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源：從（录見）簋銘淺談西周王朝三有司的任用

迄今為止，最能體現西周王朝三有司之出身及其施政狀況的材料，是西周中期偏晚的五祀衛鼎、裘衛盉與師永盂銘文，因五祀衛鼎銘文中出現“龔（恭）王”諡號，這些材料的時代可暫定為懿王之世。[4]這幾篇銘文的內容，都記載天子付予貴族土田，并由王朝大臣監督執行之事，涉及的人物比較多，既包括周王、攝政大臣（公）、王朝三有司、史、師等官，又包括地方三有司、史、師等官。相關銘文大家均很熟悉，此不贅錄，僅列出主要人物，進行比較。

表一、裘衛盉等三器銘所見主要人物對比表

上表中，井伯、伯邑父、榮伯等貴族，學者過去多統稱他們為“執政大臣”，[5]或者認為他們組成了一個淩駕于王朝官僚體系之上的重臣“委員會”[6]。這些看法，指出當時貴族政治之運作，有重臣合議的制度，是很重要的。在此基礎上，我們可再細緻辨析其中每一位貴族所任職官，及其排名先後的原因。從春秋時代諸侯公室的貴族政治狀況看，執政、參政的卿、大夫也各有其官，並有職務上的分工，如下列材料：

于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左》襄2

于是子駟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筆者按：良氏）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左》襄10

鄭人使子展（筆者按：罕氏）當國，子西（按：駟氏）聽政，立子產（按：國氏）為卿。《左》襄19

秋八月，葬宋共公。于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左》成15

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左》襄9

其中《左》襄2、襄10、襄19三條記載的是鄭伯公室中貴族執政情況，可以看出各公族（七穆）輪流攝政（當國）、執政（為政）、參政，[7]其六卿中有司馬、司空、司徒。《左》成15、襄9兩條記載的是宋公公室中貴族執政情況，亦由各公族分別擔任六卿，即所謂執政、參政大臣，兩條相關材料中的執政卿分別為右師華元、司城樂喜，其他諸卿中亦有司馬、司徒、司城（即司空）等。

春秋去西周未遠，當時諸侯官制，原本取諸西周王朝，故可反觀西周中期王朝政局，由是推知裘衛盉等器銘文中的榮伯、井伯等執政貴族也應分任三有司等官。新見簋銘文記載，彼時擔任井氏宗子（即“井伯”）的，所任之官為王朝冢司馬，即司馬類職官之長，進一步證明裘衛盉等三器銘文中的榮伯、井伯等貴族確實擔任王朝三有司等職，他們之所以未稱其所任之官，是由于當時王朝史官更重視其族氏及其宗子身份；至于此三器銘文中提及的司土、司馬、司工等官，實際反倒是地方職官，不可誤認為是王朝三有司。近年，有學者曾仔細地考察井伯這批執政貴族，在王朝所居之官位及其政治地位，如韓巍先生指出：益公為最高軍政長官，井伯為冢司馬，榮伯為司土，尹氏是史官之長，師俗父曾任司寇，單伯曾任司徒，等等，其官、職的重要程度是排名先後的依據。[8]這一研究，已經利用到簋銘文這一重要的新材料。

以下先對簋的年代和釋文略作說明。簋的時代，學者已有深入的探討，李學勤等先生從紋飾、曆日、人物系聯角度，論其年代在穆王之世，[9]朱鳳瀚先生從其字體角度傾向于認為其年代在恭王之世，[10]韓巍先生主要據冊命銘文的格式力主該器斷在恭王之世。[11]我們的看法是，從曆日方面考慮，簋排在穆王世應無問題，故該器年代仍需探討，以求達成一致意見。值得重視的一點是，簋銘文記載周王“申命”作冢司馬，已是再次冊命，顯示從政時間已長，閱歷已久，作此器時年代較晚，故斷在恭王世，也是較合理的，這樣的話，也可與師簋蓋（銘圖5338）相協調。師簋蓋銘文記載，司馬井伯入右師接受周王冊命，其製作年代，王世民等先生定在恭王前後，[12]李學勤先生定在恭王世，而韓巍先生的意見，則定在恭懿之際，[13]如將簋曆日斷在恭王24年，則距二說所定的年代較近，容易銜接。

