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戴隆斌，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32)

　　【内容提要】 苏联的“罗名制”，从产生到最终被取消，其间经历了将近70年。它的产生与发展是 与苏联政治生活中的权力逐渐集中相一致的，其形成和确立又是与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和 确立同步的。实际上，苏联的“罗名制”就是斯大林模式的一部分。苏联“罗名制”的 特点既有斯大林模式的共性内容，也有其独特的方面。“罗名制”的形成与确立并被固 定化，给苏联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可以说，虽然苏联解散、苏联解体的 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罗名制”所带来的社会消极后果无疑也是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原 因之一。

　　【关 键 词】苏联/罗名制/形成/特点/影响

　　

　　苏联的“罗名制”，从产生到最终被取消，其间经历了将近70年。对其产生、特点、 最高层“罗名制”官员的状况及其产生的影响，中国学者研究甚少。对这一问题进行研 究，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也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一、“罗名制”的由来及发展

　　“罗名制”(Номенклатура)这个概念，在俄语中原意是指职务系列，或职务一览表。具体地讲，是指其人选由上级任命的职位名称表，作为集合名词，也可以指上级任命的干部。在我们比较早一点的出版物如《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中[1]统一译成“官员花名册”。实际上，这个译名也不准确，但是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个更加贴切的译法，所以为了方便起见，姑且把它译为“罗名制”(取这个词发音的一部分，音义并重)。“罗名制”实际上是苏联的一种干部制度，它是苏联的一种职官制度。这个术语最初是指在各个领导机关之间进行的职能分配。[2](p82)后来这一制度涵盖了对苏联领导干部的考察、登记造册、任免以及职级待遇等方方面面。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成了执政党，但一开始党就陷入国内外深刻巨大的危机之中 ，既有国内战争，也有外国武装干涉，还有因实行军事共产主义而带来的国内不满情绪 ，因此，为巩固苏维埃政权，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实行了一系列严厉的政策，在干部管 理任命体制上采取了任命制，派往各地的干部大多是直接任免的。在俄共(布)党的八大 、九大《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中，就明确规定，“俄国共产党既然执掌了政权，掌握 了全部苏维埃机构(及劳动者的一切组织)，自然应当使自己数以万计的党员去管理国家 掌握全部领导，实现全部统治”。所以，“目前合理地分配党的力量，是取得胜利的主 要保证和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党的工作人员全部分配工作，由中央委员会掌握。它的决 议大家都必须执行，反对各种地方主义和分立主义”。[3](p)这里说的数以万计，究竟 是多少?九大《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写得很明确：“全党的主要组织任务就是把党的 队伍中的全部60万党员正确地分配到各个党的工作岗位上去”。60万这样数目的“分配 ”，自然不可能是选举制，而只能是任命制。这个决议还明确指出：“每个城市、省和 工厂在调整党的力量的时候，都应当从如何在生产过程中使用这些力量着眼；首先应当 把工人党员分配到最重要的企业，而在这些企业内部分配党员时，则应当考虑使一切工 场都能有一个坚强有力的有主动精神的共产党核心”，“每一个下级组织每月一次或每 两月一次向党的上级组织呈交一份包括该组织5—10%人员的名单，注明他们过去担任过 什么工作，该组织认为这些同志适于做什么工作。这样的名单应当定期地由工厂支部呈 交区委员会，区委员会呈交省委员会，省委员会呈交中央委员会。”[4](p26—27)这实 际上就是“罗名制”的早期雏形。但是，随着国内战争的临近结束，随着国内政治经济 危机的不断加剧，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在第九次代表会议上，就要求向党内民主过渡， 决议要求尽可能经常召开全体党员大会；进行公开讨论问题；展开对地方机关和中央机 关的批评；在干部制度上以推荐代替任命，但在特殊情况下仍然可以实行任命制。[4]( p38—45)在1921年党的十大上，列宁坦承当时民主实行得不够，并领导制定了《关于党 的建设问题》的决议，决定改革党的组织体制和领导方法。其具体措施是：第一，强调 党内实行“工人民主制”，把民主集中制的重心由集中制改为民主制。第二，要求排除 干部委任制，“从上至下的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选举制、报告制和监督制”。第三，建 立有效的监察体制，决定建立党的监察委员会。明确规定“监察委员会和党委会平行地 行使职权，并向本级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报告工作”。[4](p54—56、71)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十大的决议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干部登记、任 命工作并没有停止。负责这一工作的是1920年在俄共(布)中央和各省委会成立的登记分 配部。它专门负责提拔和调动党的负责工作人员、干部登记等方面的工作。中央登记分 配部隶属于俄共(布)中央书记处。1922年，中央登记分配部进行了10000多项任命。从1 923年起中央登记分配部改为组织分配部(由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领导)，这个机关广 泛采用的就是“罗名制”原则——把党的干部任命到国家机关和社会机关中，这常常招 致各部领导人的坚决抵制，他们反对把他们不了解的人任命到其机关里。1923年4月， 俄共(布)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决议要求扩大和加强 中央和地方的党的登记分配机关，“以便毫无例外地掌握所有管理部门和经济部门中广 大的共产党工作人员和同情共产主义的工作人员”。并指出，党的当前任务是在挑选“ 苏维埃机关的、其中包括经济机关和其他机关的领导人员的工作中加强党的领导，认为 实现这一任务应该依靠正确的、全面规定的登记和挑选领导人和苏维埃、经济、合作社 和工会组织的负责的工作人员的制度”。[4](p303)这一决议的基本原则得到了党的第 十三次代表大会及其以后历次大会的肯定。

