间，他开阔了眼界，目睹了比西藏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制度、军事装备及科学文化，同时也接触了清末的革新派思想和其他各种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思潮。尤其在印度逃亡期间，达赖喇嘛有意识地了解世界各国的情况，认真考察了英印政府的社会制度和管理模式，并热切地关注着世界形势的发展动向，还与英印政府的部分官员建立了密切而又良好的私人关系。西藏和外部世界现实的强烈反差，使他认识到西藏之封闭与落后，深切意识到西藏要发展，就必须对西藏现行的政教、军事制度进行改革。原英印政府驻哲孟雄（今锡金）行政长官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亦云：……在印度流亡的3年中，十三世达赖喇嘛开阔了视野，孕育出了对西藏政教事务的新构想。”

　　第二，两次反侵略斗争的失败经历，成为达赖喇嘛实行军事改革的直接动因。自19世纪末叶以来，长期与世隔绝的西藏成为英、俄等帝国主义窥伺的对象。1888年英国发动第一次侵藏战争时，达赖喇嘛还是一个少年，当各路藏军从拉萨开赴前线时，他给士兵们一一摸顶赐福，祈祷胜利。然而，由于清廷奉行可耻的妥协政策，加之临时征调的藏军缺乏训练，武器装备落后，纪律松弛，战斗能力低下，他们信奉的神灵、护身符等在英军的先进武器下也显得无济于事，藏军的这次抗英斗争以失败告终。1903-1904年，英国悍然发动了第二次侵藏战争，当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已经亲政，在清廷的妥协退让政策下，英国侵略者长驱直入，占领了圣城拉萨，达赖喇嘛本人被迫逃亡内地。英国人以极少数的兵力两次大败藏军，这不能不使达赖喇嘛受到震动，他切实感受到西藏军事的落后以及学习西方先进军事技术和军事科学的必要性，认识到要改变这种落后、被动挨打的局面，只有实行兴军强兵的军事改革。

　　第三，张荫棠、联豫的“西藏新政”给达赖喇嘛以较大影响。清末，清廷为了挽救边疆危机，开始积极整顿西藏事务，以图自救。1906年4月，清廷派张荫棠以副都统身份，进藏“查办藏事”。张荫棠抵藏后，以巩固清朝中央对西藏的主权为出发点，向清政府提出了全面整顿西藏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治藏刍议十九条”和“西藏地方善后问题二十四款”，即所谓“新政”。1907年，张荫棠调离西藏，驻藏大臣联豫接替他“查办藏事”。联豫不仅沿袭了张荫棠的治藏措施，而且还有新的举措，尤其重视练兵，认为整顿藏事“练兵尤为急务”，惟有现行练兵，以树声威，而资震慑。1908年5月，他还在拉萨设立了一所武备速成学堂，调汉属达木三十九族20人、藏民10人一起学习军事，一年毕业，并创设巡警总局。1910年初川军入藏后，与原练新军合营，并将之驻防于前后藏重地等等。张、联的西藏新政虽然因清廷的灭亡而夭折，而且不少新政措施脱离了西藏的社会特点，带有较为浓厚的满、汉大民族主义色彩，但这次新政对西藏的传统势力和传统观念是一次严重打击，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西藏农奴制的传统根基，同时为十三世达赖喇嘛推行新政奠定了社会基础。张荫棠“采用西法，改用洋操，则庶敌人不敢觊觎侵侮”等思想都给达赖喇嘛以较大的震动，使他意识到西藏必须适应世界形势进行改革，尤其是加强军事力量，抵御外国入侵，以便更好地维护其封建农奴制统治。

　　第四，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控制力的减弱，给十三世达赖喇嘛推行新政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1911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清政府被推翻，清朝的驻藏大臣系统也随之瓦解，驻藏清军（主要是川军）相继发生内讧和哗变，分成不同派别，各行其是，并发展到抢劫拉萨官署、寺庙、商店，扰害地方，与藏人结冤。不期而至的辛亥革命使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峰回路转，随即从印度起程返藏，同时领导藏人对驻藏清军进行反抗和驱逐。最后川军首领钟颖方面因粮食、弹药不足，又无法得到其他驻军的援助，遂被藏军围困，最后被迫缴械，由噶厦政府发放路费，经由印度返回内地，清朝在藏的统治势力宣告结束，西藏地方的社会秩序趋于安定。1913年初，达赖喇嘛抵达拉萨，又重新全面掌握了西藏的军、政、教最高领导权，进而采取了一系列巩固其政教合一制统治的新政措施。此后，新立的民国政府为了加强对西藏的管理，改善汉藏关系，做了种种努力，但由于英国殖民主义者挑拨离间，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的政治关系始终未能恢复到从前的密切状态，直至1951年人民解放军进藏，西藏地方对中央政府若即若离，处于一种相对松弛的时期，其中在1913年至1919年的这一段时间内双方联系几乎处于中断状态。正如吴忠信所云：“自达赖之由印返藏也，几与中土隔绝，重用亲英分子擦绒掌理军政大权，造成亲英派，与英沆瀣一气，联合谋我。”而这一时期正是十三世达赖实施其新政的最重要、最关键的时期。达赖喇嘛也认为：“西藏之所以得救，应当归功于中国革命的爆发，而不应当归于别的原因。”由此可见，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控制力的减弱，客观上给十三世达赖喇嘛推行军事改革等一系列新政措施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条件。

