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广播事业，是紧随着祖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在我们欢庆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时候，我们自然不会忘记中国电视广播诞生、发展的50年历程。1958年5月1日晚7时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开始试验播出，这一天成为中国电视事业诞生的日子。1958年9月2日，北京电视台转为正式播出，那时每周才播出4次，每次只有2至3小时。这以后，这个的电视事业经历了“艰苦创业”（1958-1966）、“曲折发展”（1966-1976)、“成长壮大”（1976-1991）和“飞速发展”（1991至今）四个阶段，如今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现代化、数字化武装的强势大众媒介。我国拥有千家无线电视台，约1300家有线电视台，1000多家教育电视台。这些数字还不包括数百家企业有线电视台，我国目前电视台总数是日本的22倍，美国的2--3倍，成为世界上电视台最多的国家。

　　中国电视业的广告收入也迅猛增长。自1979年1月28日（农历正月初一），上海电视台宣布“即日起受理广告业务”，并播出了中国大陆第一条电视商业广告开始，到1990年全国电视的广告收入为经达到5.61亿元，1997年达到114.44亿元，年均增长率为53.83%，增长速度居报纸、杂志、广播电台和电视台这四大传统媒体的第一位，而且已大大超过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

　　从电视台的经济实力来看，截止1999年，年收入超过亿元的电视台有20个，各地电视大楼拔地而起，电视台设备在全世界都是一流的。据权威的英国《国际电视业务》公布的1998年世界100家大电视公司排行榜，中央电视台以4.95亿美元的身价受次进入“世界电视100强”，排名第57位。1999年，中央电视台的身价涨到6亿美元，排名跃升到第51位。当然，这和我国改革开放30 年来，经过了和平发展，在全世界崛起的总体实力与地位相比，还不相称，还有上升的空间。

　　但是，中国电视50年的发展所获得的成就，应当说是来之不易的。就电视广播本身来说，它对现代科技的依存度比较高，投入的经费也比较昂贵，新传播手段的运用和开辟更多的需要传播理念的武装，特别是不能不受各个时期国家宏观政治经济政策的制约和当时的国际环境、国际的与本土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这一切都是被历史证明了的，而且将被继续证明。

　　一、艰苦创业

　　1958年5月1日试验广播的北京电视台，是建立在广播大楼西侧四层楼上的一个不足60平方米的排练厅里。不到3米的高度，甚至无法安装灯光设备。导演控制室是在这个简陋演播厅的一角用三合板隔出的9平方米小屋。直到1960年，在原广播大楼的院子里设计新建的电视台新址才高落成。他拥有600平米的大演播室、150平米的中演播室和50平米的小演播室各一个，以及供声音录制的插播间一个。这标志了我们的电视台已经脱离了简易上马的阶段，开始步入正轨。

　　但是我们不能说中国电视是“仓促上马”的。因为，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人已经在酝酿建设自己的电视广播了。1953年，中国派遣了10名技术人员道捷克斯洛伐克学习电视技术；1954年，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关于要办电视和发展对外广播的指示；1955年2月5日，广播事业局向国务院报告，提出要在北京建立一座中等规模电视台的计划，12日，周恩来总理批示：“将此事一并列入文教五年计划讨论”。从此，新中国的电视事业进入了孕育期。此后，广播事业局一方面加紧人员的培训，一方面抓紧进行黑白电视设备的研制。

　　当时有消息传来：台湾将在美国无线电公司的帮助下建立电视台，冰点在1958年10月开播。这促使广播事业局领导下决心要赶在台湾的前头上马。但是，苏联“老大哥”专家组却泼了一盆冷水，说中国还缺乏发展电视的条件。被激怒的“中国兄弟”决心“土法上马”，经过3年的努力奋斗，终于让自己的电视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我本人是在1959年夏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电视队伍的。1960年，我被领导正式调到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新成立的“电视教研组”。当时，我还不知道电视是何物。领导告诉我，就是“小电影、小剧场”。

　　事实上也是这样，当时的电视广播也是按照“小电影院、小剧场”的模式安排的。据记载，1958年5月1日19时整，北京仅有的60余台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以广播大楼模型作为背景，叠上“北京电视台”字样的画面。

　　当晚试验播出的节目如下：

　　19：05 座谈会《工业先进生产者和农业合作社主任庆祝“五一”节座谈》；

　　19：15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纪录片：《到农村去》；

　　19：25 诗朗诵《工厂里来了三个姑娘》、《大跃进的号角》（中央广播实验剧团演出）；

　　19：30 舞蹈《四小天鹅舞》、《牧童与村姑》、《春江花月夜》（北京舞蹈学校演出）；

　　19：50 科教电影《电视》（由莫斯科科教普及电影制片厂制作）。

　　我们再看一看北京电视台开播前2周播出的时间表：

　　19：00 开始曲和开始标志，本日节目预告；

　　19：05 第一周 文艺节目（包括小型歌舞短片和猜谜娱乐节目）；

　　第二周 对儿童广播节目（包括木偶、动画片）；

　　19：35 第一周 科技卫生和实用知识节目（包括科学教育电影）；

　　第二周 政治节目（包括自摄新闻性、综合报道影片）；

　　20；00 故事影片

　　22：00 左右三天气象预报、节目预告、终止。

　　星期天：

　　18：45 开始标志和开始曲、本日节目预告

　　18：50 《新闻周报》影片；

　　19：00转播剧场实况节目、运动场馆实况节目或放送故事电影；

　　22：00 三天气象预报，节目预告，终止。

　　这样的节目构成，一方面是受制于初创时期电视自身的人力、物力以及经费条的限制；另外一方面，也从中看出当时新中国的电视受苏联和东欧国家电视的影响很深。例如，更加注重政治和科教、文化的宣传教育。

　　刚成立的北京电视台领导机构是“编辑部”，主任是罗东，副主任是孟启宇和胡旭。第一位电视播音员是1957年刚从部队转业的沈力（。第二年，招进了一位男高中学生赵忠祥，接着又是一位来自女十二中的吕大渝。

　　北京电视台的成立，揭开了中国电视发展的新篇章。1958年10月1日上海电视台开始试验播出；同年12月20日哈尔滨电视台建成并试播。1959年至1961年之间，天津、广东、吉林、辽宁、山西、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陕西等省、市因陋就简相继办起了电视台。黑龙江省在创建了哈尔滨电视台之后，又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鹤岗等中等城市办起了电视台。即使贵州、云南、甘肃这样经济欠发达地区也不甘落后。但都在1962年前后因为经济困难而被迫放弃。新疆曾在1960年10月筹建电视台，尚未播出，也因为经济困难而停办。起步维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大跃进”失败的影响，三年自然灾害的破坏，加上苏联政府撕毁许多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协议，以及催逼偿还贷款，造成我国国民经济从1959年到1961年的严重困难，国际社人民遭受了极大的损失。

　　1962年，广播电视事业不能不面对当时的现实，进行调整和精简。在“紧缩规模、合理布局、精简人员、提高质量”的方针指导下，省会所在地的市台原则上和省台合并；到1963年上半年，原来成立的23座电视台，只剩下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沈阳5家正式台和哈尔滨、长春、西安3家试验台。1965年5月19日，广播事业局有向国务院报告并获批准，哈尔滨、长春、西安试验台和太原电视教育台又转为正式台。后来又有一些地方台恢复播出，截止“文化大革命”前，全国共有12家电视台。

　　即使条件十分困难，我国电视工作者还是怀着对电视这种新媒体在自己国家诞生的兴奋和责任感，创作了一些很受欢迎的电视节目。1958年6月15日，北京电视台播出了中央广播实验剧团演出的我国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导演胡旭）。这部电视剧表现的是刚解放的农村姐妹，由“一口菜饼子”引发了忆苦思甜。这部剧是直播的，因为当时还没有录像机，拍摄胶片又太昂贵、费事，只得在那间60平米的“演播厅”内随演随播。同年10月25日，建台刚25天的上海电视台也播出了第一部电视剧《红色的火焰》。也许因为“上视”得天独厚的深受上海一直是中国电影艺术基地的优越条件的恩泽，在创业起步阶段，到1966年6月，他们先后制作、播出了各类电视剧39部。

　　其他各地电视台也根据自身的条件，发挥独特优势，推出了不少具有地域特色的电视节目。例如，哈尔滨台播出自己创作的以北方曲艺为主的文艺节目:山东快书、西河大鼓、诗朗诵、相声、歌唱等等。

　　1959年12月20日该台用直播方式播出了电视剧《生活的赞歌》，一直到1966年，他们也播出了16部电视剧。

　　再如天津台，他们在创业阶段开辟了《文化生活》等20余个电视专栏节目，同时在1964年春节，推出了自己拍摄的第一部电视剧《搬家》，稍后又播出了另一部《第一和第二》。制作的方式除了直播，还插入了事先用胶片拍摄的片段。

　　北京电视台身居首都，自然担负着领头羊的使命。在起步创业阶段，早期的20多位电视工作者除了在北京地区采访拍摄电视新闻影片外，还要到全国各地采访报道。当时给记者规定的任务限额是每个月“两长八短”。“两长”是指10分钟以上的纪录片或专题报道；“八短”是指新闻片。1958年7月，记者孔令铎、庞一农拍摄了我国的第一部电视纪录片《英雄的信阳人民》，报道了河南信阳人民抗灾的斗争。1961年底记者庞啸随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报道了阿尔巴尼亚。所拍的新闻除播出外，还被中国记者协会选去放映。供各国驻华记者和新闻官员观看。1962年4月，北京电视台连续十多次播出了记者李华在老挝拍摄的纪录片，然后又选择其中11个选题精编后，分为上下集，定名为《老挝在前进》。在国内播出，并送往国外。1963年底到1964年初，他又跟随周恩来总理访问14国，共拍摄了16毫米胶片24万英尺的素材，编成了20条10至20分钟的《电视通讯》，先后播出26次，并汇编成《周总理非洲之行》上、下集。1965年1月，北京电视台陆续派出叶惠、朱景和、周居芳、韩金度等在越南采访，并常驻河内，先后达9年之久。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不畏艰苦，在越战前线和后方拍摄了数万条新闻，还编成了《英雄的越南南方人民》、《战斗中的越南》、《越南青年突击队》等新闻专辑或纪录片播出，有的还被送到国外电视机构。