　　从1923年开始，成立了以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为首的委员会，准备起草《关于任命 制》的决议及其实施细则。1923年6月12日，俄共(布)中央组织局通过了《关于任命制 》的决议。同年10月，中央委员会又做出了关于登记分配工作基本任务的决议。[5]192 5年11月16日，中央组织局又通过了一项《关于选拔、任命工作人员的程序》的详细的 条例，并通过了一份重新修订的官员职位名单。[6]所有这些诸如此类的文件都没有公 开发表过。这实际上开辟了苏联“罗名制”历史的新时期。从此任命制开始变成了党领 导国家的一种最重要的方式。

　　官员职位名单最初有两份：第1号官名录和第2号官名录。列入第1号官名录上的职位任 命要有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列入第2号官名录须得到中央组织分配部的同意。后来，把 人民法院院长或者工会、共青团的工作人员等等也列入了第1号名单，这份名单由专门 的委员会向中央委员会提交，以便得到相应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通过，并由中央委员 会批准。没有进入第1号和第2号名单的职位选拔与任命，必须按照每一个国家机关确定 的、征得中央组织分配部同意的名单来进行。它们就称作主管机关3号官名录，或者就 叫第3号官名录。

　　职位名单是经常变动的，几乎每年都进行重新研究，各年的职位数也不一样。通过中 央组织分配部任命的官员，在1922年4月—1923年4月间(也就是决议通过前)有10351人 ，1923年4月—1924年5月间有6088人，1924年5月—1925年12月间有12227人。1925年根 据第1号官名录任命到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有297人(按照三个官名录共计任命了1 013人)，任命到国家银行的是92人(按照三个官名录共计任命了130人)，任命到苏联外 交人民委员部的是291人，任命到俄罗斯联邦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是11人，苏联政治保卫 总局的是78人。[7]在1925年这一年，按照第1号官名录任命的官员有5723人。

　　这样看来，“罗名制”名册就是中央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领导职务的清单，也就是充 任这些职务或者候任这些职务的人员名单。其职务充任不是由本部门的长官来负责进行 的，而是由上级机关来进行的。1925年的决议对“罗名制”原则及其运作措施做了详尽 的规定，这实际上标志着“罗名制”在苏联的正式确定。

