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法建交在美国构建的围堵中国的防波堤上冲开了一个缺口。美国官员非常担心法国承认北京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害怕西方盟国以及非洲的新兴独立国家纷纷效仿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堵住大坝上的缺口，约翰逊政府一方面敦促盟国不要步法国的后尘，另一方面，压蒋介石保持忍耐，不提出与法国“断绝外交关系”。在美国的压力和掣肘下，蒋介石很不情愿地推迟做出与法“断交”的决定。私底下，他对美国官员的压力表示非常不满，时刻警惕美国推动“两个中国”的阴谋。围绕中法建交而发生的美台互动充分揭示了冷战时期美台同盟关系的一个特点，即双方的关系是一种施压和抗压、限制和反限制的复杂关系。

　　关 键 词：中法建交 美台关系 蒋介石

　　作者简介：翟强，美国奥本大学(蒙哥马利校区)历史系教授。

　　1964年中法建交，此举震动世界，对台湾蒋介石政权构成一次重大的外交危机。美国约翰逊(Lyndon Johnson)政府和台湾当局在如何应对中法建交的问题上意见分歧，双方对危机的不同处理加深了双方领导人之间的不信任，扩大了美台同盟的裂痕。有关此问题的法国和美国政府档案已公布多年，①中外学者利用法美解密文件对约翰逊政府处理中法建交的经过也做过分析和评论。②但是，蒋介石是如何对中法建交这一突发事件做出反应的?他在处理中法建交危机时采取了哪些步骤?围绕中法建交而发生的美台幕后“外交”对蒋介石产生什么影响和教训?对于这些问题，基于档案基础的深入学术论述和分析尚付阙如。③

　　最近，收藏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的蒋介石日记对研究者开放。蒋介石日记详细记载了他对法国总统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应，描述了他在应对法国政策变化和美国压力时所采取的措施，记录了他在处理外交危机和大国关系时所经历的种种复杂的心理压力和情绪波动，使我们可以深入观察美台双方既争吵又合作的复杂关系，进一步了解他们沟通看法、消除危机、维护同盟纽带的各种机制。在研究国际政治和外交关系时，准确把握外交决策者的动机和目的，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当事人的日记往往为后人窥视当事人真实思想打开了一个难得的窗口。蒋介石日记为我们深入探讨他对中法建交危机的处理，提供了一个史学家梦寐以求的机会。本文依据美国政府档案和蒋介石日记，详细和深入地评析和剖决美国和台湾当局对中法关系正常化的反应，特别是在此过程中，蒋介石和美国官员之间的互动、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以及危机处理给蒋介石带来的教训，以求拓展我们对中法建交的国际影响的研究，增加我们对蒋介石外交风格和特点的了解，加深我们对冷战时期美台关系性质的认识。

　　美国对中法建交的反应

　　美国政府密切关注中法之间的交往。④1963年12月16日，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在巴黎与戴高乐总统会谈，双方谈到中国问题。腊斯克强调中国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威胁，说中国对全球很多地区(包括老挝、印度尼西亚、古巴和非洲)的动乱负责，国际社会不应该放任和鼓励中国的政策。戴高乐认为，西方应对中国采取接触政策，而不是孤立和敌视政策，接触政策更有利于西方利益。他用西方过去对苏联采取的接触政策的经验来说明他的观点。腊斯克不同意戴高乐的看法，认为西方过去对苏联采取的接触做法并没有改变苏联人的行为方式，改变苏联人态度的原因，不是接触政策，而是西方的军事实力。腊斯克还补充说，过去印度对中国采取过“非常友好”的政策，最近日本也对中国表示友好，但这都没有能够改变中国的政策。戴高乐毫不退让，坚持自己的立场。他说，西方过去对苏联采取的接触政策并不是一点用处没有，印度和日本没能通过接触和交流来改变中国人，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资源和能力都有限，不能向中国提供很多东西，而将来如果西方和中国建立关系，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腊斯克把话题转向台湾问题说，除非西方放弃台湾，否则中国不会有兴趣和西方改善关系。戴高乐对腊斯克的话不以为然，毫不客气地反驳说，西方应该放弃台湾。双方显然话不投机。在谈话结束前，腊斯克问戴高乐：法国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有没有时间表?戴高乐说，他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因为那是将来的事，将来的事受多种因素制约，不是法国一家就可以说了算。为了不使美国人太难堪，戴高乐向腊斯克保证：法国在对华政策问题上采取任何行动前会通知美国。⑤

　　腊斯克极力劝阻戴高乐不要承认中国的做法表明：他无意改变美国从朝鲜战争结束以后就一直奉行的对中国“遏制加孤立”的强硬敌对政策。腊斯克代表了美国政府中对华政策的“鹰派”，但他的对华顽固态度并不被他手下的一些官员认同或接受，在美国政府中还有一批主张对中国采取“遏制但不孤立”政策的“鸽派”官员，他们主要是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罗杰·希尔斯曼(Roger Hilsman)、国务院远东事务特别助理詹姆斯·汤姆逊(James C. Thomson，Jr.)、驻联合国大使艾德莱·史蒂文斯(Adlai Stevenson)、驻日本大使爱德温·瑞肖尔(Edwin Reischauer)、驻香港地区总领事爱德华·赖斯(Edward Rice)等人。⑥他们认为：美国目前的对华政策过于僵硬，国际形势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这一事实，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和承认，美国不可能阻止中国最终加入联合国。美国继续坚持将中国摒弃在国际社会之外的做法，最多只能是推迟一件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的事，即中国进入国际社会，美国的做法只会加深美国和盟国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有鉴于此，美国应该修正对华政策，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改变“遏制加孤立”的做法，采取“既遏制又接触”的措施，即美国要继续遏制中国的扩张行为，但同时与中国保持对话和接触，以此来引导中国向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他们提出的具体措施包括：在联合国推动“两个中国”方案，既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又保留“中华民国”的席位；减少对美国公民去中国旅行的限制；松动美国对华出口限制，特别是取消在食物和药品方面对中国的禁运。他们认为，采取这些新措施的好处有三个：第一，美国可能减少中国对美国的敌意；第二，美国可以缓和与盟国在对华政策上的矛盾；第三，美国可以向国际社会表明：美国在改善中美关系问题上已经做了努力；如果中美关系仍然紧张，那么，责任不在美国，而在中国，是中国不可理喻，不可救药。⑦

　　“鸽派”官员主张增加对华政策的灵活性，主要是出于这样一种长远考虑，即美国应着眼于中国的下一代领导人，中国现在的领导人属于那种非理性、患共产主义狂热症的、对美国充满恐惧和仇恨的人，而中国的下一代领导人可能会更理性、更清醒、更务实一点，美国对中国的“既遏制又接触”的政策，可以减少这些人对美国的恐惧，使他们更容易接受国际社会的影响。希尔斯曼对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史蒂文斯说：苏联已开始在国际事务中“更负责任地行事”，就是因为美国对苏联采取了“既遏制又接触”的措施，通过接触来鼓励苏联内部的变化，通过遏制，来防堵苏联的扩张。⑧

　　就在腊斯克于12月16日在巴黎就对华政策向戴高乐施加压力前十天，希尔斯曼在旧金山联邦俱乐部作对华政策演讲，阐述“鸽派”官员对中国“既遏制又接触”的主张。他指出：一方面，中国仍然是“一个敌视西方、威胁邻国的激烈的敌对力量”，美国在东亚面临的“最大和最麻烦的问题”就是中国。中国坚持革命路线“已达到危险的程度”，但不会轻易冒险。另一方面，中共的政权稳固，不是“一个短暂的现象”。美国应该正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将长期存在的现实，考虑采取“两个中国”政策。从长远看，中国存在和平演变的可能。美国对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要中国不对“自由世界和邻国进行颠覆或发动侵略”，这就需要在中国周围建立一个包围圈来“遏制”中国，稳定远东。美国应该继续执行不承认中国和对中国“禁运”政策，继续中美会谈，保持谈判接触。美国对中国的长远方针是“采取保持实力而又准备谈判的政策”，“促使中国大陆发生变化。总之，美国对华政策应该是既坚定、又灵活、又理智。“坚定”指的是美国应维持在东亚的实力，随时准备对付侵略行为，同时恪守对盟国的义务，继续支持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灵活”意味着美国将打开和中国谈判的大门；“理智”是提醒美国领导人在考虑对华政策时少受情绪因素支配。⑨

　　希尔斯曼的演讲稿是“鸽派”官员的集体讨论成果，参加演讲稿磋商和撰写的官员有国务院远东事务特别助理汤姆逊、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马歇尔·格林(Marshall Green)、国务院远东经济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罗伯特·巴尼特(Robert W. Barnett)、国务院负责中国事务官员林赛·格兰特(Lindsey Grant)、国务院情报研究室分析员艾伦·惠廷(Allen S. Whiting)。⑩希尔斯曼选择在旧金山发表演讲，有其特殊含义，因为1957年，正是在旧金山，当时的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作了一个重要的对华政策演讲，称中共政权是一个“短暂而非永久的现象”，为美国对华“遏制加孤立”政策定了调。(11)

