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至1957年期间，我国经济发展相对快速和平稳。但在1957年到改革开放前，经济决策出现诸多失误，再加上政治运动频繁，“反右、”“大跃进”、“四清”、“上山下乡”、“文革”各种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经济发展波动甚为剧烈，高增长、停滞、倒退相互交替。在此期间，工业领域相对于建国初期取得不少进展，但工业化程度依然很低。

整体表现：经济增长达不到世界平均水平，几度衰退

（数据来源：此数据来源：麦迪森所著《世界经济千年史》,P296）

谈及改革前的经济成就，比较正统的说法是，虽然经济有诸多挫折，但成就依然是主要的，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大大提高的。”

伟大不伟大，需要对比才清楚。改革前30年，中国GDP和人均GDP增长率均达不到世界平均水平。在1952-1978年期间，我国GPD增长率不算起眼，GDP年平均增长率（为4.40%）低于世界GDP年平均增长率（为4.52%），GDP占世界GDP比重略有下降，从1952年的5.2%下降到1978年的5.0%，而从人均GDP来算，1952-1978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为2.34%），略低于世界人均GDP增长率（为2.56%），1952年仅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不足1/4（23.7%）；1978年为22.3%，而据世界银行统计，从1960年-1978年，世界人均GDP从446.5美元上升到1694.9美元，翻两倍，而中国只翻一倍，从97.5美元上升到155美元。当然，不少论者认为中国原来底子薄，所以经济增长不如人家，落后是由于过去所造成。其实，从经济发展一般规律来说，经济底子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中国改革前经济底子不如许多国家，但其改革后其经济增长率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再者，一般而言，后发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比发达国家要高，比如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

衰退在大跃进和文革：损失达5000亿元相当人民三十年辛勤劳动积累起来的一份家当

大跃进前后和文革期间，经济出现衰退

纵观改革前30年的经济，其发展相当波折的，在大跃进前后以及文革期间，经济严重倒退。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又在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文革的头三年，毛泽东发动红卫兵进行“夺权”“串联”，给经济带来严重冲击，因此1966年经济增长减慢，1967年和1968年两年经济出现负增长，分别为-5.7%，-4.1%。而在整个文革时期，诚如邓小平所言，中国“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是出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

大跃进和文革所带来的经济损失是人们关注一个焦点。大跃进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效益最低的时期，据统计，“大跃进”期间，每百元积累新增加的国民收入仅为1元，投资系数为74．1，远远低于“一五”时期的35元和1.56元。有人说，仅此计算，“大跃进”时期就损失国民收入1200亿元。

至于文革造成的经济损失，1978年华国锋在人大政府作报告中说：“从1974年到1976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全国大约损失工业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人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里仅指1974至1976年，由于当时正处揭批“四人帮”高潮，华国锋的话是否带有政治目的还有待考证。不过，一些学术著作也估算了文革带来的经济损失，席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一书中，这样说：“十年之间一共损失高达5000亿元，而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79年，我国全部国营企业（包括工农业、运输业、邮电业、商业、城市公用事业、建筑业）的固定资产原值为4892.5亿元，文化大革命十年相当于败掉了全国亿万人民三十年辛勤劳动积累起来的一份家当。” 这里5000亿的损失是按照正常年份每100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当然，基于不同的推算方法，得出的数字差异颇大。有学者也认为5000亿元的损失是1957年至1976年20年间所造成的，“如王丙乾认为：从1957年到1976年的20年间，‘财政收入少收3000亿元左右，如果加上支出方面的损失浪费、无效投资、平调退赔和处理遗留问题等，财政上总的损失有4800多亿元’，‘这就是20年间几次折腾付出的巨大代价’。可以确定的是：上述所说的‘损失’，实际都是指少增长，‘少增长’仍然是增长，‘少增长’与实际‘败掉了’‘一份家当’毕竞不是一回事。”（《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上》， 武力主编，P609，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出版)

期间建起了工业化体系，但工业化程度低，结构失衡

图注：1978年我国人均主要工业产品与其他发达国家差距依然很大。（数据来源：转引自商业部:《调研资料》1981年第56期）

从1952年开始，我国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到了1978年，我国工业体系有了较大发展，但是从人均GDP、人均主要工业产品量、城市化水平等方面考虑，工业化程度依然很低。以人均GDP为标准，人均GDP在600-800美元为工业化初级阶段，而中国1978年人均GDP为182.7美元，离工业化初级阶段仍然有很大的差距；此外以城市化率为标准，1978年我国乡村人口仍然占82.1%，依然是农业大国。