　　随着党的机关和国家机关的不断膨胀，干部数量也大量增加，这就使得登记任命工作 越来越繁重。为了适应这一形势发展的需要，1930年中央组织分配部不得不分为两个部 ：一个是组织指导部，其职权是管理特别的党员官名录；另一个是任命部，其职权是编 制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包括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官名录。随着斯大林模式在苏联的确立 ，“罗名制”在20世纪30年代末最终定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联共(布)又对“罗名制”原则进行了修订，补充完善了确 定官员名册的程序，1946年又制定和批准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职位名册。并规定要有 计划地、系统地研究和考察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保证建立需要提拔的后备力量 ，保证在任免“罗名制”工作人员时执行严格的程序。苏共十九大之后，职位名单做的 更精细了。之后这种制度几乎没什么变化。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随着政治经济领域改革 的不断深入，“罗名制”原则也开始被触动。1989年10月，苏共中央的一个委员会通过 了一个终止执行有关党的建设和干部问题的《官员名册登记监督》的决议[8]，“罗名 制”代之以选举制，从此“罗名制”作为一种干部任用制度在苏联实际上已经不起什么 作用了。1991年“8·19事件”后，戈尔巴乔夫于8月23日宣布苏联共产党停止活动，“ 罗名制”被彻底取消。

　　二、“罗名制”的特点

　　苏联的“罗名制”，从它的产生与发展来看，它是与苏联政治生活中出现的权力逐渐 集中相一致的，而它的形成与确立又是与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和确立同步的。实际上，苏 联的“罗名制”就是斯大林模式的一部分。因此，“罗名制”的特点不仅有和斯大林模 式共性的内容，而且也有其独特的方面。具体来说，“罗名制”的特点可以概述如下：

　　1.最高领导层掌握着各级官员的命运，高度集权

　　全部被任命的官员(到1926年3月前)是以如下方式分配的：根据第1号官名录任命的官 员占被任命官员总数的27.9%，第2号官名录占29.4%，第3号官名录占42.7%。以后也大 体维持这个比例。[9]换句话说，大部分官员的任用是由斯大林亲信控制的组织分配部 决定的。斯大林本人控制着第1号和第2号名单，甚至经常操纵第3号名单。

　　与此同时，中央书记处一方面给各省书记处推荐候选人，另一方面还给中央组织局(可 以做出党和国家最高职位任命决议)推荐候选人。这样，以斯大林为首的书记处就掌握 了全国负责的领导职务的任命权。

　　2.官名录几乎囊括了所有机关的干部，无所不包

　　根据官名录进行任命的不仅包括国家机关，也包括工会、合作社中心、合作社银行等 等各社会组织。1925年，根据第1号和第2号官名录，任命到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俄 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923人，共青团中央的有51人，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 有43人，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426人，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国防和航空化学工程建设 之友协会、国际工人委员会及其他社会组织100人，所有毕业于中央级高等院校和共产 主义大学的党员大学生也被分配在上述机关。[10]

　　按照这些官名录任命的人不仅有党员，而且有非党员。中央组织分配部是一个掌管着 被任命者命运的机关。在它掌管的官名录中，包括了国家机关的所有主要领导人：各人 民委员部部务委员、总会计师和总工程师、厂长、木材采运企业领导人、供应站站长、 仓库主管、办事处主任、托拉斯和辛迪加领导人、大使、领事等等。它还批准国家杂技 团团长、内务部羁押管理局局长、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金属工业总局所有成员、苏联人 民法院院长等人选。

　　中央组织分配部不仅编制党的机关的官名录，也编制国家机关的官名录，并且对国家 机关领导职务的任命人数还要多一些：1925年底—1927年间，组织分配部进行了8761项 任命，其中只有1222项是党的机关的。[11]

　　3.选拔任用的标准是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忠诚，任用时采取暗箱操作

　　一般来说，选拔的标准是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忠诚。但在实际操作中，业务素质是 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政治素质”。用斯大林的话说，“必须挑选工作人员，把善于执 行指示、能够理解指示、能够把这一些指示当做自己的东西并且善于贯彻这些指示的人 安置在各种工作岗位上。否则，政策就会失去意义，就会变成空谈。因此，登记分配部 的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必须严格审查每个工作人员。”[12](p57、171—172 )

