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浚生，福建长汀人。改革开放后历任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共杭州市委副书记兼秘书长，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浙江大学党委书记。

　　这30年中，我很幸运地亲历了中国两桩“大事件”，香港回归不用说，大家都知道它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的重大意义；四校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布局调整的重大举措。2001年，我在北京参观建党80周年的图片展览中，看到有两张照片中有我的身影，非常高兴和激动。现在来回忆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历程和国家逐步取得的巨大成就，确实心潮澎湃，无比激动和兴奋。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30周年，恰好也是我从一个普通的大学教师走上领导岗位的30年。我1954年考入浙江大学(以下简称浙大)，1958年毕业，然后当教师，后来担任浙大党委副书记、杭州市委副书记，再到新华社香港分社担任副社长，转了一圈最后又回到浙大任党委书记。我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已经整整50年，可以说真正全力以赴可以为国家工作的也就是1978年后改革开放这30年。

　　最年轻的我身兼数职

　　我从大学毕业后，一直是搞业务的，没有想过搞政治。随着改革开放，1978年，我开始走上领导岗位，担任浙江大学党委常委，分管学生工作。1980年任党委副书记。1981年和1982年，参加中央党校第二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和胡总书记是同一届的，当时他还在甘肃建委，我在三支部，他在一支部，当年这届学生总共有142人，后来任省部级干部的就有七八十人，最出类拔萃的就是胡总书记了。

　　1982年回到杭州，一开始，省委的意思是想让我直接当杭州市委书记，但讨论时有些人不放心，认为一个浙大的教师，缺乏地方工作经验，能管起这么大一个城市吗？所以考虑让老同志厉德馨先带我一段时间，这是省委书记王芳同志跟我谈话时说的。于是我做了杭州市委副书记，协助厉德馨同志管党务，当时副书记只有三个人，一个是市长钟伯熙同志，一个是许行贯同志，所以组织、宣传、统战、纪检、工青妇等工作都是我联系。后来加了杨招棣同志担任副书记，宣传文化就由他管了，但我又兼市委秘书长、市政法委书记，后来还担任了一段时间市经济开发公司董事长。为什么我会兼那么多职务，看来是厉德馨同志有意让我多了解各方面情况，好接他的班。

　　1983年我刚到市委时，杭州在经济上碰到了很大的困难，1—4月份经济负增长。究其原因是1982年企业推行承包制，全国生产发展很快，也就需要发放很多奖金。当时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就紧张了，国务院下了一个承包奖金暂不兑现的文件。1982年我们杭州市也是搞承包，经济形势很好，但是由于暂不兑现，经济一下子滑落。厉德馨同志深入企业调研，了解到这个情况后，通过新华社记者纪静如向中央发了一个反映杭州经济情况动态的清样。胡耀邦同志看到后批了一段话：看来，不兑现是不行的，请启立同志过问一下。胡启立同志就把耀邦同志的批示转给了王芳同志。省里拿到批示以后，找厉书记、找钟市长，那天上午他们两个人都不在，就把我叫到省里去，王芳同志说中央有个批示。我一看很好，我们正要解决这个问题。我把耀邦同志的批示复印了一份带回去，向厉书记、钟市长报告，中午就召开常委会，传达耀邦同志的批示，下午就在杭州王星记扇厂宣布杭州市1982年的承包合同全兑现，这样一来杭州市的生产形势又好了起来。这事我记得很清楚。

　　转入新华社香港分社

　　1985年，我调到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先后担任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副社长。1992年后兼任发言人，几乎天天上电视，很多香港市民也因此熟悉了我。为什么要设发言人？这和当时的国内外背景有很大关系。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国际上对中国政权能否维持到1997年产生了怀疑。1992年，英国国会外交委员会有文件说认为共产党政权能维持到1997年是不明智的，苏联那么强大不也倒了吗，英国对华政策由过去侧重合作，转为侧重对抗。当然在这个时候，英国一些比较理智的人士，还是较客观、明智地处理两国关系，继续维持对我国的友好。撒切尔夫人和港督卫奕信就是这样的人。

　　我记得在1991年撒切尔夫人来北京访问时，有一天晚上，她要求外交部陪同人员不要陪，她自己到街上去看看。她看了秀水街，觉得市面依然很繁华。之后她到了香港，当时香港工商界的人请她做演讲，她在会上说了一段话，让我很尴尬，她前面说她在秀水街看到的情况，如实地看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会变”，那很好啊，肯定了中国的政策不会变，后面接着说，“你们不要急，中国越开放，越改革，到最后一定会走资本主义道路。”香港的工商界当时最喜欢这些话了，拼命地鼓掌。我当时作为嘉宾坐在主座上，这一下就为难了，大家鼓掌我鼓不鼓掌，前面半句话很好，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一定不会变，但是后面的话我就不好办了。我只好拿起一个茶杯，端起来喝水，但是这个鼓掌不仅热烈，而且是长时间的，我总不能老端着水杯啊，我只好慢慢放下手中的杯子，当时记者的长镜头全都对着我，我的动作他们看得很清楚，后来报道出来，说张浚生呢，既不能鼓掌，也不能不鼓掌，就只好用右手点了几下左手的手心。

