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想毛主席对外交部的《九·九批示》

  

毛主席亲笔批示

忆想毛主席对外交部的

《九·九批示》

“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

邹 一 民

43年前的1966年9月9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不久，毛泽东主席号召外交部全体人员“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

外交部是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重要部门。1949年11月8日建部后，周恩来总理兼任外交部长，直接掌管外交部。1958年起，副总理陈毅元帅兼任外交部长。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陈毅外长积极贯彻执行毛泽东主席制订的新中国外交路线。任何重大涉外案件，他均先请示周总理，并报毛主席批准后执行。

外交部绝大多数工作人员是党员，在地区司、业务司工作的人员基本上都是各种外语人员。他们日常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分析国际形势和各自主管地区的形势，向中央提出报告和对策，并根据中央指示对外采取措施。平时大家对国内文化艺术和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问题了解不多，主观上也不大关心。除星期三下午为政治学习和星期五晚上（两周一次）为党团组织活动外，其他时间都忙于工作。形势紧张时，有些部门工作白天干不完，晚上就加班，有时周末和节假日也不休息。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5月16日，会议通过由毛主席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又称《五一六通知》）。 《通知》提出向党、政、军、文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开展彻底批判，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党中央作出决定，犹如以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一样，大家都积极响应号召。为不影响工作，外交部全体人员都坚守工作岗位，大家利用业余时间搞运动。根据中央文件的精神，大家写批判“三家村”大字报，笼统地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刊登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专栏上的文章，并开会对“三家村”的反党活动进行声讨。但是，大家都感到茫茫然。对批判“二月提纲”（1966年2月以彭真为首的五人小组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和 “海瑞罢官”等长篇文章，也只是泛泛地阅读，没有认真地去深入思考。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的社论。社论号召人们行动起来，打倒一切牛鬼蛇神，荡涤一切污泥浊水；还要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打倒那些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

以陈毅为首的外交部党委召开全部工作人员的动员大会，要求大家根据《人民日报》社论的精神，联系本单位的实际，采取各种形式，积极揭发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牛鬼蛇神；揭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以及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外交部政治部组织全体人员学习中央文件，召开座谈会，领会文件精神。外交部每天下午都被用来召开批判会，揭发问题，书写大字报，揭露外交部的阴暗面。人人都争先恐后地表态，表示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都不愿被认为在思想上右倾保守，在政治上落后或站错队。外交部全体人员积极行动起来，投身于这场政治运动。大家决心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

6 月24 日姬鹏飞副部长（常务）在外交部全体人员大会说，自6 月6 日至24日，外交部共贴了一万八千多张大字报，连部属单位共有五万多张。他解释说，外交部十四位部级干部都被贴了大字报，百分之百(100%)被点了名。（作者注：十四位部级领导是，部长：陈毅；10位副部长：刘晓、章汉夫[因病住院]、罗贵波、姬鹏飞[常务副部长]、王炳南、乔冠华、韩念龙、刘新权、徐以新、陈家康；3位部长助理：龚澎[女]，董越千，宦乡。）

姬鹏飞还说，司级干部被点名的有六十七人，占我们部全体司级干部一百零六名的百分之六十三点六（63.6%）；处级干部被点名的七十八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六(26%)；一般人员被点名的有一百二十六人，占我们一般人员总数的百分之六点九(6.9%)。”他说揭发的主要内容有：①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文化大革命。②坚持剥削阶级立场，对党严重不满，和地、富、反、坏、右明来暗去。③滥用职权，欺上瞒下，蛮横专断。④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向往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革命意志衰退。⑤埋头业务，不突出政治，不突出学习毛主席著作，使用干部重才不重德，对干部只管业务不管政治，作风不民主，“一言堂”，集体领导差，群众观点差。他宣称，今后斗争目标仍是“三个横扫” （横扫党内一切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横扫一切剥削阶级思想意识），要求学习有关毛主席著作和文件，把运动搞得更深更广，把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今后仍旧以大字报作为斗争武器，同时可以结合开一些小型的会，进行面对面、背靠背的揭发，在揭发中进行辩论。

7 月9 日在部内各司局负责人会议上，姬鹏飞回顾一个月来的运动形势时说，一个月当中，出现几次大字报高峰，每日都在一千张以上，多的时候曾达到两千张。全部共贴了大字报22291张，平均每人十张多。他认为，运动声势大，重点明确（揭发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问题），目标集中（“三个横扫”）。他说：“大字报由大量揭发问题，逐步转向进行综合和分析。下一阶段的任务是进一步发动群众，壮大左派队伍，要进行不断排队，分清左、中、右，使运动向深向广发展，把问题严重的人继续揭深揭透，把主要问题搞清楚。方式主要是开小型辩论会，配合贴大字报。总之，要把“三个横扫”搞得更彻底，更深入，为下一步重点批判作好准备。”