　　另一个重要的标准是是否对领袖效忠。如，联共(布)十七大后，对斯大林崇拜与否成 了一条政治准则，吸收党员、职务升降、“派别活动”的划分、“人民公敌”的定案等 等，一概以此为界。尽管有许多人对社会主义、对苏维埃国家十分忠诚，但只是在领袖 崇拜上稍有疏漏，就立即被降职、免职，甚至置于人民公敌的位置，并从肉体上加以消 灭，一大批久经考验的老布尔什维克因此死于非命。而那些把斯大林称为“伟大的领袖 和天才导师”、“一切进步的和先进事物的象征”、“一切时代最伟大的人物”等等的 人却飞黄腾达。贝利亚就是靠肉麻的吹捧得到斯大林的赏识而调到莫斯科并进入最高领 导层的。

　　由中央委员会制定和批准的“负责人考察条例”确定了负责人的各种类型：保留现职 者，适合提拔者，能力差需要撤换者，需要派去学习者，需要降职、去做群众工作或者 不降职调往另一个组织的人，等等。[13](p313)但是实际上，在决定干部任用时却是采 取不公开的暗箱操作方式，根本不考虑或者很少考虑到该人的实际工作能力，作出任命 决定不仅对被任命者，而且对被任命者的上司来说都是完全无法预料的，很突然的。比 如，1925年，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 会副主席亚·德·瞿鲁巴在给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的信中就曾直接恳求斯大 林不要派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莉·亚·福季耶娃去顿巴斯。瞿鲁巴在信中 说：“她做秘书工作很称职，把她调开会使秘书工作陷入混乱。”

　　4.官位某种程度的凝固性和继承制

　　官位的凝固性表现在领导干部实际上的终身制。斯大林时期的干部，不仅层层由上级 任命，而且实际上是终身任职。众所周知，斯大林本人担任党政领导工作直到去世，其 他领导干部也都是终身任职，长期连续担任领导工作。

　　到了赫鲁晓夫时期，对干部制度进行了改革，采取了不断更新的制度，并把干部更新 制度写入苏共纲领和章程。规定：每次例行选举，苏共中央委员及其主席团成员至少更 换1/4；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委、州委的成员至少更换1/3；市委、区委、基层党 组织党委会和支委会的成员至少更换一半。还规定：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以及设有州的 加盟共和国党中央领导机关的成员，连续当选不得超过3届，每届任期4年；不设州的加 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委、州委以及市委、区委领导机关的成员，连续当选不得超过 3届，每届任期2年；基层党组织书记连续当选不得超过2届，每届任期1年；如果超过上 述规定长期地连续当选，则必须有3/4以上的投票赞成。除了党的领导机关的成员以外 ，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各级领导干部也照此办理。赫鲁晓夫的这一干部政策取得了一 点成果：它防止了权力过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有利于加强集体领导；可以使新老干部 结合，防止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和干部队伍的老化；可以使得年轻干部较快地进入领导层 ，从而为党培养一支后备队伍。然而，这种干部更新制度严重触动了一部分人的既得利 益，所以遭到了很多人特别是高层的强烈反对，在实践中推行起来也很困难。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共中央开始批判赫鲁晓夫的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全面否定了 干部职务的任期制和轮换制，废除了苏共中央委员会和党委会每次改选必须更换1/4成 员的做法，批评赫鲁晓夫的干部轮换制“对干部本人是不公正的”，并保证要使干部得 到尊重。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的第一年，地方党委书记只更换了9%，14个加盟共和国书记 只更换了2个。从苏共23大到26大，苏共中央委员实际连任率达到90%。苏共中央政治局 候补委员拉希多夫在乌孜别克斯坦担任了20年党的第一书记，库纳耶夫在哈萨克斯坦也 当了20余年第一书记；格里申于1967年担任莫斯科市委书记，戈尔巴乔夫时代才被换下 来；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尔比茨基则在这个岗位上干了17年，直到退休；领导仪表 和国防技术的部长级官员К.Н.鲁德涅夫任职22年(1958—1980年)，Б.Е.布托玛担任 船舶工业部部长28年(1948—1976年)，Е.Е.阿列克谢耶夫斯基担任土壤改良部部长16 年(1963—1979年)，А.А.伊什科夫担任渔业工业人民委员、渔业工业部部长达39年(1 940—1979)。1981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竟是苏共二 十五大的原班人马，这在苏共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不仅中央机关如此，加盟共和国和 州一级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变动也是很少的。1976—1981年两届加盟共和国的代表大会 期间，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除去世和正常的工作调动外，没有一人被撤换；1978— 1981年两届州党代表大会期间，156名州委第一书记中只撤换5人。1974—1981年，在80 多名政府部长中只撤换14人。

