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藏有一批丰富的中国皇室肖像及儒家圣贤像，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都有一个系统化的统一装裱格式。例如帝王像的挂轴一律裱以带有云纹的金黄色绫，天地部份再衬以稍浅明黄色绫，背绫则题有「乾隆戊辰(1748)年重装」字样。这些图像最重要的包括有马麟款的所谓道统五像，[1]描绘伏羲、帝尧、夏禹、商汤和周武王五位圣君，宋代帝后挂轴共二十九幅，宋后挂轴十一件，宋代帝半身像一册，宋代后半身像一册，元代部份并没有挂轴，只有元代帝像一册，元代后像一册，明代帝王像挂轴有二十七轴，明代后像则只有《孝慈高皇半身像》一轴，另有明朝帝后像两册，帝与后同裱于一册。另外还有梁武帝半身像轴、唐高祖立像、唐太宗立像两轴、唐太宗半身像、后唐庄宗立像、至圣先贤半身像，圣君贤臣全身像，历代圣贤半身像等。[2]就风格看来，宋代之前的帝后像应该是后制的[3]，而宋元明三朝的肖像大致和其时代相符，应为原物。这批图像，根据《国朝宫史》等的记载，原本藏于内务府库，[4]乾隆时将其重置于南熏殿，因此传统上通称为南熏殿图像。这批图像，不但受到乾隆的注意，而集中收藏，民国以后，清宫收藏开放，也不断引发很多人的好奇及注意，不但民国初年的故宫周刊，不厌其烦地以连续刊登南熏殿图像。[5]迁台后的蒋家时期，蒋中正来故宫，也不忘特别观赏这批帝王画像，[6]而故宫几次重要的出国展出，包括1996年的赴美展与去年的赴德展，南熏殿图像都扮演重要的角色。

　　这批受到后世如此重视的作品，令人惊讶地是除了蒋复璁及李霖灿先生做过介绍，[7]及王正华教授于其博士论文中以一小节阐述过，[8]至今并没有太多的研究。王正华教授的论文是少数提及这批图像的形成及政治功用，她认为这是乾隆衔接汉正统的表态，其政治企图一如四库全书的编纂。这样的看法是可以由乾隆皇帝为南熏殿图像所写的《南熏殿奉藏图像记》一文中，提及其奉藏南熏殿图像的用意在于「以示帝统相承，道脉斯在」一句中得到呼应。很可惜的是，南熏殿并非王论文的重心，因此仅仅以一小节处理之，无法进一步回答这批图像的集结如何「以示道统」，也就是这批图像作为一个媒介（agent）， 如何产生作用，换句话说，本文有兴趣的是更细致地回答这批图像在更大范围的皇权建置的结构中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另外本文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而言，也有兴趣了解这批图像成立的时间点是否具有任何意义？而南熏殿作为这批图像收藏地的选择，是否有其考虑或纯粹只是巧合的结果？更重要的是，近年的清史研究，已指出乾隆作为一个汉传统的皇帝只是其皇权的一个面向而非全部，因此本文也将试图探讨乾隆作为一个满人的皇帝如何挪用一个象征汉道统的历史遗产为为己之用，而乾隆的满人认同是否左右这批图像的筛选。简而言之，本文将以介绍这批图像的形成为起点，试图回答上述的问题，并进一步把这个宣示汉道统的举措放在一个比较复杂的满、汉、蒙等文化共存的清政治生态中来考虑。

　　图像的成立

　　关于这批图像成立的时间，学者们多引用乾隆二十六年重修的《国朝宫史》南熏殿一条中所载，「乾隆十四年诏以内府所藏历代帝后图像尊藏于此」，[9]这与装裱题签「乾隆戊辰(1748)年重装」所指的乾隆十三年似乎不尽相符。查遍乾隆上谕档、高宗实录、甚至造办处活计档，也不见乾隆十四年有任何与南熏殿图像有关的记载。反倒是在乾隆十二年十月的实录中记载：

　　辛巳。上诣皇太后问安。敕藏历代帝后图像。并明代帝后册宝于南熏殿。谕。朕阅内务府库所藏历代帝后图像。盖沿袭前明以来之旧。扃鐍收藏，视同寻常图绘。未经启视。尘封蛀蚀，不无侵损，朕思胜朝陵寝，即世远年湮，尚为之禁樵苏而虔守护，使松楸勿剪，况缣素未渝，冕旒秀发。其何忍亵越置之。又明时帝后册宝。向贮工部库中。岁久亦不免遗失残毁。朕意欲并藏之南熏殿中。示崇敬焉。其中或有损阙。概令补缀完好。应重装者，即付装潢。其中如何编列甲乙。存录档籍。慎重珍藏之处。

