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淑荣
内蒙古民族大学教授、硕导，中国古代史省级教学团队及中国史学科带头人，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辽金史，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 2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项目 5项。
胡晓惠
内蒙古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研助理。研究方向为辽金史。
摘要：契丹后裔的下落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科技的发展为这一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DNA技术鉴定曾得出了达斡尔族与契丹有最近的血缘关系的结论，因此，学术界也提出了达斡尔族是契丹后裔的观点。然而作为一个学术问题，仍然存在很多争议。达斡尔族在辽朝统治下确与契丹人发生过基因交流，如达斡尔姓氏之一的鄂嫩姓就来源于契丹的斡纳阿剌石烈，但这只占达斡尔族中的一小部分，大部分达斡尔族的构成与契丹的血缘关系不大。
关键词：契丹 达斡尔族 斡纳阿剌石烈 乌尔阔 达鲁古
一、对“达斡尔族契丹后裔说”的质疑
（一）达斡尔族“契丹后裔论”
康熙六年（1667年）六月甲戍朔理藩院题：“查打虎儿有一千一百余口，未编佐领，应照例酌量编为十一佐领，设头目管辖。从之。”这是史书对达斡尔族名最早的准确记载。乾隆时期，由于需要对辽、金、元三部史书中部落名称进行翻译，史学家认为“达呼尔”是隋唐契丹贵族大贺家族的音译，乾隆帝也接受了这一说法，“达呼尔”之名因而广泛流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达斡尔族的民族血统和族源问题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学者们为达斡尔族“契丹后裔论”提出了一些论据，以致学界多数人认为达斡尔族确是契丹后裔。但是，民族产生以后绝对不是固步自封的，而是会按照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这个发展过程可能是分化，组合甚至是彻底融合以致消亡。达斡尔族的最终形成很可能是一场组合运动后的结果，而契丹只是参与其中并且发挥了重要作用。
笔者认为，达斡尔在唐朝时已作为独立的民族出现，是室韦中的达垢部。契丹统治时期称达卢古（或作达鲁古，达鲁虢），被契丹征服直至辽朝灭亡。
（二）对达斡尔族族称的几种说法的质疑
“达斡尔”族称的问题，基本反映了学界对达斡尔族族源的认识及依据，分析族称问题，或许能为我们更好地破解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提供思路。
1.“辽代‘大贺氏’音转”说
持此种观点的主要有《布特哈志略》作者孟定恭等人。乾隆年间，钦定《辽金元三史语解》依据《满洲八旗姓氏通谱》，将《辽史》中的“大贺”改正为达呼尔，认为达呼尔是大贺氏的另外写法，即音转而成。但是仅凭音转来解释未免太过牵强，这是为了确认达呼尔为契丹贵族后裔，但最晚到辽代中期大贺氏已经被排斥在契丹皇族血缘关系之外，逐渐被分散同化，从历史舞台消失，辽代文献中几乎没有大贺氏族人的名字，因此，大贺氏是没有能力在辽亡后依然率领一部分人迁到黑龙江上游去居住的。