　　官位的继承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罗名制”官员本身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特定阶层 ，他们官官相护，互相推荐任用。虽然“罗名制”职位不是继承的，但职位任用最终落 在“罗名制”官员这一特定阶层，这本身就说明了官位存在事实上的继承关系。二是官 位的直接继承，如：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25岁就当了将军。二战胜利后还当上了莫斯科 军区空军司令。勃列日涅夫的儿子尤里，年纪轻轻就当上了苏联外贸部第一副部长。А .А.葛罗米柯的儿子安纳托里，在美国和加拿大从事了一段时间的科学研究后，突然调任驻华盛顿公使衔参赞，后来派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任公使衔参赞，再后来被任命为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所长，尽管当时他对非洲问题一窍不通。之后，研究所所长这一职位就被归入苏共中央书记处的官员花名册。

　　三、是什么样的人在领导苏联?

　　自从“罗名制”成为一种制度以后，苏联党政机关及其各社会团体的大小官员都是通 过官名录进行任命的。透过官名录，尤其是通过对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成员社会出身、 学历、从政之前的职业技能等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苏联社会领导层的素质及其最高领 导层对“罗名制”官员的选拔要求。

　　在这里，我们借助俄国学者所选取的样本分析结果来对此进行说明。所选取的样本是 俄共(布)第十三次(1924)、联共(布)十八次(1939)、苏共二十三次(1966)、二十五次(1 976)和二十七次(1986)代表大会，这几次代表大会大体分别代表五个阶段，即：列宁时 期、斯大林时期、赫鲁晓夫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和戈尔巴乔夫时期。对这五次代表大 会共选举出来的总数为918人的中央委员分析表明：

　　第一，就社会出身来说，在列宁时期，中央委员(1924年还有92%是1917年以前入党的 职业革命家)的社会出身(也就是父母的职业技能状况)如下：出身于受过中等教育和非 专家的职员家庭占29.6%，出身于具有熟练技能的工人家庭占25.4%，出身于农民家庭占 20%，出身于受过高等教育和有很深专业知识的家庭占12.6%，出身于没有熟练技能的工 人家庭占9%。(注：这里的统计不够100%，俄文材料如此。)

　　到1939年联共(布)十八大这一届中央委员，农民家庭出身的人数增加了50%，“社会各 阶层”知识分子(这里指的是非专家的职员家庭出身的人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作者)出 身的人减少了50%多，其他成员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到1966年这一届中央委员，其社会出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身于农民和没有专业技 能的家庭占70.5%，有专业技能的工人子女占8.5%，专业技能低的工作人员子女占13%， 有专业技能的脑力劳动者的子女占8%，这与那个电子、核技术、宇宙空间技术等迅猛发 展的时代是不协调的。1976年时这个比例可以说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相应为69.6%、8.8% 、15.2%、6.4%)，但是，也明显有一些非常奇怪的因素：官方的高层官名录文献资料往 往经常省略了“社会出身”这一栏。1981年和1986年，有关高层“罗名制”官员的社会 出身的信息更加成为机密的东西。公开的信息如下：这两届中央委员会成员，分别有80 .4%和72.7%出身于农民和没有专业技能的工人家庭，3.6%和3%出身于有专业技能的家庭 ，5.4%和18.2%出身于专业技能低的脑力劳动者家庭，6.2%出身于专业技能高的脑力劳 动者家庭。

　　显然，从社会出身来看，到斯大林时期，苏联最高领导层的成分发生了非常剧烈的变 化。代替大部分出身于受过良好教育、有专业技能等家庭的，是那些没有文化的农民家 庭和没有专业技能的工匠家庭培养出来的人，这一类人的心理、传统、习俗和世界观， 明显地带有更多的苏联传统文化色彩，具有更多的皇权主义传统，也更容易助长个人崇 拜的升温。