　　另外一个就是卫奕信，他比较讲道理。1991年下半年，他主动提出到珠江三角洲看一看，作为私人访问，不要官方接待。回到香港后，在一次我和他一起参加一个社团活动时对我讲，这次他去珠江三角洲看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确实不会变，后来在港发表演讲，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一定会进行下去。当然，作为港督，他要执行英国政府的政策，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之后，他也搞了些事情和我们对抗，如新机场建设方案也是在他任上提出的。其实香港要建这个新机场，1984年中英谈判的时候，我们中方就曾向他们提出，当时英方既没有赞成也没有反对。但是到了1989年，英方忽然把此事提上议程，这个工程是一定要跨越1997年的，他们不和中方商量就把方案公布了，这是不合理的，当然最后经过多次谈判，这个问题还是很好地解决了，最后的几轮谈判是由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和港督卫奕信谈的，我也参与了。1991年9月3日，中英在北京签署《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有关问题备忘录》。李鹏总理和梅杰首相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备忘录上签字。这个事情的解决对我们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呢，是新机场建设问题解决了，1998年以后香港有一个国际一流标准的新机场；另外一个，在政治上非常有利，因为自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之后，一段时间西方国家曾对我国进行抵制，但英国首相却到北京签约，成为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以后第一位到北京的西方国家政府首脑。这件事让英国一些顽固人士很长时间还耿耿于怀。因卫奕信比较理智，对华态度比较友好，引起英国有些人的不满，外界不断有传闻说，英国要换港督。梅杰从北京回英国路过香港的时候，一大批记者围上去，向他问了个问题，就是关于英国是不是要换港督的问题，梅杰的回答模棱两可，他既没有表态要换，也没有表态说不要换，而是说“现在的港督的位置没空缺”。

　　新华社香港分社第一个发言人

　　1991年12月30日晚上，香港《大公报》总编辑打电话给我，说“外电有条消息，英国政府要免掉卫奕信”。按道理，这么重要的事情，应该通过外交部和我们打招呼的，即使在香港过渡期，也应该要打招呼。这对于代表中方立场的媒体来说，就比较难办了，如果这则消息我们不登，那么这么重要的新闻漏掉会造成很大的失误，但是如果是假消息，我们登了，那英方会认为中方有意制造新闻，要赶走卫奕信。最后商量决定，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消息确定这则消息的真实性，那我们就在头版的角落里登个小消息，写上“据外电报道”，无论如何这样应该没有问题。结果到了晚上12点左右，英国外交部正式发布了这条消息。当时英国政府可能认为卫奕信比较软弱，不敢和中方对抗，所以要把他换掉，换上一个相对较强势、敢于和中国对抗的角色。彭定康这个人身上带有很强的殖民主义思想，他后来写过一本回忆录叫《东方与西方》，书里面肆意批判东方价值观，公开批判李光耀，还有对我们中国包括邓小平、李鹏等领导人都很不友好。在任期内，他强行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一个政治人物，需要全面地了解与你打交道的国家的有关情况，但是他不是这样，他接触许多对我们国家完全是负面的、不准确的材料。不过，彭定康的政治手腕不错，是个典型的政客。他上任那天，不穿港督的服装，而且上任后，马上走出港督府到老百姓家里坐坐，抱抱小孩啊，喝喝凉茶啊，以此证明他亲民，他很会作秀。

　　他一来，表现出来的态度就是非常不合作。1992年7月份他到任，9月18日，我陪周南社长请他吃饭。我们请他吃饭，一是他刚刚到香港，出于礼节；二是也想通过这种接触，建立友谊；三是想和他沟通一下，了解他10月初的施政报告中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部分想讲点什么东西。结果没想到他坐在沙发上，跷着脚，摸着下巴，脸朝着天花板，冷冷地说：“这个我还没有想好。”当时，周社长对我眨眨眼，用眼神沟通了一下，知道他不愿意与我们沟通。后来，他又对我们讲，他作报告那天，会把稿子给我们看的。但是，到了10月6日当天上午，我们去他那里拿稿子，他居然说，还没有印好。下午都要作报告了，上午还没有印好，哪有这种事。其实这个人说谎也说不好，那时，北京英国大使馆早已经把这个稿子的中英文版给我们外交部了，他就是摆着架势不和我们合作，要对抗。违反1984年中英双方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违反《基本法》，违反了通过外交途径达成的谅解协议。这一下子争论就公开化了。

　　之后，他去北京访问，和姜恩柱谈，和鲁平谈，也和钱其琛谈，最后和他们谈崩了。彭定康口才很好，经常发表谈话，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设立发言人制度，所以才叫我当了“发言人”。因为我分管宣传和外事，一般涉及要对外表态的稿件，先送我过目。我没把握的送周南社长，更重要的还要向中央请示，要与国务院港澳办、外交部沟通。舆论斗争很重要，也要及时，总之，过渡期间的不和谐声音很多，跌宕起伏，和彭定康之间的“争斗”也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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