2.“与洮儿河名同源”说
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即持此说，在他的《东胡民族考》一书中认为达斡尔族名与洮儿河名有关系。
契丹大贺部曾发源于洮儿河，“大贺”即为洮儿河的古称。《辽史·地理志》记载：“泰州，德昌军，节度，本契丹二十部放牧之地。”现在的洮儿河，唐代称作漏河，魏时称作太鲁水，辽代称作挞鲁河，金代称作挞鲁古河。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在他的《东胡民族考》中说：“《魏书》记今洮儿河为太鲁水，亦作太沵水；又《北史》亦作太岳鲁水。元代记录此河作塔兀尔，或托吾儿，其原名为Tagur，或Daxur。据金史语解Solon语谓‘耕种者’，曰达胡里（Daxur）。太鲁水（塔兀儿）之名与此同语源也。又与索伦杂居之Daxur人，中国人译为达呼尔，或打虎儿，是此名称与洮儿河水缘故也。”白鸟库吉由此认为，达斡尔族称的来源与洮儿河的古称有关系。
有学者因此推断，大贺氏其名来源于洮儿河，可以证明达斡尔是大贺氏后裔。但少数民族以所居地附近山川河流为族称已成习惯，五代十国时期，该河即名挞鲁河，其下游也出现了达卢古城，（达卢古与达斡尔关系下文有所解释）所以古时的达斡尔以挞鲁河为名并不足为奇，不能够直接证明达斡尔族为契丹大贺氏后裔。
3.“‘达斡尔’含义为‘故址’‘故国’之意”说
该说是基于“契丹后裔论”提出的观点，认为“达斡尔”族称是达斡尔人对“故国”也就是辽朝的怀念。
首先，这里的“故址”“故国”具体指什么均无从得知，若臆想“故国”为契丹国或辽国，为何与达斡尔有关的资料和传说中均没有任何同西辽建立一样的记载，辽代有完整的国家制度和文字且文明高度发达，这些长时间积累形成的内容不可能一点痕迹都不留存；但是，在达斡尔族历史中，从未发现过国家制度和文字的痕迹，甚至达斡尔族的社会关系长期以来仍然是以血缘关系维系的哈勒、莫昆制，这是属于氏族社会末期的结构和关系。从理论上讲，曾经文明发达的民族，不论发生什么样的社会动荡，都不能重新返回蒙昧时期（氏族公社制时期）。
其次，“索伦语多类满洲，达呼尔语多类蒙古”。现代达斡尔语与蒙语，契丹语，索伦语都有相似之处，可见达斡尔在发展过程中与这些民族都有密切的来往，所以从语言相似的角度进行论证也不能完全下定论。
4.“‘鞑靼’（即塔塔尔）讹变”说
《达斡尔蒙古考》的作者阿勒坦噶塔认为，“达斡尔”与“塔塔尔”在蒙古语中的语音和字形方面颇为相似，推断达斡尔之名是由文人笔误而来，因而得出结论，达斡尔是蒙古族后裔。其依据是《元朝秘史》中曾记载：“蒙古各部之总称乃号达塔尔”，由此推断达斡尔是达塔尔遗部。得出“达斡尔之民族性，微征于书典之述载，非契丹之后裔，乃达塔尔之遗部也”的结论。2018年最新的分子人类学实验结果表明，达斡尔族确与蒙古语族人群具有共同的父系起源关系，并且是全体蒙古语族始祖人群的最古老分支的直系后裔，但必须明确，相同的父系起源与达斡尔族是蒙古族的后裔是有本质区别的。
以上四种说法中，前三种已涉及达斡尔族来源于辽代契丹之说。
（三）对达斡尔族民间传说的质疑
1.达斡尔族关于“边堡”的传说
达斡尔族祖先曾经挖壕筑墙的传说，透露出达斡尔族历史上与金代的边堡有某些联系。达斡尔语有“乌尔阔”一词，即为边堡之意。有学者认为契丹曾在金朝的统治下修建边堡，所以“乌尔阔”应该是契丹用语，被达斡尔族继承，从而可以证明达斡尔族与契丹存在密切联系。