　　第二，从教育程度来说，1924年这一届中央委员，有34%接受过普通(一般)教育(中学 、实科中学、教会学校)，27%接受过技术教育，11.3%接受过法律和经济教育，9%接受 过人文科学教育和自然科学教育，4.5%接受过农业教育，4.5%接受过党校教育。到1939 年，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教育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没有了法律专家和农业专家，大部分 人接受的是技术(28.3%)、军事(25%)和党务(15%)方面的教育。1966年这一届中央委员 受教育的情况是：接受过技术教育的人46.2%，受过农业教育的人15%、受过军事教育的 人11%、受过党务教育的人8.7%。之后几届中央委员受教育的结构变化不大。

　　对教育状况的分析说明，在列宁时期，最高领导层所受教育分布比较广泛，各个方面 的都有，但是之后的“罗名制”，则把掌握经济和法律知识的人排除在外，大部分是接 受军事和党校教育的。这一方面反映了官方意识形态中“政治挂帅”的方针，另一方面 也反映了官方强烈的战争意识。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及其以后时期，中央委员几乎人 人都受过高等教育。早在1939年，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央委员就达80%还多(1924年是20% 受过高等教育，22%高校肄业)。这也说明，从斯大林时期开始，苏联的高等教育已经比 较发达，具有高等教育学历开始成为时代的需要。

　　第三，从职业来看，在进入官名录之前，这些中央委员的职业情况是：1924年这一届 的中央委员开头选择的职业当工人的占41.6%、小职员占31.2%、大学生占20.8%和军人 占2.6%。到1939年时，工人比例有所降低(34%)，小职员比例增加了(48%)，军人占9%。 在之后几届中央委员中，开头选择当工人的人数又有所增加，专业技能低的人和军人的 比例有所下降，大学生的比例逐渐增加，到1981年达到了41%。

　　从进入官名录之前所选择的部门来看，1924年中央委员首选的是：工业部门为34%，党 (地下)组织为27.6%，科学、文化、教育、卫生部门为22.4%，农业和林业部门为5.3%， 军队为2.6%。到1939年时，选择当兵的人数急剧增加，达到35%，选择工业部门的人数 下降了，不到26%，选择科学、文化、教育和卫生部门的几乎没有了，只有1.4%。在之 后几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选择工业部门的人数不断增加，达到50—55%，选择农业部 门的达到18—19%，选择科学、文化、教育和卫生部门的为10—15%。

　　从他们进入官名录之前的职业和就业部门选择来看，在列宁时期，中央委员来自各行 各业，基本上照顾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之后，情况则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中 央委员主要来自人民委员部、党、军队。生产(除了人民委员部管理机关之外)、创造、 科学等部门人员逐渐远离国家权力中心，而与此同时，党的机关、人民委员部(部长会 议)和军队机关的权力则不断加强。

　　第四，1924年的中央委员在其最高级别的官职中，担任党内职务的为39.1%，人民委员 部各部门的为24.4%，担任苏维埃职务的为15%，担任军职(不包括人民委员部)的为7.3% ，工会7%，生产部门5%，共青团1.2%。到1939年，中央委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人民委 员部：46.3%；党的机关：29.1%；军队：12%。这就是说，1924年这一时期，中央委员 名额在各部门之前都有，权力相对比较分散，但是之后最高权力明显地集中于人民委员 部、党的机关和军队系统。这一结果实际上与上述第三点也是相吻合的。

　　四、“罗名制”的影响

　　“罗名制”在苏联存在了将近70年，它对苏联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认为，其影 响主要表现在：