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宣布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几天之后，陈毅外长来到外交部同其他部领导成员一起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的标题也是“炮打司令部”；内容是，支持和欢迎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并号召和欢迎同志们进一步揭发问题，提出批评意见。

当时大家头脑里稀里糊涂，不清楚炮打司令部是指谁。我们应同谁作斗争？要造哪些人的反？但大家仍一如既往地积极响应号召，纷纷贴出大字报，发表各自的政治誓言，“誓死捍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血战到底”……。大家从实际情况出发，知道什么就揭发什么，有什么意见就提什么意见。外交部的文化大革命仍像前一阶段那样有序地进行着。

影响深远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引起国内外国际友人的关注和参与。建国前就来华工作的阳早、史克（作者注：美国友好人士韩丁的前妻）、寒春、汤普金森等四位美国专家在文革开始后不久一起就外国专家在华的特殊待遇问题写过批评大字报。北京不少外国专家还纷纷起来造反，成立"白求恩--延安造反团"、"国际燎原造反队"等组织。与此同时，境外的国际友人对中国外交部提出批评，希望我国驻外机构改变与毛泽东思想不符的“豪华、浪费、奢侈”作风。必须一提的是，1966年8月29和30日，坦桑尼亚朋友和奥地利朋友的两封来函。这两封来函在外交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掀起了一场相当大的冲击。两封信都赞扬中国的“文革”，同时对我国外交人员在对外活动中表现出的生活方式提出严厉批评。

1966年8月29日坦桑尼亚朋友来信说，“当前正在中国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是多么了不起，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很希望跟你们分享创作历史的光荣并在这里同样实行。”他同时批评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在外交活动中讲排场、摆阔气。这位朋友批评中国大使馆的招待会搞得“豪华、浪费、奢侈，充分使人回想起腐朽的资本家的高水平生活”。“似乎这里的中国代表机构的整个调子是爱炫耀，每到一处都是乘坐崭新的大型西德小轿车，坐满了人，显示他们的豪华和富有。”随信还附来我国驻坦桑尼亚大使夫人身穿高档旗袍，带着一串珍珠项链的照片。（批评信见附件一）这封信寄到中联部，中联部转给了外交部。

事实是，1964年4月中国和坦桑尼亚建交后，中国大使馆购买当地人称为王宫式的住宅，后又以巨款购买原属印度大商人的大庄园，该住宅仅次于当时坦桑尼亚总统的华丽住宅。（1965年6月周总理访问坦桑尼亚时曾对此提出批评。）中国大使的坐驾是美国林肯牌的，当时是东非三个国家仅有的两辆中的一辆。（另一辆是美国送给肯尼亚总统肯雅塔乘坐的）。东非报纸数次就中国大使乘坐的汽车做文章。当时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要求本国的政府官员学习中国的“勤俭建国、自力更生“，规定坦桑尼亚官员不得购买超过八百英镑的汽车。

另一封信是1966年8月30日奥地利《红旗》派的朋友写信给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批评中国驻奥地利商务代表的生活方式。来信说：“读到关于‘红卫兵’支持你们伟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雄行为的报道，我们非常赞赏。以你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智慧为基础的这一历史革命，对于我们这些致力于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方式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人来说，是一个鼓舞”。来信指出：“你们国内的革命斗争同你们在维也纳的商务代表的突出的资产阶级举止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是极不相称的”。“这样的资产阶级行为不仅损害了我们的共同事业，而且对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起了不好的作用。”（批评信见附件二）

9月9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将这两封外国朋友的批评信呈送毛泽东主席审阅。

毛主席历来号召革命者应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对贪图安逸的享乐思想深恶痛绝。他老人家看到当时中国官场出现了不健康的迹象和腐败变质的苗头，如脱离群众、官僚习气、贪图享受、特权思想等等，洞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担心发展下去会形成危害人民的官僚权贵阶层，会危害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为号召保持清廉、勤俭的作风并起警示作用，当晚毛主席看过这两封信后就作了批示。毛主席的批示是：“陈毅同志：这个批评文件写得很好，值得一切驻外机关注意。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可以先从维也纳做起。请酌定。”落款是毛泽东9月9日。

9月10日，陈毅外长接到毛主席的批示后，立即来到外交部召集部党委开会进行传达，并决定将这一重要批示向全体人员传达，要求大家按照勤俭办外交的方针，在对外活动和礼宾方面进行必要的改革。9月11日，外交部党委向各驻外使馆发了一个关于“破四旧、立四新” 的通报，号召在作风仪表、谈话交涉、礼宾宴请、机关办公、布置陈设、个人生活方式等方面，实行革命化，使我国外交风格面貌有个根本的改变。