簋銘文沒有難字，容易釋讀，現將釋文（寬式）抄錄于下：

唯廿有四年九月既望庚寅，王在周，各大室，即位，司工入右立中廷，北向。王呼作冊尹申命曰：“更乃祖服，作冢司馬，汝廼諫訊有粦，取十寽，賜汝赤巿、幽黃、金車、金勒、旂，汝廼敬夙夕勿廢朕命，汝肇享。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用作朕文祖幽伯寶簋，其萬年孫子其永寶用。

該銘的史料價值，學者已充分論述，現參以拙見，概括為如下幾點：

（一）器主名為，被冊命為冢司馬，即師簋蓋銘中的“司馬井伯”，以井氏宗子（井伯）身份擔任王朝大司馬，從五祀衛鼎、師永盂等器銘文來看，其政治地位很高，位居三有司等重臣之首，僅次于益公。然據簋銘文來看，雖身居冢司馬之高位，仍能遵循貴族禮制，言行謹慎，如稱其文祖（即“大祖”）[14]為幽伯，而未稱幽公，這可能是井氏在當時保持政治勢力的一個原因。

（二）的右者司工，此前未見，他官居王朝司工，並可引見，其政治地位應與在伯仲之間，若與裘衛盉等三器銘所載之王朝重臣聯繫的話，除榮伯為司土，尹氏為史，師俗父為師氏，遣仲為小宗，可以排除之外，或許是伯邑父、定伯、伯、單伯中的一人。伯邑父為字，與“某（氏名）伯”之宗子的稱呼不同，未詳其氏，推測與伯俗父的身份類似，均為師氏，或有伯大師、仲大師之分。之所以如此考慮，是因為西周金文中，王朝大師多以字稱，以官為氏，如伯雍父又稱師雍父，伯俗父又稱師俗父，等等。西周早期的伯懋父，統帥成周師氏，應也是王朝大師。如伯邑父為王朝大師之說可行的話，也可排除他是司工。那麼定伯、伯、單伯三人中，定伯排名最前，可能就是司工。

（三）周王冊命，取十寽，[15]已是較高的數量，反映了井伯是當時身居高位的重臣。[16]西周晚期，番生簋蓋、毛公鼎銘載天子冊命番生、毛公，分別取廿寽、卅寽，數量很大，當與其統攝群臣的地位有關（番生司公族、大史寮、卿事寮，毛公司卿事寮、大史寮、公族、三有司、小子、師氏、虎臣），取低于這二人，也是合理的，因為他的官職只是冢司馬，當時政治地位在其上者還有益公。

結合上述對簋銘文的認識，我們可再將裘衛盉等三器銘中的王朝三有司等重臣，再作一梳理。綜合三銘，按其排名先後，將益公以下的諸貴族寫成一列：

井伯、伯邑父、榮伯、定伯、伯、單伯、尹氏、伯俗父（師俗父）、遣仲

因缺乏足夠的信息，尹氏與定伯、伯、單伯之間的排序，以及伯俗父與單伯的位次先後，無法遽定。這組人物基本是以“氏名”為稱呼，如井伯、遣仲之類，均是“氏名+排行”的結構，但某伯之伯，顯然又兼有宗子之義；伯邑父、伯俗父（師俗父）未稱氏，可能是以官（師）為氏，故不強調其族氏；尹氏為史，未稱其排行（宰獸簋銘有“內史尹仲”，銘圖5376）。從其職官看，這批王臣兼有三有司、史官和師氏，符合白川靜先生提出的西周官制分為“司、師、史三系”的看法。[17]具體而言，井伯為冢司馬、榮伯為司土（宰獸簋，銘圖5376，約孝王[18]）、定伯或為司工；伯、單伯、遣仲則有可能是三有司的副職（即“左右”、“胥”三有司者），據揚簋銘（銘圖5350、5351，約懿王[19]），周王冊命揚為司工，司徒單伯為其右者，此時單伯很可能已升任正職。

井伯等貴族之所以參與裘衛、師永等貴族土地交換和賞賜事，一方面與其王朝三有司、內史、大師等執政大臣的身份有關，另一方面，也與他們分別統轄地方的三有司、史、師系職官有關。銘文所載的土地交換及賞賜事，最終要由地方三有司、史、師氏落實完成，王朝三有司等大臣有頒命、監督之責。據表一，裘衛器、師永盂所載土地交換、賞賜之過程中，王朝與地方的三有司、史、師有較明顯的統屬、對應關係。李學勤先生曾指出：

