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者的「恶」显而易见，这背后的管治逻辑与舆论土壤是什么？

Original T China T 中文版

围绕乌拉圭小说家 Mario Benedetti 作品《休战》（La tregua）的举报与「一星运动」仍在以匪夷所思的角度蔓延。

3 月 27 日，目前就读北京语言大学研究生一年级的豆瓣网友高晗发布了一封致歉声明，称自己在豆瓣图书《休战》短评区「发表了不太妥当的言论」，「经批评教育」，删除该评论并向译者韩烨与作家出版社道歉。在编辑、翻译与文学爱好者扎堆的豆瓣，这则声明迅速引来一片愕然。

引起本次风波的小说《休战》中译本。

事缘 3 月 16 日高晗给《休战》打出两星（在豆瓣，一部作品的评分被量化为星形图标，从五星到一星，分别代表着力荐、推荐、还行、较差、很差）并点评「机翻痕迹严重」「希望出版社至少找西语科班出身的译者翻译这些名家」。在这则短评下，《休战》的译者韩烨（@haize）作出解释，认为「机翻痕迹严重」的评价并不公允。具有专业西语背景、曾与韩烨合作的编辑汪天艾（@silencio）也留言维护。随后韩烨在自己的主页抱怨，自己逐字逐句认真翻译的书稿被批「机翻痕迹严重」感觉糟心，「近乎人身攻击」。

截至此时，围绕《休战》的讨论仍然如同过往发生在豆瓣的争端，维持着基本的风度，也仅在西语文学同好间传播。令整件事出现荒诞走向的是一封举报信。

乌拉圭小说家 Mario Benedetti。

根据复盘，自称韩烨朋友的杨君宁（@Anito anago）在这次小范围的讨论后，向高晗所在的北京语言大学寄出举报信，声称「本着维护贵系乃至外语学部和学校学术形象的考量，以及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贵系应该主动介入」，此举「挽救失足学生，不失为教育之初心」。自称杨君宁朋友的豆瓣用户美碗碗进一步坚称，高晗的行为「真要民事起诉是一定要赔偿道歉的」，「说一本书翻译得不好已经涉及到了对译者人格的污蔑」。

由于举报信「惊动学部」，该校系主任收信后曾联络汪天艾，并委托她与译者沟通。根据汪天艾事后发布在豆瓣的截图，虽然她不认同将此事闹到学校，但因身体不适、位置尴尬不愿再介入。而译者韩烨与该书责编均表示，直到高晗发布道歉声明，对举报信一事始终毫不知情。

自高晗发布道歉声明开始，大批豆瓣网友就因不齿向校方举报的做法，涌入《休战》页面打出一星。豆瓣官方封锁《休战》评分后，一星运动快速随之扩散开：被指「学阀」的汪天艾所翻译的书籍均遭遇一星运动，就连与她相关的译者和编辑也先后受到骚扰，部分网民甚至转移到意大利作家 Primo Levi 的《休战》（La Tregua）下打出一星。

这桩公案同样突破了文学书籍争议的传播范畴。不仅拥有 69 万组员、但向来与豆瓣资深书影音用户的趣味和价值观偏差极大的豆瓣鹅组积极声讨，此事件在微博和知乎也引起大范围关注。在点赞 1.8 万的知乎回答里，韩汪及两位举报者被认定为「学阀抱团、党同伐异」；观察者网与新华社相继发表谴责举报者的评论，更令事情的发展添上几分荒谬。

与意外加入战局的网民所想象的学阀施压相反，无论是韩烨、汪天艾还是举报者杨君宁，以他们的年龄、资历与人脉能量，委实和「学阀」二字沾不上边；而以西语翻译这样费力不讨好的工作性质，也几乎不存在「学阀」们合力挤占资源打压后进之说。

围绕《休战》的讨论在进入大众语境后的失控，多少与公众对翻译行业的认知脱节有关。不久前，以出版人文社科书籍闻名的拜德雅刚因千字 80 元的定价招募新书译者而引发争议。对于付出大量时间与心力的译者，千字 80 元的报酬显然并不公允，但这却是在版号开支、出版风险、电商分成等重重现实压力下，一个相当普遍甚至「可观」的市场价。事实上，由于既缺乏政策扶持，也面临商业风险，且阅读场景相当匮乏，所有尝试译介优质图书的译者和出版机构，都可以说是在财务窘境与出版资质壁垒下自我燃烧。认为资深译者便可以掌握西语翻译界话语权，恐怕对文学书翻译多么依赖情怀维系、多么缺乏新鲜血液缺乏认知。译者的委屈与同行间的声援，与其说是学阀傲慢抱团，不如说是同处出版生态中最底层的惺惺相惜。了解这一背景，大概更能理解韩烨在面对批评时的委屈，也让学阀标签与一星狙击显得格外滑稽。

纵观整件事，如果说有什么毫无争议的「恶人」，那么显然是恶意将普通的观点分歧与学生品格关联、引入不受约束的公权力来压制私人言论的杨君宁与美碗碗。但举报得以生效、闹剧得以发生，责任显然不只在杨君宁们。

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这样既无事实根据也无逻辑关联的举报会被接纳？为什么不涉毁谤的正常批评被认为是「持续攻击」、成了需要引入校方力量的「失足」行为？为什么一涉及学校形象，收到举报信的该校老师便不敢不行动？又是什么样的管治逻辑与舆论土壤，使得杨君宁们如此娴熟地运用举报语言、如此自然地动用现实关系网络来敲打网络发言，而它竟然生效了？