　　第一，“罗名制”助长了个人崇拜和个人集权。“罗名制”原则的核心就是任命制。 由于在干部任用时完全采取行政手段进行暗箱操作，任用的标准主要又是对领袖的忠诚 与否，因此，这种制度造就了苏联政坛上的阿谀逢迎之风。大小官员为了能得到晋升的 机会，为了能让上司看中，或者为了保住自己已有的官位甚至性命，极尽溜须拍马之能 事。在斯大林时期，很多人正是因为有自己和斯大林不同的观点或者对斯大林不那么俯 首帖耳遭到贬黜甚至从肉体上消灭，1924年的94%的中央委员就被斯大林“清洗”。而 一些人如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贝利亚等人，则因为惟斯大林马首是瞻 而飞黄腾达。这种风气极大地助长了个人崇拜的盛行。也正因为个人崇拜盛行，个人权 威变得至高无上，党和国家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极不正常的个人高度集权的现象。

　　第二，造成了党的机关与国家机关职权重叠。在“罗名制”下，一般来说，在苏联最 高苏维埃担任过几届(2—4届)代表之后，这些官员就会成为中央委员。几乎所有的中央 委员都是苏联最高苏维埃的成员。各部的党的干部完全掌管了国家的立法职能。这样， 党的官员和最高苏维埃代表就重叠在一起。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在全国起作用的不是法 律，而是无数的、在多数情况下是保密的党的指示和各部的决议。由于党的官僚深入到 了国家政权的所有机关，这就产生了党政不分，使得立法和执法职能混在了一起。其次 ，使法律部门的权力变成了一种装饰品，而法院简直就基本消失了，也就是说，国家权 力机关的法律系统遭到了破坏。第三，使得苏维埃这个最高的立法机关变成了一个举手 的机关，变成了橡皮图章，完全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权力。

　　第三，“罗名制”消灭了选举制，并使党内没有了监督制约机制。“罗名制”的核心 是任命制，任命制是与选举制完全对立的。自从“罗名制”作为一种制度被确立之后， 斯大林实际上就完全消灭了整个民主基本原则的基础——选举制。尽管在诸如苏维埃、 中央委员会等中还存在名义上的选举，但是这已经只是一种形式，人民也因此失去了通 过选举选拔称职领导人并对其进行监督的权利。这样，苏联政治生活中完全没有了监督 制约机制，这也就难免在实际上形成一个不受选举形式约束的、全体公民无法监督也无 法影响其命运的特权阶层。整个党的系统和国家的系统都缺乏监督制约机制，导致制度 严重腐败，官僚主义盛行，影子经济猖獗。

　　第四，使苏联社会形成了等级制并产生了斯大林特色的官僚特权体系。通过“罗名制 ”，苏联社会建立起了严格的等级制，按照官职级别的高低，苏联的各级干部享有苏联 普通百姓无法享受到的各种“福利”特权，并因此建立起了斯大林特色的官僚特权体系 。

　　根据这个制度的等级——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中央委员、人民委员(后 改称部长)、总局局长等等，每一级都有一套专门的特权。按照级别享受各种特权：黄 金地段的高级住房，免费占用别墅，专用汽车(领导人和妻子、儿女都有，有时甚至一 人几辆供选择)，专职司机，免费早餐与午餐，假日去修养所，往返修养所、疗养所的 路费、“医疗费”补助，阔气的狩猎，不用排队就在特供商店里购买紧缺的商品和进口 奢侈品，以及其他一些形形色色的特殊供应。另外，从30年代初起，还实行了领导干部 高薪制。从1945年起，高级领导干部除固定工资外，还享有职务工资。斯大林逝世前， 一名政府部长月薪是5000—6000卢布，职务工资6000—8000卢布，合计为11000—14000 卢布，而普遍工人有的月薪仅250卢布，工资差距竟达50多倍。如果算上其他特权，实 际差距还要大。[14](p297)

　　需要指出的是，官僚特权是与官僚本人的职位相挂钩的。一旦失宠，官僚就不再能享 受这种特权。被称为“斯大林的人民委员”的卡冈诺维奇在失去其职务之后，就再也享 受不到任何特权，每个月只能拿到120卢布养老金，不能再进特供商店，和普通人一样 排队购物，休假也只能去普通工人的疗养所。甚至卡冈诺维奇到仅供高级领导就诊的医 院看病，都遭到追查。[15](p292—294)