　　约翰逊政府并没有在希尔斯曼演讲之后立即对中国采取灵活松动的措施，主要原因是国务卿腊斯克在拖后腿。据当时在国务院担任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的格林的回忆，腊斯克对希尔斯曼的演讲很不高兴。(12)腊斯克坚持他对中国的强硬立场，认为，美国改变对华政策的先决条件是中共放弃支持革命、挑战国际社会的做法；在中国没有改变其对国际社会的敌视政策之前，法国与中国建交只会给中国发出错误的信号，使中国领导人以为他们的极端政策已被国际社会认可。(13)腊斯克在处理中美关系时，缩手缩脚，不敢越雷池一步，在很大程度上是害怕引起保守派的攻击，因为他在1950年代曾遭到右翼势力麦卡锡主义的围攻。在杜鲁门政府时期，腊斯克曾担任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参与撰写1949年《中国白皮书》。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朝鲜战争的爆发，在美国政坛和社会引起一场恐共、反共热，共和党右翼出于国内政治考虑，借机向杜鲁门的民主党政府兴师问罪，指责杜鲁门政府“丢失中国”。腊斯克作为杜鲁门政府中负责东亚事务的官员，首当其冲，承受来自共和党保守派的巨大压力。这段经历给腊斯克后来的政治生涯投下浓重的阴影，使他在后来处理中国问题时，如履薄冰，心有余悸。1960年代初，腊斯克成为国务卿以后，一直牢记1950年代的教训，在制定对华政策时，小心谨慎，不给共和党右翼留下发难的话柄。(14)腊斯克不满意希尔斯曼擅自做主、喜欢向媒体透露政府内情的行事风格，在得到约翰逊总统同意后，他于1964年2月撤消了希尔斯曼的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职务，任命威廉·邦迪(William Bundy)接替其位子。(15)

　　1964年1月7日，法国外交部长德姆维尔通知美国驻法国大使查尔斯·波伦(Charles Bohlen)：法国已原则上决定承认中国。(16)第二天，波伦向德姆维尔转达美国政府意见：如果法国执意要承认中国，那么最好将这一行动推迟到1965年。那时，此举的影响要比1964年小，因为1964年是美国的大选年。1月9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指责法国准备承认中国。几天后，法国驻美大使阿尔芳(Herve Alphand)会见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阐述法国承认中国的理由。他特别指出，中国越来越具有独立性，不再像杜勒斯过去所说的那样，同苏联结成紧密的集团。(17)

　　1月15日，阿尔芳大使通知美国副国务卿艾佛里尔·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法国内阁已决定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几周内将正式向外界宣布这一决定；在建交公报公布的三个月以后，中法将互派大使。阿尔芳说，他之所以奉命将法国的决定事先通知美国，是因为戴高乐总统曾经保证他在采取任何承认中国的行动之前都会先和美国通气。阿尔芳告诉哈里曼：在中法建交问题上，法国没有接受北京任何条件；法国不会同台湾当局断绝关系；北京很可能要发表一个单方面声明，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全中国；法国虽然不同意这一说法，但没有被要求就此问题公开表态；法国同台湾当局的关系将保持不变，除非台湾当局决定断绝关系。在谈到法美双方都很关心的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时，阿尔芳表示，法国没有做任何妥协，但法国保留在此问题上的决策独立性。哈里曼对法国承认中国的决定表示强烈不满，他指出：法国的决定“损害了美国的根本利益”，会加大美国公众对法国的反感，美国没有预料到法国作为一个盟国会做这样的事。法国不会从承认中国这件事上得到任何好处，只会极大地危害美国。阿尔芳没有想到哈里曼会作出如此强烈的反应，他提醒哈里曼：别的国家也承认过中国。哈里曼则说，那是朝鲜战争以前的发生的事。他接着以略带讽刺的口吻对阿尔芳说：“你是我所见过的最能干、最聪明的外交家之一。”(言外之意：你怎么对你政府这样错误的决定都看不出来?)然后数落道：法国的行动将在亚洲产生困惑，助长中国的气焰，为美国制造巨大困难；法国完全无视美国的利益，擅自作主，就是为了显示自己在政策制定上独立于美国，而不惜将美国人对法国的好感弃之不顾。哈里曼最后教训法国不要忘记是美国在亚洲承担主要责任，虽然美国欢迎法国在像老挝和柬埔寨这样的地方承担更多的责任，但是亚洲的基本问题是遏制中国，在这方面，法国能作的贡献很小，“责任完全在美国的肩上，而法国却在加强我们的敌人。朝鲜战争还从未解决，在亚洲的其他地区，现在到处都存在着共产党支持的冲突。”(18)

　　约翰逊总统本人对法国打算承认中国的做法也深感不安，对戴高乐不按美国步调行事的行为甚为恼火和不满，但一时间，他不知道他是应该直接出面向戴高乐提出抗议，还是只让手下官员去向法国政府交涉。带着困惑和忧虑，约翰逊于1月15打电话给他的民主党老友、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理查德·拉塞尔(Richard Russell)，倾诉胸中块垒。由于俩人的对话很能反映约翰逊此时的矛盾心态，即：他既对戴高乐特立独行外交政策表示不满和无奈，又在内心深处清楚地意识到美国迟早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特将谈话节录如下：

　　约翰逊：“戴高乐即将承认共产党中国，问题是我该怎么办?我应该提出强烈抗议，还是我应该让政府去抗议?……我们倾向于让政府去抗议……他(戴高乐)将不予理睬。”

　　拉塞尔：“总统先生，我不主张在这件事上反应太强烈。如果他(戴高乐)不予理睬，那么，他在承认中国时，他会很难堪……我们控制不了他们的外交政策。”

　　约翰逊：“你说得对，我们一点也控制不了。”

　　拉塞尔：“现在我们还不能谈这个问题(即承认中国)，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红色中国的那一天终究要到来。”

　　约翰逊：“我很同意你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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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塞尔：“目前从政治上说，承认中国当然是一剂毒药。”(19)

　　很显然，拉塞尔和约翰逊都意识到，承认中国这个问题在目前的美国政治环境中仍然太敏感了，一不小心，共和党保守派就可能在此问题上做文章，向民主党政府发难。

　　在和拉塞尔打电话之后，约翰逊又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乔治·邦迪通电话，讨论中法建交问题。邦迪认为，破坏戴高乐行动的一个办法是让蒋介石不和法国断交，拖延一个星期左右。在过去，每当有国家承认北京，蒋介石都会立刻与那个国家断交。如果这次蒋介石不马上宣布与法国断交，那么难题就摆在北京面前，因为北京一直坚持它不能与一个同时承认台湾的国家建交。法国就是希望蒋介石立马和法国断交，而蒋介石很可能会这样做。“我们应该建议蒋介石顶住一个星期，”不要和法国断交。约翰逊赞成邦迪这番话。(20)

　　第二天，国务卿腊斯克致电美国驻台“大使”杰诺尔德·赖特(Admiral Jerauld Wright)，指示他将约翰逊总统的一封信转交给蒋介石。约翰逊在信中建议：蒋介石不要在法国承认北京后立即同法国断交，因为北京会强烈反对法国继续和台湾当局保持外交关系，就希望台湾当局主动提出和法国断交；如果台湾当局不宣布和法国断交，那毛泽东的赌注就下错了，他会非常难堪，他将在中法建交中捞不到多少好处；而如果台湾当局主动提出和法国断交，那就正中毛泽东的下怀，使他正好不用承担默认“两个中国”事实的骂名。(21)

　　美国在尽力劝阻法国不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还向其西方盟国施加压力，以防他们在对华政策上步法国后尘。在美国官员的眼中，中法关系正常化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开始，法国的行动会产生腐蚀效应，就好比在美国长期精心维护的封锁中国的水坝上冲开一个洞眼，如果不及时堵住这个洞眼，它就会被水冲刷得越来越大，最后导致大坝崩溃。美国特别担心像加拿大和日本这样盟国的对华态度，因为在这些国家中，要求和中国建立联系和交流的呼声正变得越来越大。

　　在加拿大政府中，有很多官员同情戴高乐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认为东亚的稳定和繁荣有赖于同中国建立对话和接触的关系。他们觉得美国对中国的孤立和封锁政策已经走到了死胡同，必须调整和修改。在盟国的会议上，加拿大代表经常为法国的对华政策辩护，认为法国的做法为西方提供了一个和中国交流的机会，西方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来结束北京的孤立处境。加拿大外交部官员认为，在1964年第19届联合国大会讨论中国席位时，美国可能有最后一次维持其“重要问题”提案的机会；在这以后，必须有一个新的对策。外交部长保罗·马丁(Paul Martin)考虑在联合国提出一个“两个中国”方案，既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又保留台湾地区的席位。(22)