外交部及其驻外机构很快地雷厉风行起来。外交部运动出现了一个学习和贯彻“九·九指示”的高潮，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则多次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

毛主席指示要求先从维也纳做起。驻奥地利商务代表处收到《九·九批示》后，代表和副代表在传达“九·九指示”的当天，研究出马上可以先“破”的几条规定，决定：旅差费由20先令改为10 先令，正副代表乘火车由一等改为二等，退掉几间租用的房子，自己动手在代表处举行国庆招待会，限制使用奔驰汽车，等等，上报国内。

驻坦桑尼亚大使馆接到主席的《九·九批示》后，大使非常紧张，担心害怕丢掉乌纱帽。他对使馆的人说：“外国人贴了我一张大字报。这下子我可完了，中央、部党委都知道了！”“这次我犯了错误，中央可能不让我当大使了。”然而大使馆全体馆员听完外交部通报后，提出使馆革命化的措施报回国内。

9月24日，外交部党委向驻外使馆又发了一个关于进一步贯彻主席《九·九指示》的通报，提出突出政治、思想革命化等问题。多数驻外使领馆主动提出削减驻外人员的工资和降低国外的生活标准等具体措施，响应革命化的号召。

在过激思潮的误导下，驻外使领馆的一些年轻人也效仿国内某些偏激红卫兵“破四旧”的做法。他们认为使馆内陈设的古玩、文物、字画等工艺品和传统艺术品，通通是旧的、封建的东西，属“四旧”，应一律要砸毁或撤掉，并推崇所谓“群众外交”。

我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闹起“四大”，由该馆的武官领导一些下级外交官和工勤人员组成战斗队，贴大字报、“破四旧”、批斗章文晋大使。中国驻埃及大使官邸的花园内原有十多尊精致的真人大小的女神塑像，还有带翅膀的天使雕像，都是古罗马的遗迹。使馆的激进分子和一些留学生打着“破四旧”的旗号，将这些雕塑连同底座一起挖出来扔进垃圾箱。在驻在国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的偏激分子砸毁使馆内的古玩、文物、字画等物品，还说统治尼泊尔国家的贵族都是封建领主，主张不理他们，建议大使馆要同尼泊尔平民百姓交往。我国驻蒙古大使馆专门制作红底金字的毛主席语录大型宣传板挂在对外的墙上。在使馆办公楼大门两边的墙上，分别挂着“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和“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两块红色语录板。在礼堂的墙壁上挂有一块高一点五米、宽五米的大语录板，上面刻着：“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种强加于人和大国主义的行径严重冲击了我国的外事工作，玷污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外交路线。

为制止驻外使领馆混乱局面的继续恶化，1967年2 月6 日，陈毅外长批送周恩来总理外交部起草的电报。电报中明确指出：内外有别，驻外使领馆一律不准搞“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国内搞运动，不能把外国人牵连进来。陈毅参照军委的方法，也规定几条，如：不得揪外国人来批斗；不得强迫外国人接受我国的宣传品；不得强迫外国人背语录。周总理将此电报呈送毛主席审批。2 月7 日，毛主席签发了这份电报，明确规定我国大使馆和一切驻外机构不得成立造反组织、不许夺权、不许由造反派监督当权派等等，制止驻外使领馆文革运动向逆境发展。

根据国内指示，我国驻外机构多数人员陆续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当时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和半外交关系的国家总共48个。同苏联、法国、朝鲜、古巴、埃及等46国家建立大使级关系，与英国和荷兰2 国建立代办级关系。此外在奥地利、意大利、巴西、智利和黎巴嫩等国建立商务代表处，在香港设立《新华社》香港分社。除黄华（驻埃及大使）外，所有驻外机构的第一把手和过半数的工作人员都陆续回国参加运动。耿飚（驻缅甸大使）、黄镇（驻法国大使）、熊向晖（驻英国代办）、章文晋（驻巴基斯坦大使）、何英（驻坦桑尼亚大使）、米国钧（驻奥地利商务处正代表）等都奉命回国。

在外交部内，1966年9月16日姬鹏飞副部长在全部大会上作了一个动员报告，号召大家积极贯彻“九·九指示” ，勤俭办外交，改变外交风格，破使馆在陈设、布置、宴会、拜会、送礼、服装、书籍、唱片等方面的“四旧”；要求全体工作人员解放思想，大胆地向部领导提出意见、建议和批评。为了放手让群众大胆地提意见，姬鹏飞还特别强调对提意见的人，不管提什么批评意见，都应表示欢迎。会议责成各司、局立即着手研究具体改革方案。部内各个单位都积极行动起来了。