　　内廷大学士等会同内务府总管王大臣。妥议俱奏。臣等恭查南熏殿正殿五间。请于正中三间内。各设朱红油漆木阁一。分五层。安奉历代帝像。每帝像一轴。造楠木小匣。用黄云缎夹套。包裹装入。按阁层次。分别安奉。东一间。安奉后像。均照前式制办。至帝后册页手卷。亦按帝后木阁安奉。西一间。置木柜一。安放明时帝后册宝。其功臣像。按轴置造小匣。套用红云缎。仍贮库内。再帝后图像，现有应修补者。请俟修补完好时。各按朝代。挨次编列甲乙。安奉木阁。并册宝收贮木柜。一并登记档籍存案。令内务府堂郎中。六库郎中。稽察照管。报闻。[10]

　　由上得知，这批帝王图像原本藏在内务府库，并只被「视同寻常图绘」，因此「尘封蛀蚀，不无侵损」。乾隆考虑到即使前朝的皇室陵寝都为之小心维护，况且这些图像「缣素未渝，冕旒秀发」，更不忍就随便弃之不顾，因此在乾隆十二年十月辛巳下令将这批图像中「或有损阙。概令补缀完好。应重装者，即付装潢。」，并藏之南熏殿。查阅造办处活计文件相关的修复记录，果然在乾隆十二年十一月初六的秘殿珠林中有一条记载：

　　初六日七品首领萨木哈来说首领文旦教历代帝王像后七十七轴、功臣像二十一轴，历代帝王先圣明臣等册二十八册，宣德行乐等手卷大小三卷。传旨交萨木哈重裱收什。钦此。

　　于本月十二日七品首领萨木哈为表做历代帝王后功臣等像九十八轴，贴得做法纸样四张，表册页手卷单一件，俱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将帝王后像挂轴，准用金黄绫，天地明黄，寿带绫边，其功臣像挂轴，准用蓝绫，天地苹果绿色绫，寿带绫边。俱照样按单表做，钦此。

　　于十二月二十日将表得历代帝王像表得手卷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进讫。[11]

　　由上所寻得的脉络看来，事实上乾隆是于乾隆十二年十月下旨要把旧藏于内府的历代帝王图像重新整理，并集中收于南熏殿，并非《国朝宫史》所述的乾隆十四年。在这个命令下达几天后，也就是十一月初六，这批图像马上被送到造办处的秘殿珠林处重新装裱。乾隆并详细指示了装裱的等次，用料，颜色等细节。短短的一个月多，也就是十二月二十日，这批画就装裱完成了。从乾隆皇帝第一次下诏指示处理内务府库的旧藏帝后像到完成，只花了短短的三个月不到的时间。如果考虑《国朝宫史》也是由乾隆下诏编纂，始编于乾隆七年，复辑于乾隆二十六年，南熏殿图像正是记载于乾隆二十六年的再修版，很令人很惊讶的是为何《国朝宫史》会把南熏殿图像成立的时间误植为乾隆十四年？仔细再研读一次《国朝宫史》的记载，在〈御制南熏殿奉藏图像记〉最末提到，「朕既藏历代帝后名臣像于南熏殿，为文以记之，并成是诗 写照应非古，羲轩谁所传，俨兹瞻日角，敬与保天全，暑雨宁侵幌，熏风尚入弦，睪然兴景仰，筹治勉勤干。」而查阅《乾隆御制诗文集》，这首诗的写作的时间的确在乾隆十四年。[12]因此，很可能的解释是图像的整理与装裱虽然在乾隆十三年初就已经完成了，但是为这批图像所作的南熏殿的整修很可能到了乾隆十四年才告成。也就是说《国朝宫史续编》所载的南熏殿，「殿前卧一碑，恭刻圣制〈南熏殿奉藏图像记并诗〉」应该是在乾隆十四年新的南熏殿落成后所立的。[13]

　　乾隆的选择

　　关于南熏殿图像的数目，比较不同时期的记载看来，似乎多少有些变动。乾隆十四年（1749）所写的《御制南熏殿奉藏图像记》中提到藏于南熏殿的图像计「帝后图像为轴者六十有八，为册者七，为卷者三，先圣名贤册五」，[14]而活计档中所载送修的轴数却有「帝后像七十七轴，功臣像二十一轴，历代帝王先贤明名臣等册二十八册，宣德行乐等手卷大小三卷」。事实上，乾隆成立南熏殿图像时并没有编纂一个详细的目录，一直要到嘉庆二十年胡敬受命编纂石渠宝笈三编，调查南熏殿图像，并写成《南熏殿图像考》，我们才有一个比较详细的细目。而这目录中却记载高达有轴九十八轴，册十六，卷三。而即使是同为胡敬所编纂的《石渠宝笈三编》，其中的内容也与胡敬自己的《南熏殿图像考》略有出入，例如《石渠宝笈三编》中记有唐太宗像三轴，而《南熏殿图像考》却只有一轴，另外《石渠宝笈三编》中没有辑录〈明姚广孝像轴〉，而又多了〈孔子世家〉一册。蒋复聪先生所以为最为完备的《大清会典》所载，事实上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续纂的，其中记载南熏殿由内务府广储司管理，计收有轴一百，册十八，卷三。