但是，金灭辽后，有很多原在契丹统治之下的少数民族归顺了金朝，修建边堡如此巨大的工程需要众多的人力，面对蒙古军队的日益强大和扩张，这项工程必然要紧锣密鼓的完成，单靠被征服的契丹族人是断然不可能的，在金统治下的其它民族一定也不可避免的参与其中。仅凭契丹曾经修筑边堡而断定达斡尔语中“乌尔阔”一词的边堡之意来源于契丹，是有些牵强的。
现代达斡尔中有“苏都尔”哈拉，其莫昆姓即为“乌尔阔”，之所以别的达斡尔人没有姓“乌尔阔”，而苏姓的这部分称作“乌尔阔”，很可能是因为在修建边堡时，金朝命令苏都尔哈拉戍守在战略要处的边堡起点，所以他们对这个边堡印象非常深刻，便将自己的莫昆命名为“乌尔阔”。即使摆脱了女真人看守迁徙到黑龙江以北地区生活了近四百年，沙俄入侵之际，清朝命达斡尔人（当时称打虎儿）迁徙到嫩江中游地区，在迁徙时可以自由选择定居地的情况下，苏都尔哈拉乌尔阔这一支还是选择了“乌尔阔”（今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乌尔科村）作为他们落脚的屯落。因为达斡尔族虽然没有文字，但他们的历史记忆中对修建边堡这一事件有着深刻的印象。
契丹的史料中没有任何与“苏都尔”有关的记载，可以证明，“苏都尔”是达斡尔族特有的部族和姓氏，而“乌尔阔”是“苏都尔”哈拉的莫昆姓，能够证明达斡尔人曾经参与修建金代边堡，但不能证明达斡尔人为契丹后裔。
2.达斡尔族祖先曾经北迁而后南征的传说
达斡尔族还广泛流传一个传说，即他们的祖先曾经率领部族征战南方。陈述先生等人认为，这符合库烈儿部曾在辽亡后北迁，其孙曾投附成吉思汗并且随蒙古军队南征金、宋的记载。
库烈儿是迪烈乣人，《元史》记载：“石抹宜孙，字申之。其先辽之迪烈糺人。五世祖曰也先，事太祖为御史大夫，自有传。”事实上，迪烈乣并不是契丹的迭剌部，而是被契丹控制并同化的敌烈部。《辽史》载：“癸巳，速撒奏敌烈部及叛番来降，悉复故地。”可见，敌烈部是在圣宗统和元年（983）降于契丹的。所以，不能说库烈儿是契丹人，只能说他与契丹存在血缘关系，也不能以此来证明达斡尔族同契丹的血缘关系。
3. 木华黎为达斡尔人的传说
在达斡尔族传说中，木华黎也是达斡尔族人。《蒙古秘史》中有札剌亦儿部的记载：“辽圣宗统和年间（983－1012年），札刺亦儿部遭辽军大屠杀，残部逃入成吉思汗八世祖母莫挈伦牧地。”对于扎剌部具体属于哪一族群，《辽史》中没有记载，这里即从木华黎进行考证。“木华黎，扎剌儿氏，世居阿难水东。”南北朝时已有难水的记载：“乌洛侯国在地豆干北，去代都四千五百余里。……其国西北有完水，东北流合于难水，其小水，皆注于难，东入海。又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已尼大水，所谓北海也。”辽代称混同江，即今松花江。据《中国历史地图集》，扎剌儿部居住地在达卢古部辖区范围内，可以推断扎剌儿部是达卢古治下的一个部族。
另外，成吉思汗去世后，木华黎的一部分后代在今鄂尔多斯看守成吉思汗的陵寝，被称作达尔扈特人。内蒙古大学恩和巴图教授对“达尔扈特”一词解释为：达尔扈特是蒙古族的叫法，此为复数后缀前移。达斡尔族的叫法则为达扈尔，音译则为达斡尔。也大概可以证明木华黎为古时的达斡尔族人，那么扎剌部也可能是达斡尔的一部分。辽军对契丹本族是不应该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屠杀以致一个部族逃离其统治进入蒙古国境内的，从而可以成为达斡尔族不是契丹后裔的旁证。
二、契丹达卢古与达斡尔的关系