外交部多数人就勤俭办外交、礼宾改革以及机关革命化等方面贴出大字报，提出意见和建议。部党委开会研究后就有关问题当众作检查。一些年轻人对部党委检查极为不满，认为部领导对这场政治运动敷衍塘塞、应付差事、态度极不认真，纷纷起来造反，组织革命造反战斗队，进行夺权。

1967年1月外交部造反派夺权后，深受“左”倾理论的严重影响，使得外交部一度出现混乱局面。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绝对平均主义思想泛滥。他们认为，十七年来在刘少奇及其在外事口的代理人——陈毅的把持下，我国某些驻外机构散发着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臭味，和我们伟大祖国的国际形象极不相称。所以他们采取所谓“革命行动”，企图“打倒陈姬乔”，即：陈毅、姬鹏飞（常务副部长）和乔冠华（副部长）、揭批陈毅执行“三降一灭” （即向帝、修、反投降，扑灭世界人民革命）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外交路线、批斗各司、局的当权派、筹办《九·九指示展览会》等等。

他们贴出关于外交部“修正主义特权阶层”的大字报，揭发领导干部和大使有专门为他们服务的厨师、公务员、理发师、司机；洗澡之前要人给他们洗刷浴缸；大使官邸豪华，使馆客厅里有高级地毯，摆满玉器雕刻和优质沙发。大使每月工资一千多元，在使馆内吃小灶，在国外购买洋货，看美国电影。大使夫人穿皮大衣、旗袍和尖头高跟鞋。领导干部很少参加体力劳动，生活特殊化，小病大养。在医疗方面，高干有病，到处找名医、寻妙药；一般干部和工勤人员有病只能到指定医院接受治疗。大字报认为，“九·九指示”击中了以陈毅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政治要害，吹响了彻底砸烂外交部修正主义特权阶层的进军号。他们极力主张外事口大破四旧，大破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特权。他们要在国内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政，在国外要造驻外机构资产阶级老爷们的反。他们声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刮到‘世外桃源’的驻外使领馆。外交部以陈毅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已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他们必将逃脱不了彻底垮台的命运”。

最早采取激烈行动的是总务司房管科的《毛泽东思想‘文革’战斗队》。1967年1月23日这个组织夺了外交部房屋、家俱分配的大权。（文革前，外交部的房屋和家俱是根据干部的级别和家庭成员人数进行分配的。）他们砸烂科内旧的官僚机构，取消各种头衔，科内当权派一律称为“勤务员”。他们认为，“在住房问题上，外交部存在极其严重的不平等现象。部长老爷们住的不是独门大院，就是高级洋楼。院内绿草如茵，垂柳似画，房间又多又宽敞，他们的子女也都每人住一间。室内沙发地毯，高档家俱一应俱全。但是，集体宿舍却多人住一室，拥挤不堪”。他们“勒令部、司级老爷退出多余房屋和家俱”， “消灭住房和家俱分配上的不合理现象”，“把十七年外交部在房屋管理方面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旧东西，砸个稀巴烂！”

4月19日，外交部夺权派对抗中央指示，发表了“打倒陈毅”声明，说陈毅是外交部“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的总根子”，外事系统“最大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三反分子”，要坚决打倒。他们煽动外交部一些群众上街示威游行到中南海揪陈毅同志，在街上狂喊“打倒陈毅”口号，妄图逼迫中央接受他们的主张。对陈毅同志的问题，毛主席的指示是“一批二保”，周总理主张“先批判后定性”。

外交部夺权派伙同外事口40多个单位的激进组织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大礼堂召开“彻底砸烂以陈毅为首的外交部和驻外使馆修正主义特权阶层誓师大会”。会议声讨、控诉“以陈毅为首的修正主义特权阶层资产阶级老爷们奢侈腐化、压迫工勤人员的罪行”，认为“这个特权阶层在生活上腐化堕落，压迫工人，必然导致在外交路线上执行刘邓陈的‘三降一灭’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外交路线”，表示要“坚决打倒三反分子陈毅，坚决贯彻毛主席‘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的‘九·九指示’，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彻底埋葬刘邓陈的‘三降一灭’的反动外交路线，把外事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作世界革命的促进派”。 他们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前的外交路线，认为是“三降一灭” 路线，污蔑外交部是“卖国部“，主张外交工作要面向下层，工作重心要放在驻在国人民群众方面。