　　从乾隆十二年（1747）送裱、乾隆十四年（1749）写作《御制南熏殿奉藏图像记》、嘉庆二十年（1815）《石渠宝笈三编》的编纂、嘉庆二十一年（1816）《南熏殿图像考》的写作，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续编的《大清会典》期间，也许可能有人力无法预测的受损、遗失或增补，但是以乾隆《御制奉藏南熏殿图像记》中所载小心维护的状况，可能性事实上很小，因此其中的差异代表的可能是因应不同需要与角度的人为选择性的增减。

　　例如，在乾隆拟成立南熏殿图像的前三年，也就是乾隆九年三月，事实上内务府曾经做过一次内务府藏图像调查，其结果载于《内务府奏销档》，[15]以明太祖像为例，根据《南熏殿图像考》，应有轴十二，现在故宫藏有十一轴，只缺一轴。正如《故宫周刊》所言，「按南熏殿藏明太祖像、共十二轴、中一轴紫面虬须、如本期所刊者、余皆如第一百三十一期本刊所登之像、又有太祖半身像一帧、则作白须、亦与此像相类、而与前像回异、胡敬南熏殿图像考疑此系成祖像之伪、实则此太祖真像也、世所传作猪龙形如前所载者、或谓系当时故作此形、以图惊骇世俗耳、识之以质当世博雅 编者识」[16]。这十二件太祖像中，大部分是所谓作猪龙形的太祖丑像，这种太祖像，根据王正华的研究，在明末清初是非常流行的。回来检视乾隆九年的奏销档简目，却只记载有「太祖大小像两轴」，王正华因而推论南熏殿中众多太祖丑像应该是乾隆特别选择的结果。当然，也许有人会挑战这个说法，认为这批丑像也许在乾隆九年后才进内务府库，因而自然而然地被包含在南熏殿图像群中。

　　不管这个争论结果如何，我们比较可以确定的是，虽然乾隆在其《御制南熏殿奉藏图像记》中强调，这批图像是「内库积储」，即使「缺者弗复追补」，表示其并不加左右藏品的内容，「惧失真也」。但是由其送修记录中计有「帝后像七十七轴，功臣像二十一轴，历代帝王先贤明名臣等册二十八册，宣德行乐等手卷大小三卷」，而进南熏殿者仅有「为轴者六十有八，为册者七，为卷者三」看来，乾隆事实上是做了挑选，也就是内务府库送修的图像并非每件都进了南熏殿的收藏。由于没有细目，我们并无法得知乾隆究竟根据何种原则从七十七件送修的帝后像轴中选了六十八件进入南熏殿。但是最明显的选择应该是其实录中所提的，「其功臣像，按轴置造小匣，套用红云缎，仍储库中」[17]，虽然同时送修了历代功臣像的轴册，乾隆却决定把这批功臣像仍然留下原来的内务府库。这点在嘉庆十一年（1806）修的《国朝宫史续编》中更清楚地记载「茶库，在太和门迤西，隶内务府管理，乾隆十四年，移藏历代帝后图像于南熏殿，其历代功臣像仍弃斯库，为轴二十有一，为册三。」其后更列其详目。[18]

　　因此，历代功臣图像在乾隆的设计中是不包括在南熏殿图像中的。这点很多学者受到胡敬《南熏殿图像考》编排的影响，或是直接援引光绪年间的《大清会典》，或是征用《故宫周刊》发表的南熏殿藏品照片，都有所误解。由《故宫周刊》与光绪年间的《大清会典》的记录看来，光绪年间以后，历代功臣像似乎已经并入南熏殿的收藏，但是究竟何时并入，我们并不清楚。胡敬虽然把历代功臣像与帝后像一并记载在《南熏殿图像考》中，且在《石渠宝笈三编》中历代功臣像也置于「南熏殿藏」目下，但是在《南熏殿图像考》的序中，胡敬清楚提到他的书中包含的是「南熏殿旧藏古帝王圣贤像，附以内务府广储司茶库收贮历代功臣各像」。嘉庆七年（1802）年，蒙古族学者法式善(1753-1813)，以纂修《国朝宫史》，得观南熏殿既内库所藏的帝王及诸名臣像，他也记载「南熏殿藏古帝后像，凡轴七十有五」，「凡册十五」，「凡卷三」，而茶叶库藏「历代功臣像，为轴二十一」，「为册三」。[19]因此至少在嘉庆年间，南熏殿虽然在藏品数量上与乾隆时略有出入，但基本上还是维持原来乾隆的构想，也就是南熏殿图像不包括历代功臣图像，只包含历代帝后像与儒家圣贤像两个系统。

　　儒家圣贤的帝王化

　　乾隆为何要弃装裱好的历代功臣像于内务府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