　　1958年9月2日，北京电视台经过4个月的试播，正式开播。由原来的每周两次播出 ，增加为每周4次，每次为2个半小时。1959年元旦，北京电视台又改为每周播出6次。并从1959年4月21日起，开始向苏联、民主德国、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的电视台寄送新闻。至1965年，北京电视台先后同上述苏联和当时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6国以外，还与阿尔巴尼亚、朝鲜、古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日本、英国、印度尼西亚、伊拉克、叙利亚、摩洛哥、肯尼亚、苏丹、荷兰、瑞典、刚果（布）、法国、巴基斯坦、柬埔寨、乌干达、加纳、智利、芬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比利时、加拿大等33个国家的电视机构建立了交换节目或互购节目的关系。并在1963年参加开始参加国际电视节活动。1963年和1964年，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国际电视节上，北京电视台送展的电视纪录片《金晓峰和红铃虫》、《对虾》等先后获奖。

　　1961年4月，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北京电视台第一次在北京现场直播世界性体育赛事盛况，导演是张家成，现场解说张之。转播队伍调集了北京电视台的全体主力。在转播的同时，也以最快的速度拍摄新闻片送往全国各地电视台播出。并向世界上33个国家寄送了87条电视片的拷贝。

　　这一年，北京电视台演播室里制作和播放了3次《笑的晚会》，导演是笪远怀，它是相声和电视小品的荟萃，对此后的电视综艺节目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1959年9月北京广播学院在1955年9月建成的原“广播专科学校”的基础上，升格为本科大学，并且招收了一批经过国家考试合格入学的优秀青年。此后，经过半个世纪的建设，这所大学如今已经发展成教育部直属综合性重点大学，并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几十年，他为中国广播电视第一线培养了难以计数的专业人才。据统计，至上一世纪90年代，在我国各级电视台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中，有70%以上的是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的。

　　综上所述，中国电视事业虽然一起步就遇到了“天灾人祸”，我们似乎经历了“风雨交加”的最初年代。但是，历史证明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是压不夸、吓不倒的。中国的电视事业，也是一步一个脚印，挣脱了各种羁绊，步履艰难而坚定，赢得了创业第一回合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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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曲折发展

　　从50年代末开创起步，经过8年的艰苦奋斗，中国第一代电视人已经为自己的国家创下了一份不错的家业，中国电视渡60年代初期的天灾人祸的困扰，本可以大展宏图了。但是，中国电视人谁也没有想到一场更大的浩劫又在迫近。从1966年春末夏初，到1976年秋天，中国电视和整个国家、民族一样，都经历了一段噩梦般的特殊历史阶段：文化大革命。但是，历史老人是不会停步的，他更不会倒退，只能说，他经历的是曲折的发展历程。

　　对于“十年动乱”期间，中国电视扮演了什么角色，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只能够大致的把这十年中中国电视台所干的事情区分为这样几个方面：最初的迷离；鼓动极“左”、充当林彪和“四人帮”一伙的帮凶；记录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反映“四五”运动。

　　“文革”的突如其来，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毫无思想准备的，即使许多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也都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一时不知如何应对。中国的电视人当然也概莫能外，因此，在”文革”最初的阶段，中国电视台大多处在迷离、茫然，不知所措。地处首都的北京电视台“停播闹革命”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1966年5月，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下发以后，北京电视台很快就做出了“关于宣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节目安排：

　　1，《简明新闻》里播送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消息和重要文章摘要；

　　2，在社教节目里举办专栏：《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

　　3，拍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电视新闻；

　　4，少儿节目将适当组织少年儿童批判邓拓、吴晗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5，文艺节目要从正面树立典型，宣传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好节目。

　　从上述安排可以看出北京电视台几乎所有的节目都贯彻了《五一六通知》的精神，积极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宣传。在此后的两个星期内，光是播出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新闻专题片就有20条之多，而这些新闻片有一部分是由天津、上海、广州、武汉、太原、西安、长春、哈尔滨等地方台提供的。

　　到了5月下旬，北京电视台又制定了关于文艺节目的控制措施，其中心内容是林彪、”四人帮”一伙妄图通过钳制舆论来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而授意的。一时间，“文化大革命”成为电视宣传的唯一中心。

　　1966年12月31日，广播事业局向中宣部递交了《关于停止电视播出的请示报告》。列举的理由如下：

　　1，群众忙于文化大革命，电视观众人数大减；

　　2，专业文艺团体早已停止演出，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的影片一律停止发行；

　　3，北京电视台的革命群众强烈要求“集中精力搞文化大革命”。

　　1967年1月2日，北京电视台播放了一个通知：北京电视台将从1月3日起，除重大政治事件和重要节目仍将播出或转播以外，在一段时间安内暂时停止一般电视播出。

　　北京电视台一停播，各地方台纷纷仿效，一度只剩下上海和广州两家电视台坚持播出。

　　但停播未能持久。1967年2月4日，北京电视台在终止播出将近一个月之后，恢复播出。开始是每逢周六播出，1967年8月日改为每周两次播出。1968年1月23日又增添为每周3次。1970年年末改为每周6次。从1971年10月4日起，每晚都有北京电视台的节目。

　　不过，从此时到文革结束，播音员都不能出图像。

　　“四人帮”为什么要急于恢复电视播出呢？让我们看看北京电视台恢复播出第一天的节目内容是什么吧!1967年2月4日首次播出的新闻是：上海“革命造反战士”欢庆中央贺电。在贺电中，中央高度赞扬上海“革命造反派”1月9日联合发出的“反对经济主义”的《紧急通知》及其造反行动。新闻播完之后，还加上了一段话：“无产阶级造反派联合起来，把一切大权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过来，一切权力归无产阶级革命派！”。电视广播这个一贯被称为“新闻窗、知识库、服务台、百花园”的新闻宣传教育媒介，已经沦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为林彪和“四人帮”一伙篡党夺权鸣锣开道。

　　这样情势下北京电视台播出的节目只可能是除了极“左”之外，不论内容还是形式都是贫乏单调，公式化、概念化越演越烈，电视新闻和专题节目“假”字连篇，解说词刻板、枯燥，说敎呛比比皆是，千篇一律的空话、大话、套话，成为那个时期电视节目的基本格调。以至于他其恶劣影响流毒甚广，久久难于消除。

　　这个时期的电视节目极“左”思潮充斥，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狂热程度。当年的电视文艺节目主要是八个“样板戏”：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和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交响乐《沙家浜》。另外加上被群众戏称为“老三战”的三部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被大量播出的几首歌曲是《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根据毛泽东语录谱写的“语录歌”。

　　从1967年初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寿终正寝，这个时期全国电视台的屏幕都是百花凋零、一片萧条。在林彪和”四人帮”及其追随者——军代表直接控制下，中国的电视对全国人民欠下了债。这中间，上海电视台起到了非常突出的”四人帮”“马前卒”的作用。

　　众所周知，上海是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发源地，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把上海视为自己的基地。这样就促成了上海电视台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特殊表现：1967年1月6日，上海电视台在”四人帮”利用下，以直播“电视斗争大会”形式，对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负责人陈丕显、曹荻秋等老干部和党政领导进行侮辱、诽谤和摧残，并煽动打、砸、抢，阴谋篡党夺权。仅在1967年一年中，这样的“电视斗争大会”就有51次，“斗争”的矛头扩大到工交、财贸、农业、政法、科技、文教等各个方面的领导干部和著名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及其他知识分子、爱国华侨和前工商业者。”四人帮”还千方百计利用上海电视台为自己的抢班夺权制造舆论。

　　本文作者在1974年曾因中央某领导和“央视”的委托，为即将举行的世界妇女年大会拍摄妇女解放题材的纪录片。经过认真筛选，拍摄的对象被确定为上海市某棉纺厂的女书记。正准备开机的前夕，王洪文从北京打电话给他在上海的追随者前来阻止我们摄制组的工作。提出的理由是“不要把镜头对准领导干部”。其实其真正原因却是我们原打算拍摄的这位“包身工”出身的女书记原来是王洪文的上司，也是身居当时“上海革命委员会”要职、当初和王洪文一起“率先”造反的王秀珍、唐凤兰等最先要打倒的“走资派”。最后，我们的摄制组被逼出了上海滩。中央领导委派的任务无从完成。

　　实际的情况是“四人帮”要利用上海电视台为自己涂脂抹粉，树碑立传，为进一步抢班夺权制造舆论。他们口口声声说“领导不要抢镜头”，但是，实际上却指令电视台突出“四人帮”一伙的形象。张春桥、王洪文之流的图像都被明确要求多用近景、特写，而且数量上压过老一辈中央领导者。1971年，叶剑英陪同外宾访问上海，电视记者拍了许多叶剑英的镜头。“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为此十分恼火，以“不要喧宾夺主”为理由，示意电视台从电视片中删去叶帅的一些镜头，把张春桥的近景、特写和长镜头增加到92个。

　　但是，我们也不能够把“文革”时期的中国电视广播说成一无是处。周恩来在“文革”中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仍然关心电视事业的发展，同林彪级“四人帮”一伙对电视事业的破坏进行了不懈的斗争。电视台的同志们，在逐步认清林彪和“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真实面目之后，怀着高度的责任感，做了力所能及的有益于祖国和人民、对历史和当代负责的事情。