外交部夺权派在外交部内也多次召开有关揭发、批判修正主义干部路线和特权阶层大会，控诉、揭发、批判“外交部党委和干部司等机构里的一小撮资产阶级老爷们对工农兵干部、对工勤人员的排挤、打击、迫害”。说领导干部“指责工农干部笨，学不了外文，办不了外交”；说这是“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反映，必须坚决肃清”。他们认为：“批判外交部修正主义的干部路线、批判特权阶层，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的任务。修正主义的干部路线是直接为‘三降一灭’的修正主义外交路线服务的。而特权阶层就是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是修正主义的温床，是和平演变的重要条件”。

1967年7月中旬到8月上旬，北京外国语学院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一小撮激进分子在外交部少数激进分子的配合下组成百余人的“揪陈大军”，在东交民巷30号外交部内部办公楼（外交部人员开会和贴大字报的地方）对面的正义路广场上安营扎寨，制造揪斗陈毅同志的氛围。他们多次冲进外交部的办公大楼，封堵东交民巷15号外交部对外办公大楼的大门，干扰和破坏外事活动。（当时外交部的十几个厅司局上千余工作人员分别在东交民巷15号、30号、40号、正义路1号、东单外交部街31-33号和北京火车站站口的方巾巷等处办公。惟有东交民巷15号是外交部接待外宾的地方。）

由于周总理不同意他们打倒陈毅同志的主张，他们就想方设法污蔑周总理保陈毅，甚至用通牒式的语言向周总理拍发电报进行要挟，诡称“陈毅问题得不到解决，我们得不到解放，你也得不到解放。”

在所谓贯彻“九·九指示”的幌子下，外交部的夺权派筹办《九·九指示展览会》，“揭露以陈毅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派妄图使外交部和平演变，堕落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

这个筹办中的《九·九指示展览会》分三个馆和一个专题。

第一馆：外交部到了何等危险的地步。介绍以陈毅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派长期以来反对毛泽东思想，贩卖刘邓黑货，推行“三降一灭”外交路线，干扰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培植特权阶层，打击工农干部。

第二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决战——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介绍陈毅等一小撮如何镇压文化大革命以及造反派取得的重大成就。

第三馆：大立毛泽东思想，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介绍在国外的外交战士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抗暴等英雄事迹和在国内造反派破旧立新的成绩。

一个专题是介绍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内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

1967年8月代表中央处理完《武汉事件》的王力插手外交部的文化大革命。他于8月7日晚在他钓鱼台的住所主动约见外交部姚登山（见注一）和夺权派的七位代表，大放厥词，把矛头直指周总理，恶毒攻击陈毅外长和革命群众组织，竭力支持姚登山站出来“革命”，支持偏激的学生冲击外交部，煽动他们进一步夺取外交部大权。

接见时，王力说：“有人说你们方向、路线错了，揪陈的大方向当然对。我看没有什么过火的地方”。他又说，“外交部运动阻力大。外交唬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外交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

夺权派代表向王力汇报说，“有人批评我们夺权夺过了头，说业务权是中央的。”

王力说，“这话不对。（外交部）干部司掌握人事大权不能动，那么这样说中央组织部要恢复嘛！？它掌握最大的人事权嘛！”“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握，有点权才有威风。”“夺权夺了半天没有多少权，挂了这个招牌，以后监督小组不能只监督业务。”“监督小组不能成为花瓶、点缀品。”

关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激进分子冲、堵外交部、揪斗陈毅问题时，王力说，“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他犯了错误又不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做检查，就是可以揪。”“堵了外交部大门，这当然是方法问题，是次要的，不要把人家方法上的问题夸大、上纲，说的那么严重。”“《红旗造反团》、《六·一六》（作者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两个激进组织。）揪陈，到外交部安营扎寨，大方向有什么错？一点没有错。”

谈到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作者注：外交部的一个群众组织）8 月5 日向中央文革和周总理书面反映姚登山在外交部传达戚本禹与他关于支持学生去外交部揪陈毅的谈话时，王力对姚登山等人说，“外交部竟有人告状。名义上攻击姚登山，实际上攻击戚本禹，这不正常。这不是革命势力，这是保守势力。我反对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的做法，鲜明的反对！”“关锋、戚本禹同志的讲话是正确的，姚登山同志传达是对的，做得完全对，我们支持你（指姚登山）。”王力还强调说“从这封信我们看出这代表一种错误思潮，我们认为问题严重，找你们来谈谈。革命不能半途而废，坚决支持你们，将革命进行到底。”

王力8月7日的讲话在外交部和外事口掀起轩然大波，影响恶劣，流毒深广。“王八·七讲话”出笼后，外交部内的无政府状态和极端民主化更加严重，夺权派更加肆无忌惮地把外交部的动乱推向了另一个高潮。

