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去年戴耀廷提出佔中運動開始，政改的博弈棋局便逐步成形，各門各派均提出方案以供社會討論。到今年5月6日的民間方案投票日，學聯、學民與人民力量的「公民提名」成為民間「唯一」爭取的方案時，筆者目睹他們拉票時對勝負的緊張程度，已知將來的博弈將會是硬碰硬的對抗。那是第一個轉捩點。
到5至8月，中間派仍有些少希望，希望能夠爭取北京的接納。不過，到8月31日人大常委落閘，便出現第二個轉捩點。博弈棋局只餘下學聯、學民和人力與北京兩大陣營，其餘的參與者均起身離場，成為旁觀者。不少人起初估計，北京既然下了御旨，學聯等民間力量只能擾攘一輪，可能包圍政總兩三天後便各自散去，然後特區政府的任務，仍是在二十多個泛民議員身上做工夫，游說他們就範，撬走游離票。
市民實踐framing理論
不過，包圍政總當夜，當警方出動防暴隊粗暴拉走學生，各方爭相救援，後來警方那一個又一個的催淚彈，便產生第三個轉捩點，一切矛頭均指向特區政府。電視機前的觀眾看警方與人群對峙，充滿推撞、慌亂、奔走的場面，感受到什麼叫做政治鎮壓，使大量市民湧向現場支援。
這些支援者不一定支持公民提名，而是出於義憤而參與，但在政府連串的鎮壓行動中，他們的義憤不斷提升，同時呼喚親朋參與，希望更多人救救爭取民主的孩子。在短短的十數小時內，數以萬計的市民產生共鳴感，實踐社會運動的framing理論（共同找到不公義的對象）。自此，爭取民主的方法就是與抗暴連結在一起，而政府是合法使用「暴力」的根源，心須加以制裁，因而不斷強化佔領行動的合理性。
隨着局勢發展，報章、電視、facebook、whatsApp等謠言和指摘滿天飛，在恐懼、不甘受辱與義憤的交織下，反而令大量佔領行動市民的立場更加堅定。加上警方及一些類似黑社會人物的干擾，這股抗暴政力量愈來愈雄厚。
到了這個地步，特區政府與北京才明白鎮壓所產生的反彈力，因而改以柔和的態度處理政改要求——北京不斷放出解放軍不入城的訊息、政改三人組主動邀約與學聯會面，以及董建華再次出山以慈愛長者的勸慰手法，遞上橄欖枝，希望釋稀一些壞印象，但一切已經太遲了。在暴力鎮壓的影響下，無論警方當時的判斷是對是錯，特區政府也變了大輸家。特區政府是兩陣對壘的夾心人，本來沒有改動人大決議的權力，在既定的框架內，只能作有限度的改善；但在鎮壓後卻成為所有投擲矛頭的對象，任何舉動均會被人誤讀和責罵，一切也須謹慎行事，以免加重民怨。
這種被廢武功的感受，只要看一看林鄭月娥在與學聯開會時照稿誦讀，對答時謹慎得甚為刻板，完全失去以往顧盼淡然的風采，便可得知。而且特區政府也知道無論政改能否通過，將來的日子將會崎嶇滿途，立法會與民間的反對力量已經凝聚，每項公共及社會政策都有可能給不合作運動拖得遍體鱗傷，必須增加公帑「醫治」。反而，始作俑者的中央政權，至今仍未受到攻擊。學聯及人力都明白，與其隔山打牛，倒不如拿特區政府出氣，打仔觀父母，以察反應。
佔領運動釋放野獸
希臘神話有個叫「潘朵拉盒子」的故事，美女潘朵拉因好奇而打開宙斯送給她的盒子，一切肉體與精神的病態，如嫉妒、怨恨、復仇、麻疹、中風等怪物及野獸都跳了出來，禍害人間。潘朵拉急忙關上盒子，只留下一個空的希望。
在佔領運動方面，每天都有不同類型的變化。在金鐘，每天都有小組討論及學習，也有不少講座。銅鑼灣較少突發事件。在旺角，因為有很多街坊鄰里、叔叔嬸嬸，這些都屬民間的交流，雖然間中有口角爭吵，但未構成嚴重矛盾。最主要處理的是，警方要求整理的秩序，以及一些民間社團的粗暴騷擾。
有些人認為，佔領運動是個人的醒覺運動，屬於個人領域，是一個政治認同運動。如果說有什麼轉捩點的話，只是指政府在處理民間糾紛時的雙重標準，例如封鎖《蘋果日報》的群眾不理法庭的禁制令，或是警方偏袒某些騷擾人物等等。這些看法仍是以不公義為論述，強化一個觀點，因為我是為社會公義而奮鬥，任何挑戰我的人就是不公義。
這就引起目前不少人談及的社會撕裂問題。一些非佔領者質問，為什麼你所堅持的公義就是重要，我所堅持的就不重要？有些人也會質問，我雖然支持你對公義的追求，但我不同意你的手法，有何不可？你有自由踩場，為什麼我沒有？這些質問，引起社會價值優次的爭執，令全城出現一個「社會秩序v民主發展」的二元對立情況，產生unfriend潮，整個社會政治化，前衞v建制，中間派等於牆頭草，把對方推向極端，只要出現一些敏感事件，對峙甚至暴力局面隨時都會發生。潘朵拉的盒子已經打開，困擾人類的怪獸咬噬社會的肢體和心靈，而我們僅僅可以留住希望。
上星期講課後，一位女學生上前要求我提供一些意見，如何協助旺角佔領區後面那些小商戶所面對的生計問題。望着她誠懇的眼神，感到在這大時代中仍有不少有心人願意承擔責任，維持社會和諧。不過，也真心希望高高在上的國家領導人，多層面地了解香港市民對爭取民主的堅持，也多些信任香港人所作的政治選擇。
刊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2014年10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