　　1964年1月22日，美国副国务卿乔治·鲍尔(George W. Ball)同马丁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在谈话中，鲍尔指出，戴高乐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看来是不会改变了，这一做法会产生两个恶劣影响：第一，它会大大损坏南越政府的利益，会使西贡的领导人觉得国际社会在推动南越中立化，会破坏美国帮助南越抵抗共产主义的努力。第二，它会使联合国有关中国代表权的讨论更复杂、更难处理，因为很多非洲国家可能效仿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联合国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马丁在发言时强调戴高乐的对华关系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国际社会不可能永远地孤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告诉鲍尔，加拿大和中国已经建立了接触，最近加拿大通讯社和中国的新华社就要互派记者。知道美国政府对中法建交的影响忧心忡忡，马丁说，尽管加拿大充分意识到法国的举动会对美国以至整个西方同盟阵营造成的冲击，但是，他目前没有办法表明加拿大将来对中国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他也不知道加拿大在联合国大会讨论中国代表权时最终会如何投票。马丁重申，加拿大希望和中国增加来往，因为继续无视中国的存在不是一个现实的或明智的政策。至于中法建交会对南越产生负面影响的问题，马丁表示，他对目前南越政府的生存前景持悲观态度，因为南越政府没有得到南越人民的支持。鲍尔对马丁的描述非常不以为然，声称将南越中立化就相当于帮助中国共产党接管南越。他强调，两年前在老挝推动中立化是因为老挝的情况特殊，老挝中立化模式不适合南越。(23)

　　马丁的话表明，戴高乐的对华政策在加拿大很有市场，美国要继续维持其对中国“遏制加孤立”的政策，已越来越难以得到盟国的支持，加拿大和美国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裂痕已经很大了。1964年9月14日，加拿大总理莱斯特·皮尔逊(Lester Pearson)在渥太华举行的一次北约会议上指出：如果西方让中国更多地了解世界的观点和看法，那么有一天中国的政策就会变得更现实一些；而“目前对中国的孤立做法只是鼓励危机不断地出现。”(24)尽管加拿大领导人出于维护加美战略同盟的大局考虑，还不会像戴高乐那样与美国撕开脸皮，做出马上承认中国的戏剧性行动，但他们也不会刻意掩盖他们与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的重大分歧。

　　就像加拿大官员一样，不少日本官员也对美国的对华强硬政策表示不满。他们感到，日本在美国的压力下，只和台湾当局保持关系，与中国大陆隔绝，长此以往，日本在亚洲的影响力将下降。他们不明白美国为什么在亚洲把中国视为主要敌人。日本的舆论普遍赞扬法国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决定，要求日本政府也采取类似行动，顺应新潮流。1964年1月，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对来访的美国国务卿腊斯克说：日本人民不关心东南亚的民族解放斗争，他们倾向于认为苏联，而不是中国，是主要敌人；在承认北京的问题上，日本政治家和报纸认为，法国的行动开创了一个和中国接触的机会。(25)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秘书布罗姆利·史密斯(Bromley Smith)在向约翰逊总统汇报此次会谈情况时称：“日本外相大平告诉国务卿腊斯克，在日本国内，公众强烈支持和中国大陆达成理解。”(26)

　　2月27日，日本首相池田勇人会见美国驻日本大使瑞肖尔，讨论对华政策，并就此问题向美国提建议。池田说，“法国承认北平已经对日本公众造成很大影响，使公众对日本政府的压力增加。”他告诉瑞肖尔，中国政府的“日本通”廖承志和赵安博分别在北京和东京向日本提议，两国扩大贸易，互派贸易代表，互相开通航线和互换记者，日本公众对这些建议反应积极。池田表示，尽管他不愿意在对华政策上和美国脱节太大，但他觉得“美国和北平增加接触是好事，并不一定有违美国意愿”。池田特别想先和中国互派记者，并希望美国也这样做。池田还对希尔斯曼“突然辞职”一事表示担忧和不解。(27)但腊斯克对池田所提的增加美中交流的建议不为所动，他指示瑞肖尔在回复池田时，强调以下几点：美国曾向中国提出过互派记者的建议，但中国没有同意；日本在考虑是否承认中国时，应首先顾及“自由世界的利益”和防范“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日本应该关注自己在西太平洋和东南亚的重要安全利益。至于希尔斯曼“辞职”的问题，腊斯克解释称，希尔斯曼的行为完全是“个人决定”，决不意味着任何政策变化。(28)此外，腊斯克还对中日贸易的迅速增长深感不安，他在多个场合对日本官员说，和中国发展贸易关系不会给亚洲带来和平。(29)

　　蒋介石对中法建交的反应

　　蒋介石十分重视与法国的关系。1963年4月，他和宋美龄多次接见即将返国的法国驻台北“代办”戴国栋(Emile de Curton)，表示友好之意。在一次交谈中，蒋介石先向戴国栋表达对戴高乐的敬佩，然后希望法国加强对亚洲反共盟友的支持。宋美龄则强调蒋介石和戴高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下的盟友关系，希望以此来打动法国人。她说：“今日的中华民国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为国家之自由而战。当时我们毫不保留的支持，如今也期盼能获得你们同样的支持。”(30)

　　中法准备建交的动向引起蒋介石的极度恐慌，台湾当局呼吁美国和其他友邦向法国做“说服”工作，强调法国的行为“不但有害于法国，而且有害于自由世界”。蒋介石于1963年12月13日致函戴高乐称：“近数日外电频传，法国正考虑承认匪共，或与之互设商务代表机构，为举世所注目。我军民尤感惶惑不安，将使我士气民心受到严重打击。希能本持颠扶危、主持正义的精神，在吾人艰难困苦之际，给予更多的同情和支持。”(31)

　　戴高乐决心已下，准备承认北京，没有理会蒋介石的请求。但是，与此同时，戴高乐并没有忘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和蒋介石曾经是患难与共的反法西斯盟友。考虑到这一层面的老朋友关系，戴高乐决定派两名特使去台湾，向蒋介石说明他决定承认北京的原因，以表明他没有忘记老朋友，争取蒋介石的谅解。戴高乐挑选的两个特使是曾在二战期间担任“自由法国”驻重庆代表的贝志高将军(General Zinovi Peshkov，又作Pechkoff)和法国政府中的中国问题专家纪业马上校。(32)

　　对于戴高乐不理会他的请求，执意准备承认北京，蒋介石十分恼怒。他在1964年1月15日的日记中宣泄自己的愤怒和怨恨：“戴高乐承认共匪之政策似已决定，今日世界见利忘义，怕强弃弱，只有强权，绝无公理，更可概见。自戴出任法政以后，人以为法国反共政策将更坚定，不料时势变化皆对相反方向进行。如不有自我奋起决斗，反攻大陆，打破现状，则真将不成人类世界矣。”(33)

　　蒋介石对中法建交谈判中北京不坚持法国先与台湾当局断交为前提条件的做法，非常担心，认为这一做法将为日后别的国家承认北京制造一个很坏的先例，会助长美国的“两个中国”政策。再联想到不久前美国国务院官员希尔斯曼放话说要改变孤立中国的政策，蒋介石忧心如焚。他在1月16日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他对法国政策的担心和对美国的不信任：“今日国际消息近年中最为恶劣之一次，即法国决于近期内将承认共匪，并以对我中华民国继续维持其外交关系为对匪条件，而匪且已承认其条件。”在表示对法国不满的同时，蒋介石也在日记中写下他抵制美国搞“两个中国”图谋的决心：“我必宣布与法绝交，或待匪在巴黎成立伪使馆，而我必撤退使馆。……今日美国早存有两个中国政策，且匪大使级谈判已有百余次，如其一旦匪与美有妥协之意与诈术例，美亦必将承认共匪，何况其国内左派及其政府中何斯曼等最近言行显有两个中国之政策，只待共匪放口乎。我今后外交不能不重作考虑，另谋出路矣。”(34)这则日记清楚地表明，蒋介石对中美大使级谈判极具戒心，害怕美国背着他与北京“妥协”，害怕被美国抛弃。(35)

　　蒋介石想和法国“断交”，但又不得不考虑美国叫他不要这样做的压力。他感到进退两难。他在1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他和蒋经国讨论同美国和法国的关系，感到“国际形势虽甚恶劣，父子对前途皆抱乐观，且具信心也。美对我外交部照会，要求我暂不与法绝交，以观望共匪行动为计。”为了说服戴高乐推迟承认北京，蒋介石盘算“以法在东亚之利害，及其个人对余之道义，使之展延时期与我布置时间。”(36)