头脑发热的姚登山凭借王力的威风，到外贸部、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等单位去作报告，煽风点火，在首都北京制造了更多更大的混乱。

从8月9日到31日短短的二十几天内，外交部连续发生了建国以来的最为严重的政治和涉外事件。

8月11日下午，以外交部夺权派和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激进派为首的《批判陈毅联络站》（见注二）、姚登山和外事系统的三十余个组织以及其他系统的偏激派组织代表共万余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批斗三反分子陈毅大会”。周总理、陈毅和姬鹏飞到会。

事前，他们向周总理保证，会上只提批判陈毅，不提“打倒陈毅”。但北京外国语学院狂热派的头头、大会主持人宋远利（北京外国语学院激进派的头头）玩弄两面手法，极力制造“打倒陈毅”的气氛向周总理示威。当周总理进入会场时，突然从大会堂二楼投下四幅“誓与三反分子陈毅血战到底！”的巨幅大标语。前排几十位女学生也展开了“打倒陈毅！”的标语。

激进派发言的内容皆是批判“以陈毅为首的外交部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和“三降一灭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等。会上狂呼“打倒陈毅！”“誓与陈毅血战到底！”等口号。当周总理一度临时离开会场时，他们就乘机让陈毅低头弯腰，并有个别非理性的极端分子冲上主席台企图殴打陈毅。由于事先安排坐在台下前几排北京卫戍区警卫战士及时上台去保护陈毅，他们的阴谋才没有得逞，会议一度中断。

最后大会宣布“批斗陈毅大会通令”，要陈毅“在十五天之内向外事口无产阶级革命派递交有关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罪行的认罪书。”大会主席团还建议中央“停止陈毅的一切外事活动，责令他在家老老实实做交待，接受群众的批斗。”

8月14日，外交部夺权派、驻外使领馆《九·九战斗兵团》（作者注：部分驻外使领馆人员成立的组织）和归国留学生《遵义兵团》（作者注：部分留学生成立的组织）的数十位极端分子冲入东交民巷40 号外交部政治部办公大楼，篡夺包括外交部的人事大权在内的政治部的一切权利；查封干部司办公室、秘书组以及各处的档案柜，封了所有的公章和钥匙；并勒令干部司的当权派和工作人员离开办公室。

8月19日，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极端派冲进东交民巷15号外交部党委办公的地方，“查封”外交部党委，“授权”外交部激进派接管中央外交大权，成立“临时指挥部”，发布“通告”，叫嚷“两个政权不能同时并存”，宣布“停止外交部党委一切工作”，部党委“不得擅自召集会议，无权批阅任何文件，无权处理任何业务工作”，“外交部一切党政事务均由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注：外交部夺权派组织）负责处理”。他们就这样强夺了党中央的外交大权。同日下午召开“干部亮相大会”，强迫部党委成员出席表态。

据不完全统计，8月19 日至22日，夺权派擅自处理重大案件42起；擅自通报驻外使领馆，提出“打倒陈毅”；修改中央决定，宣布暂停驻外人员轮换，引起驻外使领馆的混乱。

8月21日深夜，外交部机要局《八·一八》、《大喊大叫》等激进战斗队袭击张闻天（注三）家，将张和他的夫人刘英劫持到外交部。23日召开斗争《三反分子张闻天大会》，逼张闻天承认陈毅是他庐山会议发言的后台。

最为严重的是，8月22日傍晚，所谓“反帝反修联络站”中的大专院校内的盲目排外的狂热分子，打着“抗英斗争“的旗号，纠集北京数十个单位的首都红卫兵组织，煽动一万余人围困位于北京朝阳区日坛公园附近的英国驻华代办处大楼，在代办处楼前召开“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他们打伤二十余名值勤的解放军警卫战士后，冲入英国驻华代办处，殴打英国临时代办唐纳德·霍布森等人。随后点燃汽油放火烧毁了代办处的办公楼和汽车，闹得局势完全失控。高音喇叭多次广播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革的指示，命令肇事者撤出英国驻华代办处，但没能立即奏效。直到23日凌晨，那帮人才陆续撤离现场。造成了建国以来震惊中外“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严重涉外事件，破坏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外交路线，使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受到严重损害。

8月23日凌晨三时，周总理紧急召见姚登山和外交部、北京外国语学院、驻外使领馆等单位的激进派代表，责令他们撤出外交部，宣布封条无效，严厉斥责了姚登山一伙篡夺中央外交大权的行动，怒斥他们目无中央，篡改中央口号、擅自向国外拍发电报、火烧英国代办处等严重事件。他十分生气地说：“外交大权断了四天（指8月19日夺权至22日火烧英国代办处。），这个大权能断吗？我跟你们讲了多次了，你们就是不听。”“《北外造反团》（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激进组织）授权给《外交部联络站》（注：外交部的造反派组织），这不是可笑吗？设立一个指挥部，代表中央授权给《外交部联络站》，《外交部联络站》接过去，向外发电报，说陈、姬、乔是什么性质。四天把副部长、部长助理包围着不让上班。今天火烧了英国代办处。还要不要国家荣誉？”“这是目无中央。”“我要再不讲话，就是对毛主席犯罪。”