　　“文革”初期，江青一伙到处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造反、夺权，冲击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周总理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从1966年6月到年底，半年时间里，他十多次强调了电台、电视台安全的重要性，并指示采取有力措施确保广播电视机构的安全。他把电台和电视台同中南海、人民大会堂一起列为11个必须加强警卫的重点，告诫有关人员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让外面的人冲进去。他还反复在接见红卫兵时告诫他们：广播电台、电视台是要害、机密单位，“绝对不能冲击”。周恩来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还抽出时间和精力过问文艺节目的状况。极“左”思潮和“文革”小组在广播电视文艺中推行封建法西斯主义，把一大批优秀文艺节目污蔑为“封、资、修”或“大、洋、古”，就此打入冷宫。弄得广播电视文艺的百花园落入凋残的局面。针对这样的情况，周总理在197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晚上，曾就北京电视台必须加强群众文艺宣传的问题作了批示，旗帜鲜明的指出：“广播电视的文艺节目不能太贫乏了”。1975年秋天，重病住院的周总理还不忘指示要把文艺节目办好，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1970年8月，在周恩来亲自过问下，北京电视台打破了禁令转播了中朝乒乓球友谊赛；1971年，毛泽东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华访问，周总理亲自审阅、修改了中美乒乓球赛实况转播的部分稿件，对转播工作踢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意见，甚至连出什么样的具体镜头都考虑到了。北京电视台根据总理的意见，迅速改进了转播方案，圆满的完成了转播的任务。1972年第一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时，电视转播时间比平时长了一点，姚文元趁机发难，对体育转播横加指责。周恩来热情支持这次亚乒赛的宣传工作，指出：亚乒联盟的成立是一个创举，显示了亚乒联的强大生命力，反映了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伟大胜利，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重视。周总理挫败了”四人帮”砍杀体育赛事转播的企图，是他们的阴谋不能得逞。

　　周恩来同”四人帮”和林彪一伙推行的极“左”思潮的斗争几乎贯穿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文革”初期的电视和新闻传媒中，假话、大话、空话、废话、套话、绝话等一度泛滥成灾，使宣传工作在国内外都受到反感。针对这种情况，周总理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改进文风的重要性和现实性。1969年4月，周恩来在审看中共九大电视新闻的时候说：“你们的电视节目粗糙，（电视节目）要严肃、要活泼、要扎实”，“编辑要动脑筋，质量要高一些”（见赵玉明：《中国广播电视史》1993版）。

　　“九一三”事件后，1972年全国开展批林整风，周恩来积极推动开展对极“左”思潮的批判。他明确指出：新闻战线的批林整风，要抓住路线和文风两个重点，从整顿文风开始。 “四人帮”对于周恩来自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为了反对周恩来，“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多次在上海电视新闻中删去周恩来总理的名字。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上海电视台拍的十多条新闻片中，一条也不提周恩来的名字和由他作的政治报告。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大的新闻片中，也只字不提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1976年3月29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召开全国电视工作会议。当时上海出现反周恩来的大字报。在姚文元的授意下，快了一半的电视会议从北京迁到了上海。其险恶用心，路人皆知。

　　“四人帮”还利用他们掌控的电视台，对周恩来进行直接的攻击和诬陷。我们可以列举其中两间典型的“公案”：

　　其一是所谓的“风庆论事件”。

　　1974年5月4日国产万吨级远洋轮“风庆号”远航罗马尼亚，9月30日胜利归来，“四人帮”利用此事作反面文章来攻击周恩来。 指责、批判国务院同意进口船只就是“崇洋媚外”。说国产万吨轮早就该远航，没有及早远航是因为“修正主义在作怪”。上海电视台奉命一连拍了16条有关造船的片子，并秉承”四人帮”的指示，持续、反复的播出电视讲话，编演组歌，闹腾了数月。名为“欢庆胜利”，实为批判“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以此攻击污蔑周总理。

　　其二，就是安东尼奥尼拍摄纪录片《中国》。在1972年5月13日至6月16日，安东尼奥尼拍摄《中国》的时候，我正在当时的央视国际组当编辑，我有几位同事就在《中国》剧组当“陪同”、翻译，我们经常听到剧组的一些进展情况，而且随时可以看到拍摄的样片素材。但是，在此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人是没有看到过它的完成拷贝的。而这部《中国》却先在美国广播公司（ABC，1973年元旦）播放；后在意大利电视台和电影院放映。直到1973年9月26日，经中国政府多次交涉后，意大利电视台才把此片交给我国驻意大利大使馆。我们中央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是在1973年底看到这部纪录片的完成片的，当时我们都一致认为这部片子问题很大，它不仅未能真实反映当时的中国和中国人的，还有损于中国人的尊严。因此，对于现在那些给安东尼奥尼“平反”的种种说法，还有一些中国地方电视台以“纪念安东尼奥尼诞辰”的名义重播该片的做法，我们这些走过那段特殊历史的一代中国纪录片人，是不能接受的。上一世纪70年代，中国报纸上掀起了对于安东尼奥尼“反华、反动、卖国”的影片《中国》的批判，确实是“四人帮”组织的阴谋。1974年1月24日，江青在首都体育馆“批林批孔”大会上说，这部影片是“间谍加汉奸”搞的。此后，“四人帮”控制下的报纸给该片扣上了“反华、反动、卖国”的帽子，这一切都是过了头，也给安东尼奥尼扣了不适当的政治帽子；但”四人帮”的真正目的不在于反安东尼奥尼，他是个意大利的著名电影导演，怎么能把“出卖中国”的帽子戴到他的头上呢？他到中国拍片子“卖”哪门子国呀？实际上，“四人帮”要攻击的目标是当时已经重病在身，还在抱病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总理。“四人帮”急于查清安东尼奥尼来华拍片是由谁批准的，准备借此罗织罪名。当时我们在电视台曾经常听到周总理关于接待和配合伊文思工作的指示；却没有听到过周总理关于安东尼奥尼拍摄《中国》的指示或意见，而当时广播电视部主管宣传和直接批核安东尼拍片计划的，却是”四人帮”亲近的人。事情的结果是否让他们感到“大水冲倒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识自家门”了，于是，就把这场批判偃旗息鼓了。直到1979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为了这件公案发了15号文件，指出：安东尼奥尼摄制的影片《中国》是有点毛病的，它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但“四人帮”利用它来反对周总理（详见广播电视部原外事司司长马元和所著《国外广播电视见闻及国际交往》，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出版）。

　　1973年底，我们当时看过的素材和粗编样片，其中丑化中国和中国人的镜头叫人难以忍受。就因为出于民族自尊，我和中央电视台国际组几位同事联名上书，要求组织拍摄“反击”安东尼的片子，来澄清真相，还我尊严 。我们的报告经周恩来总理审批“同意”，从1974年春季开始，我们用两年的时间，拍摄了《新上海的主人》、《苏州的春天》、《紫金山下的红小兵》等纪录片。

　　1974年国庆节，北京电视台彩色电视经过一年的试播，在那一天正式播出。上午播出了首都人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游园实况，晚上播放了焰火晚会。特别值得纪念的，是当晚还播出了9月30日周恩来总理举行盛大国庆招待会的电视新闻片。而且全文播放了周总理在招待会上的讲话。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举行国庆招待会。

　　周恩来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与林彪和“四人帮”一伙的斗争，既坚持原则，又讲究斗争的策略和方法，表现了高超的斗争艺术。他曾经说过：“电视事业大有可为，目前在我国虽然还处于落后状态，但不久将会影响很大而且是很重要的宣传工具”。这番话给了广大电视人极大的鼓舞。

　　1976年4月初，北京发生“天安门事件”，以此为中心，全中国性的抗议“四人帮”的运动越演越烈，甚嚣尘上。人们怀着对周恩来总理的深切怀念，和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强烈愤怒，走向了天安门广场。事件发生的导火线，是“四人帮”压制和反对人民悼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他们发出了一道道禁令：不许开追悼会，不准戴黑纱，不准送花圈，等等。并且不惜用特务手段，阻碍、破坏新闻界对人民悼念周总理活动的报道。但是，仍然有许多新闻工作者不顾“四人帮”的禁令，千方百计以各种手段记录和报道了人民悼念周恩来的活动。上海电视台记者分七路拍摄了广大军民沉痛悼念周恩来逝世的活动，制作成18分钟的纪录片。北京电视台应香港地区和美国、日本等国家电视机构的要求，冲破重重阻力，于1976年1月12日、15日和16日晚，通过印度洋、太平洋和大西洋上空的通讯卫星，向世界播发了3条彩色电视纪录片《向周总理遗体告别》、《首都人民吊唁周恩来总理》以及《追悼周恩来总理大会》。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外电视机构接收了这些节目。

　　“四人帮”在极力压制、阻碍新闻界报道周恩来丧事活动的同时，有在新闻媒介上打造“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舆论，影射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周恩来住院后，在毛泽东支持下，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一批重新恢复工作的老同志的协助下，邓小平果断的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对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他势必会触及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四人帮”一伙借机在毛泽东面前歪曲事实、挑拨事端，告邓小平的“阴状”。经毛泽东批准，1975年底和1976年初又发动了所谓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四人帮”控制的新闻媒介把邓小平主持工作期间所采取的各项措施，污蔑为“右倾翻案风”，说“整顿就是复辟”。在姚文元的授意下，北京电视台让人把1974年至1975年邓小平主持整顿时期拍摄的新闻，删去横幅、大字报等表明时间背景的画面，把解说都篡改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带来的大好形势”。北京电视台还被迫和新华社成立摄影小组进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拍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新闻照片和电视新闻。

　　为了防止电视工作者真实地记录和反映人民的心声，“四人帮”竟然收缴了北京电视台记者们的摄影机，不许他们拍摄他们指令任务意外的任何东西。电视台的编辑和记者不顾“四人帮”的禁令，依旧深入天安门广场“四五运动”现场和群众感同身受，但是屡遭特务跟踪。姚文元还指示，电视台和广播学院新闻系，让人们主动交代是否去过天安门，并当众销毁所拍摄的群众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照片。但广播学院电视系学生只拿出一小部分照片“当众销毁”，却保存了大批照片，成为日后编辑出版《天安门诗抄》的宝贵资料。

　　但是，“四人帮”没想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却进一步促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文革”的错误，更加看清了“四人帮”是一伙祸国殃民的豺狼。“四五运动”就是这种民心的大爆发。“四人帮”已是四面楚歌了。

　　当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再一次引起全国人民的哀伤和悲痛。北京电视台以空前的规模、最隆重的形式报道了毛泽东的丧事活动。

　　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意志，采取断然的措施，粉碎了“四人帮”集团。全国各地电视台，和其他新闻媒体互相配合，热烈庆贺一举粉碎“四人帮”。