　　二、达赖喇嘛改革藏军的主要措施

　　藏军即清代及近现代历史上西藏地方的武装力量，始建于清乾隆年间。藏军建立后，在清代的一百余年间，作为清政府驻藏绿营兵的辅助部队，在抵御外寇，协助清廷平息内乱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尤其在1887-1888年和1903-1904年的两次抗英战争中，藏军与来犯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们的英雄气概和高度的爱国热忱，已经作为中国各族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一部分而载入了光辉史册。

　　然而，清王朝崩溃以后，1913年初，十三世达赖喇嘛从印度返回拉萨，遂在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支持下，重新组编、扩充藏军，采取了一系列扩军强兵的改革措施，从此，无论是藏军的规模、历史作用还是性质均发生了根本性的演变。达赖喇嘛对藏军的近代化改革活动，从1913年初开始，一直持续到他于1933年圆寂，其中从1913至1924年的10余年是其改革活动最主要的一个阶段。达赖喇嘛对藏军的革新措施，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建立藏军司令部，扩充兵额

　　1914年，西姆拉会议结束不久，十三世达赖喇嘛设立马基康（dmag-spyi-khang），即藏军总司令部，此为藏军的最高指挥机关，总揽全藏军务。下设扎康（军械局）、颇康（供给局）、洛局康（训练局）等职能机构，分别掌管藏军的武器装备、后勤供给及军事训练等事务，但出兵作战等重大事务须呈报噶厦政府、达赖喇嘛批准。马基康的“马基”即总司令常设僧、俗职各1人，均由达赖喇嘛任命，一般以三品扎萨充任。达赖喇嘛任命擦绒·达桑占堆为总司令，赤门·罗布旺杰为副总司令。马基下辖诸代本（相当于团），代本下辖2个如本（相当于营）、4个甲本（相当于连）、20个定本（相当于排）、50个居本（相当于班）。一个代本的正常兵额是500人，但因其所担负的任务，其中三个代本各辖兵1000名，最多达到1500人。1000人以上的代本一般要设2个代本。1个如本辖250人，甲本下辖125人，定本辖25人，居本辖10人。代本由噶厦提名、达赖喇嘛批准;如本则由马基提名，噶厦任免;如本以下则由马基康直接任免。如本以上军官，须从贵族中选任，平民为军官者不得超过如本。这种编组军队方法，形成了上下层次分明、统属有序的比较完整的军事领导体系，便于集中管理和统一指挥。

　　扩充兵额是达赖喇嘛整顿藏军的重要内容之一。1913年之前，藏军只有3000人左右，其中多数是应服兵役的土地所有人为自己雇佣的替身，不少还是老弱病残者，军事力量相当有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十三世达赖与其顾问强巴丹达、擦绒·达桑占堆经周密考虑后决定，在原有藏军数量上按前藏地方每2岗土地、后藏地方每4岗土地各出兵一人的方式扩编1000名，并计划建立30个代本兵力的新式藏军，分别以藏文30个字母为顺序排列军队番号。此间最先改编成立的常规部队为如下六个代本：（1）噶（kha）当团：此系达赖喇嘛的警卫部队，常驻拉萨罗布林卡。兵源来自前、后藏地区，各占一半。该团常设兵额1000人。（2）卡（ka）当团：该团驻防拉萨北郊的扎什城，兵源主要来自前藏，常设兵额1000人。（3）喀（ga）当团：驻防日喀则，士兵来自当地，兵额1000人。（4）阿（nga）当团：驻江孜，兵源来自江孜。（5）贾（ca）当团：驻定日，兵源来自定日及尼泊尔附近。（6）恰（cha）当团：驻防拉萨近郊，是在第司桑杰嘉措时期创建的森巴近卫军的基础上改编，兵源主要来自噶厦政府的支差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