8月25 日凌晨一点，周总理召见杨成武上将（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将王力八月七日讲话稿交杨成武带到上海转呈毛主席，并嘱咐他如实向毛主席汇报情况。当天上午杨将军抵达上海后，立即向毛主席面呈王力的讲话稿，并汇报了有关造反派打倒陈毅、篡夺外交部大权、火烧英国代办处等事件。

次日，毛主席明确地对杨成武说：“王力这篇讲话极坏。”“会写几篇文章，膨胀起来了。”“要消肿。”毛主席还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处理。”之后，周总理决定将王力“隔离”起来，命令他“请假检查”。自此，王力成了“不自由” 人。

26日外交部在东交民巷30号小礼堂召开批判陈毅小会。陈毅外长到场，周总理有事没来。开会后不久，北京外国语学院激进派的20多人冲进会场，妄图劫持陈毅。由于周总理及时干预，强令学生撤出，警卫战士安全把陈毅送回中南海。

29日，一些英国民众到伦敦我国驻英国代办处楼外抗议示威，报复“火烧英国代办处”。英国当局派出警特煽动英国民众对我国驻英国代办处进行围攻挑衅，并殴打我国代办处工作人员。我国代办处三人受重伤，十多人受轻伤。30日，北京一些群众到英国驻华代办处示威，抗议英国警特殴打我国代办处的工作人员，强迫英国临时代办霍普森低头认罪。

8 月31 日周总理接见外交部有关人员时当面批评姚登山说，“最近一个时期，我讲话不灵了。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是最高指示。姚登山在外面的几个报告，煽动性很大，在外贸部的讲话修改了中央的精神。中央提‘打倒刘邓陈’了吗？你是一个刚回国的代办，客观上是站在对抗中央的地位。” 周总理重申，外交大权属中央，中央授权给我，我管。他还指出，现在国内的极左思潮和极左行动，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外交工作，损害了我们的国际声誉，造成我说话都失灵了。

9月毛主席从上海返回北京后，外交部办公厅工作人员王海容（女）向毛主席反映外交部运动。当谈到《王八·七讲话》时，毛主席评论道，“王力讲话是大大大毒草。”毛主席引用了两句古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唐朝罗隐的作品）后来，毛主席对美国作家、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说：“1967 年7 月和 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有少数人是坏人。”

经过三个月筹备的《九·九指示展览会》原准备于毛主席《九·九指示》发表一周年时出笼。由于这个展览会诬蔑和丑化中国十七年来的外交路线，批判所谓三降一灭、特权阶层和修正主义干部路线，把在毛主席和周总理领导下外交部描绘得漆黑一团，一无是处，于1967年9月11日就被查封了。那一帮人的所作所为背离了毛主席《九·九指示》的精神，背离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

1967年9月下旬，外交部开始批判《王八·七讲话》、批判姚登山、批判所谓“群众外交”、清查《五·一六》组织和调查“三砸一烧” 的恶性涉外事件。（ 即1967 年6 月17 日砸印度驻华大使馆、6 月29 日砸缅甸驻华大使馆、8 月5 日砸印尼驻华大使馆和8 月22 日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

    11月2日，周总理接见外交部和驻外使馆领馆核心成员时说，主席说的使馆革命化，是说我们外交队伍，不能指对方。不能把对方革命化了。他们帝、修、反，左派没几个，民族主义左派也没几个，有些习惯不能不尊重。

12月17日周总理接见留学生代表时说，“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这是指工作、工作作风和思想。使馆经过文化大革命有进步，空气好些了。使馆中，有紧跟主席路线的，有中间偏右的，也有极“左”思潮。你们在外国不搞“四大”，不搞“革委会”，但是使馆不能原封不动、老一套，不能恢复旧的，要革命化。恢复旧的不行，应该改革。

外交部按照周恩来总理的一系列指示，加强了革命组织性和纪律性，对极“左”思潮的干扰进行了揭发和纠正，积极恢复与修复对外关系。外交工作很快地摆脱了混乱状态，逐步恢复正常。