　　这里我们还应当记下这样一笔：即使在是在极“左”思潮四处泛滥，到处横行的日子里，北京电视台的记者们还是拍摄了一系列好的纪录片，当时，我的同事们在“四人帮”极左的政治高压下，依旧抱着高度的责任感，忠实的记录了中国人民勤劳勇敢、奋斗进取的精神，拍摄了一些今天看来也同样有一定文献价值的纪录片。他们所记录的中国人的勇敢、坚毅、勤劳和智慧， 例如《三口大锅闹革命》、《壮志压倒万重山》、《深山养路工》、《咱们的五个孩子》、《向青石山要水》、《金溪女将》等。其中原因，一方面是北京电视台建台初期吸收的记者队伍，经过15年左右的实践锻炼，正走向创作能力旺盛的年龄；还有一个原因，是这一批纪录片大多拍摄的是农村，记录的是农民开山、治水和大自然搏斗，远离了喧闹的政治动乱中心城市；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些记者坚持真实性原则和使命感，用镜头忠实记录了中国人民的勤劳、朴素、坚毅、勇敢和智慧，这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原动力。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原动力，在英明、正确的领导下，中国才能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短短的三十年的时间里，实现了新的崛起。在这些纪录片不免有着那个时代的印记，但是，总的来说，它们记录的也还是那一段的历史的另一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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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成长壮大（1976-1991）

　　从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到1991年国民经济建设“七五计划”胜利完成在这15年历程中，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达到了9%，1990年GDP增加到17400亿元；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市场经济观念已逐步进入各个领域。电视自然也不能例外。这15年里，中国电视经历了 “复苏时期”，“改革开放起始期”和“转型期”，为电视传播的进一步腾飞、发展做好准备、打好基础。

　　（一）复苏时期：

　　从1976年开始，我国的电视“硬件”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首先是各省、市、自治区恢复了“文革”期间被强行关闭的电视台。到1976年底，全国电视台增加到了39座，转播台达到144座。北京电视台的彩色节目可以传播到25个省、市、自治区。电视观众的人口覆盖率拓宽到36%，不只是局限在几个大城市，而是分布全国各地，有3亿多人口居住的地区可以看到电视。不过，他们还是集中在东部沿海，其中北京、上海、天津、辽宁、湖北等省市，电视覆盖率超过了50%。在1976年，中国一些地方台已经掌握了比较现代花的电视讯号传输技术，全国各地的精彩文艺、体育和新闻咨询可以及时的传送到北京，再通过北京转播或编选后传送给全国各地方台。

　　1978年5月日，在北京电视台开播20周年的时候，正式更名为“中央电视台”。7月18日，中央电视台通知，再开放河南、南京、武汉、湖南、河北、四川6家电视台向北京传送节目。传播手段的改进在极大程度上也改进传播得质。从1976年到1978年，进入国家级的中央电视台和个地方台，进行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结束了“文革”时期的领导班子，組成了以富有经验和很强业务能力的新领导班子，整顿了电视编播队伍，大力推进电视节目的改进和提高。

　　这一努力首先体现在新闻和纪录片的发展初见成效。1976年7月1日，北京电视台试办了全国《新闻联播》。但是，节目每晚7点仍旧在原来的《电视新闻》中播出10到15分钟，全部为国内新闻，没有国际新闻。当时，只能传送到十多个省、直辖市，新闻报道取材面还不够宽阔，时效性也不够强，播出的节奏也缓慢、冗长拖沓。针对这种情况，1977年7月中旬，北京电视台新闻部地方租相继召开了华东、中南、华北、东北、西南、西北各大区的会议专题研究探讨改进新闻节目。经过反复多次的台际间的交流、探讨，各地向北京电视台提供的新闻数量明显增加，时效性也加强了。这位正式开办《新闻联播》创造有利条件。

　　1978年1月1日，《新闻联播》正式打出名称字幕，定名播出并恢复了文革中中断了的由播音员出图像向观众播报新闻提要的形式。这一时期，还没有采用直播新闻，全都是录播。但是，每条新闻由原先的5-6分钟，缩短为不超过3分钟。同时取消了原来从“新闻电影”那里学来的新闻配采用了现场音效，增强了新闻的现场感和真实感。

　　《新闻联播》在这一时期，基本是采用了“老三段”的编排模式：“国内新闻”、“口播新闻”、“国际新闻”。

　　这一时期的新闻内容自然是以及时反映全国党政军民拨乱反正为主。1976年10月22日和23日，首都150万军民欢庆粉碎“四人帮”举行的声势浩大游行活动，北京电视台不仅拍摄了新闻，而且在10月24日又在天安门广场转播了首都群众庆祝大会的实况。当时各行各业百废待兴，1977年相继召开了全国“工业却大庆”、“农业学大寨”会议。4月23 日，北京电视台播出了“工业学大庆”开幕式和李先念副总理讲话的新闻。该台还开设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和《人民子弟兵》3个新闻专辑栏目。

　　电视纪录片也加强了纪念和教育的意味。1977年9月，北京电视台女编导王娴等拍摄了《毛主席在中南海居住过的地方》；1977年12月中旬，戴维宇等仅利用革命历史博物馆“周总理办公室复原展览”修正的48小时空隙，抓紧拍摄了《周总理办公室》。这两部纪录片，表达和寄托了人民对革命两袖的哀思和无限怀念的心情，影响很广、很深远。

　　1977年，北京广播学院受广播事业局国际联络处的委托接待了英国独立电视网（ITV）所属泰晤士电视台纪录片导演查理.耐恩一行，帮助他们在北京以中国芭蕾舞团为对象，拍摄了十年动乱中一出芭蕾舞剧（《天鹅湖》）从被禁演到恢复排练、重新演出的故事，以及导演戴爱莲、主演白淑湘等在十年间受到的伤害。这部纪录片取名也叫《中国》，在英国播出后获得热烈的反响。它是打倒四人帮后，第一个外国电话四台来华拍摄的纪录片。查理.耐恩还在拍片空隙间在广播学院讲学，把西方纪录片崇尚写实主义风格及其策略、方法传授给学生。对于日后中国电视纪录片写实主义创作主流的成型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当时的报纸和理论刊物上，开始出现了清算“四人帮”时期新闻和纪录片造假、扮演和粉饰美化现实的恶劣作风。为后来的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和成熟做了充分的思想和理论准备。

　　这个时期的电视文艺节目，也必然具有那个时代赋予的特色：一方面面试拨乱反正，另一方面是宣泄被“四人帮”压制了20年的革命情怀，在一方面就是对周恩来总理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哀思和缅怀之情。因此，随着文艺领域的“解冻”，一大批在十年动乱期间被禁锢的文艺节目陆续在电视中播出。一时间荧屏上出现了纪念热潮。

　　1976年12月21日，《诗刊》编辑部主办朗诵音乐会，北京电视台进行了转播。诗歌朗诵音乐会上许多遭受“四人帮”迫害的文艺工作者，如常香玉、李德伦、郭兰英、王玉珍、王昆、马玉涛等，在平反之后重登舞台和荧屏，心情格外激动。晚会的主旋律是“怀念周总理”，一首《周总理，你在哪里》的诗朗诵撼动了千万人的心。本文作者那天正好因拍摄舞台纪录片亲临首都体育馆现场，在摄影机后面目睹了这一切，至今都历历在目。歌唱家郭兰英演唱的《绣金匾》，为纪念周总理改动了歌词。当唱到“三綉周总理，人民的好总理。鞠躬尽瘁为人民，我们热爱您”的时候，台上台下失声痛哭，人们任凭对周总理的怀念之情汹涌奔放。

　　1977年1月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活动中，电视播映的怀念节目又一次达到高潮。北京电视台播出了《纪念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文艺演唱会》和《诗歌朗诵会》，还播放了彩色纪录片《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这部似乎有点迟到的纪录片却更加强烈的呼应了人们压在心头的悲愤。纪录片高度纪实的画面记录了人们在总理遗体前悲痛欲绝的情景，和首都万众自动聚集在十里长街为总理送行的场面，饱含激情的解说词，像“长夜无言，天地同悲。只见灵车去，不见总理归”，“人们结队成群，人们扶老携幼，心为总理哀伤，泪为总理横流”等句子，更把人们对总理的敬爱、悼念、缅怀表达得淋漓尽致。1月8日晚，北京电视台播出了文艺专题《我们怀念你啊，敬爱的周总理》。郭兰英又一次演唱了《绣金匾》，当她唱到“三綉周总理”一段，在末尾几乎泣不成声，只有那板鼓在急速击打着，在延续一刻之后，郭兰英拼尽全身的气力和感情唱出了最后一句歌词。这时，全场掌声雷动，夹杂着哭声和呼声。人们的激情像火山爆发那样，整个剧场似乎都在震撼着。

　　电视屏幕向全世界展现了一个东方民族特有的表达感情的方式，一个摆脱了捆绑的国家的人民爆发出来的威力。

　　1977年9月9日，中央电视台转播了隆重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的文艺演出，并在同一天转播了话剧《杨开慧》；12月26日又播出了歌颂毛主席的诗歌朗诵会、转播话剧《秋收霹雳》；同年11月21日播出鲁迅、郭沫若诗歌朗诵会；11月26日选播了亿万人民的心声：《天安门诗抄》；

　　在这一段电视文艺复苏时期，虽然节目的政治色彩浓厚，但是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人民需要，很受群众欢迎。

　　1977年开始播放一批传统节目。最先播放的有湖南花鼓戏《十五贯》、京剧《闹天宫》、昆剧《大破天门阵》、京剧《打渔杀家》等。

　　1978年元旦，转播了中央广播文工团、中央民族学院及东方歌舞团演出的《独唱音乐会》、京剧《杨门女将》和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当时，原文化部系统的文艺团体还待恢复、重整旗鼓。

　　1978年2月6日，中央电视台为观众举办了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一个春节晚会。郭沫若为这次春晚写了春联：“四害必肃清，飞雪迎春到；三年肯定大治，心潮逐浪高”。晚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歌舞、猜谜、新电视片、新故事片、新排演的戏曲等。一大批文化界名人杨沫、李瑛、李苦禅、王晓棠、于蓝、马季等出席并表演了节目。

