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在皮村的零工：“没有一个寒冷的冬天不可逾越”

马建东苦笑着说，经历了这么多还留在皮村，多少有种被抛弃在此的感觉。“但对于很多零工而言，已经是无路可退。”

（提前回乡的务工人员 田进/摄）

根据北京市气象台信息，12月15日至20日，北京预计将迎来寒潮天气，夜间最低气温达到零下12度。

只剩下一小部分务工人员，不得不困守在这片土地上。

最后一站

“9月21日-10月11日，累计工作9天收入1963元；11月6日-11月24日，累计工作11天收入2620元。”

（王海军的账本 田进/摄）

在不足十平米的出租房内，王海军摊开工作记录本一页页地展示着过去两月的零工生活。每一次零活结束，他都会用诸如“7：30-17:00，拔胡萝卜装车”等简单词句记录工作内容和时长。每记录满一页纸，就算一算这段时间收入总数和折算下来的日薪。

这是他外出务工多年一直保留的习惯。他说，做零活最害怕中介或包工头拖欠工资，记录下来能让自己找老板要钱时更有底气。

今年以来，他感到工作机会在缓慢减少。12月的前13天，他仅有4天有活干，为了挣钱，即使是需要连续工作一天一宿的活儿，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接下。

在皮村，中介们给搬运板材、装卸货物等零活的工价是每天180—200元，白班时长8个小时，晚班时长6个小时，加班费为25—30元/小时。王海军说：“做零工就意味着你没有挑工作的资本。为了挣钱，更愿意上晚班或加班。”

因为工作机会的减少，四川、河南的工友近几年逐渐搬离了皮村，王海军选择留在皮村的原因是实在想不出还能去哪里、能做什么。

1997年，20岁的王海军与父亲第一次离开农村，把家里的6亩地留给老人耕种，跟随着村里的建筑队来到北京开始了工地生活，“靠种地养不活一家人”。

在工地，运气好时，建筑工地会给他们提供一个容纳了十余张上下铺的工棚，但更多时候，两块砖、一块门板加上从老家带出来的一床被子，就是一张简易床。

此后20余年，王海军的爷爷奶奶和母亲相继因病离世，接连的疾病掏空了家庭本来就不多的积蓄，这些年间，王海军和父亲流转在北京的各大工地。几年前，父亲因为年纪大、腿脚不方便被工地拒绝，回到老家重新耕作起那6亩地。

王海军话不多，没有工作时，他待在出租房内发呆或看电视，偶尔翻看微信群寻找工作机会。实在无聊，他就沿着皮村的巷子溜达一圈，再回到出租房内。

两年前，经同乡人介绍，王海军和隔壁村的一位女性结婚，婚后依然独自北漂，只是变得更在意生活品质。出租房发黄的墙面用墙纸糊起来，陆续淘来的二手洗衣机、电视、冰箱塞满了房间，春节前，王海军会在出租屋内口贴上一副新对联。

做了半辈子农民工，王海军没什么熬不过去的，他唯一的遗憾就是没能在老家盖一栋新房子。老家的平房建成于30年前，现在已经是村里最破旧的房子之一，因此家里经常被村里人看不起。王海军的妻子和她两个正在上学的孩子都需要用钱，如果明年零活依旧难找，王海军还是想回到建筑工地。

技术工的滑落

2001年，初中辍学后，年仅14岁的马建东和亲戚搭乘“绿皮车”，从河北张家口奔赴北京。最初的几年，因为吃不了工地的苦，他一年间“逃”回家七八次，但最后都因为没钱，被父亲再次督促前往北京。

2007年，跟着老乡学会焊工技术后，马建东的工资从900元/月开始一路上涨。凭借这门技术活，从东三省、内蒙古再到云南、贵州，他跟随着各大建筑队老板走南闯北，他将那段时期形容为人生中最好的光景，“工地工资一年一涨，拆迁和新建房子的活也多，建筑队接都接不过来。”

2009年，伴随着皮村周边中小家具工厂大量招工，他在皮村安定下来。那时，皮村最好的公寓房租金为500元/月，其次是200—500元/月的自建房二楼，这些往往都是由他这样有技术的木工、油漆工租住，最后才是小工或学徒租住的整天看不到阳光的一楼。

2017年前后，皮村周边工厂大量搬迁，他这样的技术工也开始面临找不到工作的窘境。从舞台剧的群众演员到搭建展台的小工，只要是能挣钱的零活，他基本来者不拒。他最常在微信朋友圈发的信息是：在北京，有零活的老板请联系。

疫情期间，他也尝试去快递站干长期工，但他受不了快递站的节奏：经常要从晚上7点工作至次日早上7点，“在快递站，全程都需要站着干活，一天下来腿疼得都不愿意动。尤其是在冬天，因为没有暖气，经常是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时间长了身体根本承受不住。一个月到手工资也就四五千，还容易被罚款。”