辽代时，达斡尔族主体生活在吉林农安以北的达卢古城，该名称最早出现在五代十国时期，现在称作达斡尔城，是辽的东北部边疆，与女真人接壤。辽代有60个属国，52个属部，达卢古国（达鲁古国）是契丹60个属国之一。《辽史·营卫志》中，有“达卢古国”的记载。属国在政治上隶属中央，但实际上是比较松散的关系。
从《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可以看出，达卢古城位于挞鲁河下游，混同江上游，唐代时该地理位置位于室韦境内，《旧唐书》中有“东南至黄头室韦，此部落兵强，人户亦多，东北与达姤接”的记载。《新唐书》中又有“达姤，室韦种也，在那河阴，涑末河之东，西接黄头室韦，东北距达末娄云。”的记载。达卢古对达姤的地理位置的继承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达姤和达卢古只是不同时期对同一地理位置的族群的不同称谓。对于达姤和达卢古的关系，孙进已先生曾提出“达卢古，本室韦种，为唐之达姤。”日本学者岛田正郎也认为“达庐古之先民的达姤，在唐代是确实存在的。”
上述论证可以得出达姤在唐代已有明确记载，辽代的达卢古即来源于唐代的达姤。《唐六典》载：“凡四蕃之国经朝贡已后自相诛绝及有罪见灭者，盖三百余国。今所在者，有七十余蕃。谓三姓葛逻禄……契丹，远番靺鞨，渤海靺鞨，室韦，和解乌罗护，乌素固，达末娄，达垢，……”我们从中也可以得知，唐代的达姤与契丹属于并列关系，而非从属关系，二者不能等同。而达姤在契丹时称作达卢古等名称很可能是其他民族在对其族称进行音译时出现偏差，在现代达斡尔语中，“达斡尔”语音即为达姤（尔），是所有音译名称中最为接近的，无论其它民族如何称呼，民族语言的自称都不会因为时间的演进而发生变化。达姤与达卢古所辖区域同女真接壤，也定会在金建立后受女真的征召而修建边堡，这也能解释达斡尔族文化中“乌尓阔”（即“边堡”）一词占有重要地位的原因。
另外，复旦大学的王迟早博士等利用目前最先进的分子人类学研究方法，研究了达斡尔族整体的父系族源情况，得出达斡尔族与蒙古语族人群的同源关系十分明晰的结论，为达斡尔族主体来源于唐代的达姤室韦提供了科学方面的佐证。我们知道，蒙古族来源于室韦中的蒙兀部，而达斡尔族来源于室韦中的达姤部，愈加能够证明达斡尔族与蒙古族同源的关系，但需要明确的是，“同源”并不意味着达斡尔族起源于蒙古。
学者们还试图从达斡尔与契丹语音、语序、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类似证明达斡尔族是契丹后裔，也是有失偏颇的。契丹和达斡尔族都是属于北方民族文化圈内的民族，并且同为东胡后裔，只是达斡尔源出拓跋鲜卑后裔分支之一的达姤室韦，契丹源出宇文鲜卑，在共同的草原文化背景下，其生活方式、文化特质上定然有重合或相似的地方。况且，契丹族在许多方面不仅与达斡尔族相似，同突厥、靺鞨、室韦等民族也有相似的地方。如室韦的“衣服与契丹同”；契丹语同“室韦、库莫奚、豆莫娄”等。可见，契丹与室韦在诸多方面是类似的，那么达斡尔与契丹之间存在的诸多类似也不足为奇。另外，契丹灭亡后，由于本身文化特质上的类似，其部分族众与达斡尔族相融合，从而使达斡尔族在一些方面出现了与契丹同而与其他民族不同的现象。
三、契丹与达斡尔族渊源
经学者考证达斡尔姓氏中的鄂嫩姓来源于鄂嫩河之称，因为其祖先曾经居住在鄂嫩河附近。鄂嫩河在元代称斡难河，现代地图中对该河的标注也存在鄂嫩河和斡难河均有的状况。辽代以前则没有此河流的两种称呼。
辽太祖阿保机出身迭剌部，由于契丹原始军事民主制之风遗存，加上迭剌部强大难制，阿保机建国即位后，多方势力觊觎皇位，给阿保机的统治带来阻碍。天赞元年（922），“以强大难制，析五石烈为五院，六爪为六院，各置夷离堇”，将迭剌部分为五院和六院，也就是北院和南院。分开后的五院部和六院部依然强大，但是还没有达成析部族以遏迭剌部的最终目标阿保机便去世了。