　　面对即将抵台的戴高乐特使，蒋介石考虑如何对他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认为有可能以道义和个人交情为理由，来说服法方延缓承认北京，其日记云：“法戴承认共匪政策既已决定，殊无改变之望，但其既派私人代表特来面谈，此戴个性为英雄主义者，而且常认对余现在之奋斗与过去世界大战患难之交，念念不忘，惟有以此方面是否有打动其延展时间之可能发生，加以研究。”蒋介石希望他能说服法国延迟承认北京六个月，在这六个月中，东亚形势和中国内部的变化有可能使中法建交不能实现。(37)

　　1月19日，戴高乐的两位特使贝志高将军和纪业马上校到达台北。他们给蒋介石带来戴高乐的亲笔信，内称：“承询外传法政府拟改变其与中国关系，兹谨以开诚与信赖精神奉告，在相当接近的将来，法国政府将与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一事，果属真确。”(38)戴高乐的信清楚地表明，法国承认北京的决定已经不会更改，而且中法建交很快就要实现。很显然，蒋介石要说服法国推迟承认北京六个月的希望已经落空。

　　蒋介石在接获戴高乐的信后，立刻召集“总统府秘书长”张群、“行政院长”严家淦和“外交部长”沈昌焕“商谈对法交涉之策略”。(39)戴高乐的信使蒋介石怒不可遏，他的失望和愤恨的心情在他的日记中表露无遗：“西方政治家或军事家皆为自大狂的一邱之鹿(原文如此)，所谓口上精神道义者，皆是欺诈之谈。余在上月二十四日特致其信件中，特加持颠扶危与坚持道义之精神，以为或可以私情感之，但事后此信未出时，已觉此二语对其谦卑过甚，反以为其轻视。今竟不出所料，悔之晚矣。”(40)

　　如何回复戴高乐是让蒋介石十分头痛的事。他又一度考虑和法国一刀两断，召回驻法“外交使节”，但美国人的压力又使他犹豫不决。1月20日，蒋介石“五时起床，朝课后……手拟复戴高乐之函件，甚费思索，如何严正斥责，使之反省?”他上午再次召集张群、严家淦和沈昌焕三人，共同商讨给戴高乐的回信，决定“以严辞复之，不再加以希望，但如其果为政治家，为其国家与历史计，自当对余函件必将有考虑反省乎。”中午，他又会见贝志高，“嘱其转达戴也。”(41)中法建交一事让蒋介石心烦意乱，夜不能寐，不得不靠服用安眠药入睡。其1月21日日记云：昨“夜间不能安眠，乃服药”。今早“六时前起床，审核中文及法文稿致戴复函……对戴复函稿义正词严，心妥理得。”(42)

　　1月21日，贝志高携带蒋介石致戴高乐的复信返回法国。同一天，沈昌焕奉蒋介石之命，将戴高乐来信的内容以及蒋介石致戴高乐复信的内容，转告美国“大使”赖特。蒋介石在致戴高乐的复信中，再次从道义的角度向戴高乐呼吁，希望他能回心转意。他要求戴高乐本着“对后代和历史”的“责任”，“慎重明断”地“思考”他的行动。(43)沈昌焕对赖特说，戴高乐的来函使蒋介石坚信：既然法国很快就要承认北京，台湾就不可能在巴黎保留“大使”，哪怕是保留很短一段时间。赖特立刻向美国国务院发电报，汇报沈昌焕的话。(44)尽管沈昌焕说台湾不可能在巴黎保留“大使”，但蒋介石在给戴高乐的复信中并没有表示要与法国“断交”，很明显，蒋介石充分考虑了违背美国人的意志要付出的代价。他不得不再次忍气吞声，对法国只做道义上的劝说，只字不提“断交”。他在日记中写道：“答复给戴高乐来函，严斥其承认共匪，其个人事业与历史，皆将因此毁灭之意，亦于当时发出，惟其结果如何，尚未可知。”同时，他也抱怨美国在中法建交问题上的压力和霸道：“美国自私怯懦、损人利己之卑鄙言行，最为痛心也.”(45)

　　1月23日，台湾当局首次就中法建交表明立场。“行政院长”严家淦表示坚决反对法国政府的决定，“希望戴高乐总统慎重考虑”。当记者问台湾当局是否打算与法国保持类似和英国的关系，即在法国外交使节撤离台北改驻北京后，台湾当局仍然同法国保持“领事级外交关系”时，严家淦回答：“此为一假想的问题，本人不拟答复。”(46)1月24日，国民党“政府”向法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指出法国承认北京“将严重损害中华民国及所有自由国家的利益。对于法国本身为害尤巨。今法国政府竟不顾一切出此下策，其对整个世界必将遗患无穷，此事所导致之一切严重后果，法国政府应负全责。”台湾当局还强调“坚决反对‘两个中国’立场不变”。(47)

　　接到赖特1月21日的电报后，国务卿腊斯克对沈昌焕所说的台湾不可能在巴黎保留“大使”的话大为紧张，担心蒋介石在一气之下真的与法国“断交”。他觉得有必要再对台湾施压。这一次，他要双管齐下，在华盛顿和台北同时向蒋介石表明美国的立场。在华盛顿，他亲自出马，和台湾驻美“大使”蒋廷黼会面。在谈话中，腊斯克对台湾处理法国承认北京的方式表示“极度的失望和不安”，并再次指出如果台湾不和法国“断交”，那么，北京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外交关系的努力就会严重受挫。腊斯克一边说美国无意干涉台湾的政策制定，美国只是提建议；一边又明显用带着威胁的口吻对蒋廷黼说，如何处理中法建交一事，既牵涉到美国和台湾当局未来的关系，又牵涉到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关系，还牵涉到美国和东南亚的关系，因此，美国需要台湾当局的合作。即使挫败法国和中国建交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五十，甚至是只有百分之三十三，这样的可能性也不应放过。他要求台湾在“继续抗议法国的行动”的同时，还“应尽力让巴黎和北平难以实现它们的计划”。在谈话结束时，腊斯克强调，阻止法国承认北京只是“一场长期战役中的一次重要战斗”，如果法国承认了北京，“我们很可能很快将面对一些非洲国家、比利时、加拿大、日本以及其它国家承认北平的危险。确实，已有四十二个联合国成员国承认了北平，但法国是一个特例。如果水坝上出现了这么一个洞，那么洪水就将顺着洞冲过来。”因此，“阻止巴黎和北平的行动的重要性”非常大。(48)

　　与此同时，腊斯克派中央情报局前驻台北站站长雷·克莱恩(Ray S. Cline)访问台湾。克莱恩与长期负责台湾情报系统的蒋经国关系密切，希望通过蒋经国这个特殊渠道，劝说蒋介石不要为了面子，匆忙同法国“断交”，好让戴高乐承担断交的道义责任。副国务卿哈里曼在给克莱恩的指令中说，如果蒋介石不宣布与法国“断交”，那么戴高乐就会非常尴尬和下不了台，那些准备效仿法国承认北京的国家，看到法国如此狼狈，就会三思而后行。⑦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罗伯特·科莫(Robert W. Komer)在向约翰逊总统报告克莱恩的台湾之行时说，就像“腊斯克在和中华民国大使谈话时措辞严厉一样，克莱恩接到的指令同样强硬，给他的指令包括向中华民国发出的隐含的威胁，即如果中华民国不听我们的建议，那么，我们以后就不能再和它密切合作。”(50)

　　克莱恩于1月26日秘密抵台，蒋经国在机场迎接。俩人随后开始讨论中法建交问题。克莱恩在后来出版的回忆录中透露，他和蒋经国谈了一个小时左右，俩人很快达成一致。蒋经国在了解了美国方面的想法后表示，尽管他知道美国的建议不是他父亲所希望看到的，但他会去说服他父亲。蒋经国随即去士林官邸向蒋介石汇报，然后，返回克莱恩的住处，告诉克莱恩，他父亲在不情愿的情况下接受了美方的建议，同意在几个星期内不和法国“断交”。(51)约翰逊政府绕开通常外交联络路径，使用私人外交的特殊渠道，起到在危机关键时刻及时为蒋介石降温的作用，阻止了他在中法宣布建交时立刻与法国“断交”。

　　1月27日，克莱恩向美国国务院汇报他和蒋经国谈话的经过称：蒋介石已经知道了美国的立场，即当法国承认北京时，台北只向法国提出抗议并声明反对“两个中国”政策；但在事态没有进一步发展之前，台北不应同法国“断交”；如果戴高乐宣布与台湾“断交”，那么事情已无法挽回，再做什么都无济于事；如果法国的声明含糊其词，那么台北将根据美国的要求做出相应的反应。克莱恩还说：蒋经国向他强调反攻大陆的重要性，希望美国从台湾的角度看问题；蒋经国抱怨美国在反攻大陆的问题上对台湾限制太多，称台湾不会“出卖大陆人民的灵魂”，如果台湾不对大陆抗争，台湾就会落入中共之手。(52)