　　在1978年里，央视还播出了不少外国文艺团体来华演出，例如转播了墨西哥、印度舞蹈家访华表演实况，小泽征尔指挥中央乐团交响乐队演奏交响音乐会，和中央乐团、中央音乐学院演出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作品音乐会。

　　从1977年开始，央视屏幕上开始播放外国电影。9月1日，为了配合铁托总统访华，播了南斯拉夫故事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和《桥》；11月29日右播放了第一部引进的外国电视连续剧：南斯拉夫的《巧入敌后》。1978年1月，北京电视台开始播放它同上海电影译制厂合作译制的BBC出品的电视连续剧《安娜.卡列尼娜》；这一年的10月，配合邓小平访日，央视放映了日本故事片《望乡》和《追捕》。

　　1978年5月22日，央视播出了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一部电视剧《三家亲》。这是我国第一部在实景里录制的电视剧，它以真实的环境、多变的场景和灵活的镜头反映了生气勃勃的农村生活。这种风格使人联想到在“二战”后废墟上出现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扛着摄影机上大街”，用长镜头加同期声，在实景中拍摄真实的故事。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电视剧沿着这条道路走向繁荣和成熟。

　　1978年在央视播出的国产电视剧(包括央视自己和地方台制作)共8部。因此，可以说这一年是中国电视剧开始恢复的第一年。

　　从1977年到1978年，专栏节目也逐渐恢复。1977年5月22日，从建台不久便开播的《文化生活》在被停播10年后，又重新恢复播出；10月26日，北京电视台国际部又开办了《世界各地》；1978年4月 ，推出了《体育之窗》；同年9月30日央视又开辟了《祖国各地》栏目，它反映了祖国各地的风土人情、地理风光、文物古迹、古今名胜、风物特产和建设新貌。它一开播，就受到观众的欢迎。群众称赞它为“电视观光”、“坐游祖国”。

　　在这段时期，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从原来从属于新闻系的一个专业升格为独立的系，担负为全国电视台培养电视编播专业人才的任务，并从1977年夏季开始，按照广播电视部和高等教育部的决定，被纳入全国艺术院校专业面试加全国统考的办法来选拔考生。这一批学生，毕业后成为从央视到各省市自治区台的骨干。

　　短短的两年修正和恢复，中国的电视队伍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去迎接即将面临的繁荣、发展新使命。

　　（二）改革开放起始和转型

　　这一段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因为，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始时期。1978年12月18日 至22日，中共第11届3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它认真的总结了历史经验，明确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口号，使全国人民都认识到，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一心一意搞建设，奔向富强的历史新时期。

　　中国电视事业在“进一步解放思想”方针的指引下，开始探索和谋求“发展自身独特优势”，“走自己的路”。

　　在这一时期 ，中国家庭电视机拥有量在迅速攀升。1979年，全国共有电视接收机 485万台，其中大多为9英寸或14英寸 的黑白样式；到1983年，这个数字猛增到3622万台。而且大部分都是进口的彩色电视接收机。电视在社会的影响力随之膨胀。

　　在这样的形势面前，原先把电视看作无足轻重的“小弟弟”，“电视不是独立的艺术，只是播放工具”的文艺界、电影界，感到了压力。居安思危的电影界已经感到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几乎是义务的像电视台提供影片播出，为了避免“吃亏”，1979年6月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提出停止像电视台供应新故事片，新影片在公映半年后才能提供给电视播放。过去以上电视为荣的文艺演出团体，也随之提高了对电视录制信息的收费标准。

　　一时间，电视台原先的“小剧场”“萎缩电影院”的日子过不下去了。电视节目源一下子出现了一个大缺口。省吃俭用花费多年积蓄购买电视机的广大观众怨声四起。形势逼人，中国的各级电视台，统一了思想，穷则思变，要开辟新的节目资源，只有靠电视人发挥自家优势，走独立、独特的发展道路。用现在的话来说，那就是“要按照电视自身的规律来办电视”。

　　1，电视新闻

　　这种新的变化，在电视新闻节目方面不那么鲜明。这是因为电视新闻原来就是电视台主要的自办节目。当然，面对11届3中全会召开以后，全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新闻节目自身的内容和报道形式、方法，都需要改进。但是，改进的力度都不大，变化也并不显著。

　　1981年3月，中央书记处对广播电视事业的性质作了明确的阐述：广播电视事业是建设精神文明的重要工具，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促进安定团结、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工具。4月13日至21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在青岛召开了全国电视新闻工作座谈会，这是以此影响深远的重要会议。它着重讨论了“全国一盘棋”，共同办好《新闻联播》的问题。早在1980年10月第十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上，就已经确定个地方电视台是中央电视台的集体记者，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全国电视台要齐心合力，在“自己走路”的方针指引下，力争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把《新闻联播》办成一个比较完整、比较系统地对国内国际的重要事件及时的进行形象化报道的节目，使之成为全国观众获取新闻信息的重要途径。当年7月1日，《新闻联播》改革了编排模式，把原来按照报道形式、手段分段的一国内新闻片、二口播新闻、三卫星收录的国际新闻这“老三段”模式，改造成按照新闻内容和新闻价值统一编排，缩短新闻长度，增加条数，取消背景音乐，同时对节目标志、播音员图像背景、新闻提要处理、气象预报等都做了明显的改进。

　　在这一时期，央视的新闻节目也出现了批评揭露性的报道，揭开了社会新闻和舆论监督的序幕。1979年5月1日，两位刚从广播学院毕业的青年记者用长镜头抓拍了某些领导干部的家属乘公家轿车到王府井购物的真实场景，9月12以《王府井停车场见闻》为标题在《新闻联播》中播出。一时舆论哗然，信件、电话纷至沓来几天之内就收到观众来信3000余封。此后，央视《新闻联播》批评性报道开始增多。1980年初，每月已有超过20条之多。各地方台电视新闻节目纷纷开展了批评性报道，开设以舆论监督为主的新闻栏目。如北京电视台爱办了《观众之声》，山东电视台开办了《街头见闻》，福建电视台的《新闻半小时》和上海电视台的《观众中来》等栏目，它们的影响力不仅在本地区，在全国也很有名气。1988年年底，《新闻半小时》在由观众评选的福建电视台“十佳”栏目中，获得88%的选票，位居榜首。观众反映这个栏目忠于新闻工作的使命，在揭露不正之风和干部腐败现象的斗争中，敢讲真话、敢谈热点、焦点话题，不畏强权，锋芒锐利。《观众中来》是上海台1984年5月4日开办的栏目，在本台每晚《新闻报道》中播出。它也是一档敢于揭露问题、开展社会批评，坚持反映群众呼声的栏目。它每天收到观众来信多达百余封。1985年4月，《观众中来》扩展为20分钟的日播独立栏目。

　　1987年7月5日，上海电视台又开办了杂志型电视新闻栏目《新闻透视》，着重报道社会性题材，体现了新闻性、社会性、知识性、服务性，注重对新闻事件或社会现象进行纵横述评，深入剖析，是非常优秀的新闻深度报道专栏。

　　在这一时期，新闻性节目最重要的变化是节目主持人的出现。他是随着新闻评论性节目的出现而诞生的。1980年7月12日，央视第一个述评性新闻栏目《观察与思考》开播，首播节目的标题为《北京居民为什么吃菜难》，庞啸作为第一个被正式冠名为“节目主持人”的出镜记者登上了屏幕。与此同时，各个地方台也在加强电视与观众的互动方面积极探索。1980年6月1 日，广东电视台推出了《六一有奖智力测验》，在节目中设置了类似司仪的节目主持人；1981年7月28日至11月17日，中央电视台举办了13场《北京中学生智力竞赛.》，节目中设置了类似老师的人，由他来评判知识竞赛的问题和答案，并挑选了赵忠祥来担任节目主持人。这样使节目充满了魅力，紧紧吸引着观众的深度参与。

　　这段时期新闻节目的另外一个重大突破，是现场报道特别是新闻直播的出现。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召开，10月25日，通过现场直播设备，第一次实现同步报道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的情况。这样就大大加强了新闻的透明度和现场感、参与感。

　　2，电视纪录片

　　首先我们想到的是是大型纪录片《丝绸之路》，它是11届3中全会以后，我国第一部大型电视纪录片，也是中外合拍电视的第一部作品。1979年4月下旬，日本广播协会（NHK）《丝绸之路》摄制组与中央电视台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双方共同投资组成联合摄制组，拍摄的胶片统一在日本冲洗；双方拍摄的素材共用，各编自己的版本。经过一年多的拍摄， 1980年5月1日我国开始首播，1980年5月7日日本首播。

　　《丝绸之路》运用访古问今的纪实手法，以丝绸之路故道为脉络，由东向西，自然分段（集），采访深入，摄影功力扎实，内容极其丰富，系统性强。其中中方摄制的《到楼兰去》（上下集）是全片拍摄最艰苦、也是艺术效果最佳的篇章，在日本获纪录片大奖。第一集《古都长安》在日本首播时，立即引起了日本观众“丝绸之路热”，收视率高达20%，同名的书籍、摄影展览也获得空前轰动的效果。该片还在1980年度全国电视专栏评奖中荣获优秀节目奖。