辽太宗耶律德光继位后，继承阿保机遗志，又将五院部和六院部分别析分为四个石烈，并于会同二年（939），从五院部中抽取两个石烈，六院部中抽取一个石烈，“以乌古之地水草丰美，命居之”。五院部中的两个石烈分别是瓯昆石烈和乙习本石烈，六院部中的石烈则为斡纳阿剌石烈。“乌古之地”即今蒙古境内和中国境内的喀尔喀河，克鲁伦河，海拉尔河附近。“三年（940），益以海勒水之地为农田”，史书从此对这三石烈的记载就非常少。从表面上看，太宗将水草丰美之地赏赐给这三个石烈定居，实则发配这三个石烈去戍守北疆，从而分化迭剌部以削弱迭刺部的实力。达到目的后，辽太宗及其后继者不愿再给予这三个石烈过多的关注，史官自然也不会进行过多的记载。
这三个被发配到北疆的石烈，出于戍守，屯垦，放牧的需要，必然不会聚集到一起，而应该呈分散分布。其中的斡纳阿剌石烈应该定居在更北部的地区，斡难河即现在的鄂嫩河的附近，他们当初迁移到该地区后，即把附近的一条大河命名为鄂嫩河，现在的蒙古族依然称这条河为斡难河，斡难和鄂嫩为同一音译是很明显的。
蒙古族勃兴后，周围的部族纷纷被蒙古族所征服。斡纳阿剌石烈为避免卷入蒙古人征服战争的战火中，就又迁徒到东北一千华里以外的黑龙江流域的查哈阳峰下，峰下还有一条小河，依山傍水的环境正符合契丹人居住的要求，就将黑龙江支流的这条小河又命名为鄂嫩河，所以历史上便存在两条鄂嫩河，一条为大鄂嫩河，另一条即查哈阳峰下的小鄂嫩河。
上文提到达斡尔人曾经修建边堡，那么修建完成后，在金廷的压迫和看守下定然要继续戍守在边堡上。公元1211年，契丹将领耶律留哥发动反金起义，《元史》载：“耶律留哥，契丹人，仕金为北边千户。……因与耶的合势募兵，数月众至十余万，推留哥为都元帅，耶的副之，营帐百里，威震辽东。”“七年壬申春正月，耶律留哥聚众于隆安，自为都元帅，遣使来附。”耶律留哥起兵地点在今吉林农安，成吉思汗当时在今乌兰巴托一带，可见，金边堡是耶律留哥投奔成吉思汗的必经之路，与戍守在金边堡的达斡尔人相遇也是顺理成章的，双方曾同为契丹臣民，在共同的情感下，留哥解放了这些被压迫的达斡尔人。目前没有达斡尔人加入其起义的记载，若当时加入耶律留哥的军队，那么今天达斡尔人或许会成为蒙古族的一支。既然没有加入蒙古军队，也更不可能回到金朝统治下，唯有向北迁徙。况且在其北边黑龙江一带还有同为契丹移民的斡纳阿剌石烈的后人，在极为类似的语言，风俗和共同情感的背景下，二者的融合是没有障碍的，这也是今天达斡尔族姓氏中有鄂嫩姓的原因。
另外，据《瑷珲县志》记载：“民国九年（1920年），清末民初爱辉达斡尔族主要居住在富拉尔基、坤河等地，总计18姓305户，最大姓氏鄂嫩氏有51户。”来源于契丹的鄂嫩姓人数约占达斡尔族总人口数的六分之一，证明了达斡尔族主体非契丹后裔。
经过上述对传说和史实的研究，我们认为达斡尔族的形成过程中的确有契丹成分的加入，但是主体一直是达斡尔族。达斡尔族源出达姤室韦，辽灭亡后与契丹部分遗民进行了融合，即六院部中的斡纳阿剌石烈。由此或许能对契丹与达斡尔族的渊源探微一二。
【注】文章原载于《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06期。
责编：李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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