随着收入下滑，他逐渐降低生活标准。租住的房屋换成了350元/月、面积不足8平米的平房。因为没有暖气，每到冬季他都需要用胶带、棉布等堵住各处漏风口；不干活时，他经常只在晚上吃一顿饭。即使在出租屋内，他双手也蜷缩在衣袖里。

他将目前的生活状态形容为凑合着生存，“供暖费至少400元/月，一个冬季下来就是1600元，那可是5个月的房租钱。”可即使如此，因为入不敷出，他的房租已经拖欠了好几个月，这是疫情三年都未曾面临的窘境。

在老家，因为重工业并不发达，同龄人如果留在当地大多数只有两条出路：或者靠种庄稼挣钱，年成好时，种一亩玉米纯利润在1000元左右，天气不好时，一年下来甚至会亏本；或者当服务员、保安、汽车修理工，月薪在3000元/月左右。

他说，他们这辈人一出生似乎就注定只能外出打工，要不就在老家过着紧巴巴的生活。马建东61岁的父亲做了半辈子修鞋匠，几年前因为在工地上兼职受伤成了残疾人，直到现在依旧没能讨回工伤赔偿款；妹妹从小患有自闭症，需要母亲每天接送去做治疗。

他曾想过换一个收入更高的城市，但又觉得目前还能凑合生存，如果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城市，可能一分钱都挣不着。他也想过缴纳社保让自己多一份保障，但收入不够。

在外漂泊多年，他极少将这些烦恼告诉家人。他打算和往年一样，年前在二手服装市场置办一套“新”衣服，然后风风光光地回家团圆。

“没有一个寒冷的冬天不可逾越”

最近，因为零工收入的下滑，53岁的张钰和家人的争吵越发频繁。

母亲耿耿于怀他当初未能学一门技术，直接将他现在的生活形容为一条不归路，妻子则会说他活得像一个“流浪汉”。

一开始，他还会向妻子解释不是自己偷懒而是实在找不到零活，后来，他干脆就尽量减少与妻子的沟通，“只要定时给家里转钱，妻子回复消息时就会加个笑脸表情。”

他也能理解妻子的抱怨。9月儿子大三开学，近1万元的学费等支出花光了他此前两月的积蓄。以往，没有零活时，妻子每月3000元的工资负责家庭所有开支，但作为村干部，从今年9月起妻子的工资就一直未能下发。于是，最近几月的开支全落在张钰的肩头。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孩子每月需要1600元的生活费。疫情前在老家冲动购买的代步车，每月需还贷2800元。家里的人情往来、水电费等费用也由自己负责。10月，儿子反馈说报考了一个考研培训班，为此借了一笔校园贷，需连续半年每月还款1200元。

他很庆幸9月和10月还能有足够的零活支撑家庭开支。那时正值各大会议论坛旺季，搭建场地需要大量零工。因此他经常在白天做家政，晚上就在国家会议中心、中关村大街、首钢园等地搭建场地。

但从11月开始，缺乏零活的消息笼罩在张钰所在的零工圈。前天晚上一个老板临时要5个人在村口集合。半小时内，村口就乌泱泱地聚集了至少30个人，张钰说像他们这种年纪大的人家根本看不上。12月，除了在社区里洗了两三台油烟机，张钰其他时间都只能闲在家里，“工友们也都互相打探能否介绍一份零活。不夸张地说，只要给钱，老板让跳坑，一大堆零工也会毫不犹豫地往里跳。”张钰表示。

最近两月，张钰将自己的开支缩减到极致，他把每天的生活费控制在10元以下，其余收入都转给家里。张钰向记者展示自己给孩子转账的界面，微信余额还剩8元。

和周围大多数工友不同，张钰曾经通过自考获得过大专学历，在图书公司做过文字编辑工作，也曾向出版社投稿挣稿费。随着年龄增长以及零活挣钱更多，他就彻底干起了零活。

张钰觉得自己比其他零工有奔头。当年，他选择独自一人北漂，妻子留在家里陪孩子上学。

2021年，张钰的孩子如愿以略高于一本分数的成绩考上了一所普通本科院校，他逢人就会聊起儿子学习成绩的出色和专业就业的前景。他说：“我们打零工的只有把儿子培养出来，才可能实现阶层跨越。”

他不止一次畅想过孩子毕业后的生活：2025年6月儿子毕业后，至少会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如果顺利进国企或考上公务员，自己就更早地结束北漂生活去投靠孩子。万一孩子找不到工作，至少还有读研这条退路。

此前，孩子向他提起过毕业后想和同学合伙创业，都被他以“不务正业”驳回。和儿子的电话沟通中，他常劝儿子把专业知识学透，找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别像自己一样颠沛流离。

在谈话最后，他自顾自念叨起明年的生活安排，“3月校园贷还完、7月车贷还完，压力应该就会减轻很多。”

紧接着，他提起自己多年前创作的一句诗：“没有一个寒冷的冬天不可逾越，春天终将会到来……”

窗外，依旧大雪纷飞。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