关于《休战》的这出闹剧中，举报者的品格固然应当被鄙夷，让举报得以生效的土壤才更值得人警惕与忧虑。仅仅自下而上的举报，只要经过合理流程处理，并不至于颠倒黑白，乃至扭转校园与社会的风气；只有自上而下的认可嘉许才能让举报生效，才能鼓励举报成为手段、生意、甚至进身之阶。过去几年，我们已经在高校内外眼见太多匪夷所思的连坐与举报成真，它们切切实实地制造着恐惧与缄默，也为钻营者提供了打击异己、滥用权力的空间。所谓「不当言行」的范围一再扩大，早已到了让人无法判断何时适用、也唯恐被认为包庇勾结的程度。对负责具体执行的工作人员而言，高校向上负责而不向下负责，一笑置之或许会招致进一步的麻烦，撇清责任自然比什么都来得重要。

根据高晗系主任与汪天艾的对话截图，该系作出反应是因为受到学部压力。正常逻辑里，学生在私人领域的网络发言与校方并无关系，积极介入未免荒谬。但在大大小小的舆论事件中，中国高校默认的自我定位似乎正是干涉一切、掌控一切的传统家长。因此，越是「学校形象」「社会影响」之类没有实质内涵的含糊语言，越让校方倾向以高压方式应对。

越含糊的指证越具震慑力，又仿佛无所不包。事实上，绝大多数高校所谓的举报系统，并不是一个致力于客观调查与评估事件性质、提供连贯标准与透明合理规则的机制，而是一套负责意识形态管控与舆论引导、以结果为导向的工具。这套逻辑决定了，掐灭问题相比解决问题更有效率更不会出错，因此高校的举报系统在学生权益、性别歧视等校园问题上鲜有作为，却在压制课堂内外可能涉及争议的表达时颇有建树 —— 无论这争议多么小或是多么无关紧要。

李继宏译本《小王子》。

另一则围绕《休战》的争议则关于一星运动。一星运动在豆瓣并不鲜见。2013 年，李继宏版《小王子》就曾因为以「迄今为止最优秀译本，纠正现存 56 个版本的 200 多处错误」为噱头，在未上市时刷出 1000 多人 9.3 的虚假高分，随后被指出多处严重错漏，引发豆瓣网友的一星运动。其后，以粗糙拙劣而闻名的《逐梦演艺圈》、因挖苦作家方方引起巨大争议的《内圆外方》、因活字文化压榨年轻编辑而被迁怒的《掬水月在手》均曾遇上一星运动。就连豆瓣 App 本身，也因为用户修改评分后未清空数据，被认为「蓄意抹黑」《流浪地球》而在 App Store 遭遇这部电影粉丝的一星。

由于豆瓣在书影音领域吸引了最密集的重度用户，也始终维持着相对公正的评分系统，豆瓣评分被出版社、影视公司与明星粉丝视为赢得路人口碑的重要公关渠道。与此同时，豆瓣评分也反向承载了豆瓣用户对有关社会公义的理念或对主流逻辑的抗拒。尽管一星运动多少涉及对无辜第三方的误伤，和对评分公正性的干扰，但考虑到过往几次一星运动多发生在寻求正义渠道有限、或公共表达受阻的情况下，豆瓣一星运动显然包含着对于公共利益更复杂的表达与考量。一星运动的本质，是豆瓣用户在不平等机制中的自我赋权，是公共表达的补充手段。

然而，随着豆瓣的用户阵营逐渐分裂为活跃在主页的资深书影音用户和聚集在豆瓣小组的饭圈爱好者，两类用户的价值观底色、对豆瓣社群氛围的理解和公共表达的认知，显然渐行渐远。由前者发展出的一星运动在成为后者的工具后，也产生了令人哭笑不得的溢出效应。

借一星表达朴素是非观，与利用一星一窝蜂泄愤，显然存在边界。略微了解事件背景就不难判断，《休战》一书的译者韩烨与出版社并未在举报事件中扮演角色，汪天艾的责任也更多在于未能及时表态与澄清，但考虑到中国翻译普遍的生存环境，其委屈与逃避多少也在可理解的范畴内，至少远不至于被定性为学阀并遭遇全方位骚扰。如果说《休战》一星运动最初是在为高晗鸣不平，它的病毒式蔓延显然早已与《休战》争议中的是非曲折无关。

同样讽刺的是，《休战》一星运动得到共鸣，是因为它触及了公众对于滥用举报手段的厌恶，和对打压异见、钳制年轻人的既得利益者的厌憎；然而，恰恰又因为西语文学是一个绝对远离政治的安全话题，且图书翻译不可能是什么既得利益者，所以这些来源于真实体验的愤怒，才找到一个绝对稳妥的投放之处 —— 公共空间的匮乏与表达欲的膨胀是一体两面的，它们在一个并不合适的容器中只能呈现出狰狞滑稽之态。更讽刺的是，无论这些感受形成的具体背景，还是这种错位发生的舆论脉络，都鲜有谈论空间；而那些自上而下鼓励与浇灌举报的机构，却可以撇去真正的社会背景，大谈对于举报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