　　苏联的这种“特权等级制模式”大大加深了群众与领导之间的隔阂，磨灭了广大人民 群众的创造性锋芒。1989——1990年的调查表明：当时人民认为苏共领导阶层代表劳动 人民的只有7%，代表工人的4%，代表苏共党员的11%，代表党政官僚和机关人员的达85% 。这是在苏共接近解体之时人民说出的真话。这一切都表明，苏共领导集团已不再是马 克思主义政党了。

　　苏联的整个国家机器正是依靠着这种从上到下、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直至社会最基层 的一整套“钦定官员阶层”来维持和运作的。当然，这只是就苏共“罗名制”的实质而 言的，并不是说这种制度就只能培养只为自己谋取私利和权力的投机者和势力小人。至 于苏共领导层，其成员更是经过这种“官名录”阶梯，通过个人努力和上级培养、垂青 ，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的。他们中间不少人虽然对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有相当深刻 的认识，并决心对其进行根本改造，但既然他们本人就是这种体制的产物，往往自觉不 自觉地采用早已习以为常的办法、手段来选拔“支持”、“拥护”其政策的干部，习惯 于提拔、重用那些听命于领导人、为领导人唱赞歌的干部，而不喜欢、甚至厌恶那些敢 于直言领导人缺点、错误的人戈尔巴乔夫撤换干部也是以“是否拥护改革”划线的。事 实证明，这一时期的苏共干部理智也并未摆脱旧体制的影响。随着对原有体制的改造， 特别是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随着政治生活中开始以“自由”选举代替任命制 ，使一批通过直接选举产生的干部走上了国家领导岗位，他们的合法性、在民众中的支 持率明显高于原有体制下产生的干部，特别是苏共内定的干部。在各级人民代表苏维埃 的选举中苏共候选人屡遭败绩，这一事实本身便表明苏共旧的干部任命制度已近终结。 而这一干部任命制度的终结又预示着苏共及其领导人将无法对后来的社会发展进程进行 有效的控制。因此，苏共的被解散和苏联的解体也就不可避免。因此，我们认为，尽管 苏共解散、苏联解体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罗名制”所带来的社会消极的后果也是导致 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1]李宗禹主编.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C].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

　　[2]М.С.沃斯伦斯基.在册官员：苏联一个占统治地位的阶级[M].莫斯科1991.

　　[3]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R].人民出版社，1 964.

　　[4]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R].人民出版社，1 964.

　　[5]俄国现代史文献保护与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68，卷宗462，卷张32。转引自Т. П.科尔日欣、Ю.Ю.费卡特涅尔的文章.苏联的罗名制：形成及其运作机制[J].历史问 题.1993.(7).

　　[6]俄国现代史文献保护与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68，卷宗136，卷张167—169。转 引自Т.П.科尔日欣、Ю.Ю.费卡特涅尔的文章.苏联的罗名制：形成及其运作机制[J] .历史问题.1993.(7).

　　[7]俄国现代史文献保护与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68，卷宗459，卷张7—17；全宗69 ，卷宗142，卷张2。转引自Т.П.科尔日欣、Ю.Ю.费卡特涅尔的文章.苏联的罗名制 ：形成及其运作机制[J].历史问题.1993.(7).

　　[8]真理报[N].1989.10.16.

　　[9]俄国现代史文献保护与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69，卷宗142，卷张2.转引自Т.П.科尔日欣、Ю.Ю.费卡特涅尔的文章.苏联的罗名制：形成及其运作机制[J].历史问题 .1993.(7).

　　[10]俄国现代史文献保护与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68，卷宗459，卷张6—12。转引 自Т.П.科尔日欣、Ю.Ю.费卡特涅尔的文章.苏联的罗名制：形成及其运作机制[J].历史问题.1993.(7).

　　[11]М.С.沃斯伦斯基.Номенклатура：苏联一个占统治地位的阶级[M].莫斯科1991.

　　[12]联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斯大林全集(第5卷)[M].

　　[13]卡冈诺维奇.回忆札记[M].莫斯科，1996.

　　[14]刘克明等主编.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七十年[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15]参见张建华.推倒红墙[M].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项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