衛盉銘文說，伯邑父等五位大臣為矩伯向裘衛交付土地指定了三有司，……。五祀衛鼎也提到三有司，……。由此可見，土地的轉讓常須有三有司參加。我們知道，司徒管理土地戶口，司馬管理軍賦，司空管理土地度量，他們在土地轉讓中都有關涉。這里講的三有司，當然不是周王朝的大臣，而是當地的官吏，如散氏盤記的就是散邑的三有司。[20]

這一看法是很正確的。引起我們注意的是，五祀衛鼎等三器銘文所記載的地方三有司、史官、師氏的官職、名稱等資料中蘊含著豐富的歷史信息，有必要進行深入的研究。如“司工邑人服”、“司土邑人”、“師氏邑人奎父”等，是典型的“官+邑人+名（字）”的形式，其中的“邑人”之邑，應是被交換或被賞賜的土田所屬之邑，這些邑中的司工、司土、師氏參與土地交換和賞賜之事，不僅僅因為其職責與管理土田有關，還與他們負責土田上庶人的服役與軍事訓練有關。有的地方官員名稱中，沒有“邑人”，而是改為“某人”，其中的“某”是某地，如“司馬人邦”中的就是地名，確切說即某個邑。“某人”也有寫在官名之前的，如“周人司工”、“畢人師同”。其他如“司土微邑”，微邑或許是邑名，即人名有所省略；“司馬單”、“司工隋矩”，可能是“官+氏+名”的形式；“酉司徒父”的“酉”應為地名。這些材料說明西周王朝三有司統領著地方、基層的三有司，後者與各邑的師氏、史官一起承擔著土田、庶人的具體管理事務，其史料價值頗為重要，可作專門研究。

綜上，結合新見簋及裘衛器、師永盂等器銘文來看，西周中期恭懿孝之世，王朝三有司由若干貴族家族的大宗宗子，如井、榮、定諸氏的本支族長井伯、榮伯、定伯來擔任，其助手（副職）則由其他家族的大宗或小宗宗子擔任，如伯、單伯、遣仲等，這些下屬也有機會升遷擔任正職，如單伯亦曾任司徒。[21]王朝三有司一般會同大史、大師合議處理政事，再頒命給相關的地方三有司、史官、師氏執行，並監督其進展和完成情況。目前，西周早、晚期，尚無類似裘衛器、師永盂銘文這樣，能揭示西周王朝貴族政治運作細節的具體、生動的材料，我們期待今後能有所發現，以促進西周貴族社會的研究實現更多突破。

研究西周王朝任用三有司的狀況，需要整理、考察相關金文材料。文末《附表：西周金文中的王朝三有司》即是這一工作的階段性成果。據該表來看，記載王朝三有司的金文，主要集中在西周中晚期，但研究難度頗大，其原因有三：一是材料的斷代，諸家分歧較大，不利于梳理三有司在各家族中的世襲、輪替情況。二是多數王朝三有司只載其名，沒有其族氏信息，無法深研，學者只好儘可能利用相關線索，來判斷其所出的家族，如韓巍先生據司馬共總在“周師彔宮”擔任右者，推測其為井氏宗子；又如他據牧簋銘“文考益伯”，推斷牧為益氏宗子，等等。[22]三是個別擔任王朝三有司的貴族，其族氏較為罕見，如“司工液伯”僅一見，目前無法瞭解他何以能得到周王之委任。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西周晚期，一些小宗宗子，如南仲、南叔、毛叔，也躋身于王朝三有司之列，學者多認為這與其家族大宗，如南宮、毛公政治勢力較強盛有關，這一看法顯然是合理的，但不能否認這些小宗自身在西周晚期也獲得了較大發展。該問題涉及到西周貴族家族大、小宗析分及各自政治勢力的沉浮，較為重要，但限于時間，本文未及詳述，俟他日再撰文討論。

附表：西周金文中的王朝三有司

注釋

[1] 童書業：《春秋左傳研究》（校訂本），中華書局，2006年，第306頁。

[2] 張亞初、劉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中華書局，1986年，第9、13、24頁。