　　1月27日也是中法发表关于建立外交关系并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的联合公报的日子。蒋介石在得知中法联合公报后，迅速约张群、严家淦和沈昌焕三人商讨“对法抗议之方式”。沈昌焕原先拟定了一份“对法严加谴责与准备绝交”的声明初稿，但蒋介石牢记美国要他对法国只抗议不绝交的劝告，“彻底改正”了沈昌焕的初稿。晚上，蒋介石在日记中记下他的复杂心情：他一方面责怪沈昌焕“勇有余而谋不足”，另一方面又对美国人的压力耿耿于怀，“思之愤闷不已。”(53)

　　次日下午，蒋介石去三军联大主持“中央政策委员会”会议，继续讨论对法政策。会议开了近三个小时，与会多数成员不赞成同法国断交。精疲力竭的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小结下午会议的情况：参加会议的代表“多不主张与法绝交，且其理由充足，颇感欣慰，最后加以指示结论，心力交瘁矣。”(54)

　　台湾当局再次向法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除重复过去抗议中所使用的言辞外，对人们普遍关心的台湾将采取何种实际措施却只字未提。(55)暗地里，蒋介石在考虑如何在外交上变被动为主动。美国过去一直对他的反攻大陆计划泼冷水、拖后腿，现在似乎有了再次向美国人进言的机会。蒋介石思考如何用法国承认北京使中共在亚洲的影响扩大的理由，再结合南越日益恶化的局势，来说服美国在东亚采取更积极的反共步骤。他想到几个准备向美国人提出的新方案：在亚洲建立新的反共联盟，或以“台湾—美国—南越—韩国四国同盟”的形式，或以“台湾—南越双边联盟”、“台湾—韩国双边联盟”的形式。他在1月29日的日记中透露了他的这些想法。他写道：他在回味前一天晚上蒋经国汇报的与克莱恩谈话的情形时，“忽想美国对我反攻行动无从谈起，以美只知损人利己，决不为他人利害有所计及或动心也。今时与其利害最关切者是越南问题，当彼进退维谷之际，提出中美越韩四国反共同盟或中越、中韩各别联盟，彼或有考虑之可能乎?”中法建交后，“不仅东南亚，”而且“我自由中国与日韩皆有很快赤化之可能，”须向美国“提出警告”。(56)

　　1月30日午后，蒋介石与克莱恩以及美国驻台“大使”赖特做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检讨中法建交对亚洲局势造成的影响，并将他建立亚洲反共同盟的想法和盘托出。蒋介石在日记中对那场谈话做了如下记录：先警告美国不要忽视由于中法建交而在亚洲出现的“反共各国之危机即将崩溃之情势”，然后提出“最低方式挽救局势，以维持美国领导地位之三策：甲，由美领导组成中美韩越四国联盟；乙，由美从中支持，组织中韩越三国联盟；丙，中韩与中越分别组成同盟，而由美国作后盾，以便海空军担任运输任务。”蒋介石特别强调：除了他建议的这些策略外，“再无维持东亚反共阵形之法，只有等待共匪渗透及其自动各个崩溃，而美国决不能再在越南援越反共，必须准备撤退。”(57)

　　蒋介石的日记只记录了他和克莱恩、赖特谈话的主要精神。赖特在会谈后发给国务院的汇报中，对整个谈话经过做了更为详尽的描述。根据赖特的汇报，蒋介石在谈话中对中法建交的后果和影响表示了几个担心：一是担心对台湾军民士气的打击，二是担心共产主义影响在日本的扩大，三是担心东南亚共产主义的气焰。蒋介石强调；美国没有意识到最近东亚恶化的局势对台湾民众和军队士气的影响，中共将利用台湾低落的士气来渗透和颠覆台湾，不动一刀一枪，实现“和平解放，”使得美国第七舰队无用武之地。在谈及日本在亚洲反共联盟中的作用时，蒋介石指出：他没有将日本包括在内，是因为日本的宪法不允许；共产主义在日本的渗透已经很深了，日本已经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池田政府控制，另一部分被共产党控制；美国不应该低估日本在东方的作用。话题转到东南亚，蒋介石声称：中法建交扩大了法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共产党将利用法国的影响来破坏美国的行动，最后迫使美国撤出南越，而美国从南越撤退将对美国的声望造成如此巨大的打击，以至于不管美国如何保证，韩国和台湾当局都会对美国失去信任，士气将大跌。蒋介石还用二战后美国调停国共冲突的所谓历史教训来敦促美国在亚洲采取更积极的反共政策。他说他曾告诉美国调停特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如果美国不对共产主义采取强硬的政策，大陆就会沦入共产主义之手；同样的道理今天也适用于东南亚和台湾。蒋介石还再次重申他反对“两个中国”的建议：只要不出现“两个中国”的局面，反攻大陆就有希望，台湾军民的士气就会高昂；“如果我们三年前采取行动收复大陆，那么今天法国承认(大陆)的事也就不会发生了。”(58)

　　很明显，对蒋介石来说，中法建交所造成的危机既包括危险又包含机会。一方面，法国承认北京对国民党“政府”的国际地位带来危险，对东南亚的反共力量构成危险；另一方面，戴高乐的行动给了他一个在美国人面前再次强调反攻大陆重要性、再次强调在东南亚(特别是南越)遏制共产主义重要性的机会。蒋介石提出的建立台湾当局和南越反共联盟的构想，目的就是要把台湾当局和南越变成一个战场，迫使美国同意在南越的剿共行动中使用他的军队，从而为他的反攻大陆计划创造机会。

　　蒋介石有关美国在南越必须坚决遏制共产主义的言论为美国官员的越南战争升级理论提供了证据，因为他们在向美国民众解释美国为什么必须干预越南时，用的是和蒋介石一样的逻辑和说法，他们也强调共产党夺取南越会产生的连锁反应，即“多米诺骨牌”效应，他们也指出美国是否在南越顶住共产主义牵涉到美国在盟国眼中的“声望”和“信誉”。也就是说，美国官员在谈到越南问题时经常挂在嘴上的“多米诺骨牌”理论不是属于空穴来风，不是一个仅仅用来掩盖美国在东南亚扩张的幌子。起码像蒋介石这样的盟友就赞同“多米诺骨牌”理论。(59)

　　1月31日，戴高乐在爱丽舍宫举行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详尽解释法国这么做的原因以及中法建交的意义。他赞扬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创造了“非常独特、非常深奥的文明”。法国应该“如实地承认世界”，不能无视新中国的存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时刻已经到来。戴高乐还在讲话中表达了对蒋介石的敬意。(60)戴高乐的讲话使蒋介石感到意外，他没有想到戴高乐在宣布承认北京时还会美言他几句，这使他那颗由于中法建交而伤痛的心得到一些安慰。其日记云：“此次法匪建交声明后，不料戴高乐三十一日对记者会之谈话以完全颂扬我功业与民族精神之伟大……次乃其与匪建交对我外交上作答……对我大有助益，不仅为光荣的失败耳。”蒋介石还记录了他对苏联在法国承认北京问题上态度的观察：“法匪建交后，俄态表现虽冷静，且认此为与俄和平共处之主张相符，但其内心对共匪更具戒心与敌视，无疑此于我反攻计划将更增加效用乎。”(61)很显然，蒋介石一直在密切关注中苏分歧的发展，希望能够在中苏分裂中找到可以为他所用的东西。

　　蒋介石在“上月反省录”中，回顾了过去一个月中台湾所经历的一连串“外交”危机(包括由于“周鸿庆事件”而引发的台日矛盾、中法建交、美国的压力等)，不禁感慨万分。他写道：“自去年杪日本受其日共之压迫押解周鸿庆回大陆后，我国外交至本月最为艰危，但精神振奋，努力斗争，亦已此为最极点，并未因此略抱悲观，而其间最不幸者，乃为美国之无理干涉，强制压迫，无所不至，最足痛愤，但亦因此而激起我独立自主、不屈不挠之精神，使美方有所认识也。本月可谓外交奋斗月，用心最苦，但反攻军事行动之决心亦因此而得确立，不能再有其徘徊犹豫矣。”(62)

　　2月1日，蒋介石指示“外交部长”沈昌焕将他对戴高乐记者招待会讲话的反应转告给法国驻台北的“代办”皮埃尔·萨莱德(Pierre Salade)。蒋介石的反应包括，感谢戴高乐“对我之道义与情感一如往昔”，希望戴高乐在与北京的关系上“至此为止，不可再有进一步实现建交之行动，意在不互派使节”。(63)