　　这一时期变化最大的是电视纪录片的发展和成熟。 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 经过10余年的努力，我国的电视纪录片创作，出现了空前繁荣的盛况。电视纪录片制作、播出数量，仅在中央电视台(CCTV)每年都在干部(集)左右，制作的技艺也在不断进步。纪录片作为中国大陆电视文化中举足轻重的节目型态，对提高电视文化品位起着无可估量的积极作用，已为许多电视工作者认识、掌握。其成熟的标志，是我国各地电视台先后出现了以专栏形式播出的纪录片固定节目，例如中央电视台的《祖国各地》、《神州风采》、《兄弟民族》和《地方台30分钟》等“名牌”节目，北京电视台(BTV)的《今日京华》，上海电视台(STV)的《纪录片编辑室》，大多数为每周播出一条，而《神州风采》、《今日京华》则为每天一条，他们都曾经连续播出三年以上。这些电视机构的负责人有一个共识：纪录片创作水平是一家电视机构自办节目水平高低的标志。电视观众对纪录片的反映是热烈的。许多纪录片专栏连续播出了几年、十多年(如中央电视台1978年9月30日开播的《祖国各地》、1983年10月开播的《兄弟民族》播龄均在10年以上)。有些精品，如《话说长江》(25集，1983年8月7日开播)、《话说运河》(35集，1986年7月5日开播)，收视率达到30％以上，几乎与同时播出的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红楼梦》不相上下。《话说长江》节目曾向观众征集主题歌歌词，短短的13天里，观众来稿即达到5000多份，稿件来自祖国四面八方，从14岁的小学生，到90高龄的老者，还有卧床不起的癌症患者。1992年上海电视台播出《十五岁的初中生》，反映15岁的初中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的现实社会问题，激烈的分数竞争，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使孩子们难以承受，一些孩子心理受到伤害，极个别的孩子甚至自杀。这部纪录片在社会上引起各种强烈反响，报刊上开辟专栏展开讨论，舆论界、学生和家长对作品的赞誉占了压倒的优势。

　　十多年来，我国的电视纪录片一直充当着“文化使者”的角色，参与了中、外的电视文化交流，积极担负起了“阐明抉择、解释历史和增进人类的了解”的使命（美国阿兰。罗森沙尔《纪录片的良心》的“序言”）。1989年以后，中国各地电视台制作的纪录片，屡次在国际电视节上获奖。其中佼佼者如西藏电视台和四川电视台合拍的《藏北人家》，荣获1991年度四川国际电视节“金熊奖”大奖，并被邀请参加了1992年法国戛纳电影电视节；宁夏电视台、辽宁电视台合拍的《沙与海》，荣获1992年亚广联“纪录片大奖”；上海电视台拍摄的《十字街头》，则获得了1992年上海国际电视节“白玉兰”纪录片大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电视纪录片人 孙增田、王海兵、程晓卿、彭辉、梁碧波、余永锦、江宁、李晓、张以庆、李汝健、戴艺、何苏六等带着《最后的山神》、《深山船家》、《回家》、《龙脊》、《三节草》、《平衡》、《德兴坊》、《重逢的日子》、《英和白》、《山里的日子》、《舟舟的世界》、《幼儿园》、《德巴在歌唱》、《十八里赶海》、《母亲，别无选择》等优秀纪录片作品，几乎每一年都要在直接各地国际纪录片节问鼎。过去，世界电影史或纪录片史从来没有中国人的名字或中国纪录片片名的“传统”被颠倒了过来。

　　纪录片创作走向成熟的主要标志为以下诸方面：

　　A，纪录片的本性受到尊重，纪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得到普及。现在，我国已经有不少纪录片工作者，都遵循了在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运用采访拍摄作为基本手段，纪录真实的时间、真实的空间中发生的真人及真事这种“非虚构”的本性。

　　我国社会进入80年代以来，注重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和强烈的自省意识获得了发扬。纪实主义文化大背景为纪录片的创作演进提供了优越的环境和氛围，对于纪录片创作规律的研究，已经从拍摄技法和一般准则的讨论提高到宣传策略和美学理论的层面。例如，对《望长城》的总结性研究，不再拘泥于它的长镜头和同期声技巧的运用，而更多地从它的开放型叙事结构，即它如何让观众从真实的景象，细节所构成的“场信息”里自行获取、评价、补充作品的含义这种策略方面来探讨。

　　《望长城》已经雄辩地向人们证实了纪实主义作品的魅力。在它之后，1992年电视屏幕上又出现了山东电视台的《方荣翔》、上海电视台的《德兴坊》、《十五岁的初中生》、《十字街头》、《谢晋和他的孩子》、《劳改队纪实》、《呼唤》等纪实性更强的作品，尤其是中央电视台六部18集大型纪录片《广东行》，显得比《望长城》更加成熟，它几乎是纯粹的纪录、观察过程的复原，有人评论它提供给观众的是“带毛边的生活原型”，却巧妙地引导观众由感性层次升华到审美层次和理性层次。

　　B，纪录片的叙事技巧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20世纪70年代， “镜头前的采访”这种新模式，几乎成为世界各国摄制电视纪录片的“标准型策略”，用当事人——被访者的谈话来全部或部分地取代解说，既显得客观、公正，又避免“真实电影”那种使人困惑的沉默，使纪录片足以探讨深刻的话题。1991年秋，在四川省成都举行的首届“金熊猫”国际电视节获大奖的《藏北人家》和获提名奖的《走向太阳》，获纪念奖的《沙与海》及1992年秋在上海举行的“白玉兰”国际电视节上获奖的《十字街头》、《德兴坊》，都可以称得上是这类“采访艺术”的典范。与高超的采访谈话的艺术(如《沙与海》中记者对沙漠牧民刘泽远、渤海渔民刘丕成两家的女儿们的访谈即是耐人寻味的优秀段落)相媲美的，是镜头的叙事力量。《藏北人家》的摄影师把我们带到了辽阔肥美的雪山草地，在蓝天之下，净土之上，与牧民措达一家共同生活，经历了辛劳而充实的白昼，和平而静谧的夜晚。那些像主人公一样质朴、沉静的画面，不仅是美的化身，而且是提供了细腻的情境，使作品充满了诗意，凭添了哲理。北京电视台的《走向太阳》的镜头交代十分清楚，尤以首篇(共两篇)那位因脊椎骨裂而双腿残废的女青年，给人以永不低头的“生活强者”的形象。前部分在小屋中用段落镜头跟随拍摄女青年怎样艰难、顽强地以双手支撑体重，爬过一张又一张木椅，终于爬出了狭小的矮屋，驾着轮椅去探望几十公里外“母亲出生和埋葬的地方”，到绿茵场上为足球队员加油……这一段段画面，信息量那样饱满，给人感情的冲击是那么巨大；《沙与海》中的场面调度和对比、平行的段落组接相结合，融诗情、画意、哲理为一体。这些佳作，使我们增添了靠画面来抒情达意的信心，同时，更清醒地认识到解说词应当甘当“配角”，那种脱离画面“自说自话”、与画面“两张皮”(即画面、解说各行其事互不相关)的解说，或简单重复画面已表达的内容的“看图识字”式的解说，不应再存在下去了。

　　C，纪录片的叙事结构更适应纪实主义创作原则和典型报道的要求。

　　过去，我国的纪录片往往是概述成就、综合报道的手段。“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的“大拼盘”式的概述片，比比皆是。新的历史时期要求电视纪录片充分体现实事求是的精神，不讲空话，不喊口号，言而可信。它以事实的播出能得人之心、入人之脑。这只有从现实中去发现“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最可塑造的、最有趣的”(匈牙利电影美学家贝拉?巴拉兹：《电影美学》)题材、对象，借此来把我们的社会倾向鲜明地表现出来。因此，当代中国纪录片在叙事方法、结构上的变革，它首先体现在“叙事情节化”，即纪录片所叙述的时间、空间上的特定性。例如上海电视台的《十五岁的初中生》、《德兴坊》，所展现的故事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环境和特定的情景、氛围中的(前者主要是记述临近毕业前最后半年的市立上海中学学生的生活和心态；后者则是记录上海老市区“石库门”居住区的家庭两代人和邻里之间的关系)。过去，有些电视片的人物不是在具体的时空中活动，不是在具体的事件中活动，而是在抽象化了的“场景”中活动，再依仗解说词来讲抽象化了的人物经历和人物品性，因而，虽然拍了“人”却是干瘪的，仍然是抽象化了的“符号”。这些新的纪录片，却总是把叙事对象集中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地、某人发生的某事。它甚至通过字幕、镜头、解说来突出它。这种时空的特定性，使得一般性的生活场景和无时空特征的抽象内容具有了一种可经历的情节含义。

　　情节化的叙事还表现在事件发展的连续性和整体性上。连续，即过程化，有因，有果，有发展，有高潮。纪录片不同于故事片，不能虚构完整的情节。但如果我们把纪录片当作对现实生活过程的直接反映，运用跟踪拍摄的方法，即可以纪录完整、连续的真实情节。例如山东电视台女编导祝丽华的《方荣翔》，跟踪拍摄了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方荣翔生命最后5年的奋斗历程。上海电视台的《十字街头》也以两年时间跟踪拍摄上海退休老人上街头维护交通秩序的事迹及他们的追求、他们的苦乐观。而《广东行》中介绍过的工厂与企业家的故事，也都是完整的、连续的。上述纪录片作品提醒人们记取的另一要点是：对于纪录片来说，再现过程比展示成果更有价值。与叙事情节化相连接的是“叙事对象个体化”。当代纪录片在叙事结构上多取单主体、单主线贯串、时空连续的开敞型方式。通俗地讲，就是每片一个(或几个)主要对象、一个故事、一个主题、一根主线。这几部纪录片新作，大多都有这样的结构特点。例如《藏北人家》是牧民措达一家的一天生活、劳作的完整记叙。《沙与海》则以平行对比的手法把生活在沙漠与海洋的两个刘氏个体户以同一主题——即生活需要付出、需要拼搏——来贯串；《走向太阳》上下篇各表现一位残疾人：当上北京足球球迷协会主席的下肢截瘫的姑娘，和克服失聪障碍坚持完成学业的少年；《德兴坊》、《十五岁的初中生》、《十字街头》、《呼唤》、表现的面虽然广一些，但仍然把镜头集中在个体对象上。

　　叙事对象的个体化，不但有利于把主题往深度开掘，增强了所展示事件、情节的可信性，而且也正是纪录片观众进入审美体验的基础。人类认识世界，从来是从个体到一般，从感性到理性。而电视这个传媒，又是长于具象而拙于抽象，屏幕上展现的影像总是特定的、具体的。因而，电视纪录片在叙事对象个体化方面越自觉，越能使作品符合人们认识的规律，越具有生命感和亲近感；进而言之，越能使作品脱离一般社会学层次，上升到审美层次。在这一时期中国纪录片创作进步的历程，所取得的收获是很宝贵的。但是中国幅员广阔，电视纪录片发展是不平衡的。有些作品制作水平不高，特别是创作观念和策略上的落后在有些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些，都有待于提高和改进。