文化大革命中除少数人外，参加的绝大多数人是出于对毛泽东主席和共产党的无限信任，积极响应号召。夺权的群众组织由于年轻、狂热和政治上的幼稚，在极“左”思潮煽动下，往往表现出过激和盲动。此外，文革前长期积累下来的各种内部矛盾，加上在这场运动中产生的新的内部矛盾，都在“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号召下，以“革命造反”的名义，一并发作起来。但也确有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家和阴谋家乘机兴风作浪，浑水摸鱼，惟恐天下不乱。

从某种意义上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教育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群众自我教育的运动。在革命的实践中，外交部的干部得到了锻炼，提高了觉悟，逐渐理解“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的深远意义。

附件一：坦桑尼亚朋友来函（译文）全文

亲爱的同志：

　　由于帝国主义者和白人殖民者的压制，在看到你们的成就和你们的著作以前，我们一些受过教育的非洲人一直是沉睡着。当前正在中国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是多么了不起，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很希望跟你们分享创作历史的光荣并在这里同样实行。

　　我们在这里街上遇见的中国青年看来生活很朴素。他们是当代中国青年的好榜样。他们告诉我们说，他们是在这里学习我们的语文和在其他方面援助坦桑尼亚的。我们是多么高兴地见到了中国年轻一代的优秀代表。

　　但是，几个星期以前，当我应邀参加中国大使馆的一次招待会时，我确实感到吃惊和沮丧，那里是豪华、浪费、奢侈，充分使人回想起腐朽的资本家的高水平生活。大部分食品是西方的、丰富、花钱的；那些中国菜也不象中国菜，是最花钱的那种，而不是普通的、卫生的、我们所希望的食品；饮料也是威士忌、白兰地、烈酒或进口的最昂贵的啤酒；甚至香烟也是美国的或和其他外国的。最令人反感的是大使夫人，她穿着昂贵的衣服和装饰，她追求文雅。我寄上她的两张照片，它们将给你们一些概念。我们当地的妇女穿着简单得多和便宜得多的衣服，但是很好，也最适合这里的气候。似乎这里的中国代表机构的整个调子是爱炫耀，每到一处都是乘坐崭新的大型西德小轿车，坐满了人，显示他们的豪华和富有。据我看来，这是不符合文化革命的精神的。我们的一些人对这里是这样的不同而感到遗憾。

                            　你的同志约纳丹·穆彪

                            1966年8月29日

附件二：奥地利朋友来函（译文）全文

亲爱的同志们：

读到关于“红卫兵”支持你们伟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雄行为的报道，我们非常赞赏。以你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智慧为基础的这一历史革命，对于我们这些致力于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方式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人来说，是一个鼓舞。但是我们认为因此更有必要提请你们注意，你们国内的革命斗争同你们在维也纳的商务代表的突出的资产阶级举止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是极不相称的。从他们的衣着来看，很难（即使不说是不可能的话）把他们同蒋介石的走狗区别开来。精致的白绸衬衫和高价的西服同先进工人阶级代表的身份是很不相称的。这些代表不仅占有一辆、而且是两辆麦尔采得—奔驰牌轿车（这种汽车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剥削者的标志），这难道真有必要吗？由于这一鲜明对比而引起了维也纳人的窃窃私语和嘲讽，使我们听了很痛苦。这样的资产阶级行为不仅损害了我们的共同事业，而且对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起了不好的作用。

我们尊敬地并且迫切要求你们把这件事向有关当局报告并且立即采取措施加以纠正。致以同志的敬意。

                                   

  奥地利《红旗》派的同志

                                    1966年8月30日于维也纳

注一：

姚登山（1918-1998）抗日期间在山西家乡一带打游击，抗击日本鬼子，当过游击队长和县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他调到外交部，先后在我国驻芬兰、印尼等国大使馆任职。文革时，他是我国驻印尼大使馆的临时代办。1967 年在印尼右派反华浪潮中，他领导使馆人员英勇抗击印尼暴徒袭击我国大使馆。同年4月回国后，他被国内新闻媒体誉为“红色外交战士”。周总理原期望他能从积极方面正确影响和引导造反派，使外交部的运动正常进展，但他却背道而驰辜负了周总理对他的期望。1967年底外交部揭批《王八·七讲话》时，他被隔离审查。1971年被专政机关当作“现行反革命分子”予以逮扑，在秦城监狱呆了九年。

注二：

外事口《批判陈毅联络站》由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和红代会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牵头联合外事口和首都红代会的35个单位的群众组织于1967年4 月13日在北京成立。他们的主张和口号是，批深、批透、批倒陈毅的“反动言论”， 坚决打倒陈毅。

注三：

张闻天（1900-1976）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外交家。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建国后，任驻苏联大使、外交部第一副部长。1959年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遭错误批判，被免职后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1976年7月1日在江苏无锡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