　　与此同时，美国继续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要求他对法国继续忍耐，即使巴黎和北京互派使节，如法国不主动同台湾当局绝交，台湾当局也不撤退“驻法使馆”，这样，世界舆论将同情台湾。对美国的不断施压，蒋介石非常恼火，其2月7日日记云：美国视“我政府为其玩物，不仅视为幼稚无知，而已可痛。现在不必再对美作答，先问其对我与克来因所谈者是否作复，如其对我意见不予采理，而只要求我国无限期的永蒙耻辱，则我必不能对人民与国家永无交代，而国民亦对我政府决不能支持与谅解也。”(64)第二天，他又在“上星期反省录”中写道：“美外交不择手段，专以利己损人，不惜牺牲盟友……之卑劣心理，令人更为痛愤，但亦可因此更增我自重永存之决心，也在国际上艰难与耻辱日增一日。在此时期中，似乎一片黑暗笼罩在我心头，但亦光明即在目前的信心更强。”(65)

　　2月10日，法国驻台北“代办”萨莱德口头通知台湾“外交部”：法国即将与中国政府互派代办，一旦北京外交人员到达巴黎，台湾在法国的“外交代表机构”就失去存在的理由。(66)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当日召开临时院会，详加讨论后，决定与法国“断绝外交关系”，由“外交部”发表声明，宣布“断交”决定，同时下令“驻法代表”高仕铭，“准备即日下旗闭馆返国”。(67)

　　美国“大使”赖特在得知萨莱德给台湾的通知后，紧急会见严家淦和沈昌焕，要求台湾当局在同美国磋商前暂不做与法国“断交”的决定，称萨莱德的通知只是口头的，台湾当局应该向法国索取正式书面通知。但严家淦和沈昌焕回答：萨莱德的通知“清清楚楚，明白无误”，没有必要再去向法国要书面通知。(68)蒋介石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既然法国已走到这一步，他感到他已不能再按美国人的要求忍耐下去。他在日记中描述了他最后下决心与法国“断交”的理由：如果他在与法国“断交”的问题上再犹豫不决，“不仅为法国不齿”，而且将使“美国认为有两个中国可能”。念及美国大使在此问题上总是“纠缠不休”，蒋介石愤愤地写道：“美国卑劣外交尤甚，”“美国此种丑态与帝国主义之欺压手段，殊为可痛可耻，更可证明，此次中法绝交，法国乃全对美国为仇所致。……我如不决心当时即与绝交，则戴对我之自尊心亦即丧失，或其反恼羞成怒，而亦蔑视我人格矣。自觉与法主动绝交，不仅能系持国格，而且因之打破美国两个中国之阴谋，故虽失犹荣也。”(69)

　　至此，腊斯克也不得不面对中法建交的现实，停止再对蒋介石的政策说三道四。他在2月12日给赖特的电报中非常无奈地说，他和赖特一样，对蒋介石最后还是决定与法国“断交”一事“感到遗憾”；由于蒋介石最终没能让法国承担“断交”的责任，也就“失去了获得策略手段上的最大利益”的机会。有鉴于此，再和蒋介石讨论这件事已经没有意义了。但腊斯克要赖特在适当场合提醒台湾方面，美国对台湾当局在决定与法国“断交”前没有同美国全面磋商的行为是不满的，台湾当局的行为将不利于美国今后在“维持中华民国国际地位时做出最大的努力”。(70)

　　结论

　　中法建交在美国构建的围堵中国的防波堤上冲开了一个缺口。美国官员非常担心法国承认北京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害怕西方盟国以及非洲的新兴独立国家纷纷效仿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堵住大坝上的缺口，约翰逊政府一方面敦促盟国不要步法国的后尘，另一方面，压蒋介石保持忍耐，不提出与法国“断绝外交关系”。中法建交对美国遏制中国政策的负面效应还表现在它使东南亚条约组织在美国冷战战略中的地位进一步下降。法国是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员，但它和美国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却越来越意见相左，再加上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另一个成员巴基斯坦也越来越希望和中国改善关系，因此，到1964-1965年左右，东南亚条约组织在约翰逊政府的亚洲政策(特别是越南战争升级)制定中的作用已经越来越小。(71)

　　围绕中法建交的争端充分暴露了美国与盟国(特别是加拿大和日本)在对华政策上已经渐行渐远，美国已越来越难以维持其精心布置的封锁和孤立中国的国际阵线。实际上，就是在美国政府内部，围绕是否继续执行原有的对华“遏制加孤立”的政策，还是采取对中国“既遏制又接触”的新步骤，意见也不一，分歧也很大，约翰逊总统本人在这个问题上就表现出矛盾的心态。在约翰逊政府内部后来讨论对华政策时，常有官员用法国承认北京的先例来说明美国应该调整对华态度了。可以说，法国承认北京为日后尼克松政府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做了铺垫。

　　约翰逊政府对中法建交的反应还清楚揭示，制造“两个中国”是美国应对政权日益稳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维持台湾海峡分裂现状的一个既定考虑。蒋介石和美国的矛盾核心是“两个中国”问题。白宫处理中法建交危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派遣私人特使，利用蒋经国的特殊身份和地位，用“走后门”的方法，来接近和说服蒋介石。

　　蒋介石自始至终负责对中法建交危机的处理。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蒋介石日记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中法建交。这段日记表明，中法建交是萦绕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的烦心事，他为此经常是朝思夜想，煞费苦心。他独断专行、事必躬亲的行事风格表露无遗。他不管大事和小事，一概过问，大到总体方针的制定和调整，小到给戴高乐复信的一字一句，都直接插手，亲自修改。(72)

　　蒋介石在处理中法建交危机时所依靠的主要“外交事务顾问”是三个人：张群、严家淦和沈昌焕，他多次召集他们共同分析动态，商讨对策。他也和蒋经国一块讨论过对法政策，非常重视通过蒋经国传递的美方信息。当蒋介石不满意沈昌焕起草的文件初稿时，他会亲自动手推翻重写，他是最后决策人。蒋介石密切观察国际社会对中法建交的反应和动向，特别留意苏联的表现。

　　蒋介石对中法建交的反应表明，他在一个中国问题上的立场是坚定的。当他得知戴高乐准备承认北京时，他的最初反应是和法国“断绝外交关系”，反对出现“两个中国”的局面。在美国的压力和掣肘下，他很不情愿地推迟做出与法“断交”的决定。私底下，他对美国官员的压力表示非常不满，时刻警惕美国推动“两个中国”的阴谋。蒋介石对中美大使级谈判也充满戒心，担心山姆大叔会抛弃他。蒋介石不厌其烦地警告美国官员，中法建交对东南亚反共国家造成了威胁，美国必须加强在东南亚的反共部署和力度。蒋介石的这些言论为后来美国决定在越南战争升级提供了依据。

　　蒋介石对美国既怨恨又离不开的矛盾心理，充分显示了他由于力量与目标差距悬殊而造成的窘境和无奈。他仍念念不忘反攻大陆，但手下兵不强马不壮，独处孤岛，势单力薄，不得不依赖美国的支持和援助，寄希望于美国这个靠山。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不喜欢美国人对他的政策指手画脚，横加干预，抱怨美国人“无理”、“自私”、“霸道”、“卑劣”、“损人利己”这类字眼时常出现在他的日记中。他厌恶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总是在日记中称他为“鲁丑”。多年的交往使蒋介石对美国充满了不信任和警惕性，但形势比人强，抱怨归抱怨，牢骚归牢骚，现实还得面对。在他和美国交往的过程中，他做的妥协和让步远比美国官员做的妥协和让步要多得多，“尾巴摇动狗”(即小盟友操纵大盟友)的情况，很少发生。毕竟蒋介石手上掌握的资源以及可做的选择，比起美国人来，要少得多。陈红民和傅敏对美台同盟关系的性质作了一个形象而精辟的描述：“美台关系这出戏，是由美国人主导的，台湾的表现可以使剧情起伏曲折，却无碍结局。”(73)

　　蒋介石还是一个异常执着、不轻言放弃、坚持到底的领导人，只要他认准的事，他就要尽力而为，努力做下去。尽管中法建交极大地削弱了国民党政府的“国际地位”，但蒋介石仍要和大陆抗衡，仍不放弃反攻大陆的目标。当美国为了自身战略利益，限制和约束他的反攻大陆计划和行动时，蒋介石并不气馁，没有罢休，总是处处寻找新的机会和可能获得的其它支持。他的这种锲而不舍的特点充分表现在此文所叙述的两个事例中：(1)他在处理中法建交危机时提出的建立地区反共联盟的构想；(2)他希望从中苏分裂中获得可以为他所用的新的支持。

　　围绕中法建交而发生的美台互动充分揭示了冷战时期美台同盟关系的一个特点，即双方的关系是一种施压和抗压、限制和反限制的复杂关系。在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台在是否应该坚守和包围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的问题上就矛盾重重，(74)在肯尼迪政府期间，美台关系又因华盛顿压台北从缅甸、老挝、泰国金三角撤兵而几起波折。(75)美国官员在制定对华政策时，主要考虑的是如何让这个政策服务于美国的全局利益和“自由世界”的整体利益，而不是只服务于台湾国民党政权一家的地区利益。蒋介石却总是处心积虑地想操纵和利用美国对华政策，使其服务于他的反攻大陆计划。

　　〔本人在为撰写此文收集资料时，得到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林孝庭、首都师范大学姚百慧、北京大学高艳丽、南开大学张秀阁的帮助，在此致谢。本人曾就此课题，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外交学院外交学系和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中心作讲座，得到参加讲座师生的有益回馈，感谢牛大勇、赵学功、徐友珍、李潜虞和蔡佳禾安排本人在上述四校作讲座。〕

　　注释：

　　①法国外交部档案以及美国肯尼迪和约翰逊两任总统的档案，均已开放。正式出版的相关美国政府文件集有：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1-1963, Vol. 22, Northeast Asia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4-1968, Vol. 30, China,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8.(Hereafter FRUS).