[3] 李峰：《西周的政體》（中譯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第100頁。另外參看該書圖6、圖10“西周政府組織結構圖”。

[4] 李學勤先生曾將衛盉、五祀衛鼎、師永盂均排入懿王世，本文從之。李學勤：《西周中期青銅器的重要尺規——周原莊白、強家兩處青銅器窖藏的綜合研究》，《新出青銅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91-92頁。但近年，李先生的意見又所改變，將五祀衛鼎、師永盂排入恭王世。李學勤：《論簋的年代》，《中國歷史文物》2006年第3期。彭裕商先生將裘衛器排到孝夷時期，將永盂排到夷王時期，亦可參考。彭裕商：《西周青銅器年代綜合研究》，巴蜀書社，2003年，第514頁。

[5] 李學勤：《試論董家村青銅器群》，《新出青銅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02頁。朱鳳瀚：《商周家族形態研究》（增訂本），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50、392頁。

[6] 李峰：《西周的政體》（中譯本），第89頁。

[7] 童書業認為鄭“當國”、“為政”亦和“三有司”一樣，為官名，位列六卿，此說可再討論，“當國”、“為政”之語法均為動賓結構，似非官名。他認為“當國”是執政卿，則較有道理。考慮到“為政”、“聽政”更接近“執政”，我們將“當國”理解為“攝政”。童書業：《春秋左傳研究》（校訂本），第301、306頁。

[8] 韓巍：《西周金文世族研究》，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指導教授：李零），2007年，第276-277頁。

[9] 李學勤：《論簋的年代》，《中國歷史文物》2006年第3期。

[10] 朱鳳瀚：《關于西周金文曆日的新資料》，《故宮博物院院刊》2014年第6期。

[11] 韓巍：《簋年代及相關問題》，《古代文明》（第6卷），2007年。

[12] 王世民等：《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00頁。

[13] 韓巍：《西周金文世族研究》，第133頁。

[14] 劉源：《從文邑到文神——甲骨、金文中“文”字內涵再探》，宋鎮豪主編《甲骨文與殷商史》新六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15] 朱鳳瀚先生對“取”有專門研究，可參看。朱鳳瀚：《西周金文中的“取”與相關諸問題》，《古文字與古代史》第一輯，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7年。

[16] 韓巍《簋年代及相關問題》一文，已指出這一點，認為已是當時最高數量。其說有道理，但之上，還有地位更高的益公，其取數量是否最高，還有待新材料的證實。

[17] 白川靜：《金文的世界——殷周社會史》（中譯本），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9年，第118-119頁。

[18] 王世民等：《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82頁。夏商周斷代工程定為夷王時器，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世界圖書出版社，2000年，第32頁。或定為穆王、恭王世，斷代偏早，劉啟益：《六年宰獸簋的時代與西周紀年》，《古文字研究》第22輯，中華書局，2000年，第81頁。

[19] 韓巍：《西周金文世族研究》，第75頁。

[20] 李學勤：《西周金文中的土地轉讓》，收入《李學勤集》，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07頁。

[21] 西周金文中，司土、司徒並見，司徒或為司土的屬官。張亞初、劉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第8頁）曾認為司土見于西周早期和中期，西周晚期才出現司徒，隨著新材料的出現，這種看法也需要修正。

[22] 韓巍：《西周金文世族研究》，第133、165頁。

[23] 盨的時代，暫從王世民等先生的意見，定為孝王世，以“司馬共”、“史年”為線索的，相關可聯繫的諸器，如師俞簋、諫簋等，都定在孝王世。王世民等：《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第105頁。這一組器，彭裕商先生，基本放在夷王時期，見彭裕商：《西周青銅器年代綜合研究》，巴蜀書社，2003年，第514至515頁。夏商周斷代工程則定得較晚，定在厲王世，見《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第32至33頁。

[24] 師簋的時代，朱鳳瀚先生定為懿王元年，見朱鳳瀚：《關于西周金文曆日的新資料》，《故宮博物院院刊》2014年第6期，第24頁。夏商周斷代工程定為孝王元年，見《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第32頁。

文章刊于，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青銅器與金文》（第一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3月，90至97頁。

本期的青銅器與金文專輯由付强組稿，魏振龍編輯。如果您有青銅器與金文的稿件，請投稿到我們的郵箱2532318430@qq.com。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