　　3，电视文艺节目

　　电视文艺节目也开始转型，并迅速发展、繁荣。

　　但是在起步的时候，电视文艺工作者感到的却是新时期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一方面，中央广播事业局根据观众要求向电视台提出增加节目播出次数和演唱播出时间的要求；另一方面，电视文艺又面临新影片、新剧目首播权被取消的致命打击。电视文艺工作者感到“被逼上梁山”，必须开辟出“电视独自发展的道路”。他们从改革开放以来陆续引进的外国电视节目中呼吸到一些新鲜的空气。另一方面，以北京广播学院和个电视台派出的访问学者带回了许多电视传播的新理念，也有的放矢地和电视制作、播送实践相结合，许多电视编导逐渐明白电视传媒有着自身的特性和规律，例如电视的兼容性、现场性、连续性以及观众的深度参与性等等，这些新的理念都在不同程度上滋润了电视文艺的创作。很快的，就取得初步成果。

　　1979年9月15日至10月21日，中央电视台举办了“庆祝建国30周年全国电视节目展播”，在41天内，25个省、市、自治区推荐了自己的电视文艺节目，形成了21年来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的节目交流。

　　身处改革大潮汐前锋的广东电视台率先为全国观众送来了温暖的南风。1981年元旦，他们开办了一个杂志型文艺专栏《万紫千红》。它的内容丰富多彩、形式活泼多样、结构灵活多变。既有以风光旅游为主的娱乐专辑，又有主题文艺晚会，也有花式翻新的各色拼盘，还有综艺晚会和观众自娱节目。它一出台就让人觉得耳目一新，受到观众欢迎。1981年广东台又推出了《百花园》专栏，专事播出经过整理加工的优秀保留节目。

　　1981年4月，央视又一次主办全国优秀节目评选，并在北京召开了文艺专题节目研讨会，推动了各地电视台对文艺节目的探索。就在这个时期，1977、1978年入学的大学生相继毕业，电视文艺队伍增添了新鲜血液，扩充了队伍，并且为电视文艺带来了活跃的新思维、新观念。

　　1982年10月下旬，央视召开了“节目栏目化”的专题研究讨论会，同时开始筹备新的春节晚会。接着，1983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成功，揭开了中国电视文艺广播全面发展与繁荣的新阶段。

　　与此同时，海外电视文艺节目也被积极引进。

　　1980年1月3日至4日，央视播放了法国的故事电影《红与黑》，并在放映前，由《文化生活》节目做了解读这部电影的分析。

　　1月5日到4月19日，央视以每周六播放一集的周期，连续播放了美国科幻电视系列剧《大西洋底来的人》（17集），这部电视剧并无深刻内容，制作水平并不高。但是它的离奇情节迷住了闭塞了十多年的中国观众，每周一期的播出周期有引发了观众的期盼感。但是，连续播出的时间一久，就令观众产生厌烦情绪。只有剧中人麦克戴的“麦克墨镜”风靡一时，使不少商人发了财。

　　6月4日，央视又播出了中日合拍的第一部电视单本剧《望乡之星》，片名由邓小平亲笔题写。随后《达尔文》、《大卫.科波菲尔》、《老古玩店》、《鲁宾逊漂流记》、《居里夫人》、《苦儿流浪记》、《娜拉》、《安娜.卡列尼娜》、《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一部接一部推到了电视观众的眼前，其中大部分都受到了观众热情的赞扬。但是。1980年10月11日开始在央视播出的美国电视连续剧《加里森敢死队》，其惊险样式、悬念迭生、充满暴力的场面引起了轰动反响，但是在播出12集后，被指令停播。其原因是许多观众包括公安部门反映该剧引发社会上的不安定。

　　1982年4月，日本的一部“充斥着陈腐道德的枯燥说教和矫揉造作的感情纠葛的武打片”《姿三四郎》，在征服了大上海的观众之后又进军北京。由此，掀起了武术热。5月，央视又推出了港产的功夫片《霍元甲》。

　　1984年7月，央视开始播放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它由佐佐木编剧，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宇津井健主演。在这部连续剧敲开中国大门之后，她的姐妹篇《红色的迷路》、《红色的命运》、《红色纽带》迅速在中国各地蔓延。与此相应，巴西电视连续剧《女奴》也在1984年播出，不久风靡全国。

　　党中央和政府一贯重视和关注进口电视作品的管理。1980年元月6日，胡耀邦总书记在一封反映当前电影放映情况的来信中批示：“电影反映和电视广播选择影片……一定要照顾我国的现实问题和历史发展的情况，照顾我国各民族的风俗习惯。脱离这些，也就要脱离不少群众。为了减少不必要的议论和防止副作用，我主张略加控制，即略为严一点”。1982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严禁进口、复制、销售、播放反动黄色下流录音录像制品的规定》；3月16日，中央广播事业局成立了录音录像制品管理处。同年12月23日国务院原则批准并作为国务院文件下达广播电视部制订的《录音录像制品管理暂行规定》。同时，广播电视部也特别成立了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对于各级电视台购买、译制、播放进口影视剧加强监督、管理，各台播出外国电视节目有了限额控制。

　　4，国产电视剧

　　比起电视新闻、纪录片、文艺节目来说，国产电视剧不可能立竿见影的在当年就出现明显的成效。因为，电视剧有生产周期的间隔。

　　因此，国产电视剧的复苏期，只能从1979年开始，至1984年 结束。

　　1979年，央视播出的电视剧数量是19部。篇目如下：

　　《他们》（电视小品，央视、抚顺市话剧团）；

　　《神圣的使命》（中国广播电视艺术团电视剧团、广东电视台）；

　　《玫瑰香奇案》（上海电视台）；

　　《选择》（上海电视台）；

　　《永不凋谢的红花》（上海电视台）；

　　《祖国的儿子》（上海电视台）；

　　《有一个青年》（中央电视台）；

　　《爸爸病危》（湖南电视台）;

　　《约会》（上海电视台）；

　　《保险高兴》（浙江电视台）；

　　《岳云新传》（儿童剧，央视）；

　　《万卡》（央视）；

　　《七个铜板》（央视）；

　　《灰姑娘》（央视）；

　　《人民选官记》（天津电视台）；

　　《从森林里里的孩子》（黑龙江电视台（；

　　《海浪》（河北电视台）；

　　《小哥俩》（儿童剧，广东电视台）；

　　《谁最能》（儿童剧，广东电视台）。

　　在这批剧目中，《永不凋谢的红花》和《有一个青年》在观众中反映强烈。前者是再现遭受“四人帮”残害致死的烈士张志新的故事。1979黏1日在上海电视台播出，几天后就在央视和全国各地播放。此剧深刻揭露了“四人帮”的罪恶，歌颂了张志新为真理献身的精神。编剧黄允在上海做了30场报告，听众和泣不成声。后者，是央视根据张洁同名小说改变的单本剧。它摆脱了当时伤痕文学的影响，通过一对男女青年真心青春、自学图强和忠贞的爱情故事，鼓励当代青年人把目光投向新的生活。此举在1979年10月2日播出后，几天内就收到全国各地800多封来信，一致认为该剧是青年人求上进、刻苦专研劳动技术的好教材。

　　1980年的电视剧，内容丰富，题材范围广阔是一个特点。全年央视共播出了131部从各地送来的电视剧。其中比较优秀的作品，有：央视的《凡人小事》（单本剧，赖淑君导演）、《乔厂长上任记》和河北电视台的《女友》（罗捷导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央视还拍摄了我国第一部连续剧《敌营十八年》。

　　1981年央视播出的电视剧128部（集）。其中包括《新岸》、《大地的深情》、《卖大饼的姑娘》、《你是共产党员吗》、《洁白的手帕》等一批有代表性的作品。

　　1982年度，全国生产电视剧348部（集），央视播出了277集。其中包括连续剧《蹉跎岁月》（蔡晓晴导演）、单本剧《周总理的一天》（河南电视台录制）、《武松》（山东电视台录制）、《鲁迅》（浙江电视台）、《赤橙黄绿青蓝紫》（央视）、《继母》（北京广播学院和央视合拍）等优秀作品，获得了1983年的第一届“飞天奖”的一等和二等奖。

　　此后的1983年和1984年，全国电视剧创作年年进步、岁岁繁荣。期间设置的《高山下的花环》、《女记者的画外音》等，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综上所述，中国电视剧在前6年的恢复阶段，主要特征是：

　　1，产量有很大发展，央视从最初的8部，上升到1983年的383部集。

　　2，基本遵循现实主义创作道路。

　　3，选材逐步拓宽，除了主旋律，英雄人物事迹，也重视了经典文学作品的改编移植，以及反映民间神话故事、童话和历史故事。

　　4，品种、风格、样式逐步多样化。

　　5，存在的缺点是反映当代生活而作品少。存在粗、俗、浅、露、拖、旧、假的状况。同质化、雷同化比较严重。有些节目因此不能在央视播出。

　　从1984年起，中国电视剧走向成熟。这个过程，可以一直延续到今天。

　　针对恢复期的经验和教训，1983年底，广播电视部委托电视剧艺术委员会、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联合召开了全国1984年电视剧题材规划会议。会上议定1984年要把反映现实生活的题材放在主要位置，并具体安排了各录制电视剧单位1984年题材规划。由此，1984年度，在中国电视剧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全年，全国共生产电视剧740集。其中有541集在央视播出，包括电视连续剧《今夜有暴风雪》；单本剧《走向远方》、《新闻启示录》；儿童剧《插班生》、《强盗的女儿》。特别是前三部作品，引起文艺界和广大观众普遍的重视，人们认为无论从思想性、艺术性的突破，还是从两者的完美统一的角度来评价，它们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使人们对于新兴的电视剧艺术水平刮目相看。