　　②张家展：《第五共和国时期的戴高乐和中国》，《法国研究》，1991年第2期；第85-91页；潘敬国、张颖：《中法建交中的美台因素》，《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91-97页；陈长伟：《1964年中法建交和美台交涉》，《百年潮》，2006年第12期，第47-52页；姚百慧：《论美国与中法建交的关系》，《世界历史》，2010年第3期，第63-77页；苏宏达：《“一个中国原则”与“两岸国际共存”并行的可能性评估——以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四年中华民国对法国外交政策为案例研究》，《美欧季刊》(台湾)2000年春季卷，第83-111页；许文堂：《建交与断交——1964年台北、巴黎、北京的角力》，载黄翔瑜主编：《战后档案与历史研究：第九届中华民国史专题论文集》，台北：“国史馆”，2008年，第159-200页；Nancy Bernkopf Tucker, “Threats, Opportunities, and Frustrations in East Asia,” in Warren I. Cohen and Nancy Bernkopf Tucker, eds., Lyndon Johnson Confronts the Worl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63-196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99-134.

　　③潘敬国和张颖在他们文章的引言中称：“本文根据近年来陆续出版和最新解密的中国、美国和台湾的相关文献档案。”但是，仔细阅读他们文章的注释和参考文献，却看不到一件“最新解密”的台湾的文献档案，他们所引用的台湾材料只有《中央日报》和《自立晚报》。许文堂的文章只是使用了一些前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的文件，但没有利用蒋介石文件，特别是没有利用内容丰富的蒋介石日记。材料的缺陷限制了许文堂的视野，使他不能详细描述蒋介石是如何处理中法建交危机的，不能揭示蒋介石在处理危机时是如何与他的主要幕僚(包括“外交部长”沈昌焕)互动的。

　　④有关中法建交背景和经过的详细论述，参见翟强：《从隔阂到建交：一九四九至一九六四年的中法关系》，《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8期。

　　⑤Telegram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Rusk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December 16, 1963, in FRUS, 1961-1963, Vol. 22, pp. 409-410. See also James Peck, Washington’s China: The National Security World, the Cold War, and the Origins of Globalism, Amherst & Bosto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6, p. 255.

　　⑥新加坡学者吴翠玲(Evelyn Goh)称这些“鸽派”官员为对华政策“修正派”，即他们修正了传统派官员对中国的强硬看法。见Evelyn Goh, Constructing the U. S. Rapprochement with China, 1961-1974: From “Red Menace” to “Tacit Ally,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chapter 3。

　　⑦Thomson to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William Bundy, October 28,1964,National Security File, Box 238,Johnson Library; Rice to State Department, November 6, 1964, National Security File, Box 238,Johnson Library; Komer to Johnson, March 2, 1966, Komer Papers, Box 1, Johnson Library; Gordon H. Chang, Friends and Enemies: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1948-1972,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p.271-272 ;Victor S. Kaufman, Confronting Communism: U. S. and British Policies toward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1, p. 182.

　　⑧Hilsman to Stevenson, December 19, 1963, FRUS, 1961-1963, Vol. 22, pp. 411-412.

　　⑨Roger Hilsman, To Move a Nation, New York: Dell, 1964, pp. 350-357; Warren I. Cohen, 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91; Chang, Friends and Enemies, p. 271; Peck, Washington’s China, pp. 219-220.

　　⑩Memorandum of May 6, 1964, by Thomson, Thomson Papers, Box 9, Kennedy Library; Thomson, “On the Making of U. S. China Policy, 1961-1969: A Study in Bureaucratic Politic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50 (April/June 1972), pp. 230-231.

　　(11)Hilsman, To Move a Nation, p. 355; Nancy Bernkopf Tucker, ed, China Confidential: American Diplomats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45-199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95-196.

　　(12)Tucker, ed, China Confidential, p. 196.

　　(13)Tucker, “Threats, Opportunities, and Frustrations in East Asia,” 102; Robert Gars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 1949: A Troubled Affair, Madison: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99.

　　(14)Dean Rusk, As I Saw It: As Told to Richard Rusk,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0, p. 282; Kai Bird, The Color of Truth: Mc-George Bundy, William Bundy: Brothers in Arms, A Biograph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8, pp.354-355 ;H. W. Brands, The Wages of Globalism: Lyndon Johnson and The Limits of American Power,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 5;Thomas W. Zeiler, Dean Rusk: Defending the American Mission Abroad, Wilmington: Scholarly Resources,2000,pp.23-29.

　　(15)Thomas J. Schoenbaum, Waging Peace and War: Dean Rusk in the Truman, Kennedy, and Johnson Year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8, pp. 415-416.

　　(16)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France, January 15, 1964, FRUS, 1964-1968, Vol. 30, pp. 1-3.腊斯克在电报中回顾了1月7日德姆维尔和波伦的谈话。

　　(17)张锡昌：《亲历中法建交》，载黄舍骄主编《春华秋实四十年：中法建交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18)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France, January 15, 1964, FRUS, 1964-1968, Vol. 30, pp. 1-3.作为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哈里曼是美国国务院的第三把手。阿尔芳事后在《不寻常的经历》一书中写道：他在美国国务院受到冷遇，哈里曼以法国的老朋友自居，倚老卖老，出言不逊：“法国承认北京，只是为了给美国一记耳光和显示自己的独立性。”张锡昌：《亲历中法建交》，第 35页。

　　(19)Michael R. Beschloss, ed., Taking Charge: The Johnson White House Tapes, 1963-1964,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7, pp. 162-163.

　　(20)FRUS, 1964-1968, Vol. 30, pp. 3-4.

　　(21)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January 16, 1964, FRUS, 1964-1968, Vol. 30, pp. 4-5.

　　(22)Don Page,“The Representation of China in the United Nations: Canadian Perspectives and Initiatives, 1949-1971,” Paul M. Evans and B. Michael Frolic, eds., Reluctant Adversaries: Canad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0,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1, pp. 89-90; Michael Lumbers, Piercing the Bamboo Curtain: Tentative Bridge-Building to China during the Johnson Year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65-66.

　　“重要问题”提案最初是美国于 1961年在第 16届联合国大会上联合澳大利亚、哥伦比亚、意大利、日本提出的一项规定中国代表权问题需经三分之二多数票决定的提案，旨在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在那以后，美国每年都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重要问题 ”提案，继续阻挠联合国接纳中国。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发现它在联合国内为维持其 “重要问题”提案而寻求支持的努力变得越来越难了。有关美国对联合国中国席位问题的态度的详细分析，参见Rosemary Foot, The Practice of Power: US Relations with China since 1949,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chapter 2.

　　(23)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anuary 22, 1964, FRUS, 1964-1968, Vol. 12, Western Europe, Washington, D. C. :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1, pp. 671-675.

　　(24)John W. Holmes, “Canada and China: The Dilemma of a Middle Power,” in A. M. Halpern, ed., Policies Toward China: Views from Six Continents, New York: McGraw Hill, 1965, p.120.

　　(25)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okyo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anuary 28, 1964, National Security File, Country File, Box 250, Lyndon Johnson Library.

　　(26)Memorandum from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mith) to President Johnson, January 28, 1964, FRUS, 1964-1968, Vol. 29, Part 2, Japan,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6, p. 6.

　　(27)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Japa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February 27, 1964, FRUS, 1964-1968, Vol. 29, Part 2, Japan, pp. 7-8.

　　(28)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Japan, March 4, 1964, FRUS, 1964-1968, Vol. 29, Part 2, Japan, pp. 9-10.

　　(29)Walter LaFeber, The Clash: U. S.-Japanese Relations throughout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1997, pp. 338, 340.关于 1960年代初期美日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参见Roger Buckley, US-Japan Alliance: Diplomacy, 1945-199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chapter 5; Michael Schaller, Altered Stat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since the Occup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73-177; Hideki Kan, “Dealing with an Increasingly Strong, Confident and Nationalistic Japan,”Diplomatic History (April 2008), p. 292.有关这一时期中日贸易的发展，参阅吴学文、林连德、徐之先：《中日关系，1945-1994》，时事出版社1995年版，第6章。

　　(30)许文堂：《建交与断交——1964年台北、巴黎、北京的角力》，第169-170页。

　　(31)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1957-196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69-370页。

　　(32)Jean Lacouture, De Gaulle: the Ruler, 1945-1970, translated by Alan Sheridan, London: Harvill, 1991, pp. 406-407. 1943年6月3日，戴高乐成立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8月27日，即美国、英国等国在外交上承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第二天，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宣布承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随后，戴高乐任命贝志高为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驻中国外交代表(大使衔)。关于贝志高在担任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驻中国外交代表期间与蒋介石的来往，参见黄庆华：《抗日战争时期及战后初期的中法关系》，《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3期。

　　(33)《蒋介石日记》，1964年1月15日，第70盒(Box)，第13夹(Folder)，胡佛档案馆。

　　(34)《蒋介石日记》，1964年1月16日，第70盒，第13夹，胡佛档案馆。(蒋介石在日记中提到的“何斯曼”即希尔斯曼。)

　　(35)有关中美大使级谈判的详细论述，参见贾庆国：《未实现的和解：中美关系的隔阂与危机》，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6-7章；章百家、贾庆国：《对抗中的方向盘，缓冲器和测试仪：从中国的角度看中美大使级会谈》，[美]史蒂文·M·戈德斯坦：《聋子的对话：1955-1970年中美大使级会谈》，姜长斌、[美]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169-194页，第195-256页；Yafeng Xia, Negotiating with the Enemy: U. S.-China Talks during the Cold War, 1949-1972,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6.

　　(36)《蒋介石日记》，1964年1月17日，第70盒，第13夹，胡佛档案馆。

　　(37)《蒋介石日记》，1964年1月18日，第70盒，第13夹，胡佛档案馆。

　　(38)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1957-1969》，第370页。

　　(39)《蒋介石日记》，1964年1月19日，第70盒，第13夹，胡佛档案馆。

　　(40)《蒋介石日记》，1964年1月19日，第70盒，第13夹，胡佛档案馆。

　　(41)《蒋介石日记》，1964年1月20日，第70盒，第13夹，胡佛档案馆。(蒋介石在日记中称贝志高为“贝起科夫”。)

　　(42)《蒋介石日记》，1964年1月21日，第70盒，第13夹，胡佛档案馆。

　　(43)《驻中华民国大使馆致国务院电》，1964年1月21日，姚百慧译，《冷战国际史研究》，第9期，第334-335页。

　　(44)FRUS, 1964-1968, Vol. 30, p. 10.

　　(45)《蒋介石日记》，1964年1月22日，第70盒，第13夹，胡佛档案馆。

　　(46)陈红民、赵兴胜、韩文宁：《蒋介石的后半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9页。

　　(47)陈红民、赵兴胜、韩文宁：《蒋介石的后半生》，第309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1957-1969》，第370页。

　　(48)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anuary 24, 1964, FRUS, 1964-1968, Vol. 30, pp. 9-12.

　　(49)Ray S. Cline, Chiang Ching-Kuo Remembered: The Man and His Political Legacy,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lobal Strategy Council, 1989, pp. 107-114.此书的中译本为克莱恩 ：《我所认识的蒋经国》，联合报国际新闻中心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

　　(50)Memorandum from Robert W. Komer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President Johnson, January 25, 1964, FRUS, 1964-1968, Vol. 30, pp. 12-13.

　　(51)Cline, Chiang Ching-Kuo Remembered: The Man and His Political Legacy, pp. 107-114.蒋介石在1964年1月26日的日记中记录：“经儿报告其今日接克来因来台。”《蒋介石日记》，1964年1月26日，第70盒，第13夹，胡佛档案馆。

　　(52)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anuary 27, 1964, FRUS, 1964-1968, Vol. 30, pp. 13-15.关于肯尼迪政府约束蒋介石的反攻大陆计划的论述，参见Leonard H. D, Gordon, “United States Opposition to Use of Force in the Taiwan Strait, 1954-1962,”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72, No. 3(December 1985), pp. 637-660; James Fetzer, “Clinging to Containment: China Policy,” in Thomas G. Patterson, ed., Kennedy’s Quest for Victor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61-196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178-197; Timothy P. Maga, “‘Pay Any Price, Bear Any Burden’: John F. Kennedy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61-1963,” in Priscilla Roberts, ed., Sino-American Relations since 1900,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1991, pp. 468-481; Nancy Bernkopf Tucker, Taiwan, Hong Kong,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45-1992: Uncertain Friendship,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1994; Jay Taylor, The Generalissimo’s Son: Chiang Ching-Kuo and the Revolutions in China and Taiw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265-267; Noam Kochavi, A Conflict Perpetuated: China Policy During the Kennedy Years, Westport, Connecticut: Praeger, 2002;陶文钊主编《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页；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29-335页。

　　(53)《蒋介石日记》，1964年1月27日，第70盒，第13夹，胡佛档案馆。

　　(54)《蒋介石日记》，1964年1月28日，第70盒，第13夹，胡佛档案馆。

　　(55)陈红民、赵兴胜、韩文宁：《蒋介石的后半生》，第309-310页。

　　(56)《蒋介石日记》，1964年1月29日，第70盒，第13夹，胡佛档案馆。

　　(57)《蒋介石日记》，1964年1月30日，第70盒，第13夹，胡佛档案馆。

　　(58)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anuary 29, 1964, FRUS, 1964-1968, Vol.30, pp. 19-21.(赖特致国务院电报的时间可能标错，因为他和蒋介石谈话的时间是1月30日，而不是1月29日。

　　(59)很多美国学者在分析美国在越南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时，往往批评美国决策者的“多米诺骨牌 ”理论，认为该理论夸大了美国的盟国对南越落入共产党之手的恐惧和担心，结果，美国在东南亚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和“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 “错误的战争”或“赢不了的战争”。有关这些分析的代表作有：George C. Herring, America’s Longest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1950-1975,third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1996; Michael H. Hunt, Lyndon Johnson’s War: America’s Cold War Crusade in Vietnam,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6; Fredrik Logevall, Choosing War: The Lost Chance for Peace and the Escalation of War in Vietn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David Kaiser, American Tragedy: Kennedy, Johnso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Vietnam War,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2002; John Prados, Vietnam: The History of an Unwinnable War,1945-1975,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9。

　　(60)张锡昌：《亲历中法建交》，第40页。

　　(61)《蒋介石日记》，“上月反省录”，1964年1月31日，第70盒，第13夹，胡佛档案馆。

　　(62)《蒋介石日记》，“上月反省录”，1964年1月31日，第70盒，第13夹，胡佛档案馆。

　　(63)《蒋介石日记》，1964年2月1日，第70盒，第14夹，胡佛档案馆。

　　(64)《蒋介石日记》，1964年2月7日，第70盒，第14夹，胡佛档案馆。

　　(65)《蒋介石日记》，“上星期反省录”，1964年2月8日，第70盒，第14夹，胡佛档案馆。

　　(66)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1957-1969》，第371页；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February 10, 1964, FRUS, 1964-1968, Vol. 30, p. 22.

　　(67)陈红民、赵兴胜、韩文宁：《蒋介石的后半生》，第310页。

　　(68)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February 10, 1964, FRUS, 1964-1968, Vol. 30, p. 22.

　　(69)《蒋介石日记》，1964年2月10日；《蒋介石日记》，“上月反省录”，1964年2月29日，第70盒，第14夹，胡佛档案馆。

　　(70)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February 12, 1964, FRUS, 1964-1968, Vol. 30, p. 23.

　　(71)有关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最初十年的评估，参见Damien Fenton, To Cage the Red Dragon: SEATO and the Defence of Southeast Asia, 1955-1965,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2012.

　　(72)蒋介石的这一事无巨细、大事小事一起抓的行事风格特点，也清楚地反映在1961年他对“外蒙入会案”(蒙古进入联合国问题)的处理上。详见陈红民、傅敏：《1961年蒋介石应对“外蒙入会案”决策之研究》，作者提交给《东西方文化与外交方略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2011年5月9-10日，澳门大学)的论文。

　　(73)陈红民和傅敏前引文，第13页。

　　(74)详见Qiang Zhai, The Dragon, the Lion, and the Eagle: Chinese-British-American Relations, 1949-1958,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4, chapters 8-9;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第6-8章。

　　(75)详见牛大勇：《60年代初期美国迫使台湾当局从华南边境和沿海岛屿撤兵问题》，牛大勇、沈志华主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387-4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