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文朱批、满汉畛域———对欧立德的质疑

满族人画像

长期以来， 学界解读清代政治成就时采纳的是“汉化说”， 即清朝统治的核心特点在于统治者采取“汉化” 政策和满族统治集团在方方面面的日渐汉化。近20 余年，此观点受到美国新清史学派的强大挑战。盖博坚（R.Kent Guy）在2002 年称汉化说“作为一种解释模式可说已经死亡”。罗威廉（William Rowe）也在其新著《大清》中称新清史成功颠覆汉化说。尽管定宜庄在2008 年严厉批评大陆史学界对美国新清史的忽视，它在中国其实不乏不同程度的同情者。郭成康早在2000 年就在其《也谈满族汉化》一文中对传统的“汉化”观做出修正，口径与新清史颇为接近。近年大陆出版的清史论著中，“汉化”二字明显叫得不像以前那么响亮。可以预想，挟美国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霸主之势,该派观点将进一步冲击我国史学界。

新清史往往把“汉化”作简单化理解，以大量篇幅强调满汉间法律、经济、政治、待遇等方面的巨大鸿沟和贯穿清代的满人的族群认同， 仿佛这便足以证明满族未被“汉化”。他们忘记了统治集团和被统治者之间有巨大鸿沟是人类社会的常态， 即便是同民族统治亦然。欧立德（Mark Elliott）所津津乐道的清代笔记《啸亭杂录》中关于阿里玛的故事就是典型例子。满洲大力士阿里玛因多项罪名被判死刑，在离开北京内城的赴刑途中，突然脚蹬城墙，迫停囚车，高喊：“死则死耳，余满洲人，终不使汉儿见之，诛于门内可也”，而“行刑者从其语”。虽然一望便知是笔记文学中的虚构， 故事点明的满汉分殊现象对分析“汉化”启发意义重大。在欧立德眼里，故事只有一种解释：文中的“汉儿”=汉人，简单明了，满汉之间泾渭分明，且满人重视自己的身份认同。既然如此，满族“汉化”何从谈起？ 该思路顺理成章，貌似无懈可击，然而这恰恰是新清史最具误导性的地方。我们不能忘记，由于满洲人（或八旗）在清代等同于吃官俸的统治集团的代名词，“汉儿” 一词已经成为“老百姓”、“民”的同义词。而死刑在我国又有公开和不公开执行的传统。公开行刑从示羞辱和以儆效尤，不公开，表示体恤和尊敬。且不公开行刑的主要有三类人犯：妇女、皇族、官僚贵族。比如，唐朝就规定，“七品以上及皇族若妇人，犯非斩者，皆绞于隐处”；五品以上“听其自尽于家”。鉴于上述的理由， 以阶级而非民族意义来理解文中“满洲人”和“汉儿“，更为妥帖。故事中的阿里玛是在强调自己的政治身份，而非自己的民族属性，诛于内城门内，是他祈望获得的最近似于家中自尽的待遇。一个获罪的汉族官员， 亦都可能有类似阿里玛的诉求。

与上类似，欧立德在《满洲之道》中列举了从满文档案中苦心收集来的两三条清帝鄙夷“汉人”的朱批，均可从阶级视角来解释。例如，雍正曾训斥满官们，“不可视米价上扬为灾难临头；否则便如无头无用的汉人一般，担忧的尽为小事”。康熙帝给皇子允禵的批折中写道：“然则尚有汉人狡猾善骗之本质；满嘴仁义忠孝，一旦有利可图，终不认父母”。但是，此类的鄙夷完全可以以满汉之间的“官民关系”来阐释。清代的普罗大众以汉人为主体。皇帝和官员作为公共事务管理者，当然会鄙视民众的自私和愚昧。而且，古今中外的执政者一般都不敢公开表达对大众的鄙视， 所以清帝使用满文时措辞较为开放，是合乎情理的。而群众抢购商品等各种一惊一乍的行为，即便当代都时有发生。至于康熙的朱批，欧立德没有提供语境，但是鉴于“汉人”在清代是“老百姓”的代名词，这些话完全可以理解为他对小民中没有公德、行事虚伪者的厌恶。康熙亲历过诸如孔有德、范承谟、马雄镇等对清廷忠心耿耿、不惜生命的汉族官员，也惩治过多个不法的满洲官员。他当然知道，口是心非、为了个人利益而六亲不认等恶质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 不可能为汉人特有。他自己在初废太子胤礽时就斥其“恣行乖戾，无所不至，令朕赧于启齿”（《东华录·康熙八十二年》）。执政者和群众之间的社会功能性矛盾，即便是汉族统治时代亦司空见惯，不足为奇。

路康乐（Edward Rhoads）的名著《1861-1928 年间的满与汉》在欧立德眼里，揭示了清末新政时满人利益与汉人利益仅仅部分重叠、“满洲的利益仍然是满洲政治人物重要的考虑”的事实。但是“满洲本位”是理所当然的结果。古今中外的执政集团都不可能忽略其视为国本的执政基础。清代的“首崇满洲”与明代的“首崇皇族”并无实质区别。米华健（James Millward）称，据欧立德计算，清代的八旗集团占据全国人口不到2％， 却耗去全国25％的财政预算。可是比较汉族统治的明代，这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据张德信的计算，明宗室的俸禄仅嘉靖三十二年（1553）就已经占据国家财政的37.33%；如果按照明律足额发放俸禄，那么在1614 年明政府即便倾全国之力都无法负担人口增至16 万多人的明宗室，因为其总额已经超过全国田赋收入的总额。同样，明代宗藩也因为人口增加出现贫困化现象， 发生过宗室包围官府和暴力索禄事件， 让我们想起发生在清代八旗身上的类似情况。柯娇燕在其名著《孤军》的末尾称明清两朝大相径庭，清朝满族与汉族被“围墙”、“法律”、“社会紧张”和“自我认同”隔开。可是，明朝的统治集团一样被围墙与民众隔开，法律上拥有高度特权和限制，和民众（李自成、张献忠）有着殊死的紧张关系，同样拥有强烈的自我认同，与清朝没有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