　　1985年初，我国电视接收机拥有量已经到达5000万台，观众总人数达到了两亿多。由此，几年前被文艺界、电影界视作“小弟弟”、“只是传播工具”的电视艺术，已经 “后来者居上”，成长为令人羡慕的新兴事业。“电视艺术”、“电视艺术家”这样的概念也已经成为社会“热点”出现在媒体语言中。1984年4月29日，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在北京成立；5月16日，北京电视制片厂更名为“北京电视艺术中心”；随后，各省市自治区的电视艺术家协会也像雨后春笋一样破土而出。

　　1985年度，全国共生产电视剧1300多集。央视共播出825集。其中优秀作品犹如群星璀璨，例如：连续剧《四世同堂》（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寻找回来的世界》（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诸葛亮》（湖北电视剧制作中心）、《新星》（太原电视台）；单本剧《巴桑和她的弟妹们》（重庆电视台）、《穷街》（上海电视台）；儿童剧《窗台上的脚印》；戏曲电视剧《喜脉案》、《秦淮梦》。

　　紧接着，1986年，电视剧又是丰收的一年。全年电视剧产量为1500集。央视播出946集。这一年的电视剧更着重向大部头、经典巨制迈进。其中王扶林导演的36集《红楼梦》（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和陈家林导演的16集《努尔哈赤》（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和沈阳市文联、中国新闻社联合录制）交相辉映。而《雪野》（辽宁电视剧制作中心）、《凯旋在子夜》（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单本剧《希波克拉底誓言》（央视、上海戏剧学院、重庆台、陕西台联合摄制）、《太阳从这里升起》（山西电视台）、《不该将兄吊起来》（黑龙江电视台），短剧《满票》（江苏电视台）等，都获得了轰动的效应。

　　1987年度，全国电视剧产量与上一年持平。央视播出1078集。其中包括《西游记》、《严凤英》、《乌龙山剿匪记》、《雪城》。艺术上有突破的是江苏电视台制作的单本剧《秋白之死》和儿童剧《跑跑的天地》。前者的特点在于真实感人的塑造了一位文人革命家瞿秋白的形象，展现了它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面前的坦诚、真实心态。后者努力从孩子的视角来表现孩子，充满了童心、童趣，克服以往儿童剧成人腔的弊病。

　　到了1988年，我国已经拥有电视接收机1.2亿台，观众人数达到6亿以上。这一年6月中国电视剧艺术委员会更名为“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广播电视部部长艾知生兼任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主任，副部长王枫和刘习良兼任副主任。秘书长为阮若琳，第一届委员由仲呈祥、洪民生、曹惠、钟艺兵、王云缦、黄望南、任远、王纪言、蔡襄、等25人组成，担负每年电视剧题材规划、电视剧“飞天奖”、电视文艺“星光奖”的主持和组织工作。

　　1988年10月开始，中央电视台队在该台播出的电视剧的规格、长度作出规范化、标准化的要求：连续剧（3集及3集以上）、单本剧（1集或2集）每集50分钟；短剧30分钟；小品15分钟。这一年度，全国共生产电视剧1800集，央视播出了1155集。其中包括《末代皇帝》、《师魂》、《家教》、《篱笆.女人和狗》、《好爸爸、坏爸爸》、《病毒.金牌.星期天》等。

　　1989年全国共生产电视剧2000集，央视播出1839集，其中包括《上海的早晨》、《商界》、《长城向南延伸》、《铁人》、《有这样一个民警》和《膏药章》等。

　　1990年，全国的电视剧产量较大。我们只能统计央视播出了1386集。其中有巨大反响的为《渴望》、《围城》、《辘轳.女人和井》；其他的还有：《宋庆龄和她的姐妹们》、《杨乃武小白菜》、《少年毛泽东》等优秀剧作 。

　　1991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李瑞环，在中南海怀仁堂同电视剧《渴望》剧组人员座谈。他高度评价了剧组创造性的工作，并要求认真总结他们的经验，促进我国的电视电影乃至在整个文化事业的繁荣。他说：“《渴望》不仅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而且为我国的电视剧、电影创作创出了一条新路”。

　　1月14日至17日，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和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在北京联合举行“大型室内剧《渴望》创作经验交流会”。《渴望》呼唤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需要建立新的人际关系，呼唤着真诚，这启示人们树立把回应当代社会的呼声——即艺术作品的当代性和社会性——作为电视剧创作的首要因素。

　　1991年全国电视剧的产量是5000余集，央视播出1752集。其中包括：《外来妹》、《南行记》、《编辑部的故事》、《中国神火》、《孔子》、《棒棒真棒》。

　　1992年全国共生产电视剧5000集，央视播出的电视剧为1600多集。其中包括：《唐明皇》、《风雨丽人》、《半边楼》、《天梦》、《神算子》、《大义夫人》，儿童剧《金色轮船》等。

　　中国电视剧在过去了的14年（1978-1992）里，从弱到强，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最主要的文艺作品展示窗口。电视剧艺术的兼容性，吸引了文艺界广泛的参与。它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也为各行各业羡慕不已。中国老百姓业余休闲的方式，因经济的制约，大多选择在家观看电视。因此，到了1992年，中国电视机拥有量达到了2.2亿。观众最多时候可以达到8亿以上。文化界和商界的大部分人士，都看到电视在中国是一个新兴的、具有强大生命了的事业。由于国家和整个社会的重视，中国电视艺术在任何时候都会寔兴旺、发达的。

　　中国电视剧艺术的发展历程，也改变着一些传统的观念。例如，电视不应当是“微缩影剧院”。但是，它是登堂入室的“家庭艺术”，电视的讯号是近距离和观众“面对面交流”。因此，电视屏幕上演的东西，必须贴近老百姓的生活，必须通俗易懂，必须准确、鲜明、生动。

　　电视刚从国外引进时，曾一度被人认定为“小屏幕”，不适于宏大场景、重大题材。14年的中国电视剧实践经验却打破了这种认识。现在人们感觉到：电视屏幕空间是有限的，比起宽银幕电影它甚至是“狭小”的，但是，它在时间上是无限的。因此能够包容剧院厚重感的任何重大题材。这种实践上的“无限”，也提供了电视摄像镜头可以兼用蒙太奇的切换、组接和时空连续的长镜头画面来表达宏大的空间。至于电视的“低清晰度”，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很快就会因为高清晰度电视的普及，而变成历史。

　　人们非常清楚，中国的电视剧艺术，从整体而言，没有衰落，也没有“赔本”的时候。到了20世纪末，电视文化已经成为人们所瞩目的创意产业。电视体制的改、调整，产业化管理、经营的课题，已经着着实实的摆在人们面前，不可回避。1989年，有人提出了电视剧生产基地化、工厂化、企业化的构想。

　　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国产电视剧生产方式法身了重大改变。1987年11月20日，央视无锡外景基地在太湖边上落成。1990年12月24日，央视的另一个外景基地也在河北涿州建成。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内外影视制作提供拍摄境地、设备、生活设施和工作条件。除了这两个央视基地，上海、山东、湖北、四川等电视台都陆续简称电视剧拍摄基地。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在改善室个 内剧拍摄硬件和软件方面也取得长足的进展。一批具有相当过规模的摄摄影棚相继北京和外地建成。

　　5，电视文艺全面发展繁荣

　　1983年开始，在经历了转型期和海外文艺冲击之后的电视文艺，进入了人全面发展的阶段。它的主要标志是：

　　（1）连续举办了大型电视文艺晚会，尤其是春节晚会的播出，开辟了新局面；

　　（2）文艺专栏如雨后春笋，充实了日常电视文艺节目播出；

　　（3）一批综艺节目诞生，并和栏目结合，星辰了电视文艺的拳头产品；

　　（4）各式自娱性节目、竞赛性节目频繁推出，影响广泛；

　　（5）国际交流日益扩大；

　　（6）对电视文艺节目的评奖、研讨获得加强。

　　电视文艺晚会影响最大的，首推央视一年一度的“春晚”了。从1983年到1992年，已经连续举办了10次。它已经是中国春节文化礼仪不可缺少的一项活动。也是电视文艺晚会节目中耗费精力最大、规模也最大，演播时间长，参加的演员最多，收视率最高、春播面最广的一类节目。由于全国大多数人口的关心，几乎整个社会的关注，春晚剧组所感到的压力也是最大的。

　　这台晚会的成功原因，最重要的是它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从中央政治局负责同志、中宣部领导、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领导都不止一次得给晚会节目作指导，央视领导则把春晚作为一段时间的重点工作。

　　春晚办得比较好的第二个原因，是每一节晚会都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主题要求：

　　1983年——团圆、欢乐、希望

　　1984年——爱国、统一、团结

　　1985年——团结、奋进、活泼、欢快

　　1986年——团结、奋进、欢快、多彩

　　1987年——团结、向上、喜庆、红火

　　1988年——欢乐、团结、奋进

　　1989年——团结、欢乐、向上

　　1990年——团结、欢乐、祥和

　　1991年——团结、欢乐、多彩

　　1992年——团结、欢乐、祥和

　　很显然，团结、欢乐是春晚的基调，它自始至终贯穿整个晚会，因而就成了春晚的精神特征。

　　第三个原因，是剧组全体工作人员一直坚持“多做、少说、不吹”的办事原则，团结协作、勇于拼搏，这已成为春晚剧组的传统。

　　第四个原因，是努力创新，不断扩大节目容量，节奏要紧凑，不要拖沓，气氛要热烈，节目要美，形式要“新、奇、巧、精”。譬如，要“开场踢好头三脚”，照顾观众过节习俗，讲究黄金分割线，准时敲响零点钟声，安排好大轴戏和小品、相声、歌舞三大柱等一系列成熟的套路。既要反映现实，还要弘扬民族文化，也是成功的经验。

　　第五个原因，要坚持现场直播，它不仅带来了观众的临场感和参与感，并可以根据现场情况随时调整节目的进程，因而加强了时效性，缩短了和观众的距离，有利于观众的认同。春晚的直播成功，为其他日常综艺节目开了头，也为此类直播节目培养锻炼了一支庞大而有效的团队。

　　综艺晚会一般都是安排在每周的周末晚上。例如1984年央视开辟的《周末文艺》；1988年推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