图注：改革前尽管经济和工业化有所发展，但城市化停滞不前，1958年到1978年，乡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20年仅下降了2.5个百分点。因为户籍制度农民被死死钉在土地上为工业化做“贡献”。（数据数据 《中国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 第十二卷》，叶裕民主编，79页）

不少人认为改革前的工业化积累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首先，这种“优先积累”并不符合经济规律，经济增长不仅需要积累，还需要消费拉动，如薄一波所说：“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必须尽力把国民经济中可能聚集的资金都积累起来，并按照恰当的比例，首先满足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建设的需要。但是，如果只顾重工业迅速发展的需要，过多地和过快地提高积累部分的比重，缩小消费部分的比重，以致影响人民生活应有的改善，那就是错误的了。” （《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八日 ）

再者，改革前的重工业究竟给改革后的经济增大带来哪些贡献有待评估，但至少产业的结构失衡阻碍了经济发展。邓小平在1980年1月承认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成为经济工作中最突出问题：“我们过去长期搞计划，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安排好各种比例关系。农业和工业比例失调，农林牧副渔之间和轻重工业之间比例失调，煤电油运和其他工业比例失调，‘骨头’和‘肉’（就是工业和住宅建设、交通市政建设、商业服务业建设等）比例失调，积累和消费比例失调。……除了这些比例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比例，就是经济发展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发展的比例失调，教科文卫的费用太少，不成比例。”

工业化是以牺牲人们生活质量为代价：78年人均粮食占有不如50年代

（数据来源：转引自商业部:《调研资料》1981年第56期）

在这种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思路下，所有资料都集中到重工业，结果轻工业和农业凋敝，消费品种单一，可以说，这种优先发展工业战略是以牺牲人们的生活质量为代价的。因此，在此期间国民的生活质量并没有改善，甚至倒退。“1957～1978年22年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名义工资由637元增加到644元，仅增加7元。就实际工资而言，1978年仅为1957年的85.2％，22年间减少了14.8％。这22年间，农民家庭平均每年纯收入由72.95元增加到133。57元，年均仅增加2.9％。这22年间，居民消费水平共提高47.5％，平均每年仅增长1.8％。若就实际消费量而言，全国平均每人每年消费的主要消费品，1978年与1957年相比，除猪肉与食糖略有增加外，粮食由203.06公斤降到195.46公斤，食用植物油由2.42公斤降到1.60公斤，牛羊肉由1.11公斤降到0.75公斤，家禽由0.50公斤降到0.44公斤，水产品由4.34公斤降到3.42公斤。……从总体上说，1957～1978年，居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处于徘徊、停滞状态，经济增长给社会带来的福利水平很低。 ”（《中国经济50年发展的路径、阶段与基本经验》 ，赵德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

工业化过程中经济绩效低：高能耗、低产出

要衡量一国的工业化过程是否成功，不仅要评估其结果，还需要考察其经济绩效。我国工业化建设绩效很低，资源浪费严重。譬如，在大跃进期间，“大办”“大干”风盛行，产量上升了，但产品质量堪忧。以钢为例，虽然名义上完成了生产l,070万吨钢的任务，但其中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在l，369万吨生铁中好铁只占70％。（《当代中国经济》，《当代中国》丛书，P334)。

瞿商在其《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绩效（1957年-1978年）》一文中分析，在此期间，中国社会劳动生产率总趋势是增大的，但增长的幅度不大，1961年-1962年和1957年-1968年两个时期，甚至是下降的。“从计划体制时期工业部门资金利用效率来看，1957—1978年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的价值也是下降的，从139元减少到103元;每百元固定资产净值实现的利润和税金、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和税金也是下降的。同时，每百元产值所占用的流动资金和每百元销售收入的成本都在增加。这些说明，工业部门的资金成本在增加，资金利用效率在下降。”

“再从能源利用效率上看，1957-1978年，中国能源消耗量增长了6倍多，从9644万吨增加到57144万吨。但每吨能源生产的国民收入却是下降的，从942元下降到527元，减少了400多元，下降了44%。而每万元国民收入所消耗的能源则从9. 6吨增加到19. 3吨，增长了100% 。可见，这一时期国民经济的发展代价不菲，是以高能耗、低产出为特点的。” （《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绩效（1957年-1978年